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浮大沉，看中共“左”倾第一人的悲喜人生；歧路徘徊，评“通天教主”左与右的是非功过；亦真亦幻，品高层权力格局中的起落升沉。本书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详细客观地描述了王明在中苏两国两党的复杂背景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洪流中的跳跃与沉沦。

王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凭借苏联的扶植，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操控中共最高领导权，可谓中共高层内的“通天教主”。王明，一生瞻左顾右，歧路徘徊。他堪称中共“左”倾第一人，以他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长，危害大，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悖论的是，抗战时期，王明又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晚年踏上留居苏联的不归路，著书立说攻击中共和毛泽东。

这样一个大浮大沉的历史人物，是如何成长发迹的？如何掌握中共最高权力的？又是如何在高层斗争中沉落的？他的思想理路是怎样的？家庭生活又如何？本书都有详细客观的描述。

本书作者曹仲彬、戴茂林是著名党史学家，积十数年之功，遍访王明身边及生平知情人，融通学界多年来王明研究的成果资料，同时配有50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让读者近看王明的悲喜人生、品评王明的功过是非。

引子

第一篇 国内求学

 一、家世

 二、念私塾

 三、人小学

 四、上“三农”

 五、进“商大”

 六、参加中国共产党

 七、组织“豫皖青年学会”

第二篇 留苏受宠

 一、执着赴苏

 二、初露锋芒

 三、米夫的翻译

 四、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

 五、“江浙同乡会”事件

 六、“第二条路线联盟”

 七、宣扬城市武装暴动

 八、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

第三篇 回国渐起

 一、下派基层

 二、博得芳心

 三、上调《红旗》

 四、力主“武装拥护苏联”

 五、批判“取消派”

 六、号召工人武装暴动

 七、剖析新军阀混战

 八、被捕违纪

 九、在全国总工会

 十、与立三“左”倾异曲同工

第四篇 上台掌权

 一、与李立三争锋

 二、向中央发难

 三、抛出《两条路线》意见书

 四、倡办秋阳书店

 五、米夫亲自来华扶植

 六、六届四中全会上台

 七、发起“反右倾”斗争

 八、推行“左”倾教条主义

 九、离沪赴苏

第五篇 坐镇国外

 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二、清算旧账

 三、再版《两条路线》

 四、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五、发出“王康指示信”

 六、起草《八一宣言》

 七、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八、与国民党代表接触谈判

 九、转向右倾

第六篇 抗战归来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

 二、十二月会议上提出“新方针”

 三、出任中共长江局书记

 四、三月会议上再占“上风”

 五、出席首届国民参政会

 六、片面强调“保卫大武汉”

 七、武汉全家大团圆

第七篇 整风岁月

 一、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转折

 二、负责妇女工作

 三、在整风运动中

 四、所谓的“谋害事件”

 五、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两面态度

第八篇 法制工作

 一、出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

 二、出席七届二中全会

 三、负责制订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四、《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五、孟公府2号轶事

第九篇 去苏未归

 一、第一次赴苏就医

 二、再次赴苏治病

 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四、《中共五十年》的出笼。

 五、《王明诗歌选集》的出版

附录1

 王明年谱简编

附录2

 王明著述目录索引

附录3

 王明诗歌目录索引

1991年版《后记》

《后记》

六、参加中国共产党

王明到商大学习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三年多。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以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开始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的新时期。

武汉是中国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1920年，湖北的工业无产阶级已达30万人，多数集中在武汉。武汉也是五四爱国运动以来，全国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较有影响的地区之一。

武汉共产党支部能够较早成立，决不是偶然的。1920年秋，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刘伯承、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律师事务所举行会议，讨论了从上海带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选举包惠僧为支部书记，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支部。不久，又吸收赵子俊、刘子通、黄负生参加。武汉共产党支部是全国党的早期组织中成立较早、并有一定影响的地方共产党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武汉共产党支部派董必武、陈潭秋出席，加上湖北籍的包惠僧、李汉俊、刘仁静，共计五人出席了大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1921年冬，遵照党的中央局的决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陈潭秋、黄负生为委员，包惠僧任书记。从1921年冬至1924年初，又吸收林育南、李求实、许白昊、李书渠、林育英、廖乾五、项英、施洋、林祥谦、李之龙、秦怡君(女)、钱亦石、吴德峰、夏之栩(女)等人为党员，党员人数达50多名。1924年初，党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武昌区委，成立中共汉口和武昌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分别由包惠僧与董必武任委员长。这个时期，武汉党组织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党的组织，使武汉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商大学生运动的主要阵地。共产党员李汉俊、危浩生等人曾在这里任教，党、团组织也先后在学校建立。商大的学生许鸿(许凌青)是商大学生运动领导人、武汉学生联合会主席。他说：“1922年秋，我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共产党。1924年，我同董必武、项英、许白昊、陈农、刘炎等成立中共湖北区委员会”，“我被选为委员兼青年部长。”12’

王明在商大也结识了一些党、团员，如党员许鸿、团员梁仲民等。许鸿回忆说：“我到商大不久，认识了陈绍禹。”梁仲民是青年团员、王明的同班同学，以后又同王明一起坐船到苏联，成为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许鸿、梁仲民同王明相识后，向他介绍了一些马列书籍，给他讲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情况。

王明后来回忆说：他们的介绍“使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耳目为之一新，思想为之大变。”为感谢他们的帮助，1924年10月，他写了一首题为《喜闻道》的诗，表述他的新感受：

塾窗十载又中学，舍我韶华逝水过。

聆教一朝开眼界，得书百读喜心窝。

儒知世事仁风少，佛识人生苦味多。

惟有马恩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

这首诗说明，王明自从得到马列书籍后是“百读喜心窝”，他批判儒学佛学，认为“惟有马恩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是榜样。这表明了王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思想上开始产生重大飞跃。

王明由于思想上有了重大变化，从而改变了只专心读书的态度，积极投身学校的革新运动和社会上的支援五卅运动中。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厂长)率领打手枪杀了中国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并打伤多人。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口号，发动上海群众在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海学生和群众2000多人举行反帝游行、讲演，租界英国巡捕开枪镇压，打死十余人，伤多人，酿成“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决定实现“三罢”，反击帝国主义屠杀。接着，全国掀起声援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大浪潮。

五卅惨案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汉三镇。5月31日，中共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由蔡以忱以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等名义，决定6月1日召开武昌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大会，每个学校选出两名代表，研究决定实行罢课问题。

6月1日，商科大学学生开会，研究罢课和选代表等事项。许鸿和王明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当王明听到会上有个别老师与同学不同意罢工，马上进行批驳。在推选参加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时，许鸿是武汉市学联主席自然当选，王明由于表现积极也被大家选中。

当天，许鸿、王明出席了在商大召开的武昌各校学生代表大会。大会开会时，师大来的8名学生代表全是国家主义派分子。他们宣称反对罢课罢市的行为，故意扰乱会场。王明和几个代表发言驳斥了他们的谬论。商大同学与各校代表齐呼“打倒汉奸分子”、“打倒国家主义派”等口号，于是师大代表狼狈逃离会场。最后，大会决定全市学生立即罢课，并举行游行示威。同时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市实行三罢，声援上海反帝的五卅运动。

6月2日，武汉学生开始罢课，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王明曾写诗一首，记述这次运动经过：

五卅惨案动青年，集会游行斥帝奸。

胸对刀枪忘生死，面临兵警勇宣传。

工人响应流鲜血，军阀恐慌暴厚颜。

放假提前何用耶？回乡同样闹翻天！

在武汉三镇青年学生掀起的反帝热浪中，王明由于表现积极，被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联合会执行委员。他往来于青年学生中间，热心从事学生运动的宣传组织和联络T作。也就在这个期间，他先加入了共青团，后于1925年夏又加人中国共产党。随后，又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

党史学界曾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王明是1926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入党的，事实并非如此。

王明曾明确说：“1924年在武昌商科大学求学，由于同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往还，使我更自觉地参加革命活动和成为共青团员与共产党员。”

王明入党介绍人许鸿曾向笔者谈述了他介绍王明入党的经过：“我在商大不久认识陈绍禹。我是1920年8月考入商大，他是后几班，可能是1923年入学。陈是安徽人，表现还不错，1924年夏(暑假期间)，我才介绍他人党。我一个人介绍的。还有一个安徽人，商大同学张浩然和王明一起入党。他当时叫陈绍禹。”

王明是1924年夏入“商大”的。许鸿说他1924年夏介绍王明入党，应该是1925年夏。实际上，王明是1925年夏经许鸿介绍加入共产党的。

P24-27

公元1974年3月27日，本传记的传主，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王明，病逝于苏联首都莫斯科，终年70岁。

几天后，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里，又增添了一座新墓室，墓室前的碑上只刻着一行用俄文书写的名字。

王明去世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刊登了《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称其为“国际共运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

然而，中国国内的报刊，对这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这长达四年间，在共产国际的操纵下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权力的王明的逝世，却没有任何报道。

为什么对这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曾经名噪一时的人物，却客逝他乡，葬于异国，而且连中文名字都不留？

为什么俄中两国、中苏两党，对他逝世的反映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

历史的谜团是由历史铸就的，也只有历史的真相才能破解。

让我们沿着王明一生的足迹，看看这位虽有49年中共党龄却在苏联待了31年的所谓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怎样在中苏两国两党的复杂背景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洪流中，跳跃与沉沦的。

《王明传》的撰写工作，经历整整十年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1979年，笔者曹仲彬由吉林大学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参加李新同志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多卷本)的编写工作，承担撰写“王明路线”的部分，从而步入了研究王明问题的行列。在北京两年的编书工作中，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资料室、中央党校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近代史所、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档案材料、图书资料。同时调查访问了许多了解王明的知情人，从而搜集了许多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笔者萌发撰写《王明传》之念，并且把它变成了行动，开始了长期而艰苦的调查访问、搜集资料和写作。

在吉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的支持下，笔者曹仲彬于1980年底到王明家乡和南方有关地方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调查访问。以后又于1983年夏再次到全国有关地方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调查访问。1986年笔者戴茂林参加研究王明问题的行列。是年，由两位笔者和费显清、刘喜发、藏具林、叶建军兵分两路，又在全国有关地方进行了两个多月调研工作。三次调查访问，共访问过106人次，搜集大量珍贵的新资料。

在这几次调查访问中，安徽省金寨县委党史办、码头村、六安市、地党史办、芜湖市党史办、径县云岭乡、武汉市党史办、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武汉市档案馆、上海党史办等单位给与了积极支持与大力帮助。

在这几次调查访问中，王明的亲属汪向荣、甘宁、王营、孟雅、陈绍华、赵文媛、陈绍梅乡亲刘世香、陈家川、朱少轩、程宗矩、但祖树、金泽明、刘明之、桂仙武、叶新华、吴述应、陈亨俭；王明身边的工作人员田书元、巴方廷、鲜克德、陈永禄、江成；王明生前同学、同事和知情者王逸常、桂尊秋、许凌青、杨献珍、张琦、庄东晓、西门宗华、黄秀珍、宋伟、袁孟超、王盛荣、李元杰、陈修良、黄理文、季陶达、杨成芳、刘英、毛齐华、张宗文、李一凡、吴福海、毛静仙、梁孝儒、杨树亚、姜长林、罗章龙、张金保、黄平、徐彬如、宋侃夫、李初黎、易坚、唐宏经、罗晓红、邵珍、徐大妹、黄玢然、郭述申、吴化文、胡允恭、丁廷洧、李宗邺、黄旭初、洪扬生、黄树则、金茂岳、黎平、李光灿、陈甫子等人热情接待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宝贵价值的资料、线索，给我们以巨大支持和帮助。

在几年研究王明问题和调查访问基础上，笔者曹仲彬从1985年开始，为吉林大学的84级、85级、87级党史硕士研究生开设《王明问题研究》课程，上编是《王明传记研究》，下编是《王明思想研究》。两位笔者还撰写并发表了八篇有关王明的文章，出版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这些都为最后写作《王明传》打下了基础。

撰写《王明传》对王明的一生进行评述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我们本着这样的精神开始了撰写工作：

1.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依据，凡《毛泽东选集》和遵义会议后历次中央决议有结论的，就按照中央的结论写。一些具体问题中央文件没有涉及的，就按照中央决议精神，结合历史事实，加以评述。

2.按照中央文件精神，把握住王明错误性质，是写好本书的一个关键问题。王明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中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人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给他的错误定性，并得到大家的公认。根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学说来衡量，当时，他不属于敌我矛盾，而属于党内错误。正因为如此，七大时毛泽东仍提名他为中央委员，建国后安排他很高的行政职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决定让他写个声明书，可他拖延不写，直到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后，他仍拖延不写，甚至于1955年10月2日，在七届六中全会前夕他还给中央写信“请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委员的职务”。可是，八大时，他在缺席情况下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可见，中央对他的问题的处理是极为慎重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在苏联写了许多赤裸裸攻击与诬蔑毛泽东和党中央、大肆为自己错误翻案的文章与书籍，发展到十分严重程度，这一时期中央对他没有作出任何决议，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这一点他和陈独秀、张国焘不同，我们在写作时应把握住这个基调，否则就难以写好。

3.按照历史真实面目，实事求是，全面评价王明，也是本书坚持的一个原则。王明虽然被定性为犯有“左”右倾错误的代表人物，但他一生也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虽然他的“过”远远大于他的“功”，但毕竟他还是位既有功又有过的人。当我们深入调查和研究中，发现社会上流行一些说法和党史文章中一些评价，如王明家庭成分、他人党和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过程，在起草《八一宣言》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王康指示信”在东北的影响与作用，甚至他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的作用等等方面，都与某些评价有出入。对此，我们在写作中本着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坚持从真实的历史资料中作出评价与结论的原则，实事求是，全面地评价王明一生的功过。

本着这些原则，经过艰苦努力，两位笔者合著了这本《王明传》。本书先由曹仲彬起草六章初稿，戴茂林起草四章初稿，后由戴茂林统稿和曹仲彬定稿。

本书在搜集资料和撰写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李新、刘明逵、李义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郭德宏，金寨县顾旭、台运行、汪伦，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海文、宋毅军，武汉党史办李婉霞，东北师大李鸿文，复旦大学黄美珍，中央党校柳建辉，吉林省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公司赵保平，吉林省建筑工程学院郑福林等同志支持与帮助。吉林大学党史教研究室3位青年教师和5名党史研究生突击帮助抄写书稿，付出了辛勤劳动，辽宁省委党校莫巧琳也给予支持，吉林大学法学院李忠芳提供了资料，考古系李言帮助翻拍了照片。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不少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和有关的党史论著，吸收了党史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

在《王明传》出版之际，笔者对以上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后附有《王明年谱简编》、《王明著述目录索引》、《王明诗歌目录索引》，以备查阅。

撰写这部《王明传》我们花费了10年时间，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苦劳动。但是，由于是在繁忙教学之余所写，资料搜集也不全，而且水平有限，缺点和不足肯定存在，诚恳欢迎知情老同志和读者批评与指正。

曹仲彬

1989年12月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