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孩子们的童年和学生时代所经历的生活和学习，令这些如今已人到中年的人们刻骨难忘。

本书以大全景的模式描写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所经历的场景，包括野营拉练、看露天电影、借小人书、学工学农、课堂学习、恶作剧、玩闹游戏、体育运动、干家务、过年节、买东西、穿衣打扮、流行语等，翔实真实的资料、温暖细腻的记忆、幽默风趣的文字使本书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使我们重温了特定年代的岁月。

这本书是在2005年2月出版的《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较之原版，订正了一些漏误，改动了一些文字，调整和补充了一些内容和图片，加写了一些章节。书里所提到的“北京孩子”一词，是针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言的。

序：“红底金字”年代的北京孩子

 原版序

 一幅鸟瞰图

 北京孩子的生活和成长环境

 “复课闹革命”以后

 “北京孩子”走势  穿越当年的校园

 小学时代

 臂章替代了红领巾  课本：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千篇一律的教室 帆布书包 低年级和高年级

 中学时代

 改校名 斗校长 变，再变

 给同学分拨 无“恶”不做

 操场

 课外活动

 车内一景  在游行行列里 扫墓、游园、参观

 组字：说不出的滋味 去迎宾

 拉练与军训——开门办学之

 学工与学农——开门办学之二

 小学生：象征性活动 中学学工纪事 中学学农纪事

 玩

 时代背景

 收藏加赌博类

 烟盒 冰棍棍 瓷片\\铁片\\奶瓶盖

 糖纸、剪纸 弹球

 群体类

 骑驴砸骆驼 攻城 打皇帝 踢罐

 双球打垒 官兵捉贼

  一组集体游戏

  “老狼老狼几点了” “摸瞎子” “一网不捞鱼” “我们要求一个人”

  器械类

  放毒气弹 埋地雷 打绷弓仗 冰车大战

  跳皮筋 沙包三玩  粘蜻蜓

  打嘎、抽“汉奸”  抓拐

  另归一类

  养热带鱼  养蚕  遛车  玩“坏”

  精神食粮

  啊，电影

  “天堂” 看过N遍的片子

  生活中的电影“含量”  看电影奇遇记

  小人书之旅

  【附】回到“小人书∥时代(姜维朴的记忆)

  字书——一个即将消逝的概念

 “毒草”还在泛滥  黄新原的读书生活  手抄本

  窗外事 《水浒》情结

  【附】鲁智深岂能再遁空门(邢东田)  小说之外

  【附】王府井书店的一天—— 年“五一”纪事

  三大运动

  乒乓球

  天下第一“球”  都是球迷  都是追星族

  自行车

  “掏裆”时代  “战车”时代

 拔座\\换锁\\卸架子 锰钢车、外国车——都是展品

  遇罗克他们的香山之行  和警察打交道

  游泳

  游泳池——孩子的仲夏之梦  “会游了”之后

  两种游泳衣裤  水中绝活  另一类绝活

  日常生活(一)

  家庭调查

  两种生存要素  居住环境  家当

  家务活_

  家务活之一—倒炉灰  家务活之二——洗衣服

  家务活之三——收拾屋子二 家务活之四—二做饭

 大采购

 从合作社到百货公司  粮食  油盐酱醋

 咸菜豆腐  鱼肉禽蛋  蔬菜  水果

 年货

 零食

 冰棍 糖 点心

 日常生活(二)

 浴池

 淋浴和盆塘 洗澡：被归于“文化娱乐”的重大活动

 公共浴池见闻 单位浴池见闻

 理发馆

 一到八级 学生头及其变种 理发馆外的理发

 照相馆

 “中国”与“大北” 如此照相 橱窗陈列的名人

 昨天的时尚

 穿戴

 栽绒帽子\\军帽 “板儿绿”\\制服\\口罩带

 “白边儿懒”、回力\\五眼棉鞋

 毛线帽、拉毛围脖\\蓬松发式

 军装、花格外套\\假领子\\肥裆裤

 襻鞋、猪皮鞋\\塑料凉鞋

 打群架

 茬架 ［附］刀光灿烂的日子(李乔)

 顽主  战例(一)  战例(二)

 享受一二三

 孩子“烟民”  酒量是这样练出来的

 从莫斯科餐厅到小吃店 “拍婆子”

当年的段子

后记

1974年10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复兴门立交桥竣工，今天的读者还可以在桥体上找到刻着施工单位和竣工时间的标志。此前，北京市区没有立交桥和高架桥；没有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没有二环路(1977年7月7日，二环路象来街至月坛南街一段率先通车)，更不用说三、四、五环路了。今天的三环路以外，几乎都是菜地或农田，属于某个公社所辖。城里的马路大多为四车道，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二车道的，不少马路的两侧或中央有排水沟。那时没有主、辅路之分，多数马路上的汽车道和自行车道没有被隔开，马路中央没有隔离栅栏。人行横道也不似今天的斑马线而是两条虚线，大多形同虚设，因为市民往往视而不见，就顺脚的地方穿越马路。十字或丁字路口都设有岗亭，红绿灯是由里面的交通警察手控的。繁华地段的路口中央设有安全岛，警察站在上面用红白相间的指挥棒加手势指挥交通。这样的场景，搬到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而当年这种“原始”条件下的交通状况，却远有序于现在，原因很简单——车少。

有报道说，截至几年前的2003年9月，国产轿车的款型已达115个，每年仍在以几十款的速度陡增。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街上跑的汽车，常见的和不常见的相加，品种和车型都数得过来。

以小轿车为例，街上能见到的有吉斯、奔驰(当时称奔斯)、吉姆、雪佛莱、别克、道奇、斯克达、伏尔加、华沙、胜利20、丰田(以上为进口车)，红旗、东方红、上海(以上为国产车)等一二十种牌子。当中的一款吉斯牌卧车，据说是苏联领导人送给中国领导人的，数顶级车，总共没几辆，毛泽东、郭沫若各有一辆，北京市民难得一睹。奔驰车可以见到，但奔驰600型，据说国内只有两辆，陈毅坐一辆，“文革”时转由黄永胜坐；另一辆被拆改成仿“红旗”车。高级干部乘坐的卧车，大体前期是吉姆，后期是红旗。其他几种，伏尔加、华沙、胜利20，是马路上常见的中低档进口车，但里面坐的是谁，也不可以“车”取人，刘少奇的子女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有这样的记述：“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卧车接爸爸去谈话。”有照片可证，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乘坐的也不过是一辆最普通的敞篷吉普车。众所周知，1966年春夏之间，毛泽东在湖南老家的滴水洞住了一些日子，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坐的是吉姆车。国产车以上海牌居多，红旗车又有“一面”、“三面”之分，只有国家领导人和军队中总部、军兵种及地方省部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资格坐。因而一般市民在街上看见一辆“红旗”，就会对乘坐者下意识地作“大人物”的泛想，其实未必，里面很可能坐的是秘书、厨师、警卫员或服务员。

其他车种，如大轿车、卡车、吉普车、摩托车的牌子，则差不多是屈指可数了。

汽车的品种少，数量也少，少到什么程度呢？侯京泉是我中学时的邻居和同学，当年属于经常坐在西长安街南礼士路一段的马路牙子上看汽车的一族，他有一年春节来串门，提到这些事时说，那时一个小时，也就过个二十来辆车。这个数字未免有点夸张，但并不离谱。赵忠祥在他的一本回忆录中也这样说：“我那条胡同一年也未准过一辆小轿车。”前几年，一位在天安门广场站过岗的退休交警在电视台做节目，他的记忆是，一个夜班值下来，所过的汽车，也就三五辆。当年，北京市私家车的拥有量几乎等于零。出租车数量尚不及现在的零头甚至零头的零头，没有“扫马路”一说，也没有“趴活”一说。1973年以前，首都汽车公司是北京市惟一的一家出租车公司，车数不及千辆，城区设有二十来个出租车站点，以华沙车居多。谁家有急事，须打电话或直接到站叫车，类似于现在急救车的运作方式。1976年4月9日上午，叶圣陶和家人到首都体育馆看广州杂技团演出，他在日记里说：“乘十三路汽车尚容易，抵平安里则待之甚久始获挤上五路电车。车中几无法站直，抵体育馆，颇为吃力。而杂技已上演半小时矣。”归途不堪再挤公共汽车，他们步行到动物园，在那里的出租车站打了一辆车，“径直抵家，与去时之难易判若天渊”。从动物园到其东四八条寓所，花费2.25元。公车的数量和用途，也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那时，国务院下属的机关，副部长级公务员，很多不配专车，有些部委是两三个负责人同乘一辆吉姆车上下班，更少有公车私用的现象。上述叶圣陶的事例，即是一证，他当时不仅是高龄的知名人士，还是一位部长级官员。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际春，也有过被公共汽车门夹住，摔断了腿的遭遇。公共汽车和自行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各个阶层的市民都不免经常利用的交通工具，许多今天听起来相当显赫的人物，在回忆文字里，曾留下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的记录。因而街上跑的车，还是以公共汽车为最多见，路线也不过几十条，其中市区汽车有28条线(不含支线)，电车13条线。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北京市民大体生活在两类环境中。一类是城里的胡同，另一类是城外的大院。P4-7

一、我用史料价值的高低考量忆旧作品

近些年来，写回忆文章，写怀旧作品，蔚然成为一种风尚。动乱消弭，升平日久，人心静了下来，头脑也更加清醒，晴窗灯下，键盘素纸，此类文字汩汩而出；操笔者，既有政要明星，也有百业平民，俨然“怀旧面前人人平等”。

“怀旧”，“忆旧”，其实还是有些区别的，“怀旧”一词，内含怀念之意，但旧事其实并非都值得怀念，那些不堪回首的糟心事，谈何怀之念之？所以，将讲谈旧事的文字一概谓之“怀旧作品”并不准确。“忆旧”一词涵盖的内容则更广泛些，我更愿意用“忆旧”一词统称回忆、怀旧一类文字。当然，泛泛地把忆旧之作称作“怀旧”也无不可，因为读者毕竟要看内容，一看便知其详。

仰东这本《北京孩子——六七十年代的集体自传》，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作为“怀旧系列”丛书之一推出的，但依我看，称这本书为“忆旧之作”更为准确，因为书里所谈的大都是发生在“文革”中的旧事，其中不堪回首、绝不应重演者居多，所以，难说作者记这些事是在怀旧；书中也记了一些可以长久留在心底追想的有意义的事，以及许多可作谈资、令人解颐的趣事，作者记这些事，自然是抱着怀旧之情的。

我与仰东是大学同窗，同念历史系，同住一个宿舍，但他低我一届，我七八，他七九，后来，他折桂成了博士，我还是学士，但我和他开玩笑说，我这个学士可是“大学士”，是在“邸报”里“行走”的“大学士”，他闻之大笑。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经常谈起“文革”时代我们那代人共同经历过的旧事，笑谈中杂着唏嘘，颇似杨升庵词里说的白发渔樵饮着浊酒笑谈古今。但我何曾想到他竟会写出这么一大本厚厚的《北京孩子——六七十年代的集体自传》。细读此书，我方知我这位学弟的忆旧情结是那么炽烈，而他写忆旧文字的本领又那么让我拍案称绝。

这些年，我看过不少怀旧忆往作品，我发现，都道是“怀旧”、“忆往”，其实写家的立意和“怀”法儿大有不同，比如，消遣者喜谈风月，批判家关注血腥，思想者爱谈道理，政治家喜断是非，忧世者留意人心，历史家意在保存史料，道德家借此教诲世人，耆旧故老以摆谈逸闻掌故为能事，理论家于叙事中立言，沽名钓誉者藉此炫耀劳绩，有历史污点者乘机洗刷罪愆，等等。同样是忆旧作品，其价值的高下往往有很大不同，优者足可传世，劣者只宜覆瓿。我是一向视忆旧作品为史料的，所以，我考量这类作品的高下，主要看它的史料价值。仰东这本《北京孩子》，我认为，史料价值是颇高的，属于上乘忆旧作品无疑。

二、不能小觑的“文革”史边角

“文革”以及前后一段时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剧变期，每个国民的命运几乎都在那段时间发生了重大改变，痛苦，激愤，无奈，憧憬，每个人都有一部讲不完的故事。追忆和怀想那段经历，成为近年来忆往怀旧作品的一大主题。“老三届”知青是写作这一忆旧主题的一大群体，他们写的《中国知青史》、《血色黄昏》、《我们的故事——一百个北大荒老知青的人生形态》、《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等等，都是非常有史料价值的作品。“老三届”知青的下一代人，即“文革”中尚处于低龄的孩子，也就是“老三届”的弟弟妹妹们，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其实也是值得记述的，但他们中却很少有人操笔为文。王朔属于这一代人，他的不少作品也是写这一代人的，比如《动物凶猛》(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据此拍成)等，但毕竟是小说家言，史影居多，说不上有多少史料价值。仰东也属于这一代人，与王朔不同的是，他是史学博士，是用史笔来写这本书均；书中所记，皆为他亲见、亲历或亲闻，所谓“三亲”是也，所以，自然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

此书初版取名“红底金字”。何谓“红底金字”？其象征意义是什么？

回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黄两色尽染天下，红袖章、红标语、红证件，红校旗，一片“红海洋”，’一片‘‘红底金字”，炫人眼目，令人窒息。“红底金字”所象征的，正是那个极左的“文革”年代。本书所写的，也正是那个时代中的北京孩子的历史。原书用“红底金字”来做书名，端的是恰切，你翻开每一页书，仿佛都能看到这红黄二色，仿佛满眼都是无数“无知加无畏”的孩子，在这红黄二色的天幕下胡乱折腾。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孩子的“文革”小史。

孩子们的历史，历来是受大人的历史支配的，所以，孩子的“文革”史，只能算是“文革”史的边角，但这些边边角角却自有其无可替代的认识价值，这就是，从少年儿童所受到的“左”祸戕害的程度，尤其可以考见“左”毒触角之深广，“左”祸危害之剧烈。将少年儿童的“文革”史形诸笔墨，留作史证，其意义是绝对不能小觑的。

三、恍惚回到三十年前

我也是“红底金字”年代的北京孩子，自然也是“北京孩子‘文革’史”的局中人，但自揣所见所闻，实在有限得很；《北京孩子》大开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了大量未知的发生在我们那代人中的光怪陆离的“‘文革’怪现状”。我恍惚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迈入中学，第一印象是批斗校长”，这是北京孩子的普遍记忆。《北京孩子》记下了多名校长挨学生批斗的情景。1o1中学的校长叫王一知，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的夫人，2O年代的老党员，挨批斗时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一知”的木牌；月坛中学的女校长被剃了阴阳头后，唱着“下定决心”的语录歌，从楼顶的烟囱里跳了下去；男四中的女校长在烈日下低头挨斗，口中喃喃低语：“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有的校长被勒令在大雨里环绕操场爬行；有的校长被勒令与死尸握手。记得我刚入中学(东方红中学)没几天，学校当局便让新生参加校长的批斗会，有个高年级学生跳上台去大声吼口L{，批校长说过的一句所谓反动话：“入党和结婚是人生的两件大事。”最高指示有云，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斗校长，便是北京孩子一入校就上的批判资产阶级的第一课。

鲁迅曾对古时的师道尊严表示过不满，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但我相信先生若逢“文革”，必会激愤言之：“今之师道，实在也太卑太贱。”《北京孩子》记下了许多师道太卑太贱的例子：有的孩子把笤帚放在虚掩的教室门上，老师一推门便砸在头上，有的孩子把图钉的尖朝上固定在讲桌上，老师一趴在桌上翻讲义，袖子马上被撕破，有的孩子买来臭豆腐在教室里乱抹，让老师没法讲课，有的孩子将唾沫弹到黑板上，恶心老师，“女老师被气哭了的，气晕了的，男老师气急败坏，与学生厮打起来的……都是家常便饭”。如此怪异和荒唐的景象，今日的年轻人定会怀疑其真实性，但这的确就是当年的学校，当年的教室，当年的师生关系，许多情景也是我亲历过的，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种乱成一锅粥的教育生态中度过自己的中学时代的。今日回想，每每生出无限感慨和叹息：师道陵夷，斯文扫地，以至于此，上溯五千年，何曾有过？

“文革”中的中小学课本是什么样的？恐怕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北京孩子》记录了一份“复课闹革命”之后初一语文课文目录，可让今人略窥其概貌。试看几篇课文题目：《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林彪)》、《苏联人民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斥“剥削有功”的反动谬论》、《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红灯记(第五场)》、《彻底地亮狠狠地斗坚决地改》，从这几个题目，便可知道当年孩子们的脑袋里被灌输的是些什么东西了。漫漫三十年过去了，但我至今仍仿佛能闻到这些课文中浓烈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和封建霉味。当时的孩子们，就是用这种面目可憎的课本学习祖国语文的。我想，倘若鲁迅地下有知，一定会再次呐喊：“救救孩子！”

那时的孩子整天受所谓阶级斗争教育，几乎个个成了“左”派小战士。《北京孩子》记道，那时学校不是组织参观“三条石血泪史”，就是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还参观大白楼王国福家，“阶级斗争的弦”总是绷得紧紧的，每个学校，每个班，每天，都会有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揭开初二？班阶级斗争的新盖子》，这是当时一张大字报的题目，如此高难度的“揭盖子”战法，竟是出自一个初二“菜鸟”学生之手。一个学生的日记写道：“希望邓小平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回到革命道路上来。’：班干部便在上面批日：“老机会主义者，改也难呀！”这旬批语本是毛泽东批林彪的话，班干部随手拈来用作批邓，真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阶级斗争”已经把孩子们历练成小政治家了。那时所谓的阶级斗争教育，不仅“左”得出奇，而且经常闹出笑话。给革命烈士扫墓，必先说明瞿秋白是“叛徒”，王若飞也是“叛徒”，并声讨之，有的学生不懂墓碑上的“享年”二字，老师就解释说，“革命烈士哪有时间享受，这是封资修的提法”。有位学生偷看《青春之歌》，被工宣队长没收，队长审查后立即召开批判会，给林道静下了一个结论：“破鞋闹革命”。如此极左和荒唐的教育，在当时却被夸赞为“教育革命的成果”，更被视为领袖路线的胜利。什么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也。“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必然如此，也只能如此。

有件史实，如今已罕为人知，但对于洞见“文革”时社会的堕落很有认识价值，就是，在“文革”中，有一批北京孩子，曾经经历过一个“流氓化”阶段。读了《北京孩子》，可以大致了解这段史实。在混乱不堪的“文革”岁月里，很多北京孩子变得匪里匪气，他们结为帮伙，首领称为“顽主”，类似帮会头目，形成一种孩子们的“江湖”；打群架成风，“口里口外，刀子板带”，其规模常常多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拍婆子”，即男孩勾搭女孩或对其性骚扰，成为许多男孩性宣泄的重要渠道，常常几拨人为争一个“婆子”大打出手；日常语言呈严重污染状态，脏话匪话痞话经常从妙龄女孩嘴里脱口而出；学工时小偷小摸，游泳时扒人裤衩，骑车“飞”(抢)人帽子，用火柴“点天灯”，用弹弓打路灯，等等，成为一时风气。这就是在一批北京孩子中出现的“流氓化”现象。但是，这批孩子绝大多数并不是真正的流氓，而只是沾染了流氓习气，他们仍属于良家子弟，本色还是纯洁的。但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在这里。试想，大批良家子弟之“流氓化”，还不是严重问题吗？这实际是整个社会发生堕落的一个重要表征。

何以会出现“流氓化”现象？《北京孩子》做了一点分析：“打群架之风，是大气候所致。停课以后，上了中学的孩子无正事可干，且精力和火气正旺，属于没事滋事的年纪。瞎折腾、疯玩、‘闹革命’之外，就着‘横扫一切’的社会风尚，孩子之间群殴的兴起，便在所难免。”这个分析是不错的。说到底，北京孩子的“流氓化”现象，是“文革”大气候所造成的。流氓问题，历来为有眼光的学入所关注，鲁迅就写过一篇名文《流氓的变迁》，近年来，更是有多部流氓史专著问世。我希望能有学者专门研究一下“文革”中的流氓问题，比如，“四人帮”的政治流氓手段、造反派和“勇敢分子”中常见的流氓性，良民社会发生的“流氓化”现象，等等，北京孩子的“流氓化”现象当然也包括在内。我相信，这一研究对于深刻认识“文革”的丑恶和荒谬，定会大有帮助。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虽然是在动乱中长大，受“文革”戕害不浅，但因年龄小，基本没有直接卷入政治斗争，他们的日常生活，基本还属于“孩子型”的，他们有自己的一片独立的生活天地。比如，书里有一个《玩》的专章，写了大量当时孩子们玩乐的项目，如烟盒、冰棍棍、骑驴砸骆驼、放毒气弹、埋地雷、双球打垒等等，还有一个《三大运动》专章，写了孩子们打乒乓球、骑自行车、游泳时的很多趣事。这些娱乐生活，在那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给孩子们带来了难得的欢乐。谈游泳一节，小标题是《孩子的仲夏之梦》，生动地描摹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心。如今，许多北京孩子谈起那个年代，总会津津乐道当年是怎么玩的，这几乎成为他们怀旧的主要内容。是啊，在那个年代，大概也只有玩，才使孩子们的天性得到了一点满足。

四、北京孩子没多大出息

北京孩子，是个地域特征很明显的群体，我感觉，倘若聚拢起一堆各地的孩子，北京孩子仿佛一下子就能跳入你的眼帘。特征有哪些？成因又是什么？这是个颇为有趣的社会学题目。我看，北京孩子至少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出息不大，二是眼界宽，三是政治嗅觉灵敏。

书中有篇仰东自序，第一句话就是“北京孩子没多大出息”，接着又说，“不论挖沟要饭做小买卖，还是升官发财干大事业，北京的孩子都不行，不如外地过来的孩子”，又分析原因说：“北京孩子较少‘于连性格’，说得直白点，是北京孩子散淡，缺乏进取精神。”我看仰东说的大体不错。我这个北京孩子就没多大出息，虽然并非一无所成，但比起我认识的一些当了大干部、挣了大钱的外地孩子来，实在是差多了。我要说，就凭仰东序里的这句“北京孩子没多大出息”，就让我对他这本书刮目相看。

眼界宽，政治嗅觉灵敏，书里的例子就太多了。节庆、迎宾，北京孩子可以见到毛泽东、周恩来、金日成、西哈努克、尼克松、田中角荣、谢胡、巴卢库；扫墓，他们可以去最高层次的烈士安息地八宝山、万安公墓，可以在李大钊、任弼时的墓前举行仪式；看演出，不少孩子与毛泽东同场看过《东方红》，孩子们常去的首都电影院，也是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和胡志明曾看过电影的地方。对于高层政治，北京孩子有一种特殊的关心，比如提起“文革”中那些大案：彭罗陆杨、刘邓陶、陈姬乔、王关戚、杨余傅、黄吴叶李邱、王张江姚，等等，不仅能滚瓜烂熟地一路数下来，而且有自己一套一套的见解。70年代，北京孩子间一度传抄柯庆施和谢富治的“遗书”，虽然真假莫辨，但研读的态度绝对认真。中央规定干部要学马列6本书，大人看，北京孩子也看，虽然多是瞎翻，半懂不懂，但比起完全不看这类书的孩子，毕竟还算有点“马列修养”。

仰东在书里，曾提到他观察过党内大奸康生的着装，他写道，当年中央领导在正式场合都穿中山装或军装，唯一例外的是康生，除“文革”初期康生偶穿军装外，一般露面时，如出席九届二中全会和十大，经常穿的是一种有三个暗兜的学生装，他“那时已经七十来岁了，为什么不追随毛泽东也穿中山装，而是穿在小学生中流行的学生装，其心态如其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一样，让人揣摩不透”。我真是佩服仰东的政治嗅觉和眼力，他竟然能注意到康生的穿衣服，并据此揣摩康生的性格和心态。仰东的观察是不错的，康生其人一贯阴险狡诈，着装的怪异，也能反映出他处世为人的某些特点。仰东真不愧是北京孩子。

有人说，北京孩子有八旗子弟遗风，这也许不错。但我认为，北京作为政治中枢所独具的政治文化，给予北京孩子的影响尤其巨大。在“红底金字”年代，北京孩子的一些地域特征，特别是眼界宽、政治嗅觉灵敏的特点，发挥了很大功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值得称道的，比如“四五运动”，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民众中，北京孩子占相当数量。我当时也去了天安门，镇压的那天晚上险些被抓住。当时我是一家工厂的团总支书记，曾组织人油印了一本厂里青年创作的悼念总理的诗集。

五、“闻事辄录”的掌故书  《北京孩子》所用的笔法，不是写正史的笔法，而是野史笔法、掌故笔法。这种笔法不打官腔，记事灵便、到位，长于记录细节。明清士人常用这种笔法记史，鲁迅颇为激赏，认为能存真史。仰东也用这种笔法记史，自然也有裨于保存真史。仰东对于历史的大关节，当然是关注的，但对于历史细节，他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而且颇有记录历史细节的本领。他从不妄谈历史规律一类大题目，从不发那种睥睨古今、包打天下的高论，而是多着眼于历史细部，关注历史大关节下的雨丝风片。他的博士论文，是考索清代灾荒史的，做的是很具体的实证研究，他与导师合写的《太平天国社会风情》，是描述太平天国细部史实的名著。他的研究方法是挖深井，见微知著。他写这本《北京孩子》，记录当代史，更是使用了挖深井的办法。

一般来说，博士大都爱走“做大学问”的路子，而仰东博士除了搞过一段清代灾荒史研究外，似乎对“做大学问”并不怎么感兴趣，他平时的兴趣，我看主要在掌故学之类的杂学上。这本《北京孩子》就应该归入掌故学一类。掌故学，即搜罗和讲说掌故的学问，在我国源远流长，魏晋以来的《世说新语》、《隋唐嘉话》、《封氏闻见记》，宋元明清以来的《东京梦华录》、《辍耕录》、《万历野获编》、《菽园杂记》、《池北偶谈》等等笔记杂录，都可以说是掌故学著述。《北京孩子》的文脉，实际上走的就是这一路。不同的是，古人撰写这类书，多是为排遣时日，解闷消闲，如纪晓岚说自己写《阅微草堂笔记》时的心情是：“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仰东则不然，他是有为而作，精神振奋，苦心要写出一本“红底金字”年代的掌故书。他的笔路，不是正襟危坐，也不是“闲情偶寄”，而是认认真真从容有致地记下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记下那些被忽略了的“文革”史的边边角角。

掌故学，严格来说属于历史学的支脉，细归类，可入史料学。搜集、记录史料，历来是史家的看家本领，清人文廷式《闻尘偶记》有句名言：“闻事不记，释家之智；闻事辄录，史家之学。”释家不重视记事，他们有“经”可恃，喜谈悟道；而史家则要据实说话，以史为证，所以，总是“闻事辄录”，记录史料。我惊叹仰东搜集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掌故，不为人留意的掌故，连我平时不经意与他谈的一些杂事，他也记录在案了。这让我领略了仰东“闻事辄录”的“史家之学”。

史家，掌故家，若认真界定，仰东当然只能算是掌故家。掌故家也不得了，刘义庆是掌故家，孟元老是掌故家，徐凌霄是掌故家，在豆棚瓜架之下记录各种遗闻逸史鬼狐故事的蒲松龄，其实也是掌故家。仰东是个平素便有些“掌故癖”的人，喜谈，喜听，喜记各种杂七杂八的逸闻趣事，他能够写出这本掌故书，诚非偶然。但是，他写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出于历史责任感，不忍让那些珍闻逸史被岁月的尘埃湮没掉，特别是他想让世人能够更真切地了解“红底金字”那段岁月。仰东是鲁迅先生的景仰者，也爱读知堂散文，他对掌故的癖好，我看多少也受过一点周氏兄弟的影响。周氏兄弟都喜“杂学”，爱读笔记掌故一类书，知堂还写过一篇《我的杂学》述之。一次，仰东与我谈起邓云乡先生写的掌故学名著《鲁迅与北京风土》，啧啧赞赏之余，又饶有兴致地谈起周氏兄弟的喜“杂”：致力杂文，喜谈掌故。

近一二十年来，学界出了一拨儿新新人类学问家，写起文章来像是老道画符，云山雾罩，玄之又玄，其实都是“买驴博士”。仰东绝不是这样，他不论写学术文章，还是写掌故文字，一体都是“五四”以来深受读者欢迎的“谈话风”，既不故弄玄虚，也不浅俗庸常，而是蕴藉有物，亲切有味。《北京孩子》的文风便是如此。

仰东这本书原先出版过，据说在排行榜上还挺靠前的，这次出的是增订本，所谓踵事增华，锦上添花也，其价值肯定比原本要高得多。仰东索序于我，我不敢推辞，写了以上读感，就算是序。

李乔

2008年11月12日写讫于京西定慧寺之扪虱堂

2002年9月11日，阳光灿烂。那天，我和林栋一道去湖北巴东开一个会。他那时刚编过《藏地牛皮书》，用北京孩子的话说，正“来劲”着，一路不间断地数说他的选题，神采飞扬。我也曾在出版社当过多年编辑，但他的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受他的情绪感染，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随口提议，写一本主题为“北京孩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的书，林栋好像没眨眼就认同了。这个想法从萌发到凿实，一去一来，不到一分钟，省了商量、斟酌、论证的工夫。这就是写作这本书的缘起。

这本书是利用业余时间写的，初稿耗时大约一年。以后断断续续地舔来补去，又折腾了一年。其间，我认识的“北京孩子”沈小农、黄新原、赵福琪、马洁、田畔、张锐、李乔、朱琏、祝东平、常伯工、王凤基、侯京全、祖秀媛、李春、梁丰、丁大建、陈庚子、黄汉青、孟超、陈凯、贺桐、田晓鸣、黄蔚琦、李连生、蒋春芳、崔国清、徐迅、陈雪秋、林思列、任淑平、张放、胡英兰、王艺、李轩、李欣欣、周军、高世英、陈子建、孙杰、刘璞、韩永玲、张新培、王新、高明、覃艺、田卫列……向作者忆述了他们小时候经历的种种往事的细节。不管今天的心境怎么样，说起昨天的故事，他们无不满眼放光，眉飞色舞，这种惊人的一致，是作者事先所未料到的。常伯工、黄新原、邢东田、孙小白或专门写了或整理了自己的作品，供作者附在书内。赵福琪、马洁、丁大建、李连生、张锐、杜世杰、梁丰都曾翻箱倒柜，用近乎是“搬一回家”的劳动，搜寻出他们珍藏了几十年的实物和相片，供作者利用，有些老照片是现从多少年也没碰过的相角相册上揭下来的；福琪更是折腾多次，“搬”了数回家，不厌其烦，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真的要搬家了。黄新原不知解答了多少要靠苦思冥想来串连记忆的细琐问题，还自告奋勇地替作者起了十来个书名，同样不厌其烦。祝东平不仅开汽车为这本书“扫”大街拍照片，还开夜车作实物拍照和装帧设计，他是个惜时如金的人，我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王艺手绘的50幅插图，无一不是反复掂量，数易草稿而后定下的。沈小农义务劳动，通读了全稿，在作者自以为没问题的原稿上发现了无数问题，替作者把了最后的也是令人放心的一道关。

林栋是一个过于苛刻的编辑，他的敬业精神令人感佩，我曾多次听他不无自豪地向别人宣称，他能做到把本职工作与个人乐趣融为一体。这与当今业内许多混饭吃的编辑在职业境界上判若天渊。但他不断地给作者出难题，否定这个否定那个，增加这个增加那个，以至于在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的任何一道环节中，我再也没有感觉到当初他认可选题时的痛快劲。

是他们的劳动和付出，成就了这本书。谢谢他们。

这本书凝聚着大家的记忆，也可以说是大家写的，作者只不过尽了一点执笔并稍加发挥的义务，话又说回来，既然是未经考证的记忆，就难免有欠准确的地方。这是最后需要特别郑重地声明的一点。

这本书写了两年，也可以说拖了又拖，但读清样的时候，仍感到有不少挡不住的遗憾，这只能归咎于作者眼界的短浅、文字功夫的不到家和想象力的不足。木已成舟，随它去吧。

2004年11月2日

这本书是在2005年2月出版的《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较之原版，订正了一些漏误，改动了一些文字，调整和补充了一些内容和图片，加写了一些章节。书里所提到的“北京孩子”一词，是针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言的。

李乔先生为本书写了精彩的长篇序言，过誉之笔，则不敢当；图片中的自行车前灯及皮质工具盒等器物，是弥松颐先生50年代在汇文中学读书时使用过的，也是弥先生几经“地毯式”搜索才找出并送给作者的；《当年的段子》中所引数首“正版”儿歌，取自赵福琪先生60年代初在实验一小读书时用过的一本北京市小学生课外教学大纲；北京出版社史志编辑室张放女士不仅惠赐一套精美的《北京胡同志》，还惠允作者查阅多种北京志书；责任编辑林栋先生一如既往地为书稿付出了多方面的细致和辛勤的劳动；此外，还有许多未能——提及的朋友为这本书的修订提供了这样或那样的帮助。特此一并致谢。

2008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