《共和国记忆60年》为献给建国60周年而创作，一套共三本，分别为编年纪事、成长地标和风雨人物，全面客观地展示了建国60年间的历史风云和亿万人命运坎坷，大处可揽国家民族之命运，小处可见社会民生之心态，鲜活而充满趣味。以人物、地标、编年三个角度记录共和国60年历程，在点式的记录中，梳理出一个国家的成长路径。

这里曾有时代的风云掠过，这里曾聆听过人民的期盼之声，这里推翻过旧时制度的束缚，这里吹响过改革开放的号角，这里见证了中国的华丽转身。

60个地标，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地图，拼成了共和国60年成长过程中的挫折与成就。

小岗、大寨、刘庄、蛇口、兰考……一个个熟悉或不熟悉的地名从历史中一一跳出来，讲述属于它们自己的那段故事。

地标，因为风云际会下的某些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从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转而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意义，逐渐转义为一个时代变迁的代名词。

本书选取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风雨兼程中形成的60个深具历史社会意义的地标，回顾了这些历史记号凝固、升华的过程，勾画出共和国蜿蜒前进的足迹，以及坎坷中仍昂首奋进的历程。

60年，意味着一个甲子结束，新中国历史的首卷已然付梓；60年，也意味着另一个甲子的开始，一轴新卷正徐徐拉开。

前言 地标和一个国家的生长【XI】

第一部分 风云时代

南京总统府：旧去的时代【3】

鸭绿江：战争后的战争【7】

拉萨1951：和平解放西藏【11】

一江山岛之战【15】

山西长治：农业合作化之始【19】

河南遂平县：卫星与公社之始【23】

徐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27】

庐山1959：中国向“左”【31】

大庆：能源之渴【35】

第一汽车制造厂：共和国的车轮【39】

铁西变迁【43】

沉浮南京西路【47】

长安街：规划之争【51】

罗布泊：核之地【56】

兰考：焦裕禄的县城【60】

红旗渠：人工天河【65】

南京长江大桥【70】

三门峡大坝和它孤独的反抗者【75】

陈永贵的大寨：标本农村【80】

北大荒：“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85】

石河子：年轻的城【90】

攀枝花的生长【94】

珍宝岛的战争记忆【99】

钓鱼台国宾馆：陌生的国宾基辛格【103】

刘庄破冰：缔造新世界的远见【107】

1976：唐山平了【110】

天安门：风的起源【114】

第二部分 开放年代

凤阳小岗：变革之声【119】

蛇口先行【123】

中英街起落【127】

汉正街：天下第一街变迁【131】

白天鹅酒店【135】

风云大邱庄【139】

南街乌托邦【144】

华西常青【149】

昆山开放：答案在风中飘【153】

柳市风云【157】

横店三变【161】

“地王”国贸【165】

浦东开发【169】

苏州工业园：学习新加坡好榜样【173】

卖光诸城【177】

中关村：中国硅谷的努力【18I】

上海证券交易所【185】

义乌：世界的超级市场【189】

秀水街：商业鸟巢【192】

第三部分 大国新局

大连软件园：软件中国造【199】

上海新天地【203】

保卫平遥【207】

798：从工厂到艺术区【211】

江村和中国农民的生活【216】

博鳌的亚洲之声【220】

阿拉善：商人与沙【224】

崇明移民【227】

平昌直选：云中的民主【231】

太湖治水：发展之殇【235】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之城【239】

青藏铁路：高原的铁路之梦【243】

汶川：中国之痛【247】

新建筑，新未来【251】

参考书目【257】

河南遂平县：卫星与公社之始

三角形的旗帜一片一片，在飘扬的旗帜下是拥挤的人群。天气仍然炎热，人们都穿着短裤和短袖衫或者背心。一些年轻的汉子们双手持着铜锣，相对而鸣。他们脚下是凹凸不平的土地。如果不去留意它的背景，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中国某个遥远的村庄的人们，在庆祝一个传统节日。人们脸上的笑容、手中的铜锣、舞动的姿势和飘扬的旗帜都表现出一种欢乐和喜庆的气氛。

没人知道他们所庆祝的事情最终将席卷整个中国，并且演变成一种针对他们自身的灾难。他们庆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成立：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组织形式。后来，著名作家、记者凌志军在描述公社时说：“公社既有支配生产的能力，又具有行政的权力，还是社会性的机构和慈善事业，甚至可以成为道德的王国，所以它在性质上已经是‘共产主义的雏形’。”

按照凌志军的记述，“公社”这个概念和这个名称诞生在一列南行的列车上。这列列车的乘客包括当时中国最显赫的几个政治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以及邓力群。“我们四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回忆说。

一到郑州火车站，刘少奇就让前来火车站见他们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说回去试验这个想法。接下来，火车继续南行。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目的是去见毛泽东。

两周之后，毛泽东这样阐述他理想中的农村，它将由公社组成：“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还编出一句好读又好记的诗，让不通文字的农民只听一遍就会永世不忘：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吴芝圃的试验地是遂平，位于河南省南部的一个小县城。或者也有可能，是遂平自身变成了历史的试验地。

遂平县的变化是将县里的四个乡合并到一起，成立一个大社，这个大社不但是经济联合体，还有武装和公安机构，它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卫星集体农庄”。

1958年5月，国务院分管农村事务的副总理谭震林来到河南。谭震林也知道了刘少奇让吴芝圃在河南做试验的事情，他到河南的目的，就是要看吴芝圃的试验是否已经有了一些结果。于是，他看到了这个名叫“卫星”的大社。凌志军说，谭震林“兴高采烈地告诉农民，他们办的正是‘共产主义公社”’，和巴黎公社差不多。

谭震林向有些困惑不解的农民们解释共产主义公社的前景，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第一，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鸭、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在郑州的省委会议室中，谭震林还对既期待他的评价但又忐忑不安的遂平县县委书记处的同志说，卫星集体农庄，比苏联的集体农庄级别要高。于是，对谭震林的汇报一结束，遂平县县委书记处的同志们，马上打电话回去，让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当晚把遂平县所有的集体农庄名字全部改为公社。于是，这个叫卫星集体农庄的大社就被改称为卫星公社。

5月中旬，《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李友久到遂平县调查。李友久虽然地位不如副总理谭震林显赫，但是以《红旗》杂志当时的地位，它的编辑也自然就站立于理论上的高地。而当时的理论对实践的影响是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们难以想象的。李友久对卫星公社的党委书记建议说，公社的名字中最好有一个地名。这里什么地方最有名？当然是崦岈山。但是喳岈山只是遂平县南的一个小村庄，公社不能建到那边。李友久说这没关系，公社可以建在其他地方，但是名字中带崦岈山的地名。李友久又开导公社的党委书记说：“这是谁的公社？”

公社书记不假思索地回答：“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崦岈山也是人民的。‘公社’前面应该加上人民两个字。”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公社就有了自己正式的名称：崦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卫星公社名不虚传，成立第一年就放出一颗“卫星”。6月夏收，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宣布自己达到了小麦亩产量3821斤的高产。这条新闻被急于证明合作化和公社优势的媒体放大。

6月18日，《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韩楼大队小麦亩产高达3 821斤的高产量。

后来，人们发现，亩产3 821斤这个数字，是以20亩地的总产量10210.9斤，除以2.9，将20亩地的产量算到2.9亩的头上，又每亩加了300斤，如此计算出来的。

但是没有人会去想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高产。或者，按照农民的常识，基层的干部和农民不可能不知道遂平的这个数字存在谬误，这简直是在吹牛，是在欺骗党和毛主席。

“虚假的局面是以现代科学的统计方式来造就的。最初发生在1958年6月，几乎全部围绕着土地的产出展开。遂平、襄阳、魏县、谷城、临漳、光化、商丘、辉县、安国、徐水、西平、汕头、贵溪、闽侯、麻城、孝感、繁昌、郫县、寿张，诸如此类的小县，都在夸耀自己的高产。高产已经成为整个农村的特色，粮食亩产纪录每一天都在刷新。6月8日这一天，最高纪录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公社的手中，为1075公斤。3天以后为河北省魏县打破，为1197公斤。此后，纪录又在各个地方的竞争中一路上扬，16日为1332公斤；18日.2206公斤；23日，2344.5公斤；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为2551.5公斤。到7月，纪录又连续4次被刷新，亩产高达4400公斤。8月，由7500公斤增至21537.5公斤。9月1日，《人民日报》说，河北省徐水县的一亩小麦可以收获6万公斤，另外有一亩山药可以收获60万公斤。事情已经离奇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却远未登峰造极。最高纪录在两周以后为四川郫县打破，18日，他们说自己的水稻亩产为412262.5公斤。”凌志军记录道。

按照遂平县的计算方法，亩产3821斤这个数字，是以20亩地的总产量算做2.9亩的总产量，那么最高的一个数字，水稻亩产41万多公斤（注意，单位是公斤），是将多少土地的总产量算做一亩地的总产量？终于，由遂平县卫星公社开启的荒唐的试验，到了极端无理智和荒谬的地步。

此后许多年，人们也无法明白，理智何以丧失，常识何以被抛弃，而抛弃常识、丧失理智的人当中，很多人正是以坚持常识和理智闻名。

P23-26

四面江山来眼底

朱学勤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这是中共党内四位秀才于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目睹局势急剧恶化，却又无能为力，不得不吟诵的古人名句。诗言志，亦言史，一部共和国史，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成长史。60年弹指一挥间，回首来时路，何者该言，何者难言，何者又不得不言？

居然是更为年轻的一代，拿起笔，承续民间著史的传统，来总结我们这代人亲历的共和国史，这使我感到意外，也使我从苍凉转向欣慰。初生牛犊不怕虎，总要有年轻一代能遗忘上一代的创伤，无知而又无畏地冲入禁区。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大起大落，历经磨难，却又生生不息的希望之所在。

本丛书作者都是记者出身，因其强烈的现实参与，敢于突破传统史学之拘束。所谓“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大体，他们对此既有吸收，又有突破。《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采用“编年”形式，《共和国记忆60年·风雨人物》（下称《风雨人物》）采用“纪传”形式，但在《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中，他们另立了“纪事本末”体的新形式：“共和国台历”。“台历”排列60年来每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利于读者纵向回顾。《共和国记忆60年·成长地标》选择60个典型地点，从天安门开始，经一江山岛战场，至凤阳小岗村、上海新天地，最后以义乌小商品市场、新时代新建筑结束。在我有限的史学阅读中，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史学编撰体例。年轻人大胆创新，首先应该得到肯定。

新闻乃历史之“草稿”，记者乃历史之“场记”。记者著史的另一特点，有鲜明的现场感，细节凸显，栩栩如生。如《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1961年条目：

这一年粮食短缺更严重，以至于当时上中学的邓朴方和同学在报纸上看到科学家提出“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甚至有人换算晒多长时间太阳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他们就每天中午去操场上吃“太阳鸡蛋”。

对于那场灾难，我们并不陌生。如上述“太阳鸡蛋”，出自邓朴方的回忆；“人相食”记录，出自《顾准日记》的商城部分，读者可能分别读到过，但引用为共和国编年史料，在这里却还是第一次。引读者入现场，点到即止，再不必多言。

作者之眼力，还在于能从当时的新闻版面，点出后面的历史要穴，寥寥数笔，画龙点睛，如1955年的“共和国台历”：

用“粮食部”名义印制的1955年版粮票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使用，这是中国粮票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年。

1955年，“粮票”之“开元”，这是人们容易疏忽的一年，却是不能遗忘的一年。乡村与城市，鸿沟在此，30年难平。此外，不服从者不得食，“户口”之下有“粮票”，这是计划经济在另一层面上的一大发明。人类自有印刷术以来，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小，却能牵制亿万人命运，因而也最为沉重的印制品。

而在《风雨人物》中，尤显作者之胆识。如顾准、杨小凯、高耀洁、张思之等人入选，唯有他们，才能挽回一个民族在沉默年代的集体耻辱。李慎之先生难以入选，但在《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起首，作者却引用李慎之十年前“风雨苍黄五十年”为开卷。不入选，胜似入选，读者自能理解这一苦心安排。

《风雨人物》也没有忘记另一些人物。对那些留下多方面记录的复杂人物，难以落笔的是评论，更难把握的是分寸。

如对科技界钱学森：“一个天分极高，起点极高的科学家，由于时代的裹挟，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制，不仅没有创造出伟大的科学成果，而且丢掉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就是钱学森一生的写照。面对这样的人生案例，我们无法赞美，无法抨击，只是心中堆满了对钱先生深深的同情。”

如小品艺人赵本山：“在赵本山的‘忽悠’下，假李鬼登堂人室，真李逵黯然退场，这就是二人转在全民狂欢时代面临的尴尬局面。狡黠的农民赵本山尽管没坚持艺术底线，却因为既媚权又媚俗，赢得一路掌声与喝彩。从赵本山的发迹史，多少能寻到这个时代错乱的足迹。”

如当红文人余秋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是余秋雨这些年的生存砝码。2008年6月5日，在汶川地震未满一月之时，余先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博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天下的父母都无法同意余大师的‘大局观’，让家长面对孩子的死还要保持‘动人的气氛’，这一次连央视都没有买账，《道德观察》节目就点名指责余秋雨用心不良。”

在众多批判余秋雨的声音中，谢泳的评价最为宽容平和。以此作结，以飨余先生：

余秋雨看起来是一个什么好事都赶上了的人，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又可以说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他早年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总是能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妥协，这是他的最大优点，也是他的最大局限。他是一个永远生活在当代的作家和学者，他不大考虑未来。

这里的分寸，已经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也只有在民间“场记”的笔下，我们才能读到如此现实的历史。历史流经我们的眼前，因此方有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历史与现实交汇如此，我们方能反过来说：“一切当下，都将记人历史。”

中国历来有民间著史之传统，“……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阙有国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以“诗”易“史”，也能说通。发此慨叹者，也是在身受宫刑逐出朝廷之后，方有《史记》。民间著史之艰难，当然在于个人可能遭遇不幸，或“厄”或“迁”或“难”，还在于官家封锁“记忆”，垄断“记忆”。由此而言，一部史学史，当然会成为双方争夺“记忆”的历史。

谨以此，为读者推荐此书，亦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