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位老广播、老电视、老领导37年的心血汇集。收集的27篇通讯，篇篇充满激情，充满真情，既还原了一个又一个时代，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又折射了作者不凡的写作功底；该书收集的21篇言论文章，篇篇针砭时弊，尖锐而不尖刻，固守而不固执，平实而不平淡，折射了作者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万丈豪情。众所周知，通讯和评论是新闻写作当中最具难度的体裁，功力不足的记者是万万不敢轻易涉及的。读了该书收集的通讯和言论，你便能找到一把写好通讯和言论的“金钥匙”。同时，你便能领悟新闻工作者不但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好新闻不仅仅是“写”出来的，而是深入基层“挖”出来的。

本书收集的作品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作者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期间所撰写的新闻作品。新闻是历史的纪录，每件作品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始和攻坚阶段，作品所记录的是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事，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思想，那个时代的观念。斗转星移，时代变迁，世事轮回。改革开放至今已30年，祖国日新月异，事在变，人更在变。作品中所涉及的人和事乃至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同今日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其中所涉及的人，有的可能仍是时代骄子、千古英雄，有的也可能变成陨落的星星，个别的甚至成了人民的罪人。这些变化，因时代久远及作者精力的局限无法一一甄别和考证。好在新闻作品不是个人历史档案，更不是组织上的政治结论，记录的只是那段时间的事实。

在新闻之路上求索——我的业务自传(代序)

通讯篇

农民房里的新书架

马路上，有一颗闪光的沙石

一个无脚人的足迹

绿遍青山情未了

写在田野里的论文

苦乐年华

夹缝弄潮

祖国的女儿

厂长的座右铭

平凡岗位平凡人

光辉的道路

韶山人“下海”

要让大雁高高飞

涌动的春潮

让英模一生平安

下岗职工走向农村

“科文人”的用权之道

豪华百货大楼里的“老抠”

为了明天更幸福

反贪局在行动

洞庭明珠更璀璨

“白银”铺满的小镇——华阁

水乡名镇——明山头

酒埠江的新传说

美国赌城一瞥

美国广播考察见闻

希、土、埃三国访问散记

言论篇

值得提倡的“靠后站”

紧日子不能只让老百姓过

不可凡事都搞逆向思维

管一管嘴巴

让送礼者都吃“闭门羹”

测评后的测评

但愿多些“活地图”

清理“三乱”要动真格

大力提倡协作精神

节约能源势在必行

有感于重学《为人民服务》

“金钱至上”与“奉献精神”

小官也要讲清廉

小官僚主义也要克服

“为政清廉”与“透明度”

从外宾用白开水代酒说开去

关于“大树·鸟巢·鸡蛋”的联想

浅谈记者“下海”

论文篇

广播改革与新闻时效

新闻改革不应摒弃新闻工作优良传统

“纯客观报道”质疑

演绎新闻有违新闻真实性原则

情景剧节目的负面效应与应对策略

论新闻宣传纪律与舆论导向之依存

舆论导向与媒体把关人的责任

创新创优是提高广电节目质量的必由之路

广电媒体要着力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

大力做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

后记

一条由湘阴县城通出的乡间公路，翻过一道道山冈，越过一座座山峦，向着城南乡延伸。这是一条用沙石和泥土铺成的普通乡村公路，像这样的路，我不知走过了多少，见过了多少！但是像这样养护得如此精心，路面这样平坦的乡间公路，我见得却不多。这里，显然凝结着养路工人辛勤的劳动。我听说，养护这条公路的养护班长是一位老人，名叫周干泉，是他带领养路班的工人，用智慧和汗水换来了这条路的畅通。当我走在这条平坦的乡间公路上，望着一辆辆鸣着欢快的汽笛飞驰而去的汽车时，一种对这位从未见过面的老人的敬意和一种报道他的冲动便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要把他的事迹报告给我的朋友们。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采访。

在城南乡党委会。我听到一句赞语：“有了周干泉同志养路。这条路才活了。”

这条路是湘阴县城南乡的一条乡级公路。一个春光融融的日子，我来到城南乡采访，身材高大的乡党委书记老宋见面后，就这样对我说：“你问周干泉同志养路的事？见到那条路你就知道了。有了周干泉同志养路，我们这条路才活了。”接着，他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周干泉养路的事：

“我们乡这条公路是全乡唯一的交通大动脉，运化肥进来、送粮食出去都要通过这条路。可是1980年以前，这哪里像一条路啊，简直就是一条被人乱扔的‘死蛇’，满身烂疮，不是大洞，就是窟窿，一到晴天黄尘扑面，遇到下雨便又积水成洼，不要说通汽车，就连空手行走都难！那时虽然有一个养路班，而且人数还不少，加上班长足足12人，可以说是一个加强班，可是由于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路总是修不好。党委选来选去，选中了周干泉同志，要他去把这副重担子挑起来。那时他是古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已是五十几的人啦，党委要把养路任务交给他时，他胸脯子一拍，说：‘请党委放心，把路交给我吧，两三年内不把路修出一个样子来，要批评要撤职随你们的便。’问他要多少人，他只伸出了四个指头，人数仅仅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当时我是党委副书记，对他只要这么几个人就能把路修好还有点怀疑。谁知，过了一年多，路就大变样啦，并且很快通了车。

“为了修好这条路，周干泉同志可没少吃苦。这条路是乡道，不是县道，更不是省道、国道。养路班设备条件很差，经费也不足，铺路用的沙石，大多要靠自己到河里去捞，去搬运。去年冬天，为了备足今年春季铺路用的河沙，周干泉带领全班冒着刺骨的寒风，跳进冰冷的河里捞沙，整整干了一个多星期，备足了今年春季用的100多吨沙。可他的手上和脚上却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谁见了，谁不称赞，谁不感动啊！路好全靠养路工人的手脚勤，为了路，周干泉到底牺牲了多少个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们心中也没有个数，反正每年除了大年初一他才回家吃餐团圆饭以外，乡亲们见他天天都在公路上转。下雨天路容易烂，他转得更勤。这里撒筐沙，那里填铲土，他把路真是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啊！有一次他得了重感冒，乡亲们把他送进了县人民医院，他在医院住了几天以后，也没有同医生说一声，就悄悄溜走了。医生只好打电话到县交通局，说人丢了。县交通局公路管理站的一位负责同志坐车到养路工班去找，结果发现他正在公路上撒沙平土呢！你看，他就是这样一位要路不要命的‘倔老头’。”

在养路班，我听到一个劝告：“小心别动他的路！”

从乡党委出来，我来到养路工班，工班四个人，有三个是老头，只有拖拉机手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周干泉不在，两个老头一说话，就满脸红得像关公，显然不善言谈。年轻的拖拉机手也是一副憨厚的样子，见到我，显得有些拘谨。我问起周干泉同志“倔脾气”的事，他才好不容易打开话匣子：

“你问周干泉啊，我们都叫他‘干爹’。要说‘干爹’的倔脾气，那是全乡出了名的。有时连我们工班几个人都有些怕他。他的倔脾气得罪了不少人，可我们都了解他，他也是为了集体，为了大家啊！他是养路护路的，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别人不爱惜他养护的路，谁要是损坏了他的路，他简直就要跟谁拼命似的。这几年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田土都承包了，有些眼光不够远大的人，只考虑自己眼前的利益，就想方设法蚕食马路，想把自己的地搞宽一点。说实在的，对这些私心重的人我也看不惯。但我想，都是本乡本土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还不说说算了，何必那么认真呢。可‘干爹，就不认这个理，他批评说：‘都像你怕得罪人，那集体的利益、国家的财产谁来维护？路是集体的，今天你挖一锄，明天他铲一铲，几米宽的公路不就没了吗？’前年10月，明山村有一个姓徐的村民趁我们工班忙于备料的时候，在一段公路上挖去50多公分扩宽自己的菜园。‘干爹’听说以后，比自己的房子被人挖了还伤心。他工具一放，就去找这个村民评理，非叫这个村民把挖去的路填好不可。这个村民开始还傲气，对‘干爹’的话不理不睬。‘干爹’急匆匆地赶到乡政府，拉着乡党委书记老左就走。那个村民见到这阵势，只好把路填好。说来也怪，这个村民后来再也没有挖路了，听说有时还主动出面劝阻那些挖路的人，说：‘小心，干爹养的路，你可不能动。’

“干爹，脾气是倔点，但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有些农民图方便，在路边晒草、放砖，影响公路通行，可他却很少发火，总是耐心地劝说乡亲们不要这样做，一次不行，就三番五次地上门做工作。对有困难的乡亲，他还伸出热情的手给予帮助。有个叫周志昌的村民，前年家里倒了房子，在马路上放了1000多块泥砖。‘干爹’见他家劳力少，当时我又出车不在工班，就带领两个老养路工，三个老头每人推部手推车，帮助这位村民一块一块地把砖运回家。这位村民好感动啊！以后再也没有在路上堆放过东西了。”P3-P6

1971年4月，我来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新闻工作，至今20年有余。2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我却是极为重要的年华。回首20年，没有辉煌的成就，没有惊人的业绩。但我切切实实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上认真努力地工作着，在新闻业务上不停地学习着、实践着、探索着。岁月和劳作，使我熟悉了新闻工作，更使我深深地爱上了广播新闻事业，并将矢志不移，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热情。

当新闻记者是我中学时期曾经有过的梦，可又完全出于偶然。读高中的时候因受当过记者的班主任老师的影响，我想过要追随他走过的足迹，当一名令人羡慕的记者。可是毕业时，学校却指名要我报考军事院校，于是便进了军医大学。1971年2月我成了一名“复员兵”，这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招到了省电台。经过一番曲折实现了中学时期的梦想，我既感兴奋激动，又感紧张茫然，因为新闻对于我毕竟是那样的陌生。半路出家，先天不足，要尽快地适应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庆幸的是那时尚且年轻，又没有家室的拖累，有的是精力和时间。我就一方面向书本学习，一方面拜内行为老师，并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努力学习探索新闻的基本功。我从“新闻人门”读起，到文、史、哲、马、列、毛泽东著作，广泛涉猎，以打下文学的功底和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同时，我仔细研读台内老编辑和台外名家的作品，博采众长、为我所用。20世纪70年代初期，各种大型政治活动、重要会议较多，每次报道我都争取参加。这些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的报道往往时效性强，当天采写，当天就要播出，而且大多是发录音新闻，这对提高我的快速采访写作和采制录音报道的能力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

为了锻炼提高自己，我争取多到基层去采访，去练笔。我比较喜欢写通讯，领导也常常把采访典型的任务交给我。1975年，台里决定恢复因为“文化大革命”停办的名牌节目《湖南各地》，台领导把这一节目恢复播出的开篇采访任务交给我，要我写一个反映韶山人精神风貌的稿子。当时领导交代，《湖南各地》节目恢复后，要在全省重新打响，第一篇稿件一定要写好。我到韶山采访了近一个星期，有几晚还住到韶山的干部、群众家里，同他们促膝交谈。通过深入采访、精心构思，我写出了长篇配乐通讯《春风吹绿韶山村》，在新恢复的《湖南各地》节目首次播出，很快收到了许多听众的来信。长沙县一个中学语文教研组的老师听了广播以后，认为文字优美，写信索要播出稿件。领导也赞扬我为《湖南各地》节目“打响了第一炮”。

1977年9月是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省电台决定采写一批歌颂毛主席伟大功绩的稿件，要我带领另外两名同志(其中一位是播音员)沿着毛主席当年秋收起义走过的道路采写一篇纪念文章。我们从文家市到井冈山，行程一千多里，沿途采访，后来由我执笔写成了长篇通讯《光辉的道路——从文家市到井冈山》，全文五千余字。在事后总结时，编辑部领导认为《光辉的道路》这篇通讯是当时台里组织的同类稿件中较为出色的一篇，并在编辑部业务学习会上作了讲评，宣读了其中比较精彩的段落。

1980年10月，电台派我到湖南省边远地区零陵当记者。我非常珍惜这次锻炼提高的机会，尽量多到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采访，广泛接触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学习人民群众的优良品德，丰富自己的知识和阅历，锻炼提高新闻敏感和新闻写作技巧。在七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跑遍了零陵地区的所有县、市，高高的双牌岭、层峦叠嶂的江华瑶山、秀丽富饶的江永桃川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山区人民朴实的感情和建设四化的激情不仅教育了我，而且激起了我采访报道他们的欲望。七个来月，我采写了通讯、消息、评论、内参等多种形式的稿件72篇，被台里采用的有65篇，是当时发稿较多的记者之一。其申还有《共产党员周长积能上能下》、《翅龙圩农场降低生产成本》等八篇稿件被《湖南日报》采用，采写的“内参”《零陵地区乱砍滥伐严重》引起了省有关部门的重视。1981年3月29日，零陵地区遭受百年未遇的龙卷风和冰雹的袭击，我立即深入现场采访，向台里发回《飓风冰雹袭击零陵，群众奋起抗灾救灾》的消息。这是当时台里提倡抓“活鱼”的第一条“活鱼”。为此编辑部专门发出通报，对我进行了表扬。

从1971年到电台当记者以来，我除了编稿以外，笔耕不辍，就是在当上“小官”以后也没有放弃写作。我经常保持对自己的一点压力，感到脑不能懒、腿不能懒、手不能懒。20年来，采写的消息、通讯、录音报道、评论等有500多篇，100多万字，其中较大型的通讯、专稿40多篇，20多万字，有人物通讯、事件通讯、地貌通讯等。这些通讯除在本台播出以外，有lO多篇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外省龟台和省内报刊采用，有的还被收入公开出版的书籍。如我采写的《洞庭明珠更璀璨——访古城岳阳》被收入《长江行》一书；《小镇春秋——访攸县酒埠江镇》被收入《湘赣边界纪行》一书；《绿遍青山情未了——记省林科所副研究员陈佛寿》被收入《湖南农业功臣传》一书；《为了明天更幸福》被收入《国策的光辉》一书；《农村返贫现象探源及其对策》被收入《收获与探索》一书。我写作的这些通讯、专稿，说不上篇篇都好，但也有自认的“精品力作”。1989年我带领部里的一名新同志到我的家乡祁东，采写了一个名叫邓承东的残疾军人绿化荒山的长篇通讯《一个无脚人的足迹》，播出以后不仅收到许多听众来信，还受到省委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当时主管宣传的省委副书记刘正在汽车上收听了这篇通讯，认为稿件写得感人，回到长沙便叫秘书打电话，要我们把稿件和录音带送去，并在省文联正在举办的全省作家、艺术家读书班上播放，以推广省电台正面宣传的做法。这篇通讯被评为全省广播优秀节目一等奖，全国广播优秀节目专稿三等奖，全国文联、林业部等十部委联合举办的报告文学大赛奖。我采写的介绍我台情况的通讯《电波传遍芙蓉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出以后，引起了外国听众的浓厚兴趣。

以前，我写的评论，特别是杂文式的评论不多。最近几年，我有意识地加强评论的写作。近两三年，我写的《今日论坛》、《星期天漫谈》有20多篇(不包括短评、编后话)，是本台编辑记者中写作这类评论较多的一个。台里专搞评论的同志认为我写的评论大多立意清晰、观点明确、逻辑性也比较强。我撰写的《让送礼者都吃“闭门羹”》、《管一管嘴巴》、《不可凡事都搞逆向思维》、《关于“大树·鸟巢·鸡蛋”的联想》、《小官也要讲清廉》等播出以后，听众反映题目不错，内容也较切中时弊。

1979年3月，我被任命为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党政报道组副组长，从那时起一直担任一些报道组、部的负责人。我感到，组织给自己加了压，责任更重了。作为一个报道组、部的负责人除了自己写稿、编稿以外，更重要的是要组织好报道，能够为本组、本部的编辑记者搞好报道想路子、出点子，把分管的报道搞得有声有色。为了不负组织的重托，我努力提高自己组织报道的能力和政策理论水平。1980年2月至1982年7月，我主持工交财贸报道组工作。工交财贸报道不仅政策性强，而且专业性也很强。为了搞好这方面的报道，我一方面加强对全省工交财贸基本情况的了解，一方面加强对具体政策和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以提高报道的针对性。能源问题是制约湖南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从采访调查研究中感到，要解决湖南省的能源问题必须走开发和节约并重的路子。在组里，我组织编辑记者采编了大量这方面的稿件，形成开发能源、节约能源的舆论。我还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写成一篇专文《节约能源势在必行》，以“管功”的笔名在当时的省委理论刊物《新湘评论》(1980年第9期)上刊登，引起了省有关部门的肯定和重视。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提出节约能源的问题，并在新闻媒体和理论刊物上大声呼唤，说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早的。我主持工交财贸组新闻报道期间，全组编发的头条要闻是各报道组中较多的一个。

1984年2月起，我任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群工部主任，负责《听众信箱》节目的编审工作。为了把《听众信箱》节目真正办成“听众自己的节目”，我组织编辑记者把脚迈到群众中去，把话筒伸到群众中去，反映群众的呼声、意见和要求，做群众的代言人。我负责编审《听众信箱》节目一年多时间，是这个节目办得较为活跃和较有影响的时期。

1988年7月，省广播电台对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撤销了原来按行业分工的各报道部，成立了负责全台新闻报道的新闻部，并任命我为新闻部主任。重任在肩，我接任这副担子后考虑的第一问题就是：在电视崛起、新闻媒介之间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何扩大广播的影响？总结多年来办广播的经验，我认为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要使广播走向社会，增加广播的参与性；二是要搞有影响的重头报道。从这一认识出发，我在担任新闻部主任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在新闻节目中陆续开辟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专题栏目，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集中专题报道。这些栏目主要有《三湘英模谱》、《为了农业大发展》、《庆祝建国四十周年》、《走向九十年代》、《三湘党建》、《雷锋在我们中间》等。其中，《三湘英模谱》集中地介绍了我省各条战线70多位劳模的事迹，历时近半年。这样集中系统地宣传劳模，在省电台还是第一次，对推动全省两个文明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事实证明，实行重大问题报道专题化、典型报道系列化，是发挥广播特点、扩大广播影响、提高广播宣传的社会效益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从1986年起，我两度担任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总编室是台领导指挥全台宣传业务的参谋部，也是全台宣传业务管理的职能部门，还担负着全台新闻节目的播出工作，负有协助台领导把握舆论导向、掌握宣传口径等重任，这对我无疑要求更高了。我想自己能力有限，但责任心一定要强。为了协助台领导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堵住各种政治和事实差错，我始终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姿态工作，同时要求部里的同志“听招呼，守纪律，讲党性”，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搞好广播宣传。多年来省电台的舆论导向没有出现大的偏差，没有发生重大的政治差错和事实差错，这中间我也尽了一份微薄之力。

为了搞好全台的广播宣传，提高广播宣传的整体效益，我尽自己所能，为台领导出主意、提建议、当参谋。近几年来，省电台多次对全台节目进行调整和改革，我大多是改革小组成员。1988年湖南省电台在对全台节目实行整体调整和改革过程中，我根据了解到的全国电台节目的信息，向台领导提出了创办“星期天特别节目”的建议。台领导采纳了我的这一建议，从这年8月开始开办了星期天特别节目，采取主持人直播的节目形式，使全台节目设置有了很大改观。星期天特别节目开播以后，受到全省广大听众的喜爱，成了湖南电台的名牌节目。

近几年来，我注意加强对新闻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某些新闻理论问题作了一些研究、探索，在省内外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了业务文章和学术论文十几篇。这些文章有的是自己新闻实践经验的总结和体会，有的是对某个问题探索的见解。总的水平还不够高，但有些也得到了同行们的肯定和新闻界前辈的一定好评。我撰写的《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声屏学报》发表时改题目为《新闻工作职业道德与时代精神》)一文，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秘书长、高级编辑罗弘道看了以后，专门给我写信，对我的治学态度给予了鼓励和肯定。我写的论文已有三篇收入相关文集：《依靠群众办广播是社会主义广播的重要特色》一文被收入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改革与探索》论文集；《发挥广播优势，搞好正面宣传》一文被收入湖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湖南省新闻学会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正面典型宣传论文集》；《新闻改革与新闻时效》一文被收入湖南省广播电视学会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声屏论文集》。

人生有限，事业悠长，学无止境，艺海无涯。而今，我已过不惑之年，工作时间只剩下十几年，我深感自己身上还存在着许多不足，而新闻工作所涉及的学识领域是那样广阔，就是已经掌握的东西，也还有个知识更新的问题，这就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实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诗句是我最好的座右铭。我将踏实工作，学而不倦，一路攀登，做一个真正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新闻工作者。

(本文为笔者1992年评定主任编辑时的业务自传)

本书收集的作品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作者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期间所撰写的新闻作品。新闻是历史的纪录，每件作品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始和攻坚阶段，作品所记录的是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事，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思想，那个时代的观念。斗转星移，时代变迁，世事轮回。改革开放至今已30年，祖国日新月异，事在变，人更在变。作品中所涉及的人和事乃至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同今日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其中所涉及的人，有的可能仍是时代骄子、千古英雄，有的也可能变成陨落的星星，个别的甚至成了人民的罪人。这些变化，因时代久远及作者精力的局限无法一一甄别和考证。好在新闻作品不是个人历史档案，更不是组织上的政治结论，记录的只是那段时间的事实。

新闻作品与其他作品不同，有些不是个人所能完成而是集体的结晶，本书收集的作品中，就有许多同事参与了采访和写作，他们有周贝、蒋子云、章臻胜、张君英、杨英前、杨光、游定国、戴日成等。其中周贝与我共同合作采访写作的为最多。不少相关单位和部门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为我采访写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特别是湖南广电集团副总经理罗伟雄同志为此书成书给予了热忱的鼓励和关心，在此谨向他们一一致谢。

广播一听即逝，因为作者在湖南电台工作时间长，离开电台也有很长时间，许多自认为较好的作品难以查找到底稿，无法收到本书中，深引为憾。收到书中的作品，限于作者的水平与能力，粗疏、粗浅、粗陋之处不少，真诚希望读者诸君谅解并不吝指正与指教。

2008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