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应当公正地承认，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在其政治文本、革命文本的后面也有一种启蒙文本。比如，人们只要平心静气地读一读赵树理的《登记》、《三里湾》，读一读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读一读二十七年中产生的那些被人讽刺为“红色经典”的所有的作品，恐怕谁都不会怀疑这里面所蕴含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的主题，只不过这种主题未被刻意地突出出来，只是作为一种前提性的东西、一种底色存在着而已。

正因如此，当代文学在对待外文学的态度和关系上经过了几十年的冷漠的规避和充满敌意的对抗之后，再一次迎来了与外国文化与文学的大交流、大对话、大碰撞。有人形容说，西方文学在二百多年中历时性积累的经验在中国的十年中都得到了共时性的展示，我们想用十年的时间走完人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

本书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不断研究、探索的蔡世连教授近年来的文章结集，作者认为，文学批评也应回归文学，走向中和，拥抱真善美，崇尚自由与创造。现代价值观念、语言结构、艺术形式应是中国新文学的基本审美特质。作者以此作为评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思路，角度新颖、见解独到。在对合作化小说及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分析上用力更多，在关于话语策略的研究上也颇具原创性。

序 批评：也应走向中和孔范今

第一编 斗争时代文学的多维观照

关于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思考

当代革命战争小说与苏俄文学

当代革命战争传奇与民间文化资源

《列宁》之颂与《雷锋之歌》

人性温情与政治理性的脆弱平衡

——评1950年代的颂歌

赵树理的合作化理想与小说创作

李准的合作化理想与小说创作

《山乡巨变》的话语策略

合作化小说中的多种话语

权力话语的神圣化叙述

——合作化小说的话语策略之一

 历史话语和人性话语的扭曲化表达

——合作化小说话语策略之二

合作化小说对人物话语的去势与整容

——合作化小说的话语策略之三

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裂缝

合作化小说人物形象新不如旧原因新探

第二编 反思时代文学的宏观扫描

反思与创新：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任务

反思文学历史反思的基本路向

文化的拯救与逍遥

——文化寻根小说的文化选择意识

古老土地上的痛苦选择

——论张炜《古船》中的文化意蕴

文化寻根小说的文化批判意识

新写实：一次艰难的突围表演

形式主义小说思潮概说

迷宫世界的模拟与创造

——形式主义小说的世界观及艺术模式

语言的反抗与拯救

——先锋小说的语言反抗意识

黑陶白石之辩与形式消灭内容

——兼谈维戈茨基的《艺术心理学》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孔孚诗歌艺术简论

第三编 转型时代文学的批判性解读

逃逸·沉沦·拯救

——转型时代的文坛格局与精神走向

虚无：泛先锋文学的特征

女权·躯体写作与私人空间

——转型时代女性写作的审美旨趣悖谬

经验化写作与欲望化现实

——评晚生代写作

导师之死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

——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小说研究之一

市场：天堂还是地狱

——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小说研究之二

权力漩涡中的挣扎和沉浮

——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小说研究之三

语言：家园还是牢房

——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小说研究之四

直面惨痛的历史，寻找失落的灵魂

——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小说研究之五

报告文学的本体性矛盾

及灾难报告的前景预测

斯诺的启示及报告文学的宿命

“堡垒”前的沉思与呐喊

——评范香果的《最后的堡垒》兼

谈报告文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英雄主题的突围与嬗变

从盘峰论剑谈转型时代的诗歌写作

归心与返魅

——关于转型时代文学创作的思考

后记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研究者们经过一番艰苦的思维调整，至1990年代中期已有几部被人们普遍看好的文学史著相继出现。进人世纪之交，重写文学史的工程已进入全面操作阶段，一些问题在实践中暴露出来，并在近几年成了争论的焦点。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问题就是这样的焦点问题，近几年学界对此问题争论的正热闹，看来一时半会儿还难以取得统一意见。

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目前有三种意见，一是肯定派，一是否定派，一是超越派。

否定派所持的理论是空白论或断裂论，在他们看来，五四开辟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建国后二十七年的文学中断裂了，直到80年代才重新恢复，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这中间是一片空白。比如，丁帆认为，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之所以缺乏现代性元素，主要是因为作家改变了自己的人文价值立场，无论是颂歌还是战歌，都是封建思想造成的文化体制导致的，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定位应是御用的宫廷文学。。刘保昌认为，二十七年文学具备顺应国家民族现代化大潮的世俗现代性，而其审美现代性明显不足，而他所认定的审美现代性又主要指一种现代时间观，即“把过去通过反省存留于现在，把将来的可能筹划于当下，融三相时间于当下丰满的生命”，这也叫做“向无而在，向死而在”；用这种时间意识观照二十七年文学，可以看出二十七年文学推崇的是将在，而淡化的是此在。。赵学勇、杨小兰则把五四文化精神概括为人道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而50年代文学缺乏的就是上述精神。吴培显则认为二十七年文学经典缺乏的是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的历史合理性原则。如此等等。

肯定派所持的理论可称之为联系论或继承论，在他们看来，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并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化形态；不是现代的倒退，而是现代性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与五四所开辟的现代性具有深层的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比如，洪子诚认为：“50—70年代文学，是五四诞生和孕育的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者所作出的选择，它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应该说具有一种深层的历史延续性。”白烨则认为“从文学的挣扎、民间的隐现的角度看，十七年文学未必乏善可陈”，而这“善”也主要是指的文学的现代性，只不过这种现代性被压抑了而已。朱德发与白烨的观点也基本相近，他认为，建国后二十七年的文学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曾一度失落现代人学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有非人文学的形态，但却不可因此而以偏概全，把二十七年文学都看做是非人文学。肯定派中另有一支可以叫做新“左派”，认为文学的发展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正是由于历史的颠倒才出现了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文学、工农兵文学，因而对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持完全肯定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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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曾向几个有志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朋友和学生建议，能否作为一个科研课题，认真研究一下20世纪40年代文学。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出于这样一些思考，中国新文学到了四十年代，已开始走出初创期及发展前期的那种二元对立一元选择的简单化的思维模式，而呈现出走向文化综合的趋势。小说上的后期现代派，诗歌上的九叶诗派和七月诗派就是这种文化综合的典型代表；就连解放区文学走的也是文化综合之路，它事实上是将打上了苏俄印记的革命文学和中国民族、民间文学进行综合的结果。我认为在这种综合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及审美的信息，甚至可以找到我们民族文化重建及文学发展的某些深层规律；它昭示的治学理路也许具有超越对象本身的价值。当然，建议只是建议而已，既没有进行科研立项，也没争取什么学术经费，只是希望大家能凭自己的兴趣认真去做。当年，蔡世连正供职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他是我在曲阜时的一个学生，对我这个建议极表赞同，并很快进行了一些前期研究工作，也曾就后期现代派徐讦小说、1940年代散文以及1940年代教育小说发表过一些文章。他后来分工当代文学的教学，没能把这一项目深入进行下去，我还真为他感到可惜。

最近，他把一部名曰《走向中和》的当代文学研究论稿寄给我，让我提出些批评、建议。里边的一些文章我曾看到过，有些也曾与我讨论过，我当然还是很熟悉的；还有一些未曾发表过的，但也很好读。大致读了一遍，我感到很高兴，对象的转换并没能中断他十几年前的承诺和思考，更重要的是他把走向文化综合的方法论内涵给与了拓展与深化，开辟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毫无疑问，此中和既是彼综合的延续，也是它的拓展。

在古老的中国智慧中，有三种对待矛盾的态度和方法。一是法家式的，那便是通过强化矛盾的一方而消灭另一方。所谓秦灭六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之类就属于这一种。二是道家式的，那便是虽然看到了矛盾的存在，但却有意地回避矛盾，在想象中泯灭二者的差别，所谓等生死、齐寿夭之类便是。三是儒家式的，承认矛盾的存在，但既不采取消灭一方的方式，也不采用泯灭矛盾的方式，而是主张求同存异，共存共生，此则谓之中庸。中庸的精髓并不是什么调和折中、投降主义，它的经典表述应该是和而不同。不同是尊重差异，尊重个性，和是指和谐相处，互渗互补。举例来说五音调和是有佳音，五味调和是有美味，此则谓中和之美。中和是一种理想境界。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尤其要有这种中和之美。(巴赫金氏的狂欢化风格似乎是对这种美的极端化发展与西方化表述。)可惜的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历史的悖论结构使然，我们的民族在文化、文学的选择上往往走的是偏至之路．在中／西、古／今、雅／俗之间往往作出的是单项性选择，而对其他选项则表现出极强的排他性。但既然中和是一种理想之境，而理想对现实又总是具有极大的召唤力量，那么中和与偏至的矛盾与纠缠便也构成了百年新文学的一条重要线索。在《走向中和》中，世连是把致中和当做观察、认识中国新文学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角度，甚至是一种学术理路来对待的，这未尝不是一种明智而独到的选择。也许正因如此，他在透视当代文坛上一些重要文学现象时，倒能独辟蹊径，发表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女权写作正炒得沸沸扬扬之时，他较早地指出了女性写作的某些旨趣悖谬，那便是从反抗男权的纠偏走向了张扬女权的偏至，身体写作变成了欲望展览，自由变成了自囚。21世纪之初，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问题曾一度成了聚讼的焦点，在争论中有人把文学现代性的标准定得太窄，比如仅把现代人性观念，甚至仅把现代个体人性观念作为现代性的标准。针对这种新的偏至，他在《关于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思考》中提出文学现代性应是个综合指标，即使现代人性观念也不应仅以现代个性观念来代替。后来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分别被《新华文摘》和《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摘要发表。

历史在长期的演进中之所以会放弃综合发展而采取单兵突进的偏至方式，除了为应对紧迫的时代难题而作出的无奈的策略性选择之外，还因为这种偏至性选择往往背靠最为激进的革命理论、最为神圣的革命口号以及最易满足大众化的狂欢要求的解构运动，因此，对既往事物的颠覆、破坏、解构就成了历次偏至选择的基本特点，而解构也就往往意味着某种历史的遮蔽与去魅。所以我认为，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的高潮中或高潮退去之时都会伴随着适度返魅。去蔽与返魅也正是走向中和的必由之路。世连是很赞同我这种观点的，他的几篇文章也带有与我对话的性质。比如他在《归心与返魅》一文中说：“孔范今先生曾认为，百年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历史的悖论结构中以替代性转换、补偿式拓展的方式前进的。这一论断虽然主要指救亡和启蒙两大历史支点的对立替换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我以为用来考察去魅和返魅的对立转换也同样具有理论上的有效性。”外延的扩大必然造成内涵的稀薄，他所要追寻的理论上的有效性实际上是指一种解读文学史的线索以及评论应有的批判性。他力图把去蔽与返魅纳入传统的中和观念中，成为一项重要内涵，并作为透视诸种文学现象的一种方法。他认为去蔽与返魅就要从为所谓时尚、权威、流行观念、权威意识形态造成的现实遮蔽、文化遮蔽、审美遮蔽中走出来，关注更为本真更为普遍的现实存在，关注社会的公正和公平，关注人性的自由、健康、全面的发展，让文学摆脱那种失重的自由或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摆脱瞒和骗的纠缠，重新睁开眼睛看取真实的人生。正是有了这样的批判精神，在面对人们熟悉的批评对象时，他也能不迷信成见与权威，作出一些新的判断。比如，他用政治理性与人性温情的对立统一作纲解读五十年代初的颂歌，认为不少诗歌由于屈就政治理性，而伤害了诗美，亵渎了爱情，就连已被选入中学课本多年的一首叫做《有的人》的诗歌，也用坚忍主义置换了鲁迅的个性主义，从而张扬了某种奴性观念。这种评说虽话锋尖锐，但总体上看却持论公平……

这是我十几年教学与读书中积累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其中也有不少篇章曾公开发表过，今天能结集出版，全赖诸位师友的鼎力相助。

感谢我的老师孔范今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教育和帮助，感谢他百忙中为这本小书作序。这个序言写得热情洋溢，我将当做对我的最大鞭策。

感谢曲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同行们对我的批评与鼓励，能与这样一个团结友善且充满学术活力的团队一块工作十几年，我倍感人生的快乐与美丽。

张全之教授把此书的出版当做他自己的一件大事，从策划到出版，他都倾注了不少心力。李钩博士、杨新刚博士、田广文博士、朱献贞博士和翟文铖博士帮我审阅、校对书稿，并对书稿提出很多非常可贵的批评与建议。友情无价，同行们对我的这么多帮助，我会永志难忘。老子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其实天道即人道，我祝愿并相信这些友善的同行们会收到命运赐予的一份丰厚的回报。

感谢新星出版社的热诚帮助。学术者，天下之公器，马克思认为能为天下公共事业服务的人是幸福的、快乐的。我祝愿出版社的朋友们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