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出现于清代前期，是作者蒲松龄博采传闻、精心结撰之作。其篇章多数构思奇妙，情节诡异，语言生动，以谈狐说鬼的表现形式，对当时的黑暗现实和贪官污吏作了深刻的暴露，对下层民众的疾苦向社会作了多方面的倾诉；还以同情的笔调描绘了众多的狐鬼与人真诚相爱的美丽故事，表现出人世间男男女女对理想个性的追求。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文人为描写重点，全面深入揭示封建科举制度弊端的长篇讽刺小说。作品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世态的生动描绘，使《儒林外史》达到中国古典文学讽刺艺术的高峰，并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
本书对这两部著作作了深入的解读。
《聊斋志异》不是一般的志怪小说，而是屈原“天问式”的悲愤之作、孤愤之作。蒲公对鬼狐花妖“一书而兼二体”的艺术颠覆，前无古人，堪称独创。而当下诸多时髦的对名著似乎是无休止的“Q版”解构，却是货真价实的恶搞。庸俗的“戏说”、“恶搞”充斥媒体，若长此以往，受众也只能像王渔洋对《聊斋志异》的那旬题辞“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所说，我改了两个字，叫“厌闻人间语，爱听鬼唱歌”。总之，读《聊斋》，可从鬼魅身上感悟人生!
在这个角度，《儒林外史》也是“小说”的历史，“外史”本身亦是借“稗官为史之支流”，且多用“微词”、“狙击”之史笔。
比起当下动辄下笔数十万言，三五年一部，甚至一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多产作家，花十几年时间才含辛茹苦写完《儒林外史》的吴敬梓，像他的同道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一样，一世一部却流芳。这已无需多说。
思考《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是有益的。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利益驱动”体现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文人身上，功名富贵的核心就是当官。其实，即便拿现代考试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来说，
在评定职称、申报学位点以及重点学科等“功名富贵”的事情上，也体现着与《儒林外史》相类似的“利益驱动”。不过，问题是。对“利益驱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难道必须得用中庸之道来平抑吗？再者，把当官当成人生唯一价值取向的“马二道路”，势必导致教育的功利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