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东方早报“申薪论坛”和“东早自由谈”栏目文章的结集，共350千字。全书分为大国崛起、制度变迁、法治中国、社会关切、合作愿景、改革反思、民生聚焦、文化图谱、世界镜鉴、制度之变、经济之惑、法治之威、社会之维、文化万象、中国与世界等十五辑。所收文章多为名家之作，且大多紧扣社会现实，最能启发读者的思考，引发读者的共鸣。

中国的崛起，重塑着全球的既有格局，改变了世人对中国因素的种种看法。

面对希望与挑战、成就与问题，中国人自己的理性思考尤为珍贵。

本书辑录国内数十位一流评论家发表在《东方早报》“申薪论坛”的重要作品，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变迁、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勃兴、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等重大话题所做的理性思考，为思考中国力量提供了独特视野。

中国式思考(上)

序 马少华 普遍表达与专业判断——当代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的一种描述／1

1 和平崛起

超越美国的时间表／3

中国崛起为世界作出巨大能源贡献／5

博鳌的新航向／7

中国“欠”世贸组织一场官司／9

中国和印度面临相同的“诅咒”／11

正在失去阳刚之气的社会／13

中国能从“美泰玩具事件”中学到什么／15

2 民生嘈切

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关系／19

世界史视野中的经济与民主／21

切勿妖魔化“全民炒股”／23

中国股市正在成为“长期有效市场”／25

与新股民谈谈心／28

也与股民们交交心／30

70后、80后新股民为什么割肉抛股？／32

医改不能给“寄生阶层”留下空隙／34

中国家庭为什么不稳定了？／36

为何考生不能同时被几所大学录取／38

上大学报什么专业好？／40

舆论过度关注有害大学治理／42

消费主义会过早耗损中国的发展资本吗？／44

3 法治当道

网络民意不能作为订立法规的基础／49

司法腐败的病灶在司法行政化／51

检察官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53

“第六十二条婚规”／55

行业协会腐败气息从何而来／57

设农民工陪审员易带来新的司法不公／59

舆论对黄静案有监督的权利／61

以平常心看官员开博／63

贪官悔过书“似曾相识”的背后／65

能否给检察官量刑建议权？／67

“秸秆放倒证”放倒了法律／69

没有当过法官可以做法院院长吗／71

4 人心不古

人的生存发展不受资源限制吗／75

社会精英的反差／77

中国企业和富豪不慈善？天大的误会／79

老教授的狗，小王子的玫瑰／81

道德与秩序危机中的“割肾救父”／83

乡土中国的道德遗产何以为继？／85

彭宇事件不应是不做好人的理由／87

同是“人才”，李俊和黎元江有什么不同／89

太多的下跪总叫人不寒而栗／91

镇坪失“虎”，政府失信，正义不容再失／93

公车管理思路应转向减少公车／95

“复古”风盛行扼杀民族创造力／97

5 摸着石头

被误读的张维迎／101

到底谁误读了张维迎／103

“原罪”到底是什么？／105

民企如何把握与政治的距离／107

“自由经济”真的损害社会公平吗／109

资本如何才能讲道德／111

宗庆后的失误还是由他自己埋单吧／113

6 世界镜鉴

英、美、日工业化时曾如何对待农民工／117

在美国中小城市怎样当市长／119

美国城市群内的竞争与合作／121

美国大学的要钱文化／124

美国家长怎样帮孩子选大学？／126

美国孩子们的“班干部”怎样产生／128

巴黎的墙壁要说话／130

贫穷只是感觉？快乐才会富有？／132

和谐社会从减少对立做起／134

美国汽车工业的“工会”之痛，136

想赚美元，就要学习丰田“好榜样”／138

新德里贫民窟的“贫困恶性循环”／140

是印度经济增长的失败吗？／143

新加坡如何实现“居者有其屋”／146

霍金密码：生命就是希望／149

看“新七大奇迹”如何发财致富／151

戈尔的“全球变暖”靠得住吗？／153

戈尔的“气候变暖”——政治还是科学？／155

4美分引起的罢工／157

萨科齐的爱恨情仇／159

中国式思考(下)

博鳌的新航向

2006年4月下旬，因为在加州接待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比尔·盖茨临时爽约博鳌亚洲论坛2006年会。不过2007年他终于来了，作为2007年会的重量级嘉宾，4月21日他与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巴基斯坦总理阿齐兹、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以及韩国SK集团主席崔泰源一起，在开幕式上作了主旨发言，经媒体向全球实时直播。

盖茨得以与三位亚洲政要同台演讲，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世界首富、微软公司掌门人，而在于微软是2007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两大顶级赞助商之一。另一家顶级赞助商，正是韩国SK集团。从这些信息人手，也许可以更好地解读博鳌亚洲论坛的独特角色和发展趋势。

作为目前唯一覆盖全亚洲的多边国际论坛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从2001年2月正式成立开始，就被各方面赋予了多重角色和深远使命，最简单、也最流行的解读是：“亚洲的达沃斯”。不过，博鳌亚洲论坛从未公开承认这种说法，其理事长拉莫斯多次明确强调，相对于达沃斯的富贵逼人，博鳌显得更具生气，是更加开放、平等的交流平台。但外界仍然相信，随着亚洲在全球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整个世界都需要更用心倾听亚洲的声音，博鳌亚洲论坛这一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的国际论坛组织，必将在汇集各方智慧、传递亚洲声音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形成更大的全球影响力。

虽然眼见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仍然非常红火，其创始人施瓦布教授却颇有危机感。近几年，施瓦布多次与拉莫斯、龙永图等博鳌亚洲论坛的关键人物有过交流，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议题设计和嘉宾邀请，也在不断加重亚洲特色。而且很多参与博鳌亚洲论坛的政经学界要人，往往也有过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经历，常常会不自觉地对比这两个论坛的方方面面。

这就引发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博鳌亚洲论坛究竟去向何方？它能否承载起各方面的期望，真正向世界传递更趋一致的亚洲声音？而当前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和工商界人士的积极参与，会不会使这个非营利性论坛组织带上略显浓重的商业色彩？

要回答这些疑问，首先需要确认，什么是亚洲的声音？即使不算日本，亚洲国家过去20多年里在世界上的表现，都算引人注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向世界贡献着巨大资源、劳动力和市场的大洲，却是一个没有相对协调的立场和主张、缺乏比较一致的声音和观点的国家群体。在当今世界上，有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声音，有欧盟代言的欧洲声音，有非统发出的非洲声音，却没有明确代言的亚洲声音，亚洲国家基本上还是以零散个体或局部国家集团，提出自己的主张。

这种经济快速增长与相对滞后的全球主张之间的不协调，反过来加重了亚洲国家之间的疏离和各自为政，结果只能是亚洲被发达国家分而治之，事实上成为美欧争夺全球话语权的一个个重要筹码。而以今日亚洲国家的发展趋势，我们当然不应当满足于充当这种“筹码”角色，也不能仅以一国之力，独赴全球化浪潮。

于是，基于亚洲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协调与合作，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亚洲很快出现类似于欧盟那样的一体化进程，甚至也不能指望迅速形成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样的区域自由贸易区。唯一现实的行动，可能就是首先进行尽可能坦诚、平等而自由的交流，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共同探讨亚洲面临的发展问题，相互启发持续向前的现实路径。

而这正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现实价值和使命所在，是亚洲国家向着漫长的区域合作、甚至一体化迈进的第一步。在这样的初级阶段，任何强加在博鳌亚洲论坛身上、超越其现实承载能力的所谓责任和使命，都只能有碍于这一国际论坛组织的正常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不必现在就对它期望过高，很多事情，并不是现在的博鳌亚洲论坛可以做或能够做的。  更进一步看，亚洲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和平环境下的发展，特别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亚洲和亚洲以外的政、商、学界要人济济一堂，坐而论道，只要他们关注亚洲发展，提出自己洞见，分享相关经验。为达此目的，适当的商业性运作，必要的赞助商关照，也许都是这个创办不过数年、仍处于发展初期的国际论坛组织不可或缺的现实生存特色。

2007.04.06

中国“欠”世贸组织一场官司

在国际贸易争端中，中国又一次领略到了退让换来对方得寸进尺的滋味。围绕我国《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的争端发生后，虽然中方努力争取通过双边磋商途径解决，并主动推迟实施这项管理办法，然而欧盟、美国和加拿大仍然于近日向世贸组织要求设立专家组。从对手的作风来看，中国人世以来第一场货真价实的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贸易争端已经不可避免。而在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路途上，我们也“欠”世贸组织一场官司。

我国即将迎来入世5周年，这5年里我国在世贸组织表现极为“温柔敦厚”，除了2002年与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共同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之外，入世以来尚未单独提出任何诉讼。对贸易伙伴声称要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我们迄今也全部是通过双边协商解决。

然而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双边途径和多边途径中，双边途径固然有高效的优势，但通过这条渠道的磋商可能要较多地立足于对方的贸易规则，而不是相对更加公正的世贸组织规则。当初我们向公众宣传的人世最大优点之一恰恰是借助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遏制不公正的对华贸易摩擦，宣传最终都是要兑现的。而且，如果我们表现出竭力通过双边渠道解决争端、尽可能避免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偏好倾向，无异于给了对方一个讹诈我们的把柄，在国内也无助于巩固国民对政府维护国民合法权益能力和决心的信心。

不错，我们运用世贸组织规则的总体熟练程度肯定不如那些老牌贸易大国，但总体熟练程度不如不等于所有方面都不如，而且我们运用国际贸易规则维护本国利益的水平，也是需要通过真刀真枪的诉讼才能验证和提高的。

在国际关系方面，既然诉诸争端解决机制在国际贸易实践中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既然那些发达贸易大国几乎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都打过贸易官司，当过被告也当过原告，有胜诉也有败诉，根本就没有把这当作什么不得了的事情，那么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操心诉诸争端解决机制会影响国际关系大局。P7-9

从需求的角度看供给

我试图用两个关键词来描述当代中国新闻评论的基本层次与发展变化。

普遍表达与专业判断——这是共存于当代新闻评论中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它们对应着人们不同的需求，也自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评论景观。在价值上，它们是并存的，相互依存，并且会长期并存。但是从发展上来说，它们可能是前后相继的，而且已经显露出前后相继的端倪。

也就是说，普遍表达，可能是当代中国新闻评论比较初级的阶段；而在普遍表达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对专业判断的需求，已经形成，并且抬升了——这可能是一部分媒体言论的走向或追求目标。这从近年来国内一些引领评论潮流的报纸言论版的“专栏化”倾向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进入媒体评论写作的知识分子的学科背景中看出来；还可以从一些媒体评论员自身在选题、风格方面的变化中看出来——我的观察从上一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截止到目前。那个起点的标志，是报纸纷纷创办言论版，向社会开放，以及继之而起的网络评论写作。

普遍表达是一种比较初级的阶段，并不是说它容易达到，也不是说它会最先达到。而是说，在出现表达机会的时候，表达的愿望往往会最先出现。新闻评论作为一种意见表达的文本，既有表达价值、愿望、利益的功能，也有表达事实判断，提供权威的意见性信息的功能。前一种功能，可以由更多的人亲自实践；后一种功能，则可能由少数人实践，而为更多的人所需求。当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报纸开始开辟言论版的时候，至少实践第一种功能的条件具备了。此后，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论坛的火爆，特别是web 2.0传播条件下博客的兴起，为实践新闻评论的前一种功能提供了从未有过的物质空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新闻评论从未有过的空间、参与程度和写作规模。其形成的条件，是相对开放的言论空间、媒体市场化、公众文字表达能力的普及和从未有过的技术条件。

普遍表达当初正是作为一种可能的价值诉求提出来的，但至今也很难说得到了实证。可曾有过一个普遍表达，特别是通过报刊言论实现普遍表达的社会吗？它是不是一个乌托邦呢？2002年，我在上海《新民周刊》的专栏上发表“时评是普遍表达的实用文体”的观点，当时就曾引起一些争议。促使我提出这个观点的，一是9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报纸上出现的言论版，提供了比以往多得多的公共表达空间；二是我当时服务的《中国青年报》言论版“青年话题”以“大嘴小嘴都说话”为宗旨的选稿标准，使我接触了代表“普遍表达”的人群：社会各个阶层、岗位上的言论作者。我当时说：“有更多的表达，有更方便人表达的文字形式，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重要的价值”。

这主要是从新闻评论一种特定的社会功能来认识的，不是从人们对判断的需求着眼，而是从人们对表达本身的需求着眼。长期以来，我国公众个体的、理性的表达不足，因此表达能力不足；表达能力不足，因此理解和交流能力也不足。而扩大的言论版和低门槛的时评，可能为解决这种需求作出贡献。

我当时还提出：“在一个开放的时代里，它(时评)是公民表达自己见解的实用性文体”，“它所满足于人的无非是表达，它所要求于人的，无非是表达的效率。”这也是在价值表达的意义上说的。我提出表达效率的要求，也只是指写作者必须适应大众传播与接受规律，自觉接受一些表达形式上的训练，而不是指为他人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专业判断。

然而，有更多的人来写，更多的社会角色投入媒体言论写作，不仅会呈现出更丰富的价值立场，更丰富的人生体验，也会呈现出更多的专业知识判断，更多的智慧。因此，新闻评论提供精确事实判断的使命，在我看来，就是在普遍表达的基础之上合逻辑地出现的。

在我的课堂上，有同学提出：在普遍表达之前，专业的判断肯定已经存在。这是没错的。但是，它们存在于何处呢？正是媒体言论版乃至开放社论写作队伍这一“普遍表达”的机会，使各个学科有着专业知识背景的人们获得了与普通公众分享他们个人判断力的机会。这样一个群体，当然也有自己的价值、愿望和价值优先性的判断需要表达(比如，2005年初，两个知识分子群体分别站到科学与环保的大旗下在网络和报纸言论版上进行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该敬畏大自然”的论争)，但是整个社会更需求于他们的，则是对事实的精确判断。

以目前而论，从表达者的广度和代表性来说，远没有达到普遍和充分。但是，对一些事实判断的需求者来说，新闻评论对价值的表达——是非判断和道义批判，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了。社会生活在进行中，在具体的生活、事业中的人们，需要具体的、有帮助的意见性信息。比如，经济走势和股价的涨落。再比如，政府决策可能达到的力度。人们需要根据这些判断调整自己对社会，对生活，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

专业判断满足何种需求

专业判断所满足的需求，既可能是专业的需求，也可能是普遍的需求。前者已经在一些分众化的媒体上悄然实现了，这里不谈。后者我举一例。

2006年9月16日、17日，《新京报》接连两天以时事评论专栏刊登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祖述宪的文章《健康狗带毒率虚高与狂犬病事实不符》。作者“检阅过国外近40年来狂犬病的绝大部分的重要文献，发现我国惊人的‘健康犬带毒率’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又与国外同行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大都对‘高健康犬带毒率’持否定态度”。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众对狗咬伤和狂犬病的恐慌，是“健康狗带有狂犬病毒”的夸张宣传所致。而这样一个数据，是传播中的误解和失误所致。对于忧心于狂犬病的普通居民来说，带毒犬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就是一个关系到他们生活的安全感，甚至关系到邻里关系的一个专业判断，是可以引起普遍关注的，因此，它作为“时事评论”专栏文章的传播价值也是无可质疑的。这个极端一些的例子，反映了新闻评论在大众阅读层面走向“事实判断专业化”的一个趋势。这是普遍的价值表达或价值判断的评论所无法替代的。

我的这个判断，与新闻评论界一些人士的观点相契合。比如，王爱军在《新评论：新京报时事评论精选》一书的序言中认为：“新闻评论有必要从‘价值判断’向‘专业判断’发展，抑或说，是‘价值判断’与‘专业判断’的并举。”他以“专业判断”来代替在学理上同“价值判断”并列的“事实判断”，似乎有一点不对称，但这个说法的确反映了一些媒体已经开始形成的对专业人士事实判断能力的依赖。

而我以“普遍表达”和“专业判断”作为一对概念，一方面是想说明这样一种关系：即，其一，这两者始终是人们表达和需求的不同层次。不应该偏废。第二，“专业判断”并不一定限于专业人士和专业身份，而是评论的一种供给标准。事实证明，在近些年的时评作品中，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议题上，一些作者通过专注的调查研究，往往能够达到与专业工作者对话乃至辩驳的水平。

2002年，我在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时评的历史与规范》，曾作了一个预测：时评将由价值判断走向事实判断，现在看来，也没有完全得到验证。那么，现在提出的专业判断，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专业判断，主要是指事实判断，它是事实判断的一个供给标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一样普遍，人们在生活中到处都会做出事实判断，比如“明年是不是会下雨？”但是，人们在大众媒体上所期待的事实判断，往往需要专业的知识、经验和判断力。因此，我们把“明天会不会下雨”的判断托付于气象局。气象局判断不准的时候，人们可以骂它，但也不会想要以自己来代替它。而人们对于他人的价值判断，则往往以与自己相同或相异的方式辨认。

当然，在当代，对于同一新闻事件，普遍表达与专业判断往往同时呈现，也同时会有普遍的需求。就以博客上的表达为例。2008年三四月间，东方航空公司多个航班飞行员以气象原因为借口空中返航，借此表达对公司的不满。此事引起了社会普遍的愤怒。搜狐网的文化传媒博客群甚至以“飞行员空中罢飞等于劫机”的标题作为一组评论的主标题。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标题并非真的对事实的性质提供准确的判断，只是表达愤慨而已，因此并不会当真。这种标题和这种评论作为一种价值表达，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情感。此后，该网页又推出《航空律师张起淮：飞行员罢飞的性质是什么》——这才是可以信赖的精确判断，人们当然也需要了解这个对这种行为的专业判断，因为它涉及每一位涉及乘坐飞机的人。

媒体言论的路径选择

普遍表达是一个规模意义上的概念，专业判断是一个质量意义上的概念。从近年来中国新闻评论的发展来看，“质量”是从“规模”中产生的。那些提供专业判断的人们，首先是在媒体言论打开大门之后进入评论写作的；其次是在这样的写作过程中，形成媒体写作的能力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关系，常常被人们忽略，以至于在目前对专业判断的旺盛需求中否定普遍表达的价值。

当然，新闻评论写作和供给在规模上的放开，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在“普遍表达”还远没有实现的时候，各个报纸言论版上，就已经呈现出“同质化”的局面：作者的知识结构趋同，判断的标准与结论趋同，选题趋同。

而在互联网上，“全民博客写作”和门户网站以网络普通浏览为标准对博客资源的利用与整合，也呈现出一种浅层的表达餍足和接受的淹没化效应。可谓一个“到处都是嘴”的时代，却难以找到你想听到的声音。

在这种背景下，摆脱“同质化”，可能有两种选择：

其一是文本趣味的、风格的选择：即选择那些有异于“公共概念”的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以及有异于公共事务的个人生活体验。国内较早创办的报纸言论版《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已经显现出这种倾向。这当然仍然是在普遍表达这个层面上的拓展。

第二种选择则是在认识、判断层面的选择，提供的是较为精确的认识性信息，即像提供精确消息那样提出精确判断。《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新京报》的评论已经显现出这种倾向。而《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财经类报纸的评论，因为相对专业一些，更早地确立了这种品格。

这是两个不同方向上的选择。它们拉开了言论的层次感，也使言论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更为明晰化、确定化。这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评论在“普遍表达”基础上发展和探求的一种可能的结果。它会使评论写作队伍和媒体编辑的标准、版面景观相应产生不同的变化。

不久前，《东方早报》主管评论的一位朋友与我讨论新闻评论的未来发展。他谈到，当前互联网对一般的事件性评论已经能够做到及时、“普遍”地供应，这可能使传统媒体评论“向上走一步”，提供更为专业的意见性信息，包括评论与述评。他眼中的目标，就是英国的《经济学人》。《经济学人》是一个以“报纸”乃至“观点纸”(view paper)自命的新闻周刊。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份档次较高的新闻评论周刊。它的“专业性”其实并非反映在“经济学”的专业领域(The Economist这个一百多年历史传承下来的刊名及其中文翻译《经济学人》，一直给人以偏差的理解)，而是反映在其分析判断的质量和水平上。它的内容主要是言论，分栏简讯之后，就是数篇社论，涵盖了国内外各种公共问题。其专业性还体现在，与专业化水平的分析判断相伴，有对新闻事实更接近的把握。也就是说，它往往提供更直接的事实材料，而不是像我们国内目前大多数“普遍表达”那样，作者只有通过记者的新闻报道来接近事实。  一位主抓评论的报纸领导想要“向上走一步”，就想到了作为“观点纸”的《经济学人》，就像我接触过的另一位大报总编辑设想压缩一般报道内容，办一张“评论报”一样，都透露着希望把现在的评论做得更专业化一些的倾向。这种设想，尽管现在还没有影儿，但也非毫无意义的空穴来风，因为与那样一个目标相接的写作资源和市场需求，已经在近些年来一些报纸言论的发展中现实地形成了。正是这种新的资源与需求，引人遐想。

新闻评论的一个专业性标准，是直接接近新闻事实。长期以来，我国媒体言论虽然往往与报道“相互配合”，但评论写作的实际的分工，却基本上与新闻事实相隔离。这是与长期以来媒体对评论本身的功能定位分不开的(主要是宣传性功能)，也是与社会公众对媒体评论有限的期待分不开的。现在不同了。随着新闻评论更为广泛的写作，也随着人们对新闻评论多种社会功能的逐步认识，一种对更为专业的评论的需求已经产生了。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专业”，它有条件、有理由，提供比一般公众评论更为精确的判断，这就要求其作者更直接地贴近事实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南方都市报》评论部主任李文凯和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赵振宇分别提出“评论记者”机制的构想，其实是。为媒体评论设定了一个专业标准。而这个标准，在许多媒体发达的国家，早已为社论撰稿人和许多专栏作家所实现。比如，康拉德·芬克所著《冲击力：新闻评论写作教程》一书引用《亚特兰大日报》社论撰稿人的话：“作为一名社论撰稿人，我做了许多我当记者时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我去参加一些会议，有时为了写一篇突发性的社论而加以报道。……我还做了一些深入挖掘和调查性的工作，这包括搜寻文件找证据以支持我的观点。”我国台湾老新闻工作者王民在《新闻评论写作》一书中则介绍道：“欧美与日本各国的大报，不仅在世界重要地区派有记者或特派员，同时也派写作评论人员，时常出国考察，藉以增进作者对实况的了解。如果国际间发生重大事件，亦随时派遣写作有关评论的人员前往。”

显然，正像我去年在《东方早报》“申薪论坛”首届新闻评论奖颁奖仪式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对于中国新闻评论而言，变化仍然正在发生着。让我们关注这些变化，并积极地对其作出判断和反应。

2008年4月于北京

《中国式思考》充分体现东方早报“申薪论坛”为百姓立言，发人人心中有而人人笔下无之言，评说新闻，言近旨远，余音常闻常新。

——丁法章(上海新闻学会会长)

说真话，说实话，东方早报“申薪论坛”做到了。

——朱学勤(著名学者、上海大学教授)

新闻总是有时效的，但有价值的新闻评论可以是永久的，相信这本《中国式思考》将不仅仅让东方早报“申薪论坛”的读者能温故面知新。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中国式思考》是一群职业新闻人每日辛苦劳作而酿出的思想之蜜，品尝它让人“清火，明目，养心，健脑”。

——沈颢(《2l世纪经济报道》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