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为了纪念10月17日巴金逝世3周年推出的。该书收入了高尔基关于前辈和同时代作家的回忆，高尔基以大量富有特性的生活化的细节勾勒出俄罗斯伟大作家的生命片断，使得这些历史人物跃然纸上。高尔基写俄罗斯文学大师，却是以平等的身份，这让我们看到文学大师在生活中的样子。

本书收入了高尔基关于前裴和同时代作家的回忆，作者以大量富有特性的生活化的细节勾勒出俄罗斯伟大作家的生命片断，使得这些历史人物跃然纸上，形象感人。有人曾恰如其分地评价这些文字：“高尔基的回忆的怍品不但在艺术上有很大的价值，就把它们当作近代饿罗斯的文化史料看，也有很重大的意义。”

《巴金译丛》代序(巴金)

·文学写照·

 列夫·托尔斯泰

 索菲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

 安东·契诃夫

 柯罗连科时代

 符·加·柯罗连科

 米·米·柯秋宾斯基

 尼古拉·加陵-米哈依洛夫斯基

 米哈依尔·普利什文

·回忆布罗克·

 亚历山大·布罗克

 人们背着人的时候

后记

在五月里一个刮风的阴天，天刚刚亮，我就离开了察里津，我预计九月里赶到尼日尼。

一部分的路程，我是在夜里同货车车长们在车辆制动台上旅行的：然而大部分的时间我却步行，在哥萨克村镇里，在村子里，在寺院里找点临时工作，维持生活。我走过顿河区，到过唐波夫省和梁赞省；我从梁赞，又顺着奥卡河，转向莫斯科。到了莫斯科我便到哈莫弗尼基去访列·尼·托尔斯泰。索菲雅·安德烈叶夫娜告诉我，他到特罗依乐一谢尔吉叶夫斯卡雅修道院去了。我是在那间满满地堆着一捆一捆书的杂物房门前的院子里遇见她的，她把我引到厨房里去，亲切地请我喝一杯咖啡，吃一块小面包。她在谈话中对我讲起，有很多“来历不明的游手好闲的人”来麻烦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而且在俄罗斯，游手好闲的人总是非常多。我自己早已看到了这种情形，我毫不偏心地、而且客气地承认这个聪明女人的观察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九月的末尾。秋天的雨大量地落在地上；凉风吹过麦子割了以后的田地；树木现出了鲜艳的颜色；这是一年中间最美的季节，但是对徒步旅行的人、尤其是穿破靴子的人来说，就不大方便了。

在莫斯科货物站上我说动了一个车务员，他让我上了一辆牲畜车，这辆车上装着八头契尔卡塞种的公牛，要运到尼日尼屠宰场去。八头牛中间有五头倒很规矩，可是其余的三头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并不喜欢我，它们一路上总是尽力对我做出种种不愉快的事情；它们每次达到了这个目的，就满意地哼哼鼻子，叫几声。

车务员身材瘦小，是一个弯腿的醉鬼，上嘴唇的胡子长得乱糟糟的，他要我负责一路上喂饱我那几个旅伴。每次列车一停，他就打开车门塞进一捆干草来，大声吩咐我：

“给它们吃！”

我同公牛们一块儿旅行了三十四个钟头，我还天真地相信我这一辈子不会看到比它们更粗野的牲畜了。

我的背包里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有好些诗，还有一首半诗句半散文的诗《老橡树的歌》。

我从来不曾有过分自信的毛病，而且当时我还觉得自己知识太差，但是我倒真正相信自己写了一个出色的作品：我把我在这十年丰富、生动、艰苦的生活中间所想过的一切全塞在这个作品里面了。我还深信知识丰富的人们渎到我的诗，一定会因为我让他们看见的一切新鲜事物感到满意的惊讶，我的作品中的真理会震动全世界人的心，这以后马上就会开始一种诚实、纯洁和快乐的生活——我所想望的除了这个就再没有别的了。

尼·叶·卡罗宁住在尼日尼；我间或去看他，却不敢把我的哲学的著作拿给他看。患病的尼古拉·叶里皮季福罗维奇引起了我强烈的怜悯的感情。我非常深切地感觉到这个人痛苦地、顽强地在考虑什么问题。

“可能是这样，”他说，从鼻孔里喷出一阵浓烟来，又深深地吸着纸烟，然后带笑地结束道：

“然而也可能不是这样……”

他的谈话给我引起一种痛苦的惶惑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垂死的人有权利、同时也应当讲得跟别人不同，而且讲得更明确。这一切，再加上我对他那种真挚的同情，使我对他非常小心，我似乎害怕伤害他，使他痛苦。

我是在喀山看见他的，他刚从流放地回来，经过那里，停留了几天。他给我留下很深的这样一个印象：他这个人一生都不是在他愿意待的地方。

“其实我不应当到这里来！”

这是我走进那间阴暗屋子的时候听到的话，他住在载货马车夫们常住的客栈内，是一所没有楼的耳房，就是在那个不干净的院子里面。一个身材高高、有点驼背的人站在屋子的当中，沉思地望着一只大表的针面。在另一只手的指头中间一根香烟正在冒浓炯。于是他迈开长腿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面简短地回答房东谢·格·索莫夫的问话。

他那双近视的、孩子似的明亮的眼睛露出疲倦和焦虑的表情。他的颧骨和下巴上长满了长短不齐的浅色硬毛。教堂执事那种很久不洗的笔直的头发生在他那个方形的脑袋上。他的左手插在他那揉皱了的裤子的袋里，把裤袋里的铜板弄得叮当地响了起来；右手拿着一支香烟，他舞动香烟就像乐队指挥舞动指挥棒一样。他抽着烟。他在干咳，而且一直在看表，忧郁地咂着嘴唇。他那个长得难看的皮包骨的身体的动作告诉别人他这个人实在疲乏不堪。人们逐渐悄悄地走进屋子里来，大约有十五个板着面孔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还有一个烘面包的和一个装玻璃的。

卡罗宁用害肺病的人那种空洞的声音对他们讲流放的生活，讲流放人的心境。他讲话的时候并不看别人，好像他在对自己讲话一样；他常常短短地停顿一下，坐在窗台上，无可奈何地朝四周看看。他的头顶上面有一面小小的通风窗正开着，一股充满了大粪和马尿气味的冷空气从那里流进屋子里来。卡罗宁头上的乱发动起来了，他用他那只瘦得见骨的手上的长指头梳平它们，一面回答别人的问话：

“这是可能的，不过我不能断定真有这种事！我不知道。我不能说。”

年轻人不喜欢卡罗宁。他们习惯听那些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讲的人谈话。卡罗宁讲故事的那种谨慎的调子引起了他们的讥讽的评语：

“吓坏了的老鸦。”

然而我的朋友装玻璃匠人阿纳托里却认为：卡罗宁那双孩子似的眼睛里射出来的诚实深思的眼光和他常说的“我不知道”那句话可以解释为另一种害怕：这个了解生活的人害怕自己对年轻人讲了他不能够老实讲出来的话，把他们引到错误的路上去。像阿纳托里和我这种有过直接生活经验的人，我们对那些书呆子多少有些不相信。我们很了解那些中学生，我们看得出来他们在这个时候故意装出比平日更严肃认真的神气。

快到午夜的时候，卡罗宁突然闭了嘴，走到屋子当中，站在烟雾中间，起劲地用他的手掌心擦脸，好像用看不见的水洗脸似的。然后从腰带下面掏出表来，把它放在鼻子跟前，匆忙地说：

“那么，现在。我得走了。我的女儿生病。很厉害。再见！”

他用发热的手指头紧紧地握了向他伸过来的那些手，摇摇晃晃地走出去了；我们中间开始发生了“内讧”——所有这一类的谈话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的后果。

卡罗宁在尼日尼焦虑不安地观察着知识分子中间托尔斯泰主义的运动；他还帮忙在辛比尔斯克组织一个聚居地；这个计划很快地就失败了，他的短篇小说《包尔斯卡雅聚居地》就是描写这个事实的。他劝我道：

“您不妨‘回到地上去’。这对您也许很适合。”

然而我对这种苦行爱好者的自毁经验并不感兴趣，而且我在莫斯科见过了“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主要的创立者米·诺沃谢洛夫，特威尔省和斯摩棱斯克省的互助社就是他组织的，他后来却做了《正教杂志》的经常撰稿人，而且成了列·尼·托尔斯泰的凶恶的敌人。

这个人身材高，看起来气力大，他装出来非常单纯，他的思想和行为都很粗野，在这种粗野下面我感觉到这个野心家那种并未掩藏好的恶意。他粗暴地否定了“文化”；这使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正费了大力，而且越过了种种的障碍才在文化这个领域里面有了一些进步。

P116-120

三联书店准备为我出版一套译文选集，他们挑选了十种，多数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多年未印了。他们也知道这些书不会有大的销路，重印它们无非为了对我过去的翻译工作上的努力表示鼓励。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可是说真话，在这方面我并无什么成就。

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违心之论。同样，我也不是翻译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

我承认自己并不精通一种外语，我只是懂一点皮毛。我喜欢一篇作品，总想理解它多一些，深一些，常常反复背诵，不断思考，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文笔表达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我并不满意自己的译文，常常称它们为“试译”，因为严格地说它们不符合“信、达、雅”的条件，不是合格的翻译。可能有人说它们“四小像”：不像翻译，也不像创作，不像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像我平时信笔写出的东西。但是我像进行创作那样把我的感情倾注在这些作品上面。丢失了原著的风格和精神，我只保留着我自己的那些东西。可见我的译文是跟我的创作分不开的。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是已经取得多大的战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俳徊！即使十分疲乏，我可能还要重上战场。

回顾过去，我对几十年中用用过的武器仍有深的感情。虽然是“试译”，我重读它们还不能不十分激动，它们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即使是不高明的译文，它们也曾帮助我进行战王卜，可以说它们也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感谢三联书店给我一个机会，现在的确是编辑我的译文选集的时候了。

我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好。在创作上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我预告要写的小说不曾写出来。在翻译方面我也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赫尔岑的同忆录还有四分之_一未泽。幸而有一位朋友愿意替我做完这个工作，他的译文全稿将一次出版。这样我才可以不带着内疚去见“上帝”。前一个时期我常常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坐立不安，现在平静下来了。没有做完的工作就像一笔不曾偿还的欠债，虽然翻译不是我的“正业”，但对读者失了信，我不能不感到遗憾。

有些事我做过就忘得干干净净，可是细心的读者偏偏要我记起它们。前些时候还有人写信问我是不是在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艺月刊上发表过翻译小说《信号》。对，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信号》是我的第一篇译文。我喜欢迦尔洵的这个短篇，从英译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中选译了它，译文没有给保存下来，故事却长留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头一本小说《灭亡》中我还引用过《信号》里人物的对话。二三十年后(即五十年代初)我以同样激动的心情第二次翻译了它。我爱它超过爱自己的作品。我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思想感情。它是我的老师，我译出的作品都是我的老师，我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

那么翻译《信号》就是学习人道主义吧。我这一生很难摆脱迦尔洵的影响，我经常想起他写小说写到一半忽然埋头痛哭的事，我也常常在写作中和人物一同哭笑。  可以说我的写作生活就是从人道主义开始的。《灭亡》，我的第一本书，靠了它我才走上文学的道路，即使杜大心在杀人被杀中毁灭了自己，但鼓舞他的牺牲精神的不仍是对生活、对人的热爱吗？

《寒夜》，我最后一个中篇(或长篇)，我含着眼泪写完了它。那个善良的知识分子不肯伤害任何人，却让自己走上如此寂寞痛苦的死亡的路。他不也是为了爱生活、爱人……吗？

还有，我最近一部作品，花了八年的时间写成的《随想录》不也是为同一个目标？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愿意做一个普通人。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使命感”、“责任感”……但是我活着绝不想浪费任何人的宝贵时间。

我的创作是这样，我的翻译也是这样。

从一九二二年翻译短篇《信号》开始，到一九八二年摔断左腿为止，六十年中间我译出的作品，长的短的加在一起，比这套选集多好几倍。作者属于不同的国籍，都是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读他们的书，仿佛还听见他们的心在纸上跳动。我和他们之间有不小的距离，我没有才华，没有文采，但我们同样是人，同样有爱，有恨，有渴望，有追求。我想我理解他们，我也相信读者理解他们。

别的我不多说了。

巴金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记：

最近，编者告诉我，台湾的东华书局希望在台湾同时出版这套小书，征求我的意见。

一九四七年，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台湾设立分社的事，我曾去过台湾半个月，还跟当时在台湾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的老朋友黎烈文和其他一些人见了面，这个美丽的小岛和我那些朋友，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现在，我当然很高兴台湾读者也愿意读这里我所喜爱的书，并感谢台湾东华书局的感情。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收在这本小书里面的两篇短文是从高尔基的《杂记和回忆》的法文译本(一九二六年初版本)中选译出来的。法译本的全名是Nates et souven-its，译者仍旧是翻译《回忆托尔斯泰》等三篇的Dumesnil de Gramont。《杂记和回忆》中讲到作家的文章就只有这么两篇，虽然高尔基遗留下来的关于他的同时代作家的回忆还有一些，但我至今没有机会读到它们。

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昇曙梦说过：“高尔基的回忆的作品不但在艺术上有很大的价值，就把它们当作近代俄罗斯的文化史料看，也有很重大的意义。”

我同意他的话。我自己也喜欢高尔基的这一类的作品，我也高兴把它们介绍给我的读者。所以我译了《回忆契诃夫》，译了《回忆托尔斯泰》。

我觉得关于布罗克的回忆是一篇相当难译的文章。但我终于吃力不讨好地把它试译出来了。现在加上一些注解将它交给书店付排出版，也无非想给爱好俄国文学的人贡献一点材料。到了将来有人从原方译出高永基的全部的“回忆”的时候，我的拙劣的译文便会欣然消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克生于一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死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八日。他是著名的长诗《十二个》的作者，曾被西欧的读者称为本世纪初叶俄国最大的诗人。苏联季莫菲耶夫批评《十二个》说：“实际上，这篇长诗确以特殊的技巧和力量传达出了一九一八年那些伟大的日子的革命激情，传达出了这些日子的难以抑止的气魄和英勇精神，对旧世界的热烈的憎恨对未来的如火如荼的信心，以及浩大的事变和个人的欲望与思想的神妙的交织。……”

《十二个》有胡学支和戈宝权的两种中译本。胡译本(卷末附得有鲁迅先生的后记)，已绝版。戈译本是前年刊行的，除了优美的译文外，还附得有几篇研究布罗克的好文章。读过了高尔基的《回忆布罗克》以后，应当接着去念这本布罗克的诗。

中译者 一九五○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