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先生说，写这本书时，他所感受的审美愉悦，“超过了以往，甚至超过了以前写小说的时候。”正是这种愉悦，使他在解读周作人时，每每有如庖丁解牛，能够发人所未发，而每一新的发现，都令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尤其那些颇有见地的思想，不但令我们产生了崭新的撞击，也让我们享受到和作者相同的欣快。他在《解读周作人》一书中，不仅指出我们不能将周作人与林语堂、梁实秋、叶圣陶、丰子恺等列齐观，还指出了周作人晚年文章境界更胜早年。其小品文的写作，拙胜于巧，简胜于繁，凝涩胜于轻滑，驳杂胜于单一，然而周作人之高于林、梁、叶、丰处，又不止此，还在于他文章里潜藏的巨大思想性和深广忧愤是他人所无的。

本书是第一部以周作人散文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弥补了知堂散文艺术和文体研究上的不足。作者提出了许多大胆、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让人一步步进入知堂艺术世界的深处。他给予知堂抄书之作比前期散文更高的评价，通过实际的考察证明，那些看起来黑压压一片的文抄体其实也是曲尽其妙。作者视野开阔，艺术感觉敏锐纤细，书中对周作人与鲁迅文章风格的异同，周作人与同时代散文家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的区别，周作人的学生俞平伯、废名的散文特色，以及周作人散文的师承等，都有深入独到的剖析。作者颇得李缝吾印象式批评的真髓，很少使用专业用语，以随笔式文体表述研究心得，既是严谨的学术，又是可读的美文，在学术专著的文体上也是另树一帜。

代序 真赏尚存 斯文未坠

第一章 苦雨斋与同时代的散文家——兼说“涩味”与“简单味”

第二章 蓬头垢面的“过客”与心绪郁结的“绅士”——关于人生与艺术的选择

第三章 作为文体探险家的周作人(上)——“牛山体”诗与知堂杂著

第四章 作为文体探险家的周作人(下)——知堂小品与知堂书话

第五章 结构、技巧与人的魅力——对一个艺术难题的探讨

第六章 “言志派”的渊源与流向——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合论

附录

 知堂的回忆文

 梦一般的记忆

 乐感文化、俗世情怀与希腊精神

 《中国的思想问题》及其他

后记

新版后记

今天的读者，对于周作人的散文，实在是隔膜得太久了。

时轮运转到20世纪90年代，不知是出版界唤醒了读者的兴趣，还是读者兴趣的转移提醒了面临窘境的出版业，总之是，“五四”以后的名家散文突然走红，各种版式的“旧书新刊”或“旧文新编”争相问世。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一时间成了书肆与读者口中出现得最多的名字。

周作人如果在世，尽管他仍会略垂双眼，紧闭双唇，保持他那一贯的淡然和矜持，内心却终将感到无比欣慰的。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曾为自己的名字不能上报，自己久久不再被人提起而愤愤不平。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称此为“默杀”。

然而，当读者将这些名家的旧作捧回家，他们会很快地接受梁实秋的精致的俏皮，接受林语堂的生辣放肆的幽默，接受丰子恺的天真闲雅，接受徐志摩的浓艳奔放与冰心女士的纤■委婉，甚至接受叶圣陶的工整与何其芳的诡谲，却独独难以很快地接受周作人。 不止一次地听文化界的人说起，读周作人的作品感到吃力，提不起精神，感到他语言的平淡拖沓，有时还感到一种不慌不忙的哕嗦，加之题材的驳杂，引文的古奥，常常翻不了多久就掩卷，搁置在一旁了。

这实在令人吃惊和遗憾。当年首创新文学“美文”的大师，因为文字的纯朴精美曾被许多评论者称为“炉火纯青”的周作人，今天竟得不到新一代读者的认同！——好在，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只要硬着头皮往下读，读它七八篇十来篇，开始为他那独到的见地或高雅的书卷气所吸引，渐渐地习惯了他那不温不火回旋往复的语言节奏，逐步体验到了知堂散文的独特的美，这时，隔膜就会消逝。你的眼光会被这些平淡的作品所吸引，你会从这些黑压压的字行里领略到一种在别处难以觅得的魅力，你甚至会成为周作人迷。

或者，还有一个消除隔膜的方法，那就是在自己与周作人之间找到一座桥：先读一些自己易于接受而又比较接近于周作人的作品，比如当初的梁遇春或钟敬文的小品，比如今人张中行的雅淡深邃的回忆文，或黄裳的书卷气十足的书话散文。在迷上了这些作品之后，再去读周作人，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有“更上一层楼”的喜悦，会发现你所喜爱的那些美文的渊源所自。你也许会就此以更大的热情迷上周作人。

为什么读周作人需要这样一个习惯的过程，而读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徐志摩……却不需要这样的过程呢？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也十分深刻的艺术现象。

这使人想到了许多特殊的艺术家。

我首先想到的是福楼拜。当然，我是通过李健吾的翻译阅读福楼拜的，这其实已是两个艺术家的共同的创作。从来没有读过巴尔扎克或雨果的人，可以一下子接受巴尔扎克的滔滔不绝的精确剖析，也可以接受雨果的汪洋恣肆、激情澎湃和情节上的出其不意的圆满——即使一边读一边在心下抱怨它们太过庞大，却也会承认这庞大是一个小说大师应有的权力。可是初读李译的福楼拜，却有可能马上产生一个“简陋”的感觉，怀疑这是一个不会写文章的人的幼稚的作品，因为句子是这样简简单单，秃头秃脑，甚至丢三落四，没有一点儿华美的痕迹，没有一丁点儿“大师”的标志。在《包法利夫人》中，就充满了这样的文字：

爱玛没有睡，也就是装睡；他躺在旁边，昏昏沉沉，她却醒过来，做别的梦。

没有修饰成分，简白到极点，似乎再丰富的内容也会被写得平淡无奇。又如：

太太买了一项帽子、一副手套、一把花。先生直怕错过开场戏；他们来不及喝汤，就赶到剧场门前。门还关着。

几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全都是这样的文句。肯定有不少读者随手翻翻，就打消了读下去的念头。但是真正读下去，熟悉了这种文体内在的节奏感和韵律感的人，就会被它迷住，就会从这极度简白中读出它的丰饶、精确、优美，以至被这简简单单的字句陶醉得难以自拔。我就是一个这样的读者，那本带有速写插图的《包法利夫人》几乎成了我藏书中的至宝。在我看来，福楼拜和李健吾在这部小说上的文体探险，真正称得上是“珠联璧合”。

周作人也是一个文体探险家，他也追求文章的冲淡简朴的外形。尽管他不写小说(早年的偶一为之，一直被他自认为是失败的记录)，他所喜欢的是舒缓自然的长句，这正与李译福楼拜的文体节奏相反，但他们内在的相通之处却是不难发见的。那就是：不求华美，自创新格，归绚烂于平淡，含丰饶于简朴。因为平淡简朴到了极点，变成了稚拙，于是就易于为没有经验的初读者所不屑。

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也可找到。同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家，读者可以一下子就接受柳青的充满理智的激情与精致细腻的心理刻画，也可以接受周立波的诙谐打趣外加淡淡的白描，即使明知他们的有些作品被过去年代的观念紧紧地笼罩着，至少也会马上承认他们是有水平的作家。但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提示或阅读准备的情况下，第一次遭遇孙犁的作品，恐怕情形就不这么乐观。笔者曾有意识地了解过几位孙犁小说的爱好者，他们最初对孙犁的作品都是排斥的，那第一个感觉是“土”，“单调”，“看不出好在哪儿”，甚至有说“读上去蛮滑稽的”。但渐渐地，他们从貌似简陋的文句中品出了诗意，感觉到了深藏的人情味和作家内心的真挚，进而读出了这与众不同的文体的非凡的节奏。如果去掉孙犁小说中那些优美的写景与抒情的段落，那么，孙犁的叙事方式与另一世纪另一国度的福楼拜，是确有一些相像之处的。P1-4

近些年来小品散文读物的流行，大概是适应了“文革”以后、特别是市场经济冲激之下渴求抚慰的人心的需要。我能够理解，可是有时也觉得这种需要似乎日益走上轻软纤小之路，未必是文学发展的健康状况。常常看见书摊上，周作人散文与梁实秋、林语堂等等的散文并列，我总是若有所感。也常常看见报刊上有把周作人与梁实秋、林语堂等列齐观的言论，还直接接触过这样的读者，他说是爱读周作人，细谈起来，他其实是以欣赏梁实秋、林语堂的同样趣味来欣赏周作人。我从这些，深感一味追求闲适、轻松、飘逸、清雅之误事，周作人的真味并不在此。半年以前，我写过一篇《误读知堂》的小文(载《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6月18日)，有云：“相当一些读者的心目中，周作人成了纯然闲适、轻松、飘逸、清雅的形象，以此而受到欢迎，这也许是适应了‘文革’以后渴求抚慰的人心的需要，实在却是误读。”周作人的真味是什么呢?“他对自己文章的评价，是着重拈出一个‘苦’字，是以苦味为自己的真味，他感谢能欣赏他的真味的人。他也承认自己的文章有‘闲适’的一面，但仅仅是‘貌似’，仅仅是‘近于’，他担心这一面‘误人’，怕读者一味跟着闲适下去。”这个意思，1986年我在《周作人概观》里就详论过，现在重申，是由于实际掌握了两个误读周作人的例子，虽然误得很荒唐，但推其致误之由，却正是一味追求闲适、轻松、飘逸、清雅之故，应了一句老话，“雅的俗得紧”。那篇小文中并未提出梁实秋、林语堂来作比较，我心里是想到这个问题的。我并不是把梁实秋、林语堂等等都看作“雅的俗得紧”，我承认他们都是散文名家，但是不能与周作人等列齐观，因为他们都没有达到周作人的简素苦涩的境界。我大致有这样的想法，但并没有深入研究过，所以没有明确提出来。

最近读了刘绪源先生的《解读周作人》一书，给我很大教益。我只看到有些读者把周作人与梁实秋、林语堂等列齐观，《解读》则一上来就指出另外一种更其尖锐的情况，即许多读者只能欣赏梁实秋、林语堂等等，而不能欣赏周作人，“他们会很快地接受梁实秋的精致的俏皮，接受林语堂的生辣放肆的幽默，接受丰子恺的天真闲雅，接受徐志摩的浓艳奔放与冰心女士的纤■委婉，甚至接受叶圣陶的工整与何其芳的诡谲，却独独难以很快地接受周作人”。《解读》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以后，就反复比较了梁、林、丰等人与周作人的同异，见出文艺研究的真功夫，使我这样一个略知其意而未尝下过功夫者佩服无已。

《解读》指出，林语堂散文纵横捭阖，任意而谈，亦庄亦谐，而又文采熠熠。他先前也写过“浮躁凌厉”的文章，后来一变而提倡幽默与闲适，从此对过去仿佛了无牵挂，不像鲁迅和周作人那样，在文章中永远看得出他们那沉重的过去。林语堂的闲适是真闲适，他的名文《言志篇》就是一个无牵无挂，很满意于自己境遇的绅士先生悠悠然的内心袒露，没有一丝对周遭人生的不满不平之气，没有一点苦涩的滋味。他的文章缺乏更深沉的情感和意识，所以不十分耐读，尤其经不住将他大量的文章放到一起来读。

《解读》指出，梁实秋散文艺术的成就，在林语堂之上，他下笔雍容大度，颇有周作人式的“谈话风”。但是，看他的小品文集，相当规范齐整，给人以小心拘谨之感，不似周作人每一集的驳杂随意，潇洒大气。梁实秋的幽默太显眼，又用得如此普遍，读得多了，反倒显出了一种单一。他的幽默的最成功之处，是善于嘲弄(包括自嘲)人生的各种细小的窘相穷酸相，但对总的社会人生却是比较满意的，没有周作人那样内在而广大的压抑与幽愤。梁实秋偏于巧，而没有周作人式的拙；其滋味是酸而略甜，可口宜人，不是周作人那样一味的苦涩。

……

本书曾于1994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仅印三千册。但在我的十几种小书中，它却是影响最大的一本。十余年来，向我索取此书者始终不断，我则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现在，这本早已绝版的旧作经王为松兄提议，得以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增订再版，对于我，实在是件高兴的事。

趁再版之机，我将书稿修葺一过，并增补了四篇附文。其中，《知堂的回忆文》系《苦雨斋主》一书的序，曾发表于《书城》杂志。《梦一般的记忆》是谈知堂译作《如梦记》的，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乐感文化、俗世情怀与希腊精神》或可说是张爱玲与周作人的平行研究，并与素不喜欢这两位作家的李泽厚的“乐感文化”理论放在一起探讨。《〈中国的思想问题〉及其他》是关于周作人四十年代思想的一次较为认真的清理。后两篇文章都是专为这次再版补写的，前者发表于《书屋》杂志(编者将其更名为《从与李泽厚的聚谈说开去》)，后者甫一完稿即放入书中，尚未在别处发表。有了这些附文，我对知堂散文及思想、艺术的论述，也许会比较地趋于完整吧。

当年此书问世，曾在各地报刊陆续看到近三十篇书评，近年又常在网上读到年轻朋友对它的评论，论者大多不相识。张中行、谷林、黄裳、钟叔河、黄宗江、冯亦代、金性尧、钱理群、倪墨炎、止庵、黄开发等知堂散文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也都有过热情的鼓励，令我感愧不已。范培松先生在其《中国散文批评史》中，将这本专论放入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舒芜先生发表在《读书》杂志的《真赏尚存斯文未坠》，影响尤其大；现征得作者同意，将此文移作本书“代序”。

在这里，除感谢为松先生和上海书店的编辑阙政，以及诸位曾帮助和鼓励过我的师友同道外，还要特别感谢一位未尝谋面的南京读者卞琪斌，他曾在来信中指出了我两本书中的两个错误，其中一个，我现在已经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