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的信念需要接受客观事实的检验，在经济领域尤须如此。由于经济现实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成千上万民众的生活，因此，建立在谬误之上的经济政策很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如果能够明察经济领域的诸多谬误，明了被掩盖的诸多经济真相，将会使上万民众打开幸福生活的希望之窗。

让我们跟随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托马斯·索维尔，抛开专用学术名词，告别复杂方程与图表，轻松学经济，参透人类经济行为背后的思考逻辑。

你知道经济的谬误分几类吗？政府政策对城市的住房、交通、犯罪和经济活动等方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即使在一个绝对平等的经济环境中，男女间就不存在经济差异了吗？非营利性机构还追求所谓的经济利润吗？社会各阶层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种族间有多少经济差别可用歧视来解释？将穷国的贫困归罪于富国的经济“掠夺”正确吗？

针对以上这些最当今流行的经济问题，哈佛经济学者托马斯·索威尔用生动的笔触逐一进行了分析，以过人的勇气揭露了其中一些存在已久的谬误，力图站在一个脱离任何偏见、成见的角度，公平地还原被掩盖的经济的真相，营造一个认识经济问题的正确思路！

这些谬误包括广泛存在于媒体和政界的许多信念，比如城市问题、收入差距、性别间经济差异等方面的谬误以及学术、种族和第三世界国家等方面的经济谬误。

这本书告诉我们：谬误并不仅仅是一些狂热的观念，而事实上，谬误的“头头是道”为自己赢得了持久的影响力。因此，仔细考察并甄别出谬误的缺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很重要的。

在继承了《基础经济学》一书简明的写作风格的基础上，本书摆脱了枯燥艰涩的经济理论，通过讲述平常、生动事例，来共同辨识经济的真相与荒谬，即使没有经济学基础的读者也能轻松读懂。是一本专为那些希望理解经济问题，却又不希望陷入经济学的术语、图表或政治辞藻的读者“量身定做”的经济学普及读物。

序言

第一章 谬误的力量

 零和型谬误

 合成型谬误

 下棋型谬误

 开放型谬误

 总结与启示

第二章 城市的真实与谬误

 交通运输与“人口过剩”

 住房与飙升的房价

 城市的经济活动

 总结与启示

第三章 性别的真实与谬误

 历史与现实

 经济差别的背后

 “雇主歧视”的事实真相

 总结与启示

第四章 大学的真实与谬误

 教员、终身教职、学术生涯

 学生、名校、就学成本

 大学的投入成本和收入

 总结与结论

第五章 收入的真实与谬误

 对“收入停滞”的焦虑

 富人、穷人、中产阶级

 总结与结论

第六章 种族的真实与谬误

 种族差异与实现“一致性”的期盼

 一段并不漫长的历史

 经济上的歧视代价

 总结与启示

第七章 第三世界的真实与谬误

 地理与经济差异

 历史与经济不平等

 诊断经济

 总结与启示

结束语

参考文献

第一章 谬误的力量

谬误并不仅仅是一些狂热的观念，它们常常富有“道理”而又看似逻辑严谨，只不过是忽略了一些因素。谬误的“头头是道”为自己赢得了政治上的支持。如果这种政治支持足够强大，并最终将这些错误的观念上升为国家政策或政府计划时，谬误所忽略的那些因素就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这种托词在经济和社会政策失效并引发灾难时常常可以听见。另一种托词是：“这种观念在当时听起来很不错。”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努力深入了解那些外表光鲜的东西的原因。

有时，谬误之所以产生，可能仅仅是因为缺乏精确的定义。定义不明的词语在政治中有很强的影响力，特别是当它们代表着能够激发人们情感的思想原则时。“公平”(fair)就是一个表意不明的词语，但它赢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这体现在《公平交易法》(Fair Trade laws)和《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等一些政策上。这些在概念上表意不明的词语，往往具有极大的政治优势。在具体问题上持不同甚至相互冲突观点的人们，很可能因一个动人的词语被动员和联合起来，毕竟，谁会选择“不公平”(unfairness)呢？类似的还有“社会公正”(Socialjustice)、“平等”(equality)等，这些不准确的词语，对于不同的个人或团体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因而这些具有感召力的词语，能够将不同的人动员起来支持某项使用这些词语的政策。

经济政策方面的谬误，影响了包括住房交易和国际贸易在内的一切经济事项。虽然多年之后，错误政策引起的“难以预料的后果”最终发生了，但是很多人不会去追溯失败的根源。有时，某项政策直接引发了某一后果，但是人们同样不会去追根溯源，而是保持现状，让这些政策继续引发其他更坏的后果。有时他们还津津乐道地说，要不是这些奇妙的政策，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

即使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谬误的存在，但人们仍然不愿去纠正它们。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那些选举任职的官员们不会冒着下台的风险，承认被自己严重夸大其词的政策或计划惨遭失败。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各种运动和计划的领导者。即使是那些拥有终身教职的学者和专家，当他们的观点被证明与事实不符时，也不愿承认错误，因为这将直接导致他们丧失威望和忍受窘迫。那些自以为在帮助不幸者的人们，发现自己的行为最终不仅没有帮助这些不幸者，反而恶化了不幸者的境况时，他们也会痛苦不堪。换句话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心理上，证伪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威胁人们的利益和影响人们的感情。

任何人都不愿承认谬误。然而，在很多情况下，隐瞒谬误真相的代价往往大到让人不能忽视。虽然现实是残酷的，但是代价的高昂促使人们必须面对现实。学生误解了一道数学题，他必须得在下次考试前纠正过来；商人因误判了市场行情或者管理不善而使公司无端亏本，这意味着他不能再按照以前的判断和管理方式行事了。简而言之，实践或理论上的强制规则促使人们去认清谬误，政府经济政策的好坏可能直接关系到数百万人的生活状况，因此，研究经济方面的错误政策比研究合理政策更为重要。

经济方面的谬误实在太多了，在此不可能一一列出。不过，我们可以在本章里先简要描述四类常见的经济谬误，在接下去的章节里再详细描述这些被掩盖的经济真相的情况。这四类常见的经济谬误可分别称为零和型谬误(the zero-slim fallacy)、合成型谬误(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下棋型谬误(the chess-pieces fallacy)和开放型谬误(the open-endedfallacy)。

零和型谬误

许多经济谬误通常建立在一种比较隐蔽的错误假设上：经济交易是一种零和博弈的过程，一方所得到的必是另一方所失去的。但实际上，无论在雇主和雇员之间，还是在房东和租户之间，或国际贸易各方之间，他们自愿进行经济交易的前提是：各方进行交易比交易之前能得到更多利益。尽管这一道理很容易理解，但是那些通过政策手段去帮助交易一方的人，不见得就能认识到这一点。

让我们从头说起。为什么经济交易会发生？决定经济交易的因素有哪些？双方有潜在的利益还不够，还必须具备相互满意的交易条件。虽然各方都偏向对自己特别有利的条款，但是为了避免因交易失败造成的损失，各方往往会达成新的协议。虽然让一方满意的条款很多，但是只有当所有条款都能使各方获益并被各方接受时，交易活动才会发生。

假设政府要实施一项有利于一方的政策，比如有利于雇员或租户。实施这项政策就意味着随后将会有三方介入交易之中，只有当这项政策的各项条款能被三方同时接受时，这项政策才能得以落实。换句话说，这些达成的条款，并不包括那些被某一方偏爱但不能得到各方同时接受的条款。由于用于交易活动的条款更少了，于是达成的交易活动也随之减少了。各方都能从交易中得到利益，这也意味着每方得到的利益更少了。这一原则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具体的案例。

比如，全世界很多城市都推行过租房管制措施，它的初衷是帮助租户，然而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房东或建筑商发现交易范围更小了，而且这些条款也更难接受了，于是租房的供给就减少了。例如，埃及在1960年推行了租房管理措施。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一位埃及女性在2006年写道：

P3-5

人们相信一些观念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这些观念本身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另一种原因是这些观念与我们对世界的普遍认识相一致，人们将这种观念当做事实的“替代品”而予以接受。主观的信念需要接受客观事实的检验，在经济领域尤须如此。由于经济现实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成千上万民众的生活，因此，建立在谬误之上的经济政策很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相反，如果能够明察经济领域的诸多谬误，明了被掩盖的诸多经济真相，将会使成千上万的民众打开幸福生活的希望之窗。

与我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本书的诞生离不开我两位杰出的研究助理的帮助——刘娜(Na Liu，音译)和伊丽莎白·科斯塔(Elizabeth Costa)。她们不仅找到了我要的全部资料，而且还为我提供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宝贵文献。此外，科斯塔女士负责审稿，刘女士负责编辑，多亏二位的协助，本书才得以面世。

许多单个的谬误只是更庞大的谬误种类的一部分。这些更大的谬误种类，不仅包括我在第一章里列举的谬误——零和型谬误、合成型谬误、下棋型谬误和开放型谬误，而且包括其他许多形式的谬误，这些谬误大都假设在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应该实现一致性。

地理、人口、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差别，只是不同的个体、族群和国家之间差别的一部分。没有理由同时也没有必要希望男性和女性能够工作同样多的时间；没有理由期望高中辍学者具有与大学毕业生一样的人生目标、关注重点或能力，而人们之所以希望二者在这些方面一致，还在于他们希望通过控制这些变量来确定大学对一个人的收入的影响；更没有理由希望第三世界国家在外国援助下能够像欧洲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那样实现繁荣，毕竟，第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与欧洲存在长达数世纪的显著差别。

纵观历史，世界上不乏被今人称之为“差距”或“不平等”的各种差别，尽管在有的情况下，这些差别并不能用歧视来解释。在沙皇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几乎所有成员曾经一度都是德国贵族，尽管当时德国贵族的人数只有俄国总人口的1%。如今，世界上超过40%的亿万富翁都集中在一个国家——美国。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了。尽管这种统计差别在世界上和历史上都很普遍，但还是有很多人继续质疑，似乎任何族群之间的统计差别都很蹊跷、很可疑——如果不是很诡异的话。

另外一种谬误——我在第5章和第7章已经讨论过——也可以被称为合成变化型谬误。当我们比较的是统计类别而不是具体的对象个体时，类别之间的关系变动并不能如实地反映这些类别中具体的民族或国家的实际变化，因为这些类别的组成一直在发生变化。尽管在一定时期内组成这些类别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差别一直在缩小，但这些类别之间的差距很可能会扩大。因此，重要的结论和决策不能建立在这些谬误之上。

比如，由于最富裕的20个国家与最贫穷的20个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比例从1960年的23：1增加到了2000年的36∶1，因此有人总结道：国际自由贸易的增加扩大了国家间的不平等。但是，1960年的最富20国与最穷20国的国家构成显然不同于2000年这两类国家的构成。比较某一类别的国家时，1960年的最富20国与最穷20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变化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两类国家的人均收入比例减少到了10∶1。这一结论表明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不仅有助于减小国家问的不平等，而且有助于贫穷国家摆脱最贫穷的命运。

无论国家闾不平等减少的实际原因是什么，但在不平等实际上已经减少的情况下，仍然相信国际不平等增加了的谬误，就像有关曼哈顿汽车事故的一则老笑话一样：一个人对他的朋友说，统计数据表明在曼哈顿平均每20分钟就会有车撞人，他的朋友回答道：“被撞的人估计都被撞烦了吧。”这里的谬误在于每次被撞的显然不会是同一个人。然而，类似的谬误成了许多坚持个体不平等和国际不平等的严肃研究的基础，这些研究在比较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别时，往往忽略了被比较类别的组成个体或国家已经发生变化。合成变化型谬误是建立在错误地比较不断变化的类别基础之上的。

统计数据本身并不会因搜集数据时使用的方法和定义而显得有多准确。如果不仔细审查这些方法和定义，我们就不能预先假定所比较的对象具有可比性，无论这些被比较的对象是高中辍学者与大学毕业生之间，还是拥有“相同”教育水平但属于不同族群的人们之间，以及单身女性与已婚女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后一种情况下，“单身”女性也包括结婚多年但后来离异的女性。统计人口密集区和人口稀疏区的空气污染量的差别，也不能告诉我们让人们从密集区迁移到稀疏区是否会增加污染总量，毕竟是人们的个体行为或地区特点——而不仅仅是他们的绝对数量——产生了污染。

最危险的行为莫过于拒绝让流行的主观信念接受客观事实的检验，而只是根据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既有的世界观来决定接受或拒绝某一观念。认为有必要依靠政府干预来创造“平价房”的观点是一种预先假定的看法，然而无数客观事实证明，政府干预反而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有些人认为类似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暴乱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黑人不满于贫困、歧视、失业以及社区的破落，然而这种观点难以解释黑人暴乱为什么会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地点发生，因为当黑人暴乱发生时，这些地区的贫困、歧视和失业等因素无论从纵向上看还是从横向上看，都不是最糟的。

20世纪上半期女性的教育和就业历史常常被人忽略，甚至许多学术研究也忽视了这些事实，人们集中论述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女性状况，原因在于这段历史的状况与研究者对女性为什么崛起的主观假想是一致的。有关黑人的研究也是如此，人们在研究黑人摆脱贫困并步入中产阶级的历史时，总喜欢将这段历史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并将黑人状况的改善归功于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政府的作为，却忽略了更大规模的黑人状况改善发生在60年代之前的20年里。最大的谬误莫过于忽略了在一项政策或行为未采取之前某一趋势就已经形成，而在这些政策或行动实施后所发生的变化只不过是延续了之前的发展趋势。相似的谬误也出现在有关其他问题的讨论中，比如车祸死亡率和反托拉斯法实施后公司市场份额的变化。

许多预先假定之所以经受不起客观事实的检验，原因在于这些结论只是一些主观想法。这些观点的一种表现，是认为第三方观察者比当事人更清楚什么对当事人是有益的。这种假设暗藏在有关市区和郊区的住房、公共交通和私人汽车、强迫第三世界国家接受国际援助机构所偏爱的理论等问题的讨论中。对于这些谬误，最应该做的是：

1．弄清楚暗含的假设。

2．找出能够检验这些假想的事实证据。

3．指出那些采纳了建立在这些假设之上的计划和政策的国家

产生了多少灾难。

在暗藏于大量预先假定的假设中，有一种共同的现象是：将其他人的第一手的观察当成“陈词滥调”完全予以抛弃，这些人之所以抛弃别人的经验观察，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第一手的观察资料，而是因为这些经验观察与大多数没有经验和武断的人们的假想不符，而且这些人因为学术资历的原因通常不会接受人家的批评或让自己的信念接受事实的检验。

同义反复是谬误的另外一种来源，也是“捍卫”谬误的主要方式。比如，“人口过剩”可以被定义为人口与财富的比值过高，并用二者的比值过高来解释这些国家为什么会贫困，然而这种定义和解释除展示了算术法则之外，并没有告诉我们真实世界中的客观事实。但是，当人们还未意识到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兜圈子”(不管兜的圈子有多大)时，他们是不会停止相信同义反复的巨大力量的，并且以为这些同义反复的观念就等同于外部世界而不是他们脑袋里武断的定义。同义反复的观念由于比较含糊和抽象而经常被人用来说服那些缺乏经验证据和逻辑知识的民众，但有关人口的同义反复只不过是类似的众多观念中的一种。19世纪的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曾说：“不少人就像对待业余爱好一样长期珍视一些含混不清的观念，尽管这些观念毫无意义，且错误无疑。”

比起各个学科中存在的大量谬误，本书提到的各种经济谬误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如果当你看到流行的谬误在证据和分析的检验下不攻自破时，会更加深入和仔细地检验其他信念，能更加注意琢磨其背后所隐藏的事实真相，那么本书也就已经达到了最大的目的。

“只要署名是托马斯·索维尔的书籍，我都会看一遍，就这样，我读完了索维尔的所有著作。由于他写了不少东西，我也因此一直忙于阅读。但我从中受益匪浅，这也是我不止一次捧起《被掩盖的经济真相》一书的原因。索维尔在论述问题时无所畏惧，他在讨论经济、政治，以及几乎所有领域的事情时，总是先于他人，使得其人（包括我）只能闻其墨香。我真的是想不出其他更好赞美他的话了。”

——弗雷德·巴恩斯（Fred Barnes）《标准周刊》执行主编、FOX新闻频道《环线男孩》栏目主持人

“《被掩盖的经济真相》是一本出色的书，估计平庸之辈需要花费数年的苦功也难以写出这样的一本好书。这本书充满了精妙而有益的数据，展示了作者在经济分析方面一生的智慧，这是斯坦福智者所写的另一本‘全胜之作’。”

——莫纳·查伦（Monra Challen）全美报业联合集团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