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关于现代文坛的种种，不知为何，那个年代一直令作者神往。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对“事迹”与“心迹”的探寻也是对那个时代的遥想，所以多多少少，也有些个人的“心迹”混在里面。要说这里也有什么学术上的企图，则是想摸摸文学史的边边角角，一些边缘的东西，藉个别的“事迹”与“心迹”去多角度地感知作家作品和那段历史，并引发一些多少带有普遍意义的思考，后者也是书中“升华”出诸多议论的原因。

这书是由旧著《事迹与心迹》“缩水”而成：原书中讨论张爱玲的，有几篇移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爱玲传》；与周作人相关的，则抽出编入待出的《杂说周作人》。既经“缩水”，原书名势不能再用，何况原是以篇名作书名，现《事迹与心迹》一篇已然抽出，沿用原名，也就再无着落了。

重新命名却是难事。不得已，拿“当年”与“文事”来蒙事儿。可以看作“写实”，因为其一，所谈论的对象，大都已入“当年”的范畴；其二，既是大多关乎作家的人与文，含糊地说是“文事”，也混得过。在我，此处的“当年”是“遥想公瑾当年”的“当年”，也是阿Q所谓“咱祖上也阔过”的当年，——并非实指某个年代，是提及“当年”时的心境。苏东坡与阿Q，一为历史人物，一为鲁迅的虚构，一旷达潇洒，一萎琐可笑，八杆子打不到一块，但是“后现代”了，有时也竟能做一处。苏东坡之遥想当年，结穴处在“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并无“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感慨中却自有一番天高地阔。阿Q怀想祖上的“阔”，则只能看作是自慰。“当年”若要坐实，自然就是民国年间。中国历史上，比民国那一段“阔”的时期有的是，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时间上相联接，天翻地覆之间竟也有语境的相通，“遥想”起来亲切得多也真切得多。民国未必是个多么好的年头，不过与今相比，那时人的境界似乎阔大得多，活得也要真实得多。做此想有点文不对题，因书中所谈论者，并非尽属一代风流人物，衡文述事，亦有竹头木屑，至为琐细者，只是既为那个时代的人与文与事，多少也传递着彼时的气息。

据说近年来讲史的书颇受读者欢迎，追怀民国风雅者尤其受到追捧。这现象，套老话说，“恐非佳兆”。个人的沉缅旧事，适见其“革命意志衰退”，群体性的怀旧，多半起于当下的不如意加无可奈何。总之是没出息，——事实上看看周遭的人与事，的确也不像个有出息的样子。实话实说，起这么个不大切题的书名(循名责实，内容当是述事为主，其实却并无多少“故事”)多少也有搭“当年”热的顺风车，以冀读者“望文生义”多买几本的意思，虽然结果多半是弄巧成拙。——出本书而有此俗念，也就见得没出息。

又，书中《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一篇所论为九十年代的小说，据书名应该抽掉才是，但一时也无去处，强词夺理地说，去今十数载，倏忽之间，已成“当年”了。

鲁迅与广告

鲁迅的书账

“同路人”茅盾

茅盾小说中的性描写

茅盾与莫泊桑

《十八春》的雅与俗

张爱玲与林语堂

“白话邪宗”

姚颖与《京话》

徐讦与他的现代鬼故事

“诗人”邵洵美

《续结婚十年》“索隐”

石挥的小说

林语堂的“加、减、乘、除”

“妾身未分明”

《大地》风波

西南联大·大观园·鹿桥

《未央歌》与古典小说的文人传统

初期白话文

传记文学的两途

序跋之类

从“新格拉布街”想到“亭子间”

“三底门答尔”

劳动者的形象

记忆的修正

没“戏”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

同人杂志

几则书刊广告

作家与出版家

不完整的书

社会小说的“做法”

尊卑有序

通俗作家的自卑心态

雅俗之问

旧武侠·新武侠·超新武侠

后记

把鲁迅这个名字与广告扯到一起似乎有点不伦不类，甚或有几分亵渎，因为人们对广告多的是厌烦，少的是好感。都说现而今是信息时代，而最富侵略性的信息，恐怕首推广告，因为它无孔不入、无所不在，而那内容又皆咄咄逼人，足以“振聋发聩”，或是极尽挑逗之能事，隐然有你若不受招徕便要追悔终身之意。以我们对广告如此恶劣的印象，实在难以想象鲁迅与广告会有何瓜葛。

不过鲁迅的确草拟过不少广告，《鲁迅全集》中收录的就不下十数条，而广告的确也有不自吹自擂、据实道来的。

登在《京报副刊》上的《苦闷的象征》广告文日：“这其实是一部文艺论，共分四章。现经我以照例拙涩的文章译出。并无删节，也不至于很有误译的地方。印成一本，插图五幅，实价五角。鲁迅告白。”这里毫无渲染，且特别声明书的性质，“其实”二字下得尤妙，犹云：“书中并无‘性苦闷’之类，对某类书有特别兴趣之读者诸君幸勿误会。”搁在今日某些书商、出版社手里，那书名正可利用或是正希望其能有误导之效的，做此声明，岂非自断财路？

不妨拿近年某出版社所出林语堂《红牡丹》一书做个对照，那上面的广告语赫然写着“性的冲动，情的需求，演出一幕又一幕的风流艳事”。这已是堕入地道的“瞒与骗”了，我们通常所见的广告虽不致如此，然而夸大其词却是不免的，而说大话、唱高调，里面有意无意间实在也就含了“瞒与骗”的成分。鲁迅一生最反对瞒与骗，反对假大空，此种精神甚至也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他拟的广告上。最好的例子是他为《莽原》重拟广告一事。

1925年，《京报》主持人邵飘萍与鲁迅商定出《莽原》周刊，随《京报》附送。邵飘萍遂拟了一条广告登在报纸广告栏内：“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消息：如何改造青年的思想？请自本星期五起快读鲁迅先生主撰的《××》周刊，详情明日宣布。本社特白。”头一句即拉开架式，先声夺人；第二句问来亦是动人听闻，后面隐去刊名，则是故弄玄虚，设置悬念～广告的种种招数都用上了，似乎也并无大错。不道鲁迅看后大不悦，斥为“夸大可笑”，遂以第三者口气重拟一条，并“硬令登载”，且“不许改动”。于是第二天的《京报》上又出现了一则广告，云新出周刊一种，“是为《莽原》。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但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云。鲁迅先生编辑，于本星期五出版。”——恳挚实在，诙谐风趣，与邵的夸张招摇恰好相映成趣。

但是事情还没完。邵飘萍虽因“硬令”，只好刊出，内心却大约觉着太不像广告，故又在广告之后加了几句“无聊的案语”日：“上广告中有一二语带滑稽，因系原样，本报记者不便僭易，读者勿以辞害志可也。”鲁迅看了哭笑不得，给许广平的信中叹道：“做事遇着隔膜者，真是连小事情也碰头。”

鲁迅多半是要碰头的，因为他与“广告界”的精神实在大异其趣。广告的本意大约不过是广而告之，据此，广告的要求应是准确地传递出某种信息，而商家做广告意不在此，要的是“轰动效应”，是轰动带来的经济效益。依照前者，鲁迅的广告可得满分；依照后者，则恐怕要判不及格了。

当然鲁迅的广告还不止于据实相告，字里行间有调侃、有讥嘲，诸如“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之类的“滑稽”语，并非有意滑稽，亦非刻意摆出低姿态，而是暗有所指，比如这里就是和夸饰的作风唱对台戏，给邵飘萍们一点难看(邵飘萍应是同一战壕中人，后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但以其趣味而言，实与鲁迅相去太远)。这就传出广告以外的信息了。难怪未与鲁迅反目之前的高长虹，看了未名社出版物后面的广告后，道是“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这里的广告却像是批评”，赞其“别开生面”了。所谓批评像广告，乃是那时的评论与今日的情形相仿佛，多有标榜吹捧之嫌；至于广告像批评，看鲁迅拟的广告便知。

我估猜高长虹看到的是一则题作“《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的广告。里面如此这般地写道：

所谓《未名丛刊》者，并非无名丛书的意思，乃是还未想定题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它了。

这也并非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凡国民非看不可。只要有稿子，有印费，便即付印，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所愿的：无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书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

写这广告时鲁迅与胡适为首的一群名流学者已然分道扬镳，胡适等人开国学书目、青年必读书，已被目为或是自许为青年导师。明乎此，则所谓“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国民非看不可”之类的反语，其批评锋芒指向阿处，自是一目了然。

鲁迅确实是一位斗士、一个性格鲜明的人，他在回忆性的散文中固然时而借题发挥，对目下的人事旁敲侧击，甚至在广告中亦表达出自己的好恶，不忘对“学者们”“好的世界”施以一击。现代著名作家中许多人因为办书店、编刊物、出书，都曾写过广告，如茅盾、林语堂、叶圣陶等。因是文人，笔下自然另成一格，与寻常广告大异其趣。不过鲁迅仍旧显得特别，不必问谁是作者，单看这峭拔的文风，看看里面的反语我们便知道，是鲁迅的手笔无疑了。P1-4

这书是由旧著《事迹与心迹》“缩水”而成：原书中讨论张爱玲的，有几篇移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爱玲传》；与周作人相关的，则抽出编入待出的《杂说周作人》。既经“缩水”，原书名势不能再用，何况原是以篇名作书名，现《事迹与心迹》一篇已然抽出，沿用原名，也就再无着落了。

重新命名却是难事。不得已，拿“当年”与“文事”来蒙事儿。可以看作“写实”，因为其一，所谈论的对象，大都已入“当年”的范畴；其二，既是大多关乎作家的人与文，含糊地说是“文事”，也混得过。在我，此处的“当年”是“遥想公瑾当年”的“当年”，也是阿Q所谓“咱祖上也阔过”的当年，——并非实指某个年代，是提及“当年”时的心境。苏东坡与阿Q，一为历史人物，一为鲁迅的虚构，一旷达潇洒，一萎琐可笑，八杆子打不到一块，但是“后现代”了，有时也竟能做一处。苏东坡之遥想当年，结穴处在“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并无“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感慨中却自有一番天高地阔。阿Q怀想祖上的“阔”，则只能看作是自慰。“当年”若要坐实，自然就是民国年间。中国历史上，比民国那一段“阔”的时期有的是，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时间上相联接，天翻地覆之间竟也有语境的相通，“遥想”起来亲切得多也真切得多。民国未必是个多么好的年头，不过与今相比，那时人的境界似乎阔大得多，活得也要真实得多。做此想有点文不对题，因书中所谈论者，并非尽属一代风流人物，衡文述事，亦有竹头木屑，至为琐细者，只是既为那个时代的人与文与事，多少也传递着彼时的气息。

据说近年来讲史的书颇受读者欢迎，追怀民国风雅者尤其受到追捧。这现象，套老话说，“恐非佳兆”。个人的沉缅旧事，适见其“革命意志衰退”，群体性的怀旧，多半起于当下的不如意加无可奈何。总之是没出息，——事实上看看周遭的人与事，的确也不像个有出息的样子。实话实说，起这么个不大切题的书名(循名责实，内容当是述事为主，其实却并无多少“故事”)多少也有搭“当年”热的顺风车，以冀读者“望文生义”多买几本的意思，虽然结果多半是弄巧成拙。——出本书而有此俗念，也就见得没出息。

又，书中《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一篇所论为九十年代的小说，据书名应该抽掉才是，但一时也无去处，强词夺理地说，去今十数载，倏忽之间，已成“当年”了。

是为记。

二○○九年五月十日于南京黄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