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大学》是杨润根先生继《发现老子》与《发现论语》二书之后推出的最新力作。他认为《大学》是系统地展示孔子的伟大思想的巨著。他从书中发现了至今尚未被人发现的深刻内涵，通过《发现大学》向我们展示了孔子思想的崇高与伟大。

杨润根先生认为，只要完全放弃先入为主的理论预设，只要回到经验的基点上，即回到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直接观察的基点上，并从而把中国古代经典当作由正常的文字和语言构成的正常文本来理解，我们就能够从中国古代的经典中立即发现一个崇高伟大的文化。在这一方面，他认为，他的《发现大学》和《发现中庸》可以作为继《发现老子》和《发现论语》之后的新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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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论普遍性的理性认识——《大学》译文

第五章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解释】

知至：知识活动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地——认识我们人类在整个宇宙万物之中的具体位置。

天下平：达到或确立起天底下的全人类在宇宙历史进程之中的平等的主体地位。

我曾经随波逐流地将“天下平”和“平天下”仅仅理解为实现天底下的全人类的平等，这种理解在许多特定的语境中显然是肤浅和错误的。

因为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全人类都是由天所生、由天所养的儿女，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兄弟姐妹的亲属关系，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将“天下平”或“平天下”理解为确立全人类在宇宙历史进程之中的平等的主体地位，并进而实现整个宇宙历史在人类社会这一发展阶段上所要达成的全部目的。

当然，在另外一些特定的语境中，“平天下”也可以理解为实现全人类的平等和实现全世界的和平，因为任何一句话和一个词的具体含意都受制于它们所处的具体的语法和逻辑关系。

【译文】

只有确定地认识了宇宙之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事物在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中的具体位置，我们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活动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地——认识我们人类在整个宇宙万物之中的具体位置。只有当我们认识了我们人类在整个宇宙万物之中的具体位置，我们才能拥有对于我们人类自身的清楚无疑的自我认识和坚定不移的自我认同。只有当我们拥有对于我们人类自身的清楚无疑的自我认识和坚定不移的自我认同，我们才能拥有一颗处在中正公允、不偏不倚的正确的认知状态的心灵。只有当我们拥有一颗处在中正公允、不偏不倚的正确的认知状态的心灵，我们才能不断增进自己的理性并完善自己的行为。只有当我们不断增进了自己的理性并完善了自己的行为，我们才能通过促进自己家庭内部的相互联合和彼此协作而使自己家庭内部的每一个人达到一种远远高于自己在自然状态之下的自由和幸福的家庭目标。只有当我们通过促进自己家庭内部的相互联合和彼此协作而使自己家庭内部的每一个人达到一种远远高于自己在自然状态之下的自由和幸福的家庭目标，我们才能通过促进自己国家内部的相互联合和彼此协作而使全体国民达到一种远远高于自己在自然状态之下的自由和幸福的政治目标。只有当我们通过促进自己国家内部的相互联合和彼此协作而使全体国民达到一种远远高于自己在自然状态之下的自由和幸福的政治目标，我们才能确立起整个人类在宇宙历史进程之中的平等的主体地位，并进而实现整个宇宙历史在人类社会这一发展阶段上所要达成的全部目的。

第六章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解释】

天子：已经认识到自己是由天所生、由天所养的人类对于自身的称谓，所以“天子”就是宇宙之子，它指的应该是每一个人。“天子”的观念与中国古人的哲学认识密切相关，并且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人们认为自己是一种神奇的存在物，而不是一种普通的存在物。

庶人：普通人，自认为普通的普通人。

壹：这个字可以直接理解为人们供奉诉求(“豆”)的神圣理性(“士”)，引申为这种神圣理性致力于追求和达到的对于宇宙万物的统一性的认识，再引申为作为这种认识的对象的包罗一切的宇宙整体本身一一在这个意义上，“壹”也就是“一”、“一切”和“全部”。

壹是以修身为本：通行的版本都是“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我认为，这个“皆”字显然是多余和有害的。

乱：这个字最原始的含意也许是不断出现的(“■”)人们试图用双手将他们彼此分开的连体婴儿现象，因此它首先是指一种生物学现象。不难理解，当它被用来指称一种政治学的现象时，它的意思就是国家生活中不断增长着的对于构成国家每一个个体独立和自由的权力的抹杀——在古人看来，这是使国家失去秩序并走向不断的纷争和冲突的开始。不难理解，“乱”作为一个与“治”相对立的政治学的概念，如果说“治”代表的是国家统治对于个人的抬举、激励和提升，那个“乱”代表的就是国家统治对于个人的贬低、压制和奴役。显然，在中国古人看来，压迫和奴役不是秩序，而是秩序的否定形式，把国家秩序建立在限制和剥夺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权力的基础之上，就是把国家秩序建立在流沙和废墟之上。

厚：应该被重视的价值重大的事物(名词)，重视(动词)。“厚”这个字本来由“后”和“土”构成(上下结构)，可见“厚”的本意是“本土”、“本原”，它既是深远广大的，又是永恒绝对的。

薄：应该被轻视的毫无价值的事物(名词)，轻视(动词)。“薄”的本意是广大的水面(“溥”)之上的草(“艹”)——它们所能获取的养料肯定是很少的，它们之于人类的价值也是很小的。

P21-25

是依据表音的文字学的预设、假借虚词的语言学的预设和考据的文本学的预设来理解中国古代经典，还是依据中国古代经典本身来理解它们，或者说，是把中国古代经典作为由病态的文字和语言构成的病态文本来理解，还是把中国古代经典作为由正常的文字和语言构成的正常文本来理解，这就是我的经典解释方法与汉代以来流行至今的经典解释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

与此同时，是把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和20世纪以来的国学家们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解释作为自己理解它们的依据，还是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经典之中的文字、语言及其词法、语法和逻辑并进而把它们作为自己理解它们的依据，这也构成了我的经典解释与当今流行的经典解释之间的根本区别。

就经典解释的方法而言，我认为，一种正确可靠的经典解释必然是建立在不证自明的直接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之上，而不可能是建立某种先人为主的理论观点或理论预设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我认为，一种正确可靠的经典解释必然是建立在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经典之中的文字、语言及其词法、语法和逻辑的基础之上，而不可能是建立在大量收集汉代以来的一切经典解释并从而人云亦云的基础之上。

就经典解释的结果而言，我认为，一种正确的可以接受的经典解释必须符合语言常识并进而具有语言价值、思维常识并进而具有思维价值和最大的逻辑统一性并进而具有理论价值，而一切没有语言常识、思维常识和矛盾百出的的经典解释都不可能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是可以接受的。

依据我的经验，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反思汉代以来流行至今的全部经典解释理论、方法和结果，我们在中国古代经典的解释方面就永远不可能真正摆脱没有语言常识、思维常识和矛盾百出的状态。因为我认为，表音的文字学预设(它在经典解释上表现为以字求音，以音求意)在把整个庞大的中国文字符号体系转变成400多个读音的同时把经典中的每一个中国文字变成了没有自身表意上的独立性和确定性的文字垃圾，假借虚词的语言学预设把经典中的中国语言变成了假借字和虚词充斥的语言垃圾，而考据的文本学预设却把中国古代经典变成了没有为人们正确理解它们提供内在的充分依据的文本垃圾。因此，可悲的是我们很少有人清楚地意识到，隐藏在汉代以来流行至今的表音的文字学预设、假借虚词的语言学预设、考据的文本学预设背后的意义是对于中国文字、语言、经典的直接颠覆和妖魔化，而一个崇高伟大的中国文化就是被这些先人为主的主观预设完全埋葬了。

我的研究表明，只要完全放弃这套先人为主的理论预设，只要回到经验的基点上，即回到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直接观察的基点上，并从而把中国古代经典当做由正常的文字和语言构成的正常文本来理解，我们就能够从中国古代的经典中立即发现一个崇高伟大的文化。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我的《发现大学》和《发现中庸》可以作为继《发现老子》和《发现论语》之后的新的例证。

通过《发现大学》和《发现中庸》，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于科学理论(或认识理论)的伟大贡献：他认为，系统性的理性认识首先是建立在普通民众的不证自明的经验、观察和常识的基础之上，其次是建立在以一知十、以一知百、以一知千的逻辑理性的基础之上，最后是建立在将宇宙万物置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之内来思考的方法的基础之上。

不难理解，仅仅从“正”这一文字本身，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古人对于认识上的正确和行为上的正义的深刻理解：正确的认识(“正”)就是达到了(“止”)最高的逻辑统一性(“一”)的认识，正义的行为(“正”)就是达到了(“止”)最大的逻辑统一性(“一”)的行为。

不难理解，逻辑统一性是一种最高的认知状态，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最高的客观标准，正因为如此，人类认识上或科学上的真正进展往往是发现原有理论的矛盾的结果。

可以说，只有达到认识上的统一性，或者说，只有走出认识上的矛盾的迷宫，我们才能接近真理——在经典解释之中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