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从政多年，参与了韩国经济转型时期大部分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深谙韩国官僚圈、政治圈、企业集团三角决策结构对韩国经济生活的影响，从社会政治结构的角度对韩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刻解读。

本书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政策决定结构、韩国经济的转型期与经济危机、经济政策的决定结构与道德释义、两极分化与中产阶层的复原、转型期与不和谐现象管理的失效等方面有独到的解释。这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特别是改革深化阶段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书主要讨论三大主题。

第一编的分析焦点放在国家发展组织体系的内在适应性上。即牵引韩国经济高度增长的国家发展组织体系是怎样的？其体系是如何运行的？这种国家发展组织体系是如何适应内在和外在环境变化的？对上述问题将按照历届政权的执政时期分阶段进行分析诊断。

第二编分析的是国家发展组织体系是如何适应内部与外部环境变化的。其分析的重点放在外在适应性上。在这一部分中，观察分析在韩国经济处于转型期的状态下，牵引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政策决定结构出现了哪些问题，并导致韩国经济走向危机之路，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能否得到恢复？

第三编揭示目前正处在迈进先进国家行列过程中的韩国怎样才能做到内在适应性与外在适应性相互均衡和协调的方案。本部分主要分析怎样构筑可以实现国家的内在冲突最小化、快速适应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的、有效率的国家发展组织体系。要想使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安全等体制变成先进的体制，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对此，本部分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第一编 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政策决定结构

 第一章 韩国式经济政策

第一节 战略特征

第二节 经济政策决定结构的先导集团

第三节 作为调整者总管的总统

 第二章 高速增长期的三角经济政策决定结——朴正熙模式的形成、特点及其局限性

第一节 三角经济政策决定结构的形成

第二节 三角经济政策决定结构的良性循环机制

第三节 三角经济政策决定结构的局限性

 第三章 政治体制变动与经济政策决定结构的变化

第一节 全斗焕政府时期：官僚圈的退却与政经勾结

第二节 卢泰愚政府时期：领导力与权威的消失

第三节 金泳三政府时期：官僚与企业集团的市场信任的弱化

第四节 金大中政府时期：经济危机的克服与先导集团的再形成

 附录1 历届总统的领导方式与经济政策观

第二编 韩国经济的转型期与经济危机

 第四章 韩国经济的转型期：向自由主义开放型市场经济过渡

第一节 韩国经济转型期的开始

第二节 从权威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型

第三节 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第四节 从保护主义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换

第五节 从传统型社会向市场型社会转变

 第五章 转型时期经济政策决定结构：朴正熙模式的变化与新对策的难产

第一节 转型时期的经济政策决定结构与转型成本

第二节 规制缓和与官僚圈的弱化

第三节 脆弱的市场规律与企业集团

第四节 政治伦理的支配与转型期成本

第五节 经济政策决定结构与道德风险

 第六章 转型期不和谐现象与转型期管理的失效

第一节 转型期不和谐现象

第二节 转型期管理与政策失效

 第七章 韩国的金融危机

第一节 韩国金融危机的特殊性

第二节 经济危机之后的应对战略

 第八章 中进国的困境

第一节 什么是中进国的困境?

第二节 南美和亚洲的中进国困境

第三节 韩国与中进国困境

第四节 克服中进国困境的要素

 第九章 韩国经济的命运式路径

第一节 为何称命运式路径?

第二节 命运式选择与命运式路径

第三节 韩国为例：危机与对策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迈向先进国的路径

 附录2 韩国经济走过来的路：危机和戏剧性重生的反复

第三编 韩国经济的未来设计与创造性破坏

 第十章 先进国家的条件与国家愿景

第一节 先进国家的基本结构

第二节 “参与政府”的诞生与创造性破坏

第三节 国家愿景与目标

 第十一章 转型期残余的清除

第一节 不和谐现象的克服

第二节 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时期的共存现象与混乱的克服

第三节 企业经营环境与企业文化

 第十二章 新的社会支配结构的建设

第一节 新政策决定结构的摸索

第二节 新权威体系的建设

第三节 政治、政策进程的先进化

 第十三章 韩国经济的四大牵引车

第一节 增长动力的持续性保证

第二节 三大脆弱部门的软着陆

第三节 经济心理的管理

第四节 世界经济循环周期与宏观经济的运行

 第十四章 两极分化与中产阶层的复原

第一节 对两极分化现实的认识

第二节 韩国式两极分化的特征

第三节 两极分化的波及后果及其解决方式

第四节 问题的核心：中产阶层的复原

 第十五章 市场经济与社会安全网

第一节 摸索新的生存法则

第二节 为何提出市场经济与社会安全网问题

第三节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安全网的不完善

第四节 社会安全网的水平与网眼

 第十六章 世界与韩国

第一节 世界经济秩序与韩国

第二节 亚洲新的生存秩序

第三节 韩国对外经济战略要点

结论：超越增长与分配

结東语

注释

参考文献

1．官僚圈与企业集团：战略产业的培育与企业家精神

三角经济政策决定结构中，官僚圈履行了对朝阳产业的选择及支持、监督职能；企业集团用通过持续扩大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取得的经济成果，来维持和保障经济政策成功实施的良性循环结构。虽然这种良性循环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目标，但绝非易事。这是因为官僚圈和企业集团都有可能在支持和保护方面坐享其成。韩国通过固有的机制建立了官员和企业间的具有效率的伙伴关系。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对战略产业的选择并不是难题。由于在追赶发达国家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后发优势(second-mover advantage)，而且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并不大，因此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比较容易选择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另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把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钢铁、化学等产业作为重点培育产业，把资源集中向这些行业配置。

韩国在第一次经济开发计划中选择了将水泥、肥料、炼油等产业作为战略产业；在第二次经济开发计划中推进化学、钢铁、机械等产业，实行重、化工业化；在第三次和第四次经济开发计划中追加了非铁金属、造船、电子产业等；在第五次和第六次经济开发计划中，机械、电子、汽车、化学、造船、半导体、新消费材料等产业被选定为重点培育产业。这些产业不仅获得优惠的金融政策和各种补贴，而且享受优惠税收待遇，同时这些产业的产品进口被限制，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实际上禁止了新厂商的进入。

韩国的产业政策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差异在于，不是单纯地停留在选择支持对象上，而是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检查、监督政府支持所取得的成果的情况，即通过每月的出口振兴扩大会议、每月的财界动向报告、季度审查分析报告等，检查政府支持是否真正落实为投资，各产业和各企业出口活动是否按计划进行等内容，以便出现问题时，可以尽早寻找对策。尤其是总统直接参与分析现状，指导修改方案，使许多难题适时得到解决，而且这种会议，不是政府的单独行为，而是由企业及专家共同参与，因此充分体现了透明度和信任度，使得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从源头上被切断。对于漏报或歪曲的报告，实施罚款制度。当然只靠这样的罚款性条款无法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所以韩国进一步采取了对出口明星企业或经营成果显著的企业加大支持力度的措施，并赋予其优先进入新兴产业的权利。官员不仅仅以事前支持来与企业形成关系，而且建立了具有事中检验和事后监督机能的制度性框架。

当然，在政府掌握金融及税制权力的情况下，企业对政府的政策合作可能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只靠官员对企业的监督无法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产业化过程中持续产生的企业投资热潮。尤其是，对于企业来说，面对重、化工业的投资回报周期长、缺乏管理技巧、出口产业成长可能性并不明朗的情况，即便有政府的制度与政策上的支持，也并不是可以轻易作出真正进入该领域的决定。无论如何，在以成果、业绩作为考核标准的支持体系中，进入重、化工业新兴领域之后的失败，意味着以往的整体事业受到威胁。事实上，与一般国民的印象相反，国内企业的存活率非常低。1965年的10大企业中，十年后仍然生存的只有1个，100个大企业的存活率也只有22%，可见企业间的生存竞争是十分激烈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借助“企业家精神”，就很难解释国内大企业进入重、化工业领域的现象。一些企业在1980年由军部控制的重、化工业投资调整时期，为保护自己，宁愿抗拒政府的指示。例如，面对半导体产业连政府都无法确保其成功的情况下，企业家靠自己的判断集中资源进行投资，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这种形态只能视作企业家精神的一种表现。虽然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政府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政府支持带来的压力左右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企业同样具有摆脱政府保护的强烈动机，并且这种动机与企业家精神紧密相连。这种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的背后，有着转嫁风险成本给国家和社会的动机和支持他们的政界的力量。

2．政治圈与企业集团：有效控制寻租行为

三角经济政策决定结构之所以带来良性循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实施产业政策过程中发生的寻租行为(rent seeking activity)不至于达到损害经济效率的程度。

一般战略性贸易政策或产业政策等国家干预手段主要包括税收减免、补贴、金融优惠等特殊待遇，而各企业为了获得这种国家优惠政策即为了获得租金展开激烈的竞争，动用大量资源，造成了资源浪费，导致社会财富的损失。事实上，在印度和南美一些曾经实施进口替代产业化战略的国家中，企业集团与官僚圈、政治圈之间的过度的寻租行为给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但是，在韩国，企业在获得国家创造的租金时，并未支付很多成本。首先政治圈几乎无法介入经济政策。政治圈的作用虽然是维护总统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但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却被排除在外。众所周知，一般称为政治资金来源的大规模的国际借款及其分配，并不是由共和党里的执政人所掌控，而是由国家高层官员和专家掌控。虽然可能会出现政治圈、官僚圈相勾结的现象，但皆在可控制范围之内。尤其是政治资金在总统的控制下实行一元化管理，具体的经济优惠政策则停留在公示的层面，且政府对企业进入新行业的许可或规制等是根据其过去的业绩进行操作的。企业集团认识到虽然承担政治资金，但却无法保证其经济利益，因此尽量做到寻租成本最小化。从而，通过纠正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破坏、相互消耗的关系，推动官僚社会和企业集团的伙伴关系的发展，形成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产业支援政策也按最小化寻租的方式进行。在战略产业领域，由于政府面向大多数企业集团提供了进入可能性的政策，因此，没有必要围绕一个特定产业中的多个企业集团展开过度的竞争。不仅如此，在整顿破产企业等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国家而言，重要的是寻找更能有效经营的企业，即从国家的角度，通过所有权的变更，使投资更加有效地进行才是第一要务，而不会专门保护特定企业家，而且经营亏损的企业也不会为了本企业的生存，支付高额租金。

韩国的经济政策重视国家资源和企业成果问的联系，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寻租现象，实现了快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由于国家的支援政策是基于企业的投资效率和出口业绩的，因此企业更加重视经营成果，而不是寻租。企业集中力量引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在此过程中，资本积累进入了良性循环。P35-38

以创造性的领导力

摸索国家发展体系

目前韩国站在什么起点上，又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呢？面对韩国社会所处的对立与混乱的现状，国民就像失去了方向一样，我们有一种羞愧的感觉，能否给茫然无助的国民点燃一种希望，重新集结国民的力量向着发达国家的行列迈进呢？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笔者作为经济官僚置身于制定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亲眼目睹了我国经济的成功与挫折。从首尔大学的教授到国会议员，当我面对最近在韩国出现的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时候，不得不进行回顾与反省。

首先，我们的经济在进入开放体制的过程中，由于不协调(mismatch)现象而面临危机时，我作为经济官僚对转型期管理的失败负有责任，深感惭愧。其次，IMF危机进入尾声时，韩国出现了转型期潜在的问题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以及相互关系的不协调，还有两极分化等一系列问题，面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为政治家，我因没能提出挽救方案而深感失落。再次，在过去的经济政策决定结构和权威体制已崩溃，新的政策决定结构尚未建立的状况下，我们应当做出何种选择？这是我所思索的一个问题。最后，这个社会还未能确立严正的市场与法的秩序，作为当事人的我深感羞愧。我怀着以上的回顾与反省的心情在想，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处在已经超过2万美元并向着3万美元迈进的关头，韩国确实已处在了迈进先进国家行列的十字路口，此时韩国如果不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无法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

其实我们要真正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就像冬季过去春季才到来一样，先进国家的时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如果真正要想寻找建设一流国家的韩国经济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反思我们经济所走过的道路。现在我们有必要对韩国经济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诊断，同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毫无疑问，韩国曾经在“6·25动乱”的废墟中沦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总统为了摆脱贫困，采取了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经济开发模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7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现行的国家发展模式已经无法应对国内外急剧变化的环境。从内部角度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国民的期望值大大提高；从外部角度看，世界经济环境和贸易秩序急剧向更开放的体制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的运行机制应该及时具备适应这种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够持续增长与发展。但是，朴正熙总统依旧逆时代潮流而动，继续坚持着高增长的思想理论体系，把国家推向了维新体制，结果他死于非命。之后，随着维新体制的落幕，我们才迎来了提出新的国家发展模式的契机。但是，随着两次世界油价的波动和全斗焕政权的登场，我们仍然没有对转型期出现的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使得韩国在封闭的经济体制之中，依旧延续着财阀经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全斗焕总统执政时期，仍然以强大的总统指导力为基础，照搬了朴正熙式的三角政策决定结构(官僚圈一政治圈一企业集团)。

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经济进入转型期的最佳时期，但是当时未能适时地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便跨入了90年代，可以说我们在进入90年代后才转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体制。我想80年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失去的十年。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卢泰愚、金泳三政府直接面对实质性的转型期。在这一时期，尽管出现了“文民政府”并加快了民主化的进程，但是在新的环境下，他们却未能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这只能说明总统本身缺乏洞察时代变迁的眼光。同时，这一时期实行的政治及政策的实现过程短期化(总统五年任期制)所决定的天生的局限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在这期间里，由于国际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不断扩散和WTO新体制的形成，外部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使得我们应该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被延误了，未能按照我们预定的顺序与速度进行。这样，韩国经济在没有做好各种准备的条件下，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打开了开放之门，致使国家内外出现了极其不和谐的现象。

其结果是累积的经济政策决定结构的裂痕和矛盾越来越大，加上向开放体制急剧转换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和谐现象，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性不断加剧，使我们不得不面对“6·25”动乱之后的最大的危机，即金融危机。但是，我们紧紧依靠越是危难越要坚强团结的国民素质，通过国家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较顺利地度过了金融危机，终于重新谈论起如何迈进先进国家行列的话题。如前所述，韩国经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尽管面临多次危机，但屡次得到戏剧性的重生，并在此过程中还保持着持续的增长与发展。韩国之所以发生危机，就是因为我国的社会支配结构不仅不能有效地适应内外的环境变化，而且缺乏相应的政策改革措施。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不仅仅是我们国家本身的问题，而且是处于经济危机中的国家所面临的一般性的共同问题。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社会支配结构是否具备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是否努力进行着改革与创新。

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在于其是否能不断地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只有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生存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可以通过洞察各种变化和与之密切关联的因素，用标准框架(frame of reference)的组织体系理论(system theory)来说明国家的发展过程。组织体系是指具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成果和自主经济(boundary)，并与其他部门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实体或组织。

一个组织体系的内部构成要素即下位组织体系(sub-system)之间、下位组织体系与组织体系的外部环境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组织体系要想生存与发展必须适应并跟踪环境的变化，因此它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制。开放的体制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完善。同时，所有开放的体制必须持续地维持稳态，才有可能持续地成长与发展。

本书也把大韩民国(国家)看作是生存、进化的一个组织体系。为了分析韩国社会发展过程并提出相应对策，在此，我们运用了组织体系理论。

在组织体系理论中，组织体系要想生存与繁荣必须具备两个适应性。一个是内在适应性(internal fit)，是指组织内部的诸构成要素(sub-system)必须具有相互互补性。另一个是外在适应性(externalfit)，是指组织体系必须适应外部的环境变化，继而主导环境的变化。同时，组织体系的内在适应性与外在适应性必须形成均衡和协调，只有这样才能持续地增长与发展。本书主要讨论三大主题。

第一编的分析焦点放在国家发展组织体系的内在适应性上。即牵引韩国经济高度增长的国家发展组织体系是怎样的？其体系是如何运行的？这种国家发展组织体系是如何适应内在和外在环境变化的？对上述问题将按照历届政权的执政时期分阶段进行分析诊断。

第二编分析的是国家发展组织体系是如何适应内部与外部环境变化的。其分析的重点放在外在适应性上。在这一部分中，观察分析在韩国经济处于转型期的状态下，牵引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政策决定结构出现了哪些问题，并导致韩国经济走向危机之路，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能否得到恢复？

第三编揭示目前正处在迈进先进国家行列过程中的韩国怎样才能做到内在适应性与外在适应性相互均衡和协调的方案。本部分主要分析怎样构筑可以实现国家的内在冲突最小化、快速适应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的、有效率的国家发展组织体系。要想使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安全等体制变成先进的体制，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对此，本部分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我们目前正处在跨入先进国家行列，及其决定国家命运的选择时期。这就需要在构建成为先进国家的基本条件的同时，通过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对过去高速增长过程中沉积的转型期的残余，一个一个地进行清理。当前，为了早日跨入先进国家的行列，需要集中我们的智慧和才智，解决面临的问题，接受新的考验。

过去，韩国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是由于转型期管理上的失败，导致其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重创。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治愈韩国经济的病痛，取得持续发展，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士聚在一起共同探讨不同解决方案是十分必要的。

郑德龟先生曾任经济官员、大学教授、国会议员等职。基于他多年的从政经验和见闻，对韩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诊断，并指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为我们解决目前经济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提示。

不管是对于政府经济决策人士、行政干部，还是对于那些直接受经济政策影响的企业经营人员和上班族，以及未来时代的大学生，这都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

——郑云灿(前首尔大学校长，现首尔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经济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