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博士，本传记的传主。本传记由他晚年的同事苏慧廉教授满怀热诚撰写而成。李提摩太博士在中国活动长达40余年，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这种尊敬的程度只有极少数外国人曾经得到过。

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人给中国大众留下了一些印象，或是在其身后留下了一些影响。李提摩太博士就是这罕见的例外中的一个。他的汉语名字——“李提摩太”——在中国人民心中占据了一个稳固的位置。

本传记由曾任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的苏慧廉教授撰写。他作为李提摩太的亲密朋友和同事，从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出发，写出这位“洋大人”丰富的一生，为我们从多个角度去了解李提摩太及其所处的历史提供了可能。书中通过引用李提摩太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透过他的亲身感受，使我们对晚清治下的中国社会和百姓的困苦生活有了深入了解。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在威尔士的早年生活

第三章　10世纪60年代的中国

第四章　在山东与满洲(东北)的传教活动

第五章　烟台

第六章　告别烟台

第七章　青州府

第八章　山东赈灾

第九章　山西赈灾

第十章　在山西的传教活动

第十一章　在山西的发展

第十二章　太原、青州和北京

第十三章　第一次休假

第十四章　流离漂泊

第十五章　上海广学会的工作

第十六章　中日甲午战争

第十七章　天台

第十八章　劝导政府开放教禁

第十九章　维新会

第二十章　第二次休假

第二十一章　维新运动

第二十二章　义和团运动

第二十三章　山西大学：梦想实现的地方

第二十四章　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期间

第二十五章　英国宜教大会

第二十六章　访问日本和朝鲜

第二十七章　辛亥革命

第二十八章　大乘佛教

第二十九章　再度回国

索引

译后记

李提摩太就读于建在其父农场上的公理会教堂的附属走读学校，直到14岁。其后的一年他似乎是回家务农了。他的父亲希望他在家务农，但是母亲和哥哥们却支持他想要继续上学的强烈愿望。他答应父亲只需再资助他一年，他便自食其力，不再伸手向家里要钱。他后来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于是，15岁时，他到离家20英里外的一个远亲开办的学校念书。一年后，他到一所矿山小学当老师，白天教孩子们念书，晚上给矿工们开办夜校。他用挣来的钱继续到设在莱尼巴塞(Llanybyther)的文法学校念书，其间还经常在校长不在时担负起管理该校的责任。不久之后，他担任了新店(New Inn)小学的校长。接着，他用积攒下来的钱考入了斯温西师范学院(Swansea Nor—mal School)。

他的哥哥乔舒亚当时在家务农，但心里也一直向往着继续求学，而李提摩太对各种农活都是行家里手，于是他欣然答应冬天的时候替哥哥干农活，以便让他能够去上学。没过多久，当他刚刚年满18岁，他便当上了康威尔·埃沃特(Conwil Elvet)捐助学校的校长。该校在他的精心管理下迅速壮大，在校生人数达到了120人。他对待学校里差生的方法反映了他性格的倾向，而这种性格倾向对于他后来在中国的生活经历是十分有帮助的。他一直都试图得出这样一个推论：要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最好的一面，而这实际上正是教育的首要因素。他的学生中有一个12岁的男孩

总是和其他的孩子发生口角。我越是处分他，情况就变得越糟糕。有一天，我决定试着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对待他。我让他在下午放学后留下来。他最初的反应是不屑一顾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不管你怎么处分我都不在乎。我以问他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和其他同学吵架的方式开始了我们的谈话。他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对他不好。

“难道全校就没有一个人对你好吗？”我问他。

“不，有一个男孩儿对每个人都很友好。他对我也一直不错。”他答道。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说，“因为我相信不管他们以前是如何对待你的，只要你下决心对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友善，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你也很友善，就像那个男孩儿对你的态度一样。现在我想让你答应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做这个实验。不要向任何人讲，我也不对任何人说。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能答应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与他们友好相处吗？”

我看到他的表情缓和了下来。他答应做这样一个尝试。“很好，”我说，“一周之内我们不要提及此事，一星期以后你来向我汇报这个计划的完成情况。”

从那天开始这个男孩儿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他成了全校最乐于助人、最讨人喜欢的男孩儿中的一员，只要我说需要一个男孩儿去办点儿事，他总是第一个踊跃举手的。

正是在1859—1860年间的那场“宗教复兴运动”中，李提摩太经历了第一次所谓“观念上的转变”。这是一种从一个旧世界向一个新的、更广阔世界的转变，是一种为思想和意志提供了新方向的转变，是一种将人们从未体验过的力量和欢乐引入其心灵的转变。这位中国未来的传教士在这场“如同燎原烈火般燃遍美国、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挪威和瑞典”(他可能还会加上英格兰北部地区)的“宗教复兴运动”中如获重生。

在公开表明了自己的信仰之后，李提摩太在本乡的小河里接受了洗礼，成为英国浸礼会的教徒，而且终生矢志不渝。尽管他从小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形式上的受礼仪式，都不应该成为与非浸礼会人士联合的障碍。

就在他皈依后不久，大概15岁时，他首次感受到了传教领域的刺激。这条教义的内容是“不做有个性的传教士”，“服从比牺牲更好”。但是“在从塞勒姆教堂(Salem Chapel)返回家的路上，我告诉比我大四岁的哥哥乔舒亚，在做礼拜时，我感觉到好像有一个声音命令我到国外去当传教士。他对此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的脑海中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1865年，他考入在盆布鲁克郡(Pembrokeshire)的哈弗福特韦脱(Haverfordwest)神学院。在那里，他和其他同学一道要求将希腊语和拉丁语替换为现代语言，而此前，不论是欧洲史还是世界史都是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介绍的。他们还要求教授一些比抽象的神学知识更为有用的科学知识及成果。这些怀着为自己的信念情愿作出牺牲想法的年轻人做好了宁愿被开除也绝不妥协的思想准备，这反而使学校的领导们感到为难，最终他们不得不在已有课程的基础上安排了学生们要求的那些课程。15年后，当李提摩太再次回到母校时，他发现为了照顾那条古老的、也许是普遍的原则，即学生是为了老师而存在的，那些新的课程已经被取消了。

李提摩太博士对该学院的教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院长戴维斯博士(Dr Davies)，李提摩太认为他是“威尔士最出色的神学家之一”；还有罗斯(Rouse)博士，他曾在印度做过传教士，获得过伦敦大学金质奖章，是一流的教授。在哈弗福特韦脱神学院，李提摩太赢得了希伯来(Hebrew)奖。P8-10

李提摩太博士，本传记的传主。本传记由他晚年的同事苏慧廉教授满怀热诚撰写而成。李提摩太博士在中国活动长达40余年，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这种尊敬的程度只有极少数外国人曾经得到过。我对他的回忆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当时，中国山西省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饥荒，他与另外几位传教士全力以赴地投身到组织与此相关的艰难的赈灾工作中，并为成功应对后来发生在中国的持续不断的灾难奠定了基础。李提摩太博士在山西的工作让他与中国的统治阶层有了密切的联系，并使他深信在整个中国传播人道主义精神和西方政府执政方法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从此以后，兴办现代教育成为他生命中最强烈的愿望。他的微薄的资产都花在了购买必要的仪器和设备上，他的业余时间都贡献给了讲授科学和经济学。这些演讲的内容不仅在山西省，而且几乎在全中国范围内唤起了官员们的兴趣。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建立在对基督教能够拯救一个民族的信念之上的，并且以他组建的“广学会”的诞生为标志达到了顶峰——该社对启蒙中国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

山西省，这个他早年从事慈善工作的舞台，自然应该从他后来的特别有建设性的成就中获益。在华基督教会当时已经明智地决定不接受中国政府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被杀害教民的赔款。李提摩太博士与中国政府商定，用此赔款在山西省会太原建立一所大学，并由他管理10年，10年后他再将其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机构交还给山西省。当我5年前造访该大学时，官方仍在热情地赞誉其创办人。在几乎陷入纷乱的中国，现在的山西省可谓宁静之一隅。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李提摩太博士和他的同事们的典范作用及影响。

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汲取了李提摩太博士著作中许多变革思想的精髓，但是在包括光绪帝本人在内的一些少壮的极端主义者影响下，变法采取了一系列激进和不成熟的做法。这是他谨慎的性格所不赞成的。

尽管李提摩太博士是一位预言家和怀有许多梦想的梦想家，但他也有着清醒的富有经验的预见，而且他的一些梦想正在变为现实。成立“国际联盟”这一想法在西方还未成型的许多年前，他就是此观念的积极倡导者。他希望有朝一日找到一剂灵丹妙药用于医治中国正在忍受的诸多病痛的想法，可能将被证明并不是完全的空想。

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人给中国大众留下了一些印象，或是在其身后留下了一些影响。李提摩太博士就是这罕见的例外中的一个。他的汉语名字——“李提摩太”——在中国人民心中占据了一个稳固的位置。

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派遣，一个25岁的青年，远涉重洋，踏上中国这块土地，从此开始了长达45年的传教生涯，他就是李提摩太。而这45年，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中法安南之战、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直至清廷覆灭，共和国诞生。45年的时间里，“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传教、译书，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与达官显宦的交往之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之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大，那是晚清任何传教士都不能相比的”(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胡光■《影响中国现代化的一百洋客》称：“在19世纪末季来华的传教士中，对于文教方面有卓越贡献，同时也对政治方面影响力最大的，无疑的要算李提摩太。”作为清末大变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他的传记对我们而言就是一种历史的回放。

本传记为曾任山西大学西学专斋总教习的苏慧廉教授所撰。他作为李提摩太的亲密朋友和同事，从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出发，写出了这位“洋大人”丰富的一生。在仕途上，李提摩太是一个智慧、坚定、充满侵略野心的人，他周旋于中英及列强的政治夹缝之间，却能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在生活中他是一个有情爱、有父爱、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书中通过引用李提摩太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透过他的亲身感受，使我们对晚清治下的中国社会和百姓的困苦生活有了深入了解。1877年到1878年，山东、山西两省发生历史罕见的大饥荒(“丁戊奇荒”)，李提摩太积极投身于赈灾行动，并提出根除灾荒的开矿、修路等理念，因而赢得了民众的尊敬，也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与支持。广学会于1887年由新教传教士韦廉臣创办，它从一开始就确立了面向中国官员和文人传播西方文化的宗旨，但是这一传播宗旨的凸显和真正实施，是在1891年李提摩太继任总干事之后。在戊戌变法时期，广学会成为了对中国人影响最为深远的传播西学和鼓吹变法的文化机构，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成为晚清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西方历史学译作，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叙述历史事件时，作者又从一个亲历历史的旁观者的角度，对传主所经历的事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与评论，让我们看到当时的人们对那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事的观点与态度。总之，本传记为我们从多个角度去了解李提摩太及他所处的历史提供了可能。当然，因为作者与传主的亲密关系，其中难免有些明显的吹捧、奉承之处，又由于其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难免偏颇，相信读者自会明鉴。

本书出版于1924年。早在1957年，基督教辅侨出版社曾出版过该书的一个中文节译本，题为《李提摩太传》(周云路译)，全书采用竖排繁体字版，只有寥寥77页。1964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题为《李提摩太》(李时岳著)的小册子，全书共五章，103页，因为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作者基本是以全盘否定的态度，对李提摩太的一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书后附录中列出了李提摩太主要译著书目16种。以上译作和著作，是和这位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不相称的。正是以上原因，促使我们决定翻译此书，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将历史的本来面目尽可能还原给广大读者。

本书三位译者在此书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分工如下：关志远负责翻译序言、目录、生平简历、第一至第十二章，苗风波协助校译第六至第十二章；关志英负责翻译第十三至第二十章；何玉负责翻译第二十一至二十九章；索引由三人共同完成。全书统稿工作由关志英负责，在统一全书风格的同时，对全部译文进行了校订与修改。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在此不一一列举，同时对于原文中的一些明显的谬误，也给予了保留，但为了提醒读者阅读时注意，我们采用随页注的方式进行了说明。译者们补充的很多注释，也都在书中用译者注的方式标示出来，供读者参考。

该书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以，整个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所幸的是，全部译稿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周振鹤教授进行了细致的审校，发现和纠正了很多历史、官职、人名、地名、机构名和译文的错误。保证了译稿的质量。在此，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翻译工作进行了半年后，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为书中引用该回忆录的部分文字的翻译提供了参考。我们在此对以上译者表示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张民和黄婷编辑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与译者保持了经常的联系，没有他的关心与督促，本书不可能与读者见面。

虽然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译文中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望读者不吝赐教，向我们及时指出，以便再版时更正。

译者

2007年5月6日

于北京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