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常委，长期主管经济工作。本书是他的堂妹对他进行的访谈记录。访谈详述了姚依林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历程，也披露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颇具史料价值。值得一读。

姚依林是中共高层政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常委，长期主管经济工作。这是一本对姚依林的访谈录。与众不同的是，它是由姚依林的堂妹姚锦与其所作的跨时两年、长达43次谈话的实录。姚依林与堂妹的促膝交谈，更亲和、更随意，详述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历程，也披露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颇具史料价值。对这些内容，姚依林同意在他去世后发表。

该书还附录了姚依林传略、中央纪念姚依林的文章等，是了解、研究姚依林及其生活时代的丰富文本。

姚锦是作家，她的文笔灵动自然，语言亲切感人，加之几十幅独家历史照片，使本书图文并茂，生动可读。

谈《姚依林百夕谈》(代序言)王梦奎

题记：八十三岁的追忆

1984年谈话部分

4月1日谈话主题

父母身世及大家族生活

4月19日谈话主题

初人清华四件事

5月4日谈话主题

清华生活及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和地下

革命活动

5月25日谈话主题

3 0年代中期清华学生中左右翼的斗争

5月27日谈话主题

回忆与周小舟、彭涛、黄敬、郭明秋

等共同组织“学联”；与“左”的

“北平临委”的分歧

6月3日谈话主题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

6月10日谈话主题

赴国民党方面设下的鸿门宴；“一一二·九”

后南下“到民间去”的决策过程；通过

鲁迅先生找到党中央

6月17日谈话主题

“一二·九”后当局的弹压；1936年2月底

亲历惊险的清华围捕

6月24日谈话主题

清华围捕中在冯友兰家厨房避难；

与守株待兔的特务一场惊险的周旋

7月1日谈话主题

利用大家族的社会关系为党做工作；

回忆六十一人出狱的前前后后；

黄敬与蓝萍的一段交往

7月15日谈话主题

“一二·九”后斗争方式的变化：上层

统战工作与扎实抗战准备同时开展；

七七事变后平津市委的活动

9月2日谈话主题

七七事变后留守平津进行地下活动的

七类组织和机构；六兄与六嫂的初识

9月9日谈话主题

平津纵横捭阖的斗争形势；从领导“华北

各救”到组织“天津武装自卫会”；发动

各界人士策划冀东暴动

9月23日谈话主题

1938年建立了与中央联络的电台；

从日本人的机构中获取消息

9月30日谈话主题

由天津奔赴冀东参加领导冀东暴动；青纱

帐倒后在冀东能否建根据地，内部有争论

10月7日谈话主题

“八千里路云和月”、“五十弦翻塞外声”、

大军平西行

10月14日谈话主题

巩固平西根据地的两件大事：清除地主

武装、减租减息

10月21日谈话主题

调任晋察冀分局途中遇险；躲避日军大

“扫荡”再遇险

11月11日谈话主题

相持阶段艰苦而乐观的根据地生活

11月14日谈话主题

晋察冀分局秘书长任上的繁细工作

11月18日谈话主题

回顾1941年到1943年的三次反“扫荡”

11月25日谈话主题

当年与五台山的一段缘分；六兄六嫂成

婚前后；两个孩子在反“扫荡”中夭折

12月2日谈话主题

日军投降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12月30日谈话主题

以张家口为枢纽，负责转送大批干部赴

东北；调任边区政府工业局，与江泽民

同志共事

1985年谈话部分

1月6日谈话主题

军工厂大迁徙；千方百计生产装备弹药

和“新式武器”供应前线

1月13日谈话主题

在晋察冀财经办事处，积极筹划华北

财经统一；1947年土改中的过左政策；

1948年主持华北工商会议纠“左”

2月3日谈话主题

与较早一批“搞财经” 的人在一起的

日子

2月17日谈话主题

进京接管官僚资本、外国在华资本；

在中财委领导下为全国性商业工作

搭架子

3月10日谈话主题

和投机资本斗争的头一个大战役

——稳定物价

3月17日谈话主题

细述陈云卓越的工作作风和方法；

稳定物价战役中的三条战线

4月7日谈话主题

从经济封锁到猪鬃、栗子、核桃；

毛泽东对姚依林的评语； 在三反

五反中出言“右倾”

5月2 6日谈话主题

在新税制公布后被戴“右倾”帽子；

统购统销、对资改造中的“一拳头

打下去”

6月3日谈话主题

公私合营中的简单化问题；公私合营

大潮中的大资本家和小业主

1O月2 O日谈话主题

从坛子肉到涮羊肉看公私合营中的

偏差

10月2 7日谈话主题

回忆“大跃进”和庐山会议

11月3日谈话主题

“私访”中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私访”

中得到“高价点心”回笼货币的启示

11月11日谈话主题

调整时期的两件大事；回忆与陈云、

柯庆施的交往

12月15日谈话主题

八届十中全会及其后的阶级斗争情况

12月2 2日谈话主题

包产到户与乡镇工业

12月2 9日谈话主题

1964年天津蹲点搞“四清”

1986年谈话部分

1月12日谈话主题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遭遇

2月16日谈话主题

干校四年；1973年“解放”出来管外贸

3月2日谈话主题

外贸部门的“批林批孔”；与江青一伙

敷衍周旋；毛泽东逝世后的激烈斗争

附录1 从爱国学生到无产阶级革命家

——纪念姚依林同志诞辰90周年

附录2 姚依林同志关于一二·九运动

的一次谈话

再版后记

父母身世及大家族生活

我端详着他的容颜：方额大脸，眉目疏朗，虽较“文革”前苍老，但眼底笑痕依旧，精神分外矍铄。那惯于沉思的目光和善于微翘的嘴角，神态镇静自若，显出非凡的毅力。他一向不讲究穿着，总见他在家穿着陈年旧衣，足下一双轻便的圆口布鞋，现在换上了一双旅游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近两年党中央制定的各方面政策在落实和推行中已见成效，革新之举大刀阔斧，体制改革大势所趋，人民经济生活日有好转，精神生活舒畅开放。我对他讲了周总理纪念程砚秋的讲话，希望他能够及早回顾历史，总结经验。

他微笑着，头句话对我说：“我怎么能和程砚秋先生比呢，他是一代大师。”

“很谦虚。”我说，“这样，先谈一谈参加革命50年当中，你最难忘的斗争生活是哪一段吧！”

“49年，还不到50年。”他立即认真地更正我。

“好认真！”

“当然，不能虚报一年。”

“那，是哪一段呢？”

他想了想，说遭“最难忘的还是‘一二·九运动’的一段。”

“为什么？”

“那时候一切从亲自参加的群众斗争实践中来。”他眼望前方，缓缓地说：“一切办法都是和大家一起从斗争中得来的，是真正切合实际、有创造性的。”

“那，后来的斗争生活就不是切合实际、有创造性的？”

我当然领会他并非此意，只是想激他多说几句。他说话言简意赅，习惯于有问则答。

“后来大部分时间做机关工作，方针政策有安排，照办就是。了解下情更多的是看文件，听汇报。”

“不是时常出去调查吗？不是还去‘私访’过吗？”

“当然有调查。都是不如亲身参加的好！下到基层，省里、县里、区里的领导都跟着下去，这样也就难以听得周全、贴切。‘私访’是很难办的！我有一次，以后谈。”

据我所知，他十四五岁时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那时正是1931年日寇侵占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他在抗日爱国运动的激励中，在当时参加了“共产国际互济会”的同学刘艺生的影响下，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劣政深怀不满，已感觉到有一个不同于黑暗腐败的中国现状的另一理想世界，他寻觅、探索，愿舍身奋斗，循此前进。那时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论》、《反杜林论》，以及一些时而遭查封、时而改名复刊的进步刊物，并热情地走上街头，和上海青年们一起参加抗日示威游行。他18岁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在那儿逐步地卷入革命激流之中，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将之一。他历经复杂的斗争，至今却更加怀念着青年时代那与群众脉搏相通、苦乐与共、认真求实、群策群力的斗争生活，感情是真挚的。

六兄谈起十四五岁时的革命热情，他的眉目舒展的笑容显得很天真。他说起一位当年身为国民党中央银行副总裁夫人的姨母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有意见，她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因为日本人厉害，而不是因为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他对姨母的话听不入耳，竟和姨母大吵了一顿。小辈儿的“失礼”，使自视甚高的姨母非常生气。

“那时你住在姨母家吗？”我问。

“不是。”他微笑着对我慢条斯理地说：“你四爸姚捷勋，号日继枝，1917年他去世时我三个月，出生在香港。他死后，你四妈蔡亦民带着锦新五姐和我投奔了二爸。二爸姚凌，号日绍枝，他们兄弟都是因爷爷叫宝枝得名。二爸是当年江苏武进县县知事，死前在上海文史馆任职，他抚养我们到我五岁。你四妈是浙江吴兴人。思想比较开通。擅长英语，在洋学堂任教。她不愿儿女在武进县上学，把我们带到上海读书。你四爸在民国初年是广东海南岛琼崖水上警察厅厅长，死后下葬到江西南昌。因为爷爷原是清朝江西巡抚的一等幕府，好比今天的一级秘书，所以江西有祖坟。下葬费用是二爸、五爸、还有你的爸爸老六几个兄弟集资办理。你四爸去世后有三千银元抚恤金，四妈拿到这笔钱没有动用，在杭州买了一栋房子出租，用租金和她教学的束惰供我和五姐生活、读书。我们的生活是节俭的，我们三口人虽然是姚氏大家族的一支，但并没有在大家庭中共同生活过。”

我想起过去家里珍藏的一张合影，男女老幼几十口人齐着花团锦簇的服饰：妇女们穿斜襟圆下摆短衣、百褶长裙，男人们着长袍马褂。大家排列成行，围绕着端坐当中的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盛装吉服，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一我，前排一侧站立着8岁的六兄。这是庆贺奶奶八十寿辰的“全家福”留影。

“有一张大合影，不是有你吗？”

“是啊。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家族聚会。当时五爸姚国桢，他号日幼枝，任交通部部长兼交大校长，又兼烟酒督办。你爸爸姚震，号日次枝，任司法总长、大理院长。他们两兄弟住在一起，都属安福系段祺瑞幕府，一个要权，一个搂钱，互相勾结。民国十六年北洋军阀垮台之后，他们才退隐，迁京做了寓公。当年就是五爸用专车把我们母子三人从上海接到北平庆贺奶奶八十寿辰。我们在北平东四十条住宅住了十天。”

他眯眼笑着，回忆起那十天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第一，奶奶八十寿辰那天，我和几兄弟在院子里玩，我折叠了一顶纸帽子戴在头上跑；不但我戴，还教会了几兄弟都戴上纸帽子在院子里跑。结果，挨了十三姑婆一顿骂。我至今记得……第二，当年男人磕过头之后，还要打千儿。你四妈是洋派，准许我磕头，绝对不许我打千儿！第三，当天妇女们都穿着大红百褶裙，惟独你四妈因四爸去世，穿的是粉红裙子，奶奶不知四儿子已去世，便问：‘四太太为什么穿粉红裙子呢？’旁边人告诉她：‘四太太是洋派！’……第四，奶奶问：‘四老爷为何不来庆寿？’告她：‘去海南岛出公差去了。’她又问：‘为什么四太太不跟着去？’有人骗她说：‘四老爷另娶了一个带去了。’……第五，十一条有几处院落，每天我和兄弟姐妹在前院大厅共餐，早餐总有几大盘：千层糕、松花蛋、炸果仁……我们在上海的早餐只有一个面包，从未吃过这样丰盛的早点，给我印象很深。”

陈旧的记忆已成趣闻、奇景、怪现象，这些被历史车轮碾碎，被时光淘汰的轶事谈资，使我们由衷地大笑起来。

P17-22

谈《姚依林百夕谈》(代序言)

王梦奎

以寡言著称的姚依林，竟作百夕谈，实在难得。

姚依林的堂妹、业余作家姚锦。从1984年4月到1986年3月，两年间同姚依林作多次长谈。谈话内容，姚依林同意在他去世后发表。1995年姚依林逝世一周年时，《传记文学》分期连载。1998年中国商业出版社以《姚依林百夕谈》为题出版单行本。百夕谈者，言其多也，实数是四十三次。内容多为姚依林数十年之亲身历见，虽由访问者以第三人称叙述，实际上是一部回忆录，反映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期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可惜只讲到“文革”结束，缺少其后十多年的重要经历，这符合姚依林的为人和性格。承卫建民君寄我一本，读后有两件事印象颇深。

“一二·九运动”

第一件事是“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1945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七次会议所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是由于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正确地领导了这场运动。姚依林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从他叙述的详细过程看，虽然他和其他几个领导者是共产党员，但这场运动并无上级的明确指示，上级领导甚至是反对的。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运动在相当程度上似乎带有自发的性质。早在运动发生之前，中共北平市委即遭破坏，由共青团北平市委代理党的工作，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和绝大多数成员反对彭涛提出的(事先得到黄敬、姚依林的赞同)成立“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主张，认为他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右倾口号。更上一级领导机关河北省委同新的中央尚未取得联系，仍在执行“左”的路线，对争论取中立态度。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及其夫人在陕北见到毛泽东，谈起“一二·九运动”，毛泽东说“不知道”。刘少奇是事后才从延安到达天津的，事前亦毫无所知。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时在北平，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黄敬等和斯诺有过接触。斯诺夫人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中竟说“一二·九运动”是斯诺和他的学生领导的，以致邓颖超 1980年还召集姚依林等开会，了解事实真相。

“一二·九运动”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姚依林，因此在政治上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虽然他当时还只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姚依林说：“当时我们没有听过，也并不懂得什么叫路线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在群众中生活，很了解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知道什么是群众那时可以接受的，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客观的真实情况而已。”“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顾虑。为真理而斗争，不靠党票吃饭，靠党票还吃不好饭。”姚依林是自始至终参与并领导这一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所说过程甚详，无疑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参考材料。

1947年的一次土地会议

第二件事是1947年的一次土地会议。姚依林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留有印象是：此会甚‘左’。会上支持农民对地主挖浮财，没收工商业，人身消灭。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当时晋察冀边区公安局局长张国坚是印尼华侨、老党员，也是边区政府党委书记，血统论思想很严重。他在边区政府设立了‘王八蛋席’，边区政府委员大部分被列入此席，其中也有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宋劭文。这股土改过‘左’之风刮得很凶，直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来到晋察冀后才立即予以纠正。中央局为此专发了文件，批评上述许多不务实际的过‘左’言行。”

姚依林的回忆让读者知道了“左”的由来和更大范围的情况。这些过火的做法，反映了破产农民的极端情绪，并不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读了姚依林的这些记述，更容易深切了解毛泽东1948年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之所指了。当时虽然作了批评和纠正，但在尔后的政治运动中又屡次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类似的“左”的做法，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说明产生这种做法的社会基础还存在。过去在“左”的思想和政策下，人性和人情成为忌讳，做了一些荒唐的事。现在看来，如果讲一点人性或者人情，不发生牛荫冠、宋劭文式的悲剧，必定能够更广泛地争取群众，减少运动的消极后果，对革命是只有好处而绝无害处的。解放后牛荫冠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宋劭文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现均已逝世。

珍贵的历史参考资料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度，也是全世界历史典籍最丰富的国度。正史难以胜数，野史更是汗牛充栋。历代出于政治目的而专修的正史，或可为读者勾画出清晰的脉络，但往往加入作者过多的评论甚至臆测，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有时反而不容易看清历史的真面目。野史为一家之言，往往杂乱而琐细，但不乏真实，且更生动可读。或为异说，不妨备考。《姚依林百夕谈》系私人著述，未经史官审定，白应作野史看。目下有的史书不大注重史实而用很大篇幅作理论的阐述，有的回忆录也长篇大论而不大注重事实的记述，以致可读性不强，这更引发读者对野史的兴趣。

我曾两度在姚依林领导下工作。一次是1979年初，我从第一机械工业部调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姚依林是中办主任，布置我和其他同志起草一个关于经济调整的文件，只记得他说过一句话：调整是经济工作大进一步的表现。我们把这句话写进了文件。文件写得很长，后来时过境迁，没有发，参加起草的几个人分别根据文件草稿的精神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并集结为一个小册子出版。一次是1987年我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任专职委员，姚依林是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但很少到机关来。1989年初我以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关于“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总体思路的研究，姚依林到计委听过一次汇报。记得他在会上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在我说到现在情况比较复杂，许多事情看得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他的头轻微地点了两下。这大概就是他赞同的表示了。我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多次列席有姚依林出席的国务院会议和其他高层会议。他很少讲话，但所讲必深思熟虑，往往言简意赅，击中要害。我见到的，是晚年老练沉稳、寡言慎行的姚依林，完全看不出当年领导“一二·九运动”时那种热血青年的影子。

因为姚讲话很少，也很少写文章，这本回忆录性质的“百夕谈”就弥足珍贵了。

依林同志于1994年12月11日12时22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这个访问记——我与依林的百夕长谈是1984年4月开始的，1986年3月结束；在国际风云动荡、形势多变，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政务繁忙之际，争取到近两年的陆续促膝而谈的时间是难得的。这期间，他曾想不再谈下去。

1985年6月，他坐在沙发上思考着，突然对我慢慢地说：“我们这件事就这么的了吧？”我说：“怎么？ 你上次不是谈得很好吗？ 1953年到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出现了简单化的做法，那时还有‘不要简单化’的思想，到文革就提倡简单，否则就割尾巴……谈得很真实呀！”他说：“有些问题，理论上没有弄清楚，需要有时间多看些史料，好好地研究研究才好谈，不然谈不下去。”“什么问题？ 试举一例吧？”我说。他深吸一口烟，望我一眼，无可奈何地说：“比如说，从今天回头看，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否应该长一些？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哪时算起？……现在许多事情都是返回去做，为什么那时不就这样做呢？ 需要弄清楚才行。”我也感觉到由于理论上的问题有待探讨，会影响他在回叙时的明确性和深刻性，但我不希望因此停止这个难得的长谈。我说：“你所说的，为总结三十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可贵的现实依据！”他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是早写清楚了吗？许多史料，文件都早谈过了。”“不，不！”我说：“那是纯粹总结性的、社论性的。可是从你的谈话我感受到当时是怎样形成那种局势，怎样变成当时非那么办不行的。生动的变化，只有亲身参加者才说得出，这是可以发人深思的现实依据！”他思考着说：“也许从建国开头就应深思熟虑，需要好好地研究研究，我离休以后才有时问这样做。”我说：“现在谈一谈也为你研究问题提供依据呀，还是谈下去吧，啊？”他微笑了一下，弹下已经很长的烟灰，把烟按灭接着说：“那就谈吧。”“老天爷！”我不禁呼了一声。我说：“理论问题你也不会搞清楚的，这也不由你来定啊。”“那就留给下一代同志去做。”他站起身准备出去赴宴迎宾。我注视着他的长年为革命操劳的形体，深深地为他的实事求是、为革命钻研不止而又极谦虚的精神所感动。

1986年初算是谈话告了一段落，他不同意发表或出版。他说：“没有现实意义。等十年后再说吧。”我为此在1987年11月给他写了一封信，录之如下： ‘六兄如晤：多日来我一直思考，关于《百夕谈》的事，不应就此作罢。(“等十年”等于作罢！)对你的“采访”是我长久的心愿，三中全会之后更感到进行这个工作责无旁贷。谢谢你能坦率、亲切地和我谈了许多事，使我深感你所参与的、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制定党和国家当前与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胜利得来是非常不易的！

读了十三大报告及近期社论，更加觉得《百夕谈》如能在当前出版是很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并不像你所说的：“没有现实意义。”

通过对你的生活工作历程的采访，你娓娓道来的工作经验教训，已足以形象地说明十三大报告中的这段话：“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我们还曾经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由此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谈到这些，不能不使我激动不已，时时想起《百夕谈》中所涉及的史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怎能说《百夕谈》“没有现实意义”呢？！现在报告中的话，人民可以理解，而报告中所谈未谈的部分，人民可以心领神会。不是说“感觉到的东西才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吗，历史过程，人人有份，大家谁没有历史的感受呢！报告中所谈的建国之后那副“错开的药方”使得“左”倾弊端积重难返，国民经济每况愈下，只能导致害党、害国、害民，人民生活中各种现象红白倒置、善恶颠倒、是非不明、真假难分，以致发展到中国历史舞台上演了一场可叹、可悲、可笑、可哀的大悲喜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生产力何谈发展，早被所谓“唯生产力论”所扼杀；人才何由辈出，也早被“阶级斗争为纲”所埋葬！这种沉痛历史教训，老百姓不会忘记。《百夕谈》中如实地、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真实，它有史料价值，且能配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的学习，我以为这本书此时出版是有社会效益的。

我不理解六兄何谈“再拖十年”，我想除非是你过于谦虚谨慎。

亲爱的六兄，我也有不同意拖下去的充分理由。请六兄“解放生产力”。我计划请一位爱戴你、可靠的老同志帮我审阅此稿，慎重定夺、付诸出版。

请六兄海涵支持，幸甚！

这是我和六兄的对话，你说过永远不生小毛的气，但愿如此。

望六兄认真地和我“对话”。

毛妹

87.11.29

我把信面呈他。他看信时我去看六嫂，不久他来说：“信看完了。”

吃过晚饭后，我们在他的房间的沙发上坐下来，谈我的信。

“你不要去想配合什么学习……”

“可是，为什么你不愿意出版？”

他态度认真地微笑着说：“等一等，要搞就搞好一些。形势发展，过两年有些话可以谈得更深一些……”

“那么，你是说现在第三、四部分还有许多你没有谈的事了？”

“是的。”他承认了，说道：“过两三年能够谈得更透彻一些。”

“是不是现在谈出来不容易被理解，或者是要保密的呢？”

“现在谈会引起一些纠纷。”

“我感觉到这次十三大，你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前两年更明朗，一致了？”我接着说：“你看到日文的《北京周报》吗？上面介绍你们七个人。”那时他已被纳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班子。

他点点头。

“我想你在和我谈时说的‘假如建国之后改用另一套办法也许好一些’？那时你正在酝酿着经济改革系统的方案吧？”

他微笑点头。

“《百夕谈》反映了建国以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缺乏认识的情况……”

“以后还会谈得更深入一些。”

“你这样说，再等一等我可以理解了。不过，十年也太长了吧？”

“那是顺口说出来的……”他笑起来。

“五年可以了吧。”

“三年后再看。假如我死了……”

“不，不，你不会。我也许死了呢？”

“不是没有可能。我死了，你就可以拿去发表出版。”他笑着说：“我也管不着了。”

“不会的，不会的。”我忙说：“好，就等几年。我当然希望它更充实一些。”  “等三年吧。”

“好，这样吧！”我伸出手指，他也伸出手指，我们笑着勾手指为定。

“你说的是真话，不是稳住我？”

“绝不是。”

“那好，说定了。”

“信还给你，以此为凭。”

“那你该签字啊！好，三年以后见吧！”

“三年再谈，可不要三年再见！”他笑起来。

“我这么容易就被你说服了！”我本以为有一番坚持，却被他的解释和诚恳认真的态度说服了。

“不，不是，”他说：“是我被你说服了。”

“三年后谈”，实属梦想。1987年后，他的政务繁忙，形势复杂，他没有一点余裕再它顾了。这个“访问记”放置了十年。他逝世后一年的1995年，《传记文学》十月至十二月份三期连载，才公诸于世。感谢当时《传记文学》主编涂光群同志的热情支持，在稿子发表之前是有不同意见的：家人有的顾虑重重，深怕对依林有损；有的同志肯定材料丰富翔实，但对写法不赞成；有的同志根本反对让依林讲话，否定了《百夕谈》。这期间，光群同志始终给予支持，编辑部的朗云同志也对稿子热情肯定。光群同志负责该稿的校对勘误工作，直到发表后还推荐去出版，他的恳切认真使我感动。记得《传记文学》编辑部于1995年7月6日写给我三条他们对作品的意见，比较实在中肯。意见是：一、您的六兄不是个容易描述的对象。中央许多人都有同样难写的问题，如陈云、李富舂等。而又由于其领袖地位，作者难用更亲近的手法去写他们，而您做到了。二、您的文章结构，看上去有些杂乱，但认真读起来，可以说意到笔到，随心所欲，更不受一般格式束缚，更像是两人唠家常，却也把姚依林同志的一生生动地介绍给了读者。三、这部作品我们仔细审读了，认为它的真实的历史价值是任何其他叙写他的传记作品难以取代的，因而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的整个描写是符合中央六中全会决议的总的精神的，在纪念依林同志逝世一周年、“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之际，《传记文学》将以显著地位予以发表。

1997年，出于对老商业部长的感情和怀念，搞商业经济理论的沈扬奔走联系，得到中国商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之得以出版问世，也正好是依林兄当初预言的“十年以后”。2008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对之修订再版，使之更加丰富充实。

《百夕谈》留下了一些遗憾，六兄未尽欲言。希望它多少记录下来的一些历史真实的片鳞只爪，有益于今天的求实奋进，也就可告慰依林兄在天之灵了。

姚锦

2008年3月

《姚依林百夕谈》意到笔到，随心所欲，不受一般格式束缚。更像是两人唠家常，却也把姚依林的一生生动地介绍给了读者。它真实的历史价值是任何其他叙写他的传记作品难以取代的，因而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传记文学》编辑部

姚依林的堂妹、作家姚锦，从1984年4月到1986年3月，两年间同姚依林作多次长谈。百夕谈者，言其多也，实数是43次。谈话内容，多为姚依林数十年之亲身历见。姚依林同意在他去世后发表。

——王梦奎(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