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帝陵》由李寅编著的。在编写过程中，以帝系为先后顺序，以建筑和内葬人物为叙述重点，适当杂以典故、传闻。同时，为了反映时代性，作者又把近年来的新鲜研究成果加进其中，力图使其更加鲜活丰满。

《清代帝陵》由李寅编著的。

清朝的陵寝共有五处：沈阳的福陵、昭陵和新宾的永陵，入关后形成两处规模宏大的陵区，即清东陵和清西陵。关外三陵，肇建于清朝开创时期，加之受国力因素的影响，规模较小，尤其具有地方特色。入关后的清代帝陵，承袭了朱元璋缔造的递进式院落的格局，一改关外帝陵的风格。侍死如事生，这是清王朝一以贯之的思想理念，因而，会不遗余力地打造帝王的陵寝，从宏大的建筑上给人以震慑，使之产生敬畏心理。从选址、建筑，到丧葬形式等诸多方面。无不显示出皇家的高贵与奢华。《清代帝陵》以帝系为先后顺序，以建筑和内葬人物为叙述重点，适当杂以典故、传闻。

前言

启清朝之运的永陵

 规制简约的永陵建筑

 永陵内葬人物

 东京陵的变迁

开大清基业的福陵

 气势不凡的福陵建筑

 福陵的墓主人

 寿康妃园寝

皇太极——功德彰显葬昭陵

 昭陵的建筑

 昭陵的墓主人

 神秘的昭西陵

 懿靖大贵妃园寝

入关第一帝顺治的孝陵

 少年天子亲定陵址

 洋洋大观的孝陵建筑

 拆明宫、建孝陵的史实考证

 清东陵——唯一未被盗掘的陵寝

 孝陵的内葬人物

 略带关外遗风的孝东陵

千年一帝——康熙大帝的景陵

 战火纷飞建陵园

 雍正以血荐陵名

 孙皇帝的馈赠

 景陵“祥瑞”何其多

 景陵内葬人物

 景陵妃园寝——48位女人守望的墓地

 乾隆报恩，建景陵皇贵妃园寝

众说纷纭的泰陵

 煞费苦心的风水选择

 中规中矩的泰陵建筑

 泰陵地宫内葬人物

 典制大备的泰东陵

 泰陵妃园寝

裕陵——古稀天子苦心经营的佛国世界

 需要培补的胜水峪风水

 举国供张建裕陵

 裕陵内葬人物

 乾隆帝后尸骨大团圆

 裕陵地宫的女尸之谜

 超越规制的裕陵妃园寝

 香妃的棺内遗物

险遭刺杀的嘉庆帝昌陵

 太上皇最终定昌陵

 昌陵内葬人物

 谁应为孝和睿皇后修建陵寝

 昌陵妃园寝

东拆西建的道光帝慕陵

 宝华峪陵寝的修建和废弃

 处处“创新”的慕陵规制

 慕陵内葬人物

 由妃园寝升格而来的慕东陵

内忧外患话定陵

 咸丰帝生前勘定陵址

 定陵规制的辩论

 可怜定陵用旧料

 定陵内葬人物

 不同寻常的慈安陵

 金碧辉煌的慈禧陵

 定陵妃园寝——丽妃的葬地

短命天子的惠陵

 惠陵的风水选址

 令人猜测的惠陵规制

 同治帝的梓宫和龙輴车

 同治皇后棺内随葬物

 悲欢离合墓中人

 惠陵妃园寝

崇陵——悲苦天子的最终归宿

 生前亲自踏勘，死后派上用场

 规制不菲的崇陵建筑

 谁是害死光绪帝的元凶

 夜盗瑾妃墓

逊帝宣统和他的葬地

后记

永陵，满语为“恩特和莫蒙安”，是清肇祖原皇帝孟特穆、兴祖直皇帝福满、景祖翼皇帝觉昌安、显祖宣皇帝塔克世及其妻室的合葬墓，位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西北约2公里处。

规制简约的永陵建筑

关于永陵的风水，历来有“天下第一福地”的美称，这里可谓山清水秀。它背靠形如巨龙的启运山，海拔840多米的烟囱山是其前照山，东南有鸡鸣山、西侧有凤凰山环护两侧，又有苏子河、草仓河夹流其间。所以，永陵风水历来为术士们所吹捧，成为后来清帝选址造陵的风水蓝本。其实，永陵后靠启运山之名，并非当时就有，是顺治八年(1651年)十月二十一日，顺治帝所封。“启运山”是开启美好国运的意思，寓意大清王朝的万年国运自此开始。

永陵修建的年代，由于档案阙载，确切时间不详。有的史家认为是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提出永陵大概建于明末清初的观点，至于具体年代，还有待史学家继续探讨，目前尚无定论。

永陵的建筑轴向为坐西北向东南，即乾山巽向。全陵前后有三进院落，占地11000余平方米。由南向北，第一进院落内为4座碑亭。此院落正门为正红门，是永陵的总门户，又称“大红门”、“前宫门”、“外宫门”等。正红门为一座硬山式通道门，高5.4米，面阔10.7米，进深6米，共3间，每间有两对对开木栅栏门，屋顶黄琉璃瓦。栅栏门及前后檐柱均涂红色。这3间门座，在清代作用各不相同，中间为神门，是灵位、祝版、制帛、供品等通用之路，也是宝位奉安地宫时，宝宫通过之路。东门为君门，是历朝帝王祭祀祖陵时通过之路。西门为臣门，是除皇帝之外，皇帝家室及达官显宦们人陵之路。三座门路等级有别，制度井然，是不可乱走的。

正红门两侧，围绕陵寝的墙座称“风水红墙”。红墙东西两侧各有一侧门，东为东红门，西为西红门，此门门顶为青瓦建筑。

正红门向北，是一条笔直的神道，神道由中心石和两侧牙石组成，其功能是陵主魂灵出入之路，一些祭陵用神物等也使用神路。神路南起正红门，北接启运门。

第一进院落正中是一字排开的4座碑亭，分居神道两侧。这4座碑亭建筑形式完全一样，高9.6米，面阔和进深均7.38米，单檐歇山式建筑，覆黄琉璃瓦，4面红墙，前后分别有拱形门，并有垂带式踏垛台阶，方形基座石。碑亭内各竖一统龙趺碑。碑座为赑屃。碑身高3.44米，宽1.36米，厚0.4米。碑文用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因满洲为统治阶级，故满文居中，左为蒙古文，右为汉文，分别居次要地位。

这4座碑亭，以辈分长幼安排次序，完全按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中，居中为大的原则分配左右。居中左最尊地位的是肇祖孟特穆，兴祖福满居中右，次左为景祖觉昌安，次右为显祖塔克世。这些碑的碑身用红、黄、蓝、白、黑五色粉饰，色艳而端庄。4座碑亭建造于两个时期，肇祖、兴祖建于顺治十二年。顺治十五年，将尚在辽阳东京陵的景祖、显祖迁到此处，形成今天的式样。  4座碑亭的东西两侧，还各有厢房两座，是永陵官兵驻守和制作茶膳等祭祀物品之所。东侧南为大班房，北为果楼；西侧南为茶房饽饽房，北为膳房。围墙西有西红门，东有东红门。

第二进院落的最南门为启运门，与神道相接。启运门，又称“内宫门”，是方城、宝城之门户。单檐歇山式建筑，黄色琉璃瓦。面阔3间，进深2间，长宽各15米。每间有对开门2扇，朱色，每扇门上饰有81颗门钉。启运门两侧尚有顺山红墙，每侧正中有五彩袖壁各一座。

此院落北端正中，为高大而庄严的启运殿。“启运”二字是“光启鸿图，肇兴帝业，开先裕后”之意。

启运殿又称“大殿”、“享殿”，是祭祀的主要场所。大殿3间，单檐歇山顶，覆黄琉璃瓦。殿高13.5米，面阔19.25米。殿内设4个暖阁，各设宝床1张，宝床上设有龛座，内供神位。肇、兴、景、显四祖的神牌就供奉在这里。暖阁前各设香案1张，龙凤宝座各1对，香案前设黑漆楠木描金圆几20，只，上供五供4堂，内插万年松和灵芝。

每年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及忌辰举行大祭礼，要请出神牌，供于宝座之上。遇有启运殿维修时，要将殿内陈设移人东配殿，一应典礼在东配殿举行。

启运殿东西两侧为配殿，东为东配殿，西为西配殿。两殿相向而建，单檐歇山式，面阔3间，进深2间，黄琉璃瓦顶，四面出廊。东西配殿的主要作用是启运殿大修时，在配殿供奉四祖神牌，东配殿供奉肇祖、兴祖帝后之神位，西配殿供奉景祖、显祖帝后之神位。同时，西配殿内还是尊藏乾隆帝御制《神树赋》的卧碑之所。

启运殿与西配殿之间，尚有一座不大的建筑，玲珑剔透，是为焚帛炉，又称燎炉。由青砖砌成，亭子通高3.2米，清明、冬至、岁暮等大祭到来时，在此焚烧祝版、制帛、金银锞等。按清制，大祭时要烧纸10000张、金银锞10000锭，数目相当可观。永陵焚帛炉，不仅较其他帝陵为小，而且用料简单，不饰琉璃，8位神主只使用l座焚帛炉，反映出清初简单朴实的建筑特色。

穿过启运殿，进入陵寝宝域后院，也叫坟院，是为第三进院落。坟院内分两层台地。上层台地内有宝顶3个，分别是：兴祖居正中，左为景祖，右为显祖。而肇祖原皇帝居东北角，不起坟头，是个衣冠冢。这个宝城的建筑平面呈马蹄形，其围护城墙为八角半圆形，墙高1.36丈，周长31.9丈。

肇祖孟特穆的坟冢内只葬衣物，而他真正的尸骨葬于朝鲜北境阿木河附近的半山面地方，不便迁葬。按照古礼，衣冠冢不起坟头，只在葬处造穴而已，但各种祭祀形式并不因此而减少。

在兴祖福满宝顶之前，曾长有一棵神奇的榆树。清朝皇帝称之为“瑞榆”，将其奉若神树。相传，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时，一次被外族打败外逃，身背父母骨灰，来到苏子河畔的烟囱山下，饥肠辘辘，便想找旅店住下。可是，由于他身背父母骨灰，各旅店不肯收留，情急无奈，他只好将父母骨灰放在了这棵榆树的枝权上，并作标记，准备第二天来取。可是，当他第二天来取时，树权连同骨灰匣已全埋入地下，无论努尔哈赤怎么挖取，均不动摇。他又找来利斧，用力砍树，冒出的却是一股红血浆。努尔哈赤认为这一定是一棵神树，天意欲将父母埋葬于此，于是，他重新将骨灰埋好。这个传说，清廷一直深信不疑。因此，这棵榆树被称为神树，而受到保护。乾隆帝在乾隆十九年第二次东巡时，写下《神树赋》一文，近500字，对此神树大加颂扬，甚至把它与大清的国运兴衰都联系在了一起。这篇赋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奉旨刊刻于石碑之上，供奉在西配殿之南山墙。

这棵榆树终清之世，都活了过来。同治二年(1863年)，受暴风雨袭击，倒伏，朝廷下旨将其作支架保护。“十年动乱”期间，“神树”被砍毁。

下层台地是一条狭窄的地面，地面及两台地间各有砖砌的驳岸。正中为三路礓礤，两侧有台阶，共21阶。

下层台地有两座陪葬墓，东侧为武功郡王礼敦巴图鲁墓，西侧是恪恭贝勒塔察篇古之墓。帝陵之内附有陪葬墓，一方面也反映出墓主生前身份之高，地位之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清初皇家在丧葬制度上的随意性。

从第一进院落西红门就可进入另一组方形院落——省牲所。省牲所是备制牛羊制品的作坊。院内有省牲亭5间，果楼3间，省牲亭西侧还设有冰窖。

省牲所为正房，5间，只在东次间开门，内有炉灶及4口煮肉铁锅。冰窖在省牲所西墙外，是关防衙门贮藏冰块的地方。陵寝中各种大小祭祀活动繁多，为防止食物变质，要使用冰块保鲜。冰块的采集在每年小寒以后，地点是苏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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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陵寝共有五处：沈阳的福陵、昭陵和新宾的永陵，入关后形成两处规模宏大的陵区，即清东陵和清西陵。

关外三陵，肇建于清朝开创时期，加之受国力因素的影响，规模较小，尤其具有地方区域特色。比如永陵，前面的栅栏门，宝城后院的土丘，等等。更让人难于理解的是，郡王居然和帝王葬在一处，可见具有初始性的特点。福陵和昭陵的建筑，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改进，但仍没有摆脱初始时期的特色。隆恩门高于大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在关内，汉人的建筑理念中，大门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高过正房的。在陵院内，四角设置了角楼，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代的庄园、城堡，应该是活人居住的场所才做如此的设置。比如北京故宫，在四角最惹人眼目的就是角楼。

从葬式上，盛京三陵还具有火化和殉葬两个特色。这是满洲人在入关之前最为显著的特点了。火化姑且不论，我们今天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摒弃土葬而火化，早已为人所接受了。就殉葬而言，今天我们很难理解，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想去为主子殉死呢？说起来还真是这样，满洲人的主死奴殉，绝大多数是出于自愿的，只有极少数，如努尔哈赤的大妃，以其地位之高、生育之多，居然殉葬，其实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是政权更迭时产生的一个特殊现象，当做别论。

入关后，聪明的满洲贵族在文化传承上及时吸收了源远流长的汉文化，这就使得文化根基十分浅显的满洲贵族在短时间内产生了质的飞跃。入关后的清代帝陵，承袭了朱元璋缔造的递进式院落的格局，一改关外帝陵的风气。

侍死如事生，这是清王朝一以贯之的思想理念，因而会不遗余力地打造帝王的陵寝，从宏大的建筑上给人以震慑，使之产生敬畏心理。从选址、建筑，到丧葬形式等诸多方面，无不显示出皇家的高贵与奢华。

风水的选择至关重要。陵寝的风水与建筑对比中，究竟哪个更重要呢？是风水。所谓“总以地臻全美为要，不以宫殿壮丽以侈观瞻”，就是这个道理。因而，每一个实权皇帝继位之后，都要带领风水术士，四处寻觅风水宝地。清王朝在风水选择中，承袭了明朝的做法，注重龙、砂、穴、水的布局关系，运用江西派“形势宗”的风水理论，选择风水宝地。但是应该指出，东陵也好，西陵也好，每一处大的陵区内，不可能在风水上都达到尽善尽美。比如东陵之裕陵，就会存在沙山严重不足的缺欠，乾隆皇帝灵活处理了此事，进行了沙山培补。

但是，清陵在营造过程中，并非仅用“形势宗”的理论，在需要的时候，还适当运用了“理气宗”的风水理论。还比如裕陵地宫，在内外两个方向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就采用了二向，即金券轴向和其他券堂轴向之间有一个夹角，解决了金券“脉气不足”的难题，运用的就是“理气宗”的风水理论。

清东陵的风水选择一直以来认为是顺治帝亲选，时间是顺治八年，这一年顺治帝才14岁。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就有“鼎湖亲卜吉，昌瑞万年基”这样的赞语。之后在此营建了孝陵、景陵、裕陵、定陵和惠陵。

孝陵雄居清东陵的中间位置，其他帝陵呈扇面状向左右次第展开。清代尚左，因而康熙景陵在孝陵之东，乾隆裕陵居于孝陵之右，即西侧，而每一座帝陵周围又建有本朝的皇后陵或妃园寝。

由于清朝帝陵地宫墓道为单圹，不似明陵为三条墓道，一旦帝王入葬地宫之中，即掩闭石门，封堵墓道，永不开启。所以，死于帝王之后的皇太后们，就不得不另葬他处，因而，清朝独创皇后陵。  值得一提的是，胆大妄为的雍正帝摒弃中国传统的“子随父葬”礼俗，在河北易县另辟一处陵区，是为西陵。因为他早年继位就存在种种谜案，加之他寡情于自己的兄弟，许多同胞骨肉惨死于政治斗争之中，因而，雍正帝在建陵问题上招徕物议，几百年来，是非评说不断。乾隆嗣位，为了平衡东西陵关系，为了维系两大陵区，绞尽脑汁，炮制出所谓“父子分葬”东、西陵制度。即儿子在选择陵址时，不和父皇陵址选在一处，而是和爷爷的陵址选在一起，这就是著名的“昭穆之制”。这一制度基本上维系了东西陵的平衡关系，不失为一个聪明之举。

清陵的殉葬品相对于明朝来讲是比较简朴的。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满洲人在关外采用火化的办法，再好的东西也要烧掉，因而影响了人们对殉品的重视；二是满洲人崇尚简朴。在长期的渔猎和游牧生活中，使他们懂得“稼穑之艰”，知道节俭为民的道理。尽管如此，乾隆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由于两人死后随葬大量奇珍异宝，终于发生了1928年的兵匪大盗案。受此影响，东西陵在以后的岁月里又发生了多起盗宝案，抛棺扬尸，十分凄惨，令人发指。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以帝系为先后顺序，以建筑和内葬人物为叙述重点，适当杂以典故、传闻。由于受篇幅所限，略去了原有的各陵碑文。同时，为了反映时代性，又把近年来的新鲜研究成果加进其中，力图使其更加鲜活丰满。

清代的帝王陵寝，是一本写不完的书。有人建议成立“清代陵寝学”，内容涵盖风水、选址、建筑、人物、采料等方方面面。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广泛的研究空间，激励我们为之努力，为之付出辛苦。还好，目前关注清代帝陵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五处帝王陵寝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就有许多中外人士投入到清代帝陵的研究之中，这令我们欣慰。

我和吴昕阳女士早就相识，之前承蒙关照，出版过《清代后宫》一书。这本《清代帝陵》就是在她的鼓励下，才得以成稿的。该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过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全体人员的鼎力相助，得到过辽宁民族出版社朱虹女士的细心审阅，在此一并致谢。尤其是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邢宏伟女士和辽宁省档案馆何荣伟先生，将自己精心拍摄的图片提供给我，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笔者深表敬佩。

由于时间仓促，更由于笔者学识浅陋，尽管付出了努力，文中还会出现许多不足之处，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