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传奇式的英雄人物诺曼·卡森斯战胜病魔的经历和体会。本书出版后风靡全美，有17家医学杂志转载，34家医学院将其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他本人也应邀到美国各州的医学院讲学。他的故事还被拍成电影，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本书不仅在美国畅销不衰，还被翻译成18种文字，引起了全球性的轰动。

有这样一个人：

他49岁时身患绝症，康复的几率只有1/500，医生断定他只有几个月的活头，然而他却离开了医院，不吃药、不打针，自己用最简单的方法治好了不治之症。

还是这个人，他54岁的时候突发广泛性心肌梗死，生命垂危，他用同样的方法再次战胜了病魔，并活到75岁。

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就是诺曼·卡森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使用的方法就是大笑。

卡森斯将自己的经历发表在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三千多名医生写信与他交流。他们认为卡森斯为现代医学开启了一扇窗，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身体的自愈能力。他们认为医药科学的问题在于，它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科学。只有医生和病人真正学会运用身体自然治愈能力，现代医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而积极情绪正是开启身体自愈系统的良药。

《笑是治病的良药》是卡森斯战胜病魔的经历和体会。本书出版后风靡全美，有17家医学杂志转载，34家医学院将其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他本人也应邀到美国各州的医学院讲学。他的故事还被拍成电影，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本书不仅在美国畅销不衰，还被翻译成18种文字，引起了全球性的轰动。

序

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第二章 安慰剂，体内医生的信使

第三章 心旷神怡，医生远离

第四章 疼痛不是终极敌人

第五章 走向整体健康之路

第六章 从三千名医生那里学到的

第七章 信念是最强有力的药物

最后的话

关于作者

如果没有那场重病，也就不可能有这本书。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不愿提及那段经历，我不愿让人知道自己不用药物就治好了不治之症。因为我害怕被人们误解。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仅仅是一个特殊病例呢，还是具有极大的医学价值。然而，大众媒体和医学刊物却不断报道这件事。世界各地的三千名医生给我来信，他们对我这个非专业人士的观点十分尊重，令人惊讶。还有一些人写信问我，是不是真的“不吃药，仅仅用笑”就战胜了病魔。我想自己应该给出更全面的描述。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一次短暂的国外旅行之后，我开始发烧，感到浑身不舒服，疼痛也不断加剧。几周过后，我的脖子、手臂、手、手指和腿就变得麻木起来，行动也很困难。我的红细胞沉降率超过了80。大家知道，在所有的诊断和测试中，红细胞沉降率对医生来说是最有用的。它的操作也很简单。

红细胞流入血管的速度，以每小时多少毫米计算，与发炎和感染的程度是相符的。普通的疾病，如流感，也许会使红细胞沉降率上升到30甚至40。一旦超过60或70，医生就知道问题严重了。红细胞沉降率上升到88的时候，我住院了。一周之内，它又上升到115。一般来说，这预示着病情已经十分危险。

此外，我还接受了各种其他测试，有些在我看来仅仅是为了彰显医院的医疗水平，并非出于对病人健康的考虑。四个来自不同部门的化验员在同一天内采了四份血液样本，我很是吃惊。医院各部门没有彼此协调，用同一份血样来测试，对我来说是不合理，也是不负责任的。一天之内抽取四管血液，即使对一个健康人来说，也不合适。第二天，当四个化验员又要来装满各自的试管时，我拒绝了他们，并且在门上贴了告示：我三天只提供一份血样，希望不同部门从同一管血样中各取所需。

我越来越相信，医院并不适合真正身患重病的人。卫生环境差强人意；葡萄状球菌和其他致病微生物无所不在；频繁甚至是胡乱使用X光仪器；滥用镇静剂和止痛药，有时只是为了方便医生操纵病人的身体，而非出于治疗的需要；将医院的例行工作凌驾于病人的睡眠要求之上(对病人来说，睡眠简直就是恩赐了，当然不想被打扰)——此类问题似乎是现代医院的通病。

也许医院最失败的地方就是营养问题了。不仅食物营养不均衡，还有很多加工食品，有些甚至含有防腐剂或有害色素，这对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含有化学柔软剂和漂白粉的白面包是每天的必送餐。蔬菜经常被煮过了头，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营养价值。难怪1969年“白宫食物、营养和健康会议”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观察结论，医学院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营养科学教育的缺失。

我的医生并没有和我争论。我很幸运，碰到了一位能设身处地为病人考虑的医生。威廉·海兹格医生不仅没有同我争论，反而支持我同“嗜血”的实验室人员战斗。

我们已经是20多年的挚交好友，他知道我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们经常讨论医学刊物上的文章，包括《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柳叶刀》。他对我的病症很坦诚。在参看了那些被他称为“咨询师”的专家们的报告后，他告诉我他们并没有得出确切的诊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得了严重的胶原疾病——一种结缔组织病。所有关节炎和风湿病都属于这个范畴。

 结缔组织是一种将细胞连接在一起的纤维物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正变得松散。我很难移动自己的四肢，就连在床上翻身都困难。我的身体上开始出现小瘤，像小石块一样的物质出现在皮肤下面，这表明这种疾病是全身性的。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我的下颌几乎无法张开。

海兹格医生从纽约找来了专家。他们得出了结论，确诊我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也就是说我脊柱中的结缔组织正在分离。

我问海兹格医生自己完全康复的几率有多大。他开诚布公地告诉我只有1/500。这是一位专家告诉他的。这位专家还说，他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康复病例。

这些让我思考了很多问题。之前，医生是我全部的希望。现在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参与进去。我很清楚，如果只有1/500的机会，自己最好做点什么，而不仅仅是做一名消极的旁观者。

思考疾病

我向海兹格医生询问病因。他告诉我有多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重金属中毒或者链球菌感染。

我努力回想生病前的事情。那年6月，我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去苏联参加文化交流活动。会议在列宁格勒①召开，然后我们去莫斯科参加其他会议。我们的旅馆在一片住宅区里，我的房间在二楼。附近有一个24小时不停工的建筑工地，每天晚上都有一队柴油卡车来来回回。当时是夏天，我们的窗户都大开着。每天晚上，我都睡得很不踏实，感觉恶心想吐。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我在飞机场碰上了一架巨大的直升机，它在很近的柏油路上盘旋，喷射出大量烟雾。

我想，在旅馆和机场吸入的柴油废气中的碳氢化合物是不是和这场病有关系。如果是这样，就能证实重金属中毒的猜测。然而，还有一点解释不通：我妻子同样也经历了这些污染，却没有受到影响。怎么可能我们俩只有一个出现不良反应呢？

通过思考，我作出了两种解释：一种是由于各人的敏感度不一样；另一种是我当时处于衰竭状态，无法像免疫系统全面运行的人一样适应有毒环境。

难道是肾上腺衰竭引发的？

我陷入沉思。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会议非同儿戏。我负责礼仪方面的工作，总是埋首于那些文件直到深夜。最后一天在莫斯科的经历极其令人沮丧，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苏联代表团团长在自己的别墅里设宴款待我们，地点在郊外40公里处。他问我是否能够提前一小时到达，以便向苏联代表们介绍一下客人的情况。这样的信息有助于他们做到礼节周全，从而给美国客人宾至如归的感觉。

他们告诉我下午3点半会有一个司机来旅馆接我，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在5点钟到达别墅。

然而，6点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莫斯科另一边的旷野上。司机接到了错误的指示，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开出了80公里。我们又调转车头开回莫斯科。司机学的是谨慎驾驶，所以他并没有急于弥补错失的时间。

直到晚上9点，我们才到达别墅。女主人看来已经绝望了。汤热了一遍又一遍，小牛肉也干了。我也筋疲力尽。第二天还要坐很久的飞机回美国。飞机上拥挤不堪。到达纽约后，经过一系列繁琐的迎接礼仪，我们才坐上了回康乃狄格的汽车。这次出差让我感觉浑身不舒服，一周后就住院了。

回想起这次经历，我知道自己找对了方向。我越来越相信，我深受污染气体的侵害，而我妻子没有，原因就在于我的肾上腺衰竭了，身体的抵抗力降低了。

如果这个假设是真的，我就需要恢复自己的肾上腺功能，重新建立沃尔特·B·凯侬医生在《身体的智慧》中提到的“动态平衡”。

我知道，对于抵抗严重的关节炎或其他疾病，内分泌系统——尤其是肾上腺至关重要。我在医学刊物中读到一项研究，说孕妇的关节炎或其他风湿症状经常会减轻，原因就在于怀孕期间内分泌系统十分活跃。

怎样才能使自己的肾上腺和内分泌系统活跃起来呢？  1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我读过汉斯·塞利尔的经典作品《生活的压力》。塞利尔很明确地指出，肾上腺衰竭可以造成情绪紧张，如沮丧、易怒等。他还详细记述了消极情绪对体内化学反应的不良影响。

我脑中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消极情绪会引发体内不良的化学反应，那么积极情绪是否会引起有益的化学变化？爱、希望、信念、欢笑、信心和求生意志是不是有医疗作用呢？难道体内只会产生不良的化学反应吗？

显然，要产生积极情绪不像拧开花园里的水龙头那么容易。不过，即使只是合理控制一下情绪，也会产生有益健康的效果。只要稍微改变一下，用信心取代焦虑，可能就会有帮助。P11-20

196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侵袭了诺曼·卡森斯。他高烧不止，浑身疼痛，脖子、手臂、手掌、手指、双腿逐渐丧失了活动能力。一周之内，他的红细胞沉降率(ESR)上升到了115，病情十分危急！

经医生诊断，卡森斯患的是一种严重的胶原蛋白疾病--僵直性脊椎炎。康复的几率只有1/500，这就意味着他只能在无尽的病痛折磨中等待死神的来临。

卡森斯没有听天由命，他觉得应该为自己做点什么，而不是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医生身上。卡森斯多方研究，尽可能了解自己的病情。他发现，心理压力跟某些特定疾病之间有明显的关联。如果负面情绪跟生病有关，那么正面情绪有没有可能有益于康复呢？

在威廉·海兹格医生的协助之下，卡森斯办理了出院手续，带着幽默书籍、麦克思兄弟的经典影片，住进附近的旅馆。他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这些喜剧电影，一次又一次地因为电影中的滑稽场面和幽默对话放声大笑。他惊喜地发现，每次开怀大笑之后自己都能毫无痛苦地安眠两小时。而且，红细胞沉降率都会下降5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大笑疗法的效果是可以持续的。六个月之后，当卡森斯再去医院检查时，医生发现他的不治之症居然痊愈了--炎症彻底消失了！

卡森斯将自己的体会写成文章，投到了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没想到，这个仅供专业人士交流的媒体竟然发表了这篇非专业人士的文章。而且，这篇文章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有三千名医生给卡森斯写信，认为他的经历印证了医学发展的新趋势：积极情绪可以改变体内的化学变化，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还有的医生认为卡森斯是“整体健康”理念的先行者。另外，卡森斯关于压力的性质、止痛药的副作用、安慰剂效应以及良好的医患关系的认识，也与很多前沿的医学研究不谋而合。

之后，不断有大众媒体和医学刊物报道这件事情，还有很多医生和患者打电话同卡森斯交流。为了对这些报道进行更全面的回应，卡森斯将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整理成书(《笑是治病的良药》)。该书出版以后，引起了全球性的轰动。20年来，该书在美国多次重印，畅销不衰，并被翻译成18种语言。

尽管卡森斯本人非常谨慎，并不认为欢笑是“万灵丹”，但他的经历的确引起了人们对积极情绪的研究热潮。正如《身体语言密码》的作者亚伦·皮斯所言，“《笑是治病的良药》一书的出版，在医学界引发了一次关于内啡肽的研究风暴。”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加入了这一研究中，一个新的学科逐渐出现了--心理神经免疫学。

在某种意义上，卡森斯为传统医学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认识到：每个人身体内都有一个医生，它有非常好的治愈能力(研究证实，90%的疾病都是自限性紊乱，可以自我治愈)。与其说这是一种开创，还不如说是一种回归。古时候的医生们对身体的这种自然能力非常了解。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坚信，医生的主要任务是避免一些不明智的治疗，因为这会干扰人体自我医治的过程。中国传统医学也讲究“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说的也是人体的自我恢复能力！

只是现代科学出现之后，医生们只重视物质的身体，忽视了头脑和身体之间的联系；他们开始沦为技术手段的奴隶，忽视了身体的超强能力。正如本书导论的作者雷尼·杜伯士所言，“医学科学的问题就在于，它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科学。只有医生和病人真正学会运用身体自然治愈能力，现在医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卡森斯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积极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其实，这在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中国有句谚语，“笑一笑，十年少”。英文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心旷神怡，医生远离”，还有一句是“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这些都是人们对身体智慧的认识。  西方医学界也开始反思那种“冷冰冰”的医疗模式，越来越重视情绪的疗效。英国伦敦一家医院为前来看病的孩子推出了一套别具特色的“欢笑疗法”。他们专门请来一帮喜剧演员，让他们化装成滑稽的小丑，逗孩子们笑，以求“笑到病除”。据说，“欢笑疗法”十分奏效。现在这家医院的人气迅速上升，孩子们都念念不忘那儿的“小丑”医生，还形象地把医院叫做“小丑医院”。美国堪萨斯市也开办了一家幽默医院，其中一半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幽默大师”。医院的处方包括：观看喜剧电影电视、听幽默故事和阅读幽默图书等。收治的对象主要是身心疾病与神经症患者，还有晚期肿瘤病人，据说疗效特佳。

现在，欢笑疗法已经走出研究领域的狭小范围。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1995年，印度的卡塔里亚医生组建了一个笑声俱乐部，他结合印度瑜伽呼吸法发明了一种大笑疗法。会员们每天早晨7点到公园，先是反复大喊“嘿哈，嘿哈”热身，然后双臂伸向天空，开始大笑20秒钟。国际医学界的调查研究发现，卡塔里亚的疗法可以锻炼人的呼吸和腹肌，扩大胸腔和肺活力，并最终改善人的呼吸方式和呼吸规律，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功效。现在，笑声俱乐部已在印度遍地开花，仅孟买就有50家俱乐部，全印度有25000名全职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