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宣传自由的萨特”的人爱之入骨,赞他热爱“正义和权利”、“自由和友好”,与“小人物”和“底层”为友,是“文化巨子”,“20世纪的良心”,“世纪伟人”,“最时尚的哲学家”,“真正的穷人”,“拒绝接受私产”,连“精神上的私有财产也不要”。
恨“专制的萨特”的人恨之入骨,“刻心铭骨地恶毒地诅咒”他,欲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后快,说他“虚伪”,“风流或性”,“装成黑格尔”,是“最大的盲目行为的受害者”,“一群精神错乱的法国人”的“教皇”,“一辈子都奇怪地恨着戴高乐”。
他是20世纪的司汤达,又是20世纪的斯宾诺莎。他被推崇,唯有戴高乐媲美;他遭嫉恨,有斯宾诺莎、伏尔泰为伍。他就是萨特。本书是柳鸣九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有关萨特问题的重要论述的系统汇集,是一个精神进程的宝贵记录,是一个文化事件的真实反映,是一份难得的思想资料,颇有思辨价值、文学批评价值。
谈20世纪的文史哲学,则不能不谈萨特;法国萨特研究专家、萨特同代人贝尔纳·列维说,萨特的影响依然巨大,甚至无所不在,他尸骨未寒,可是,“以他为焦点而发生冲突的政治和形而上学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矛盾”(2000)。
谈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则不能不谈柳鸣九;改革开放伊始,脑有“反骨”的柳鸣九以萨特“自由选择”为武器,对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发起彪悍挑战、凌厉攻势。在精神文化,文学批评领域点燃了一场“大火”,“燃烧”多年……。
萨特被当代中国接受与重视的过程,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化进程的一个侧影,也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一个成果。
本书系著者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有关萨特问题的重要论述的系统汇集,是一个精神进程的宝贵记录,是一个文化事件的真实反映,是一份难得的思想资料,颇有思辨价值、文学批评价值。
读书被杨绛喻为“隐身”的串门,读本书宛如随著者柳鸣九先生一同到萨特和波伏瓦家“串门”。
读者对象:自我选择思想的崇尚者、讨厌者,研究生、大学生、中学生,萨特研究者,女权宅义者,柳鸣九研究者,波伏瓦研究者,萨特fans,波伏瓦fans,喜欢哲学的人,厌恶萨特的人,讨厌波伏瓦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满目疮痍,希特勒的浩劫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没有消失,原子弹和冷战又在人们的心里投射了新的阴影,道德标准、价值标准完全动摇,理想破灭。萨特的论著和作品所宣传的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思想,正投合了人们对现实生活怀疑悲观的认识和他们苦闷消极的情绪。但是,如果一种哲学只使人陷于痛苦的绝境不能自拔的话,那它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力量在于,它一方面指出了现实的荒诞,另一方面又给苦于在荒诞之中挣扎的人们指出了一条出路:自我选择。因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哲学似乎替自己找到了一个在不合理的现实中的比较合理的支撑点,给了他们一种用来摆脱苦闷和失望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萨特的思想战后在整个西欧风靡一时的社会心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会心理并不是来自生活中那种营私牟利、飞扬跋扈、制造灾难的反动腐朽的阶级力量,而恰巧是,或者主要是来自现实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害、受宰割、被欺骗、被牺牲的人们,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因而,萨特的存在主义就不是反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的哲学形式,它具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意义,而萨特在战后所发表的一些作品里,也正力图给他抽象的哲学命题填进具体的积极的社会内容。
先是他的长篇三部曲《自由之路》。三部曲的第一、二部《懂事的年龄》与《延缓》于1945年问世,第三部《心灵之死》发表在1949年。萨特在三部曲里,通过一个知识分子主人公的生活道路,再一次给他所主张的“自我选择”提供了一个具体范例,说明了他这一哲学概念中正面的、积极的含义。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初期的年月为背景,主人公玛第厄像萨特本人一样,也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哲学教师,他完全陷在现实的荒诞、个人的苦恼中,他自己也不满意并力图摆脱,他曾经想到西班牙去参加斗争,但犹疑、矛盾,没有采取行动的决心,他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愿意参加共产党,但又怕妨碍自己的自由。战争的风暴、民族的危难逐渐把他拔出个人的狭隘的天地,使他感到自己所追求的个人自由是那么空虚,他投入了斗争,在一次抵抗德国侵略者的阻击战中,做出了自己的“自由选择”,以英勇的行动而成为了英雄。在他死后,他的朋友、共产党人布吕内继续进行斗争。同时还有他著名的哲理剧《间隔》。这个剧本同样也阐释了“自由选择”的主题,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它通过表现三个生前有恶德、有污点或有罪过的男女,在地狱里互相纠缠、互相矛盾冲突、互相折磨的卑劣而痛苦的景象,实际上提出了一种道德上的告诫,在萨特看来,这一男二女正因为是做出了卑劣的自我选择,他们的本质是低劣的,所以他们现在才是那样难堪,以至在他们之间,别人像地狱一样使自己难以忍受。正像他把那个仇恨人类、具有恶的本质的无赖蔑称为“艾罗斯特拉特”一样,萨特又把那种卑劣的人与人的关系概括为“他人即地狱”这一在当代文学史上也许是最为著名的哲理警句,这一警句,既是萨特对资本主义现实中丑恶的人与人的关系深刻的揭示,同时也包含着对那种推托自己的责任、把命运归咎于别人、怨天尤人、消极等待、不进行积极的自我选择的人的嘲笑和讽刺。这个剧本上演后,以其深刻的哲理和巧妙的戏剧性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成为萨特剧中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并被批评家誉为法国当代戏剧的经典作品。除了这两部作品以外,萨特从战后40年代直到他晚年所写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都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进步的社会意义:剧本《死无葬身之地》(1946)表现被德国占领当局逮捕的游击队员威武不屈的英雄主义,《毕恭毕敬的妓女》(1947)尖锐地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上层统治阶级的卑劣,《涅克拉索夫》(1956)对法国反动势力进行了讽刺,《阿尔托纳的隐藏者》(1960)抨击了法西斯的残余势力,根据欧里庇底斯的悲剧改编的《特洛伊妇女》(1966)影射了殖民战争的不正义。 P11-14
柳鸣九问:“您是最了解萨特的人,我想听听您对萨特作为一个战士、一个文学家、一个哲学家所具有的最可宝贵的价值的看法。”
波伏瓦答:“萨特作为思想家,最重大的价值是主张自由,他认为每个人必须获得自由,才能使所有的人获得自由,因此,不仅个人要获得自由,还要使别人获得自由,这是他作为社会的斗士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到了巴黎,安顿了两天以后,我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蒙巴那斯公墓去看让一保尔·萨特。很自然,在我向法国外交部文化技术司提名要见的作家名单中,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就名列首位了。我想去和她谈萨特。同行的金志平同志当然也乐于陪我去会见这位当代著名的法国女作家,萨特的挚友、终生伴侣。
其实,我去看萨特并不止一次,到达的第二天,我们在蒙巴那斯区办事时,经过那有名的公墓,我就不大合时宜地要进去先看一看。我看见了萨特就躺在进大门不远的墙根下。
正式凭吊的那天,气候阴凉,天空中迅速吹过一阵阵灰黑色的云,似乎雨意很浓,使行人有点担心,但又没有下。巴黎的十月总是这副德行,很少有晴朗的时候,不过,风倒是没有半点寒意,只使人感到凉爽而已。公墓外宽阔的人行道上,有几排高大的洋槐,在风的吹拂下奏出了和声,地面只散乱着少许刚刚发黄的树叶,如果不是前天夜间下了雨,也许它们还不会落下来。巴黎温和的十月,本来就无意于驱走绿意,更谈不上要以霜寒对枝叶相逼了。
蒙巴那斯公墓就在艾德加·基内大道旁,外有高大的布着常春藤的围墙,看去就像一座巨大的庄院,站在大门口,面前呈一“上”形的两条柏油路,构成了墓地的主要交通干线,横路与围墙平行,从大门口往右走不上二十步,就可以看到在一大片古老的灰黑色墓碑中,有个浅黄的石墓,基碑只有一尺来高,上面有简单的两行字:
让-保尔·萨特
1905-1980
要是没有那浅新的颜色,让-保尔·萨特是不引人注意的,他只在一片丛立的墓碑中挤出了一块小小的地方,远远不及那些不见经传但先占好了地盘的邻居们那么有气派。和他们那些高大的“门牌号”相比,他的那块低矮小巧,也没有任何装饰性的雕塑,朴实无华。但不同的是,我每次来的时候,萨特墓上都有鲜花:水仙花,菊花,玫瑰花,鸢尾……有的是花束,有的是盆花,而他那些邻居巍峨的府第前,却缺乏这些鲜艳的有生命力的色彩。
……
谈20世纪的文史哲学,就不能不谈存在主义哲学;谈存在主义哲学,就不能不谈萨特。
1905年,矮个子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中产之家。3岁丧父,4岁右眼因病斜视,继而失明。青年时尝过迷幻剂,服过类似于“冰毒”的兴奋剂。大学毕业后,为了生存,他同时教书,写小说,做哲学论文。他爱看电影,爱听爵士乐,爱泡咖啡馆,爱写文章,爱侃大山,曾服役一年半,当过纳粹俘虏(1939)。34岁时出版成名作小说《恶心》(1938),39岁出版哲学专著《存在在与虚无》(1943),60岁获诺贝尔文学奖(1964)。
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的诞生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师自有大师产生的摇篮。萨特毕业于被誉为法国“精英大学”一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巴黎高师人才辈出,自1794年创建至今,诞生了无数的科学和人文艺术领域的天才和大师,至于名人,更是不计其数。出自巴黎高师的诺贝尔奖得主10位,菲尔兹奖得主6位,政治领域曾出产了法国总统乔治·篷皮杜和2位法国总理,人文领域则有雷蒙·阿隆、马克·布洛克、皮埃尔·布尔迪厄和米歇尔·福柯等大师。
在存在主义哲学上,萨特有创新的一面,也有继承的一面。在他之前,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有索伦·克尔凯郭尔、弗里德里希·尼采和马丁·海德格尔,与他同时代的有阿尔贝·加缪等。
克尔凯郭尔作为存在主义的先驱而在西方哲学界享有盛名。他所实现的转折主要是以孤独的、非理性的个人存在取代客观物质和理性意识的存在来当作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以个人非理性的情感,尤其是厌烦、忧郁、绝望等悲观情绪来代替对外部世界和人的理性认识的研究,尤其是代替黑格尔主义对纯思维、理性和逻辑的研究来作为其哲学的主要内容。
尼采构建了唯意志论哲学,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精髓,反映了现代意识的觉醒,对人生价值的积极肯定,引发了人们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重新定位人生;对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否定性批判,开启了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
海德格尔则是萨特哲学上的直接前辈。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由“存在”、“虚无”、“自在”、“自为”、“自由”、“选择”、“本质”、“中心”、“焦虑”、“眩晕”、“自欺”、“超越性”等概念组成。
“存在先于本质”是他的主要哲学观点之一。他认为不存在什么超验的“本质”,人是“必然自由”的。大四学生选择读研,抑或就业,都要靠自己决定,不能依赖外物,包括上帝,这样便没有任何因素使他的选择成为必然。
“自在”是“是其所是”,“自为”是“是其所不是”。人是“自为”主体,有无限个可能。刀的存在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切东西;而人类的存在并无任何目的,因为“上帝死了”,所以,人类要为自己的存在创造价值。
何为“自欺”?男人约会女人,女人很清楚男人企图亲近她。她有选择去或不去的自由;她有选择顺从或拒绝的自由,可她故意否定这一自由,是为“自欺”。
而“焦虑”之一则是“眩晕”,人在悬崖旁会有眩晕感,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可自由地选择跳与不跳。这是人类自由的表现。
萨特认为,人因自由而无所选择,人因自由而生焦虑。所以,他痛苦地总结:“自由是对人们的惩罚”。
这些是萨特哲学思想的一鳞半爪,至于全貌,在此不赘述。
萨特哲学的核心思想是自由选择。而他的一生在诸多方面都是忠实地实践着这一思想,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萨特以“高傲”为盔甲,以“自由选择”为长矛,以“文学介入”为手段,全方位的实践自己的自由选择哲学思想。
在物质上,他出道之初,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以至于冬天不得不离开寒冷的租来的屋子去咖啡馆写作,即使到了后来名满天下,也没有置多少家产。法国萨特研究专家、萨特同代人贝尔纳·列维曾到萨特家串过门。他看到,萨特是“真正的穷人”,家里除了一张桌子,一只取暖炉,几个烟灰缸,一点家具,再无其他长物。几乎没有什么书,自己的书没有,别人的书也没有。贝尔纳·列维最后感叹,萨特是“从逻辑上拒绝接受私产的人,就连精神上的私有财产也不要。”
在政治上,他后半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但从未谋取半点政治上的权力。他自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一直不与政界合作,对政府当局始终持批判态度,当政的不论是戴高乐,还是篷皮杜,以及特别尊崇他的德斯坦。萨特本来是社会主义的同路人,法国共产党的支持者。后来,萨特抗议莫斯科公审持不同政见的苏联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抗议苏联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协,最终与苏联决绝。由于法共支持苏联入侵匈牙利,萨特就与法共分道扬镳。1971年因古巴逮捕诗人埃培多·巴第亚与卡斯特罗决绝。1965年为抗议美国侵越,拒绝去康奈尔讲学。
在情感上,他是“丑八怪”,可巴黎高师的美女波伏瓦却愿意与他确定契约式感情关系,承诺给对方绝对的自由选择权利。虽然同居,但各自又保留着自己的住宅,独立的空间;彼此忠诚无欺,给予对方完全的独立和自由;波伏瓦与萨特结为“伴侣”,从肉体上的伴侣升华到精神上的伴侣,不离不弃,在萨特晚年眼睛瞎了时,波伏瓦日日给萨特读书读报;在萨特病重时,波伏瓦一直守在他病床旁,直到他的遗体被抬走;厮守51年,虽然中间也有风雨,但两人最终一起长眠于蒙巴纳斯。可是,萨特一生从未停止过对女人的疯狂追求,一生拥有很多情人。波伏瓦的私生活也惊世骇俗,她不仅有异性伴侣,更有屡次同性恋经历,而且,还同萨特一道上演过一曲“三重奏”,在一个“大家庭”中维持一段时间的多重感情、性关系,但这并未破坏两人之间的永恒关系;她最终还带着美国情人送给她的戒指走进了萨特的坟墓。
在交友上,萨特也一切以自己遵循的立场为原则,符合他的原则的,敌人可以成为朋友,不符合他的原则的,同道也会变成敌人。雷蒙·阿隆是萨特巴黎高师的同窗,后因政见不合而失和。1979年6月,萨特却与失和多年的雷蒙·阿隆一同去爱丽舍宫见法国总统,为越南“船民”请愿。梅劳一庞蒂书萨特巴黎高师校友,1945年萨特、梅劳一庞蒂和雷蒙·阿隆等共同创办了《现代》,1950年,萨特与梅劳一庞蒂一起揭发、反对苏联设置劳改营。1953年,因政见不合,梅劳一庞蒂辞去《现代》编委。1955年,梅劳一庞蒂指责萨特奉行“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萨特与加缪1943年订交,成为战友,1951年加缪出版《反抗者》,否定苏联,1952年,而当时尚对苏联持肯定态度的萨特撰《答加缪书》,说加缪是“一个资产者”,一个自由派思想家,多年友谊至此中断,彼此永不见面。
萨特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毁誉交加的人物。他是司汤达,又是斯宾诺莎,左手执大文豪之笔,右手执哲学家之笔。
爱“宣传自由的哲学家”萨特的人爱之入骨,说他“热爱正义和权利,热爱自由和友好”,是“伟大的、宽厚的、清醒的”,是“小人物”和“社会底层”之友,是“文化巨子”,“世纪伟人”,“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德斯坦),有史以来“最时尚的哲学家”,“20世纪的良心”,“拒绝接受私产的人”,连“精神上的私有财产也不要”的人。在被人尊崇方面,在20世纪法国史上,只有戴高乐能与之媲美。
恨“专制的萨特”的人恨之入骨,说他“虚伪”,“做作”,“风流成性”,有意把自己“装成是黑格尔”,是“20世纪最大的盲目行为的受害者”,“极权主义的辩士”,“一群精神错乱的法国人”的“教皇”(加缪),对他施以“不堪入耳的谩骂”,“刻心铭骨的恶毒诅咒”,“到他死了还不肯罢休”,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后快,还说他“一辈子都奇怪地恨戴高乐”(列维)。在遭人嫉恨方面,在千年法国史上,堪与斯宾诺莎和伏尔泰伯仲。
然而,贝尔纳·列维说,萨特的影响依然巨大,甚至无所不在,他尸骨未寒,可是,“以他为焦点而发生冲突的政治和形而上学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矛盾”(2000)。
中国人谈萨特,则不能不谈柳鸣九。
本书著者柳鸣九系著名学者、翻译家、理论批评家和散文家,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是中国学界带领读者走向萨特的第一人,是给萨特来华代办文化“签证”的人,是“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被誉为我国外国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被巴黎大学正式选定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2000),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终身荣誉学部委员”(2006)。
改革开放伊始,早有“反骨”的柳鸣九以萨特“自由选择”为武器,对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发起彪悍挑战,在精神文化、文学批评二领域点燃了一场“大火”, “燃烧”多年……
萨特被当代中国接受与重视的过程,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侧影,也是实是求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成果。
“柳鸣九谈萨特”一书系著者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有关萨特问题重要论述的第一次系统汇集,是一个精神进程的宝贵纪录,是一个文化事件的真实反应,是一份难得的思想资料,是一篇有思辨价值、有文学批评价值的文章。
读书被杨绛喻为“隐身”的串门,读“谈萨特”宛如随柳先生一起到萨特和波伏瓦家“串门”。
有学者说:“萨特是一位富翁,因为他拥有一座用词语砌成的宫殿,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位无产者,因为他除了词语便一无所有。”
萨特幼时无伴,7岁就读《包法利夫人》、高乃依、拉伯雷、伏尔泰、雨果……“在书中发现了一个天地。对我说来,没有比书更重要的了……我把这些大作家当作自己最初的朋友。”
1964年,瑞典文学院因他“充满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创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把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而他却就着餐桌草拟“声明”,“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懒得去领奖。
萨特说:“我的生命是在书里开始的,也将在书里结束。我外祖父的书房里遍地是书。……甚至于在我还一字不识的时候,我就对那些像石板一样厚重的书本心怀崇敬。它们或正或歪,就像一块块砖头一样插在书架上,对我而言,它们就是一块块历史悠久的纪念碑,它们注视了我的诞生,也将目击我的消逝。”(《文字生涯》)
萨特积极倡导的自由选择哲理,是一束永不过时的光芒,一束永不消逝的光芒,一束永远照耀人间的光芒。
本书的篇目结构和入选文章皆是著者自己斟酌、遴选的,著者在这些文章中对萨特在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成就以及他的政治思想活动进行了整体的评估与全面概括的评价。具体来说,对萨特的哲学思想有精要而透彻的介绍与剖析;对萨特的文学业绩有全面的介绍、深入的评论与独创的见解,特别是对萨特哲理剧与他获诺贝尔奖的作品更有深层次的论述;对萨特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社会活动家的发展与所作所为的历史作用与发展也有比较深刻的总结与思考。
第二篇“相关论述”是著者对波伏瓦的论说,第四篇是“萨特生平与创作年表”,此两部分篇幅有限,但内容上与全书主题密不可分,有助于读者对萨特有一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萨特生平与创作年表”系罗新璋先生编译,内容比较详尽,资料比较权威。罗新璋是知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译审,傅雷高足,有“傅雷传人”之称,曾校读了15卷本《傅雷译文全集》,现为我国台湾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鉴于本文文章写作时间跨度较长,前后几近三十年,又散落于不同地方,有些还是别人的整理稿,人名、地名、作品名难免前后不一,故此,在编辑过程中,经与著者商榷,对人名、地名、作品名做了全面校订,统一为现今通用译法,并排除了原稿中的一些人为错讹,但尚难免于万一,祈望读者见谅。
德玄馨
2007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