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历史的背面或者历史的里面吗？现在终于可以登堂入室了。法国年鉴派经典。世界史专业必读书，近3000幅私人生活图片。菲利蒲·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与马克思。同时入选19个最著名的史学家之列。南方都市报2007年十大好书。

史学上最伟大的历险欧美一流高校世界史专业必读书。过去，历史就是王侯将相的相斫书，再往后，历史成了阶级斗争的活报剧，到了阿利埃斯，史家才真切地体会到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之外还应该有一种“私人生活史”来讲述极度平凡却无比真实的生活世界。

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私人生活史》描绘了亲缘、婚姻、交往、娱乐、独处等私人生活场景，其中许多画面是过往的史家轻视或讳言的。比如在中世纪欧洲的卧房里，“光着身子的女人在炉子前取暖，男人们则脱掉裤子坐在炉膛边烤火。萨凯蒂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要小心躺在凳子底下的猫，应该说，这就是历史的背面或者历史的里面。以往我们总在门外徘徊，现在终于可以登堂入室。

法文版编辑评论：这是一部介绍古代私人生活史的优秀著作。本书主编乔治?杜比通过艰辛的研究与探索，为我们讲述了有关古代人私生活的有趣故事，勾勒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私人生活画卷。作者渊博的学识及对历史事件入木三分的剖析，对我们清楚了解那段社会历史大有裨益。从城堡的宏大建筑到农民普通的服饰，本书都一一提及。我极力向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这部著作。

关于本书：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社会急剧现代化的进程。工业化、民主化、交道阶级绘至沓来，现代性走上历史前台，形成一种新的私人生活模式：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爱恨情仇、生死欲求、交往模式均呈现出今日我们时代所熟知的图景。但与此同时，工业时代的来临，亦给私人生活埋下了致使的威胁。

关于本系书：从微观史角度，以历史年代为时间纵轴，全面书写个人的私密生活史——围墙中男人的权力与女人的权力，老人的权力与青年的权力，主人的权力与仆从的权力，从家庭争吵到王室血案——本书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小到诸如住宅、卧室和床榻，大到诸如家庭生活、家居环境、交友空间、宗教信仰以及生育、教育、死亡等，是现今一部权威的人类私人生活史。

私人生活概念：私人生活空间是一个免除干扰，自省、隐逸的领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公共空间冒险时必备的武器和防范工具，可以放松，可以随意，可以身着“宽松的便服”，脱去在外面确保安全的那层招摇的硬壳。这个地方很随意，不拘礼节。这也是个秘密场所。人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被置放在最贴身的私人生活领地，只属于自己，与他人毫无关系，禁止泄露、炫耀，因为这与荣耀所要求的在公众场合的所谓面子格格不入。

前言 米歇尔·佩罗

1. 幕起

　前言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不稳定的边界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

　　萨德侯爵的革命

　家的乐趣

　　卡德伯里家族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

2. 演员

　前言

　成功的家庭

　　家庭和财产

　　工作与家庭经济

　　家庭：性与血缘

　　家庭类型和私生

　家庭生活

　问题与冲突

　　冲突方式

　角色与人物

　父亲的形象

　　婚姻与家庭

　　家庭生活：女儿的复仇？

　　父母与孩子

　　兄弟姐妹

　　大家庭

　中产阶级的礼仪

　　对于回忆的渴望

　　早、中、晚

　　夏季：从乡村住宅到夏日度假

　　生命中的大事

　　结论

3. 舞台

　在家中

　私人空间

　　庄园日历

　　从空想的共产村庄到企业的生活区

　　人人有家

　　新的公共住宅

4. 幕后

　前言

　个人的秘密

　　人身威肋

　　了解和自我控制

　　精神错乱

　　独白的催化剂

　　独处的悠闲和秘密的财富

　亲密关系

　　感性的教育

　　浪漫时代的性爱

　　危险的时代错误

　　性爱的来临

　呐喊和低语

　　个体苦难的表征

　　医疗改革

5. 结语

家的乐趣

在英国，1820年是查理王后的年代。她是不伦瑞克的卡罗琳，“受伤的英国王后”，是乔治三世的儿子摄政王乔治的妻子。他们的婚姻是早就安排好的，他们俩之间根本就没有爱情。婚后不久，他们就分居了，他们唯一的女儿是夏洛特公主。当乔治把卡罗琳扔在家中去享受他的爱情生活、他和朋友问的友谊以及他的政治阴谋时。卡罗琳还必须过着受约束的王室生活，虽然丈夫从不出现。她那德国平民的方式，或者按乔治的说法，她谈吐的鲁莽和轻率使王子大为恼火，一心想把她除掉。面对他无情的敌意和对女儿的控制，卡罗琳离开了英国到欧洲大陆去寻求一种流浪贵族的生活。

1820年，乔治三世去世了。自从国王疯了之后，一直都由摄政王代替父亲在执掌大权，现在他终于得到了这个君主制国家完整的王权。但卡罗琳会被承认是他的王后吗乔治四世决定她不能成为王后，并坚持把她的名字从祈祷书中划去。由于自己的权利被否认面产生愤怒，卡罗琳乘船返回了英国。她的登陆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她受到了自由党激进派的热烈欢迎，这些国王的敌人很高兴终于有了可以攻击国王的机会。国王的大臣们建议通过协商来解决冲突，但他们无法说服国王。国王坚持要同他的妻子离婚，并利用英国王室的特别程序来达成这个目的。

1820年，对王后的公审吸引了全国的注意，这种场面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连着几个星期，当贵族们在倾听相关的丑闻，女主人和仆人间不正当的性关系，以及没有爱情婚姻的证据时，王室的丑事已经开始充斥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对那个与王权和国王斗争的女性的审判由议员们来主持。但公众的观点并不都是支持国王的，而且，因为国王扩充军队、召集密探、安排证据，加之从不到庭，令民众对他产生反感。同时，因为王后是进入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的唯一女性，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当她污秽行为的细节被展现出来后，她的支持者反而大大增加了。因为证据都是由外国仆人提供的，而这些仆人的忠诚和诚实越来越令人怀疑。幸好她的鲁莽没有影响到她的支持者们对此事的愤怒。她受到的不公正是一位自身也不检点的人所控告的，她成为腐朽的王室和国家机器的牺牲品。卡罗琳不应当为贵族对待婚姻的不道德的本质而付出代价。对卡罗琳王后广泛支持的实质是关于男子与妇女间的适当关系、婚姻的本质以及在一定社会中家庭生活的问题。这样的安排不能保证长久的结合。王后的拥护者把她当作正义的女英雄，一个男子对她的不公正对待使得其他人对她的援助变得非常必要。她是一个不幸的牺牲品，她的获救只能依靠那些为她的利益而战斗，披着铠甲骑着马来保护她的骑士所具备的骑士精神。必须举起高尚勇敢的武器来使她免受伤害，从而也能挽救英国的美名。不论是父亲、丈夫，还是兄弟，都被号召牢牢地站在妇女的阵营一边。卡罗琳的无助、孤单和依赖性是战斗号令的实质。她不能保护自己，其他人就必须来保护她。英国文明的亮点就是其“国内道德”。除非这点得以维护，不然就会出现腐化和衰退。在一个特殊的时间，伦敦的黄铜铸工和铜匠们开始民主游行以支持他们的王后。游行的队伍以八名全副武装，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士为前导，他们的帽子上缀着白色的羽毛，还带着扈从。游行队伍里的人都带着铜棒，有一些还戴着铜盔，整个队伍都是由与铜为伍的人组成的。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骑士精神得到了回归。但那些前去援助那位无助女性的英勇骑士们，都希望能弄清楚他们从王室手上救下的人是一位纯洁的杰出女性。

卡罗琳不太像是这样一个角色。但她的小错误被狡诈的意大利仆人不怀好意地夸大了，她被重新塑造成脆弱的、有依赖性的牺牲品和一位被夺走了孩子的母亲。在充满传奇色彩的王室中，与她那些堕落淫荡的故事相比，她那神话般的地位对公众的想象更有吸引力。作为不受欢迎的国王的受冤屈的王后，卡罗琳比平民化的、随随便便的她更令人同情。在妇女与神话之间实力悬殊的对比因她的倒下而被揭露了出来。她的希望，伦敦群众能支持她到加冕的这种希望破灭了，国王在欢呼声中给另一个人加了冕。但他此时的快乐是由于他击退了公众对王后的支持，也是迫害其不幸妻子的结果。

卡罗琳王后事件标志着在最早的公众时期，对婚姻和性关系的新看法在普遍的支持下被表露了出来。英国高尚与荣誉的标志，在约翰·布尔的《乔治四世与妻子卡罗琳颂》中是这样赞美的：“国家的父亲，也是王后的丈夫，享受着人民完全的爱。”人民坚持认为王权就意味着在家中的家庭责任和对人民父亲般的责任。一位出色的国王也就意味着一位出色的丈夫和父亲。没有家庭的安宁，国家也不可能安宁。家庭内的道德是英国文明的实质，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国王能具备这些道德品质时，人们才会有爱。因为摄政王玷污了婚姻的神圣和拒绝了家庭生活，英国人的观点认为他使自己丧失了名誉。在贵族中，不道德的行为很普遍，但这只是反映出贵族生活的腐化程度。人们应该为了爱和伴侣关系而结婚，而不是为了金钱；他们应该严格地承担起为人父母的职责；男子应该关心和保护他的女性家人；家是一个宁静的休息场所，而不是冲突和争吵的地方。

“受伤害的王后”让她成为君主制管理的标志。乔治的继任者威廉和阿德莱德被评为最理想的夫妇。维多利亚这朵“英国的玫瑰”，成为了妻子和母亲的典范。1854年，一位广受欢迎的布道者宣布：“我们的君主、尊贵的女王在幸福的家庭中很受欢迎，人民对他们都很忠诚。我们对她的信赖和感情都是建立在其自身的道德品质之上的。她是一位女王，一位真正的女王，但她也是一位真正的母亲和妻子。”维多利亚所拥有的追随者的忠诚和热爱全是因为她能像一个真正的妇女那样去爱。乔治四世因为在家中没有丈夫和父亲的地位而无法得到人民的服从，而维多利亚却用自己的温柔赢得了他人的忠诚，因为这让他们明白她和其他妇女是一样的。每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充满爱的王国，其中父亲是国王，母亲是王后。王室肥皂剧需要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家庭表现出我们所认可的行为和实践，只不过这些都发生在更为尊贵和迷人的地方。很显然，在1820年以后，要想得到大众的欢迎，君主就必须更多地待在家里。

婚姻和家庭是必不可少的，而淫荡的性生活却是不可以的。贵族在性关系上的双重标准，比如接受男子的不忠却惩罚通奸的妇女，以及互不关心的婚姻形式都受到大众的批评，而这种批评主要来自中产阶级。1820年，中产阶级激进派指出了一条道路，因为对家庭观念的保护就意味着对国王的攻击。议员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和本瑟姆的朋友詹姆斯·穆勒是王后坚定的支持者，而在英国王室内，王后得到了《爱丁堡评论》的创建人之一亨利·布鲁厄姆的支持。但在这种家庭观念和激进派政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许多对妻子不满的人也支持王后，并帮助建立一种能联系圣公会与上帝以及托利党与辉格党和激进派的道德优势。这种道德优势是知识分子数十年斗争的结果。在此期间新的方法得到了发展，新的定义被提了出来，而且也通过它建立了良好的男女关系。

这种新论述发展的高潮在19世纪末福音派出现后，这是圣公会里的一种变革运动。由于社会低层教友的呼吁，也受循道宗教义的影响，福音派主要通过对富人和上层社会的影响来改革教会。在开始的几年里，变革运动主要依靠落魄贵族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威廉·威尔伯福斯和汉纳·莫尔向上层社会呼吁必须要使英国生活重获新生。福音派主要关注的是原罪、犯罪和赎罪的可能性。皈依，看到光明并了解罪人的本质是必须的。如果人们不了解人类原罪的深重以及赎罪的可能性并通过基督来拯救自己，那就没有希望了。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福音派世界观的寒质，他们把精神生活质量的下降看作是18世纪社会精神和道德丧失的根源。社会已经烂到了根上，但这种腐烂是宗教虚无的结果。名义上的基督徒会去教堂，会读圣经，但他们从不用心去聆听上帝的福音，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获得拯救。真正的基督徒必须重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从皈依的那一刻开始，那些把自己当作罪人并寻求拯救的人可以得到灵魂上的净化。他们可以寻求一种真正的宗教生活方式，这包括打破所有的旧习惯，认真检查个人和社会行为，以及以基督徒的方法来思考和行动。

这种信仰更多地需要长期坚持。它旨在把每个人本身转变成信仰基督的新人。这就要求有力的支持，包括内在的检查，可以用清教徒的方式，也可以用日记和宗教杂志表现出来。当然这还需要来自牧师和其他信仰者的外部帮助，这样能有助于不停地努力直到成为一个崭新的灵魂。这种努力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包括与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与仆人和雇员的关系、发出命令和接受命令，以及每餐的进食和追求的快乐，而且不论这种细节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中，是在教堂还是在马厩。上帝在观察和聆听，而那些全视的眼睛和全听的耳朵必须变成内在的良心。仔细检察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是很有必要的。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每年、每天、每小时和每分钟都生活在精神世界里；每个行动和每个想法都经得起永恒的审判。对自我的了解是获得拯救的基础，就像福音派的诗人，清教徒约翰·弥尔顿所写的那样。

能了解自我和自身灵魂的状态是“最有智慧的”。其次重要的职责是把上帝的福音带给其他人，也就是传播福音。福音派从自身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然后就是改造整个社会。这种热情不断增加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觉醒给英国上层社会带来了恐慌。由于对法国事件的害怕，英国的一些阶层开始就最重要的优先权是保证每个人住所状况良好的问题展开争论。然而，激进派的重建秩序强调重建政府和对旧政权的腐败进行批判，而对福音派来说，这就是关于原罪和不道德的问题。使社会重新振作的唯一途径就是把福音传给尽可能多的人，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宗教基础。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警告。如果国家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不进行一场革命的话，这样的事件就会在英国重演。

而这种革命必须从个人做起。每个灵魂通过基督团结在一起，重获新生的经历是挑战道德腐败和衰退的基本先决条件。放弃自身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妇女这样写道：“自我必须被放弃，自我必须死亡，基督才是一切的一切。”整个身心都要神圣地服从，就连意志也要学会服从。祈祷者的每个行为都会被考虑。福音派认为个人信仰是宗教经历的实质，并强调阅读、研究圣经和祈祷的重要性。这种通过日记和宗教杂志进行的个人内省需要家庭祈祷的帮助。当宗教家庭每天聚集在一起做祈祷时，他们可以互相检查和指引对方，讨论每个人堕落的具体表现，并会为基督的理解和原谅而一起感到宽慰。

这种宗教家庭能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提供最好的帮助。因为这个世界充斥着骄傲和原罪，所以真正的基督徒需要寻求能藏身于基督世界的宁静和与世隔绝。在这里，戏院或者会议室中虚假的愉快，会被了解了救世主后产生的内在宁静所取代。在福音派里，男性对“世界”的抛弃要比女性困难得多，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被认为对宗教活动非常有害，而中层和上层阶级妇女的家庭活动被认为更倾向于基督教的实践。对福音派来说，家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他们之前的清教徒已经证明了家庭是躲避外界压力的安全避难所和一块宁静的地方，在那里主人和主妇可以自由地指挥他们的孩子和仆人。福音派把家庭当作改革举止和道德实践的中心。家庭可以成为清教徒梦想中的小型教堂，对它的主人来说，它是一个“小型的国家”，而且不论周围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在家庭里都可以追球真正的基督教的实践活动。

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就意味着福音派要求改进行为准则。著名的福音派作家汉纳·莫尔擅长描绘基督教的典型人物，那些人物为实际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引导。她的父亲是一位有自己土地的绅士，他的收入微薄，因此他的女儿开办了一所学校来养活她们自己。在18世纪70年代皈依之前，莫尔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和知识分子。她是著名演员和经纪人大卫·加里克和著名的约翰逊博士的朋友，她还是“兰袜子”的成员，这是一个文学女性的组织，她们每天在伦敦聚会，谈论当天的出版物。像她的朋友威廉·威尔伯福斯一样，她皈依严肃的基督教不是心血来潮。宗教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她的态度和价值观。她开始为严肃的基督教服务。在18世纪80年代，她写了一系列的书籍，旨在动摇英国上层阶级的满足感并鼓励他们进行道德改革。

就像对同时代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法国大革命也为汉纳·莫尔提供了一个分水岭。部分出于政府的需要，她的学说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说服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去相信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性。她著名的系列书籍是知识分子重要的抵御武器。18世纪90年代福音派试图通过宣传传统的家长式作风与基督教振兴运动相结合来赢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在为穷人而写的那些小册子中，莫尔鼓吹对当权者绝对服从，并强调进入神圣家园的乐趣。在上帝的眼中，谦卑、恭顺和辛勤工作就意味着快乐。在政治上，莫尔和大多数福音派一样都非常保守，因为他们嘲笑世俗的事物，只关心内在的精神生活。但莫尔在政治上的保守与她在宗教上的激进以及坚持重新生活的主张并不一致。她作品中精神上的热情和道德的确定性使她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

莫尔最基本的探索就是为了获得宗教拯救。她认为家庭对拯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认为家庭责任对于开始基督教生活是非常有益的。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灵魂，因此生命才会永恒，但男性和女性的职责是完全不同的。莫尔的早期作品描绘了男性和女性在举止和风格上的恰当行为。这些书中的一部分非常流行。但她后期的作品太急于寻求对她思想的支持，其中既有规劝也有引导，虚构的成分比较多。她最受欢迎的作品是她唯一的一部小说，1807年出版的《科埃莱布斯寻妻记》。这本小说当时立刻成为大都市和小乡村谈论的话题，传遍全国各个角落。这本书是为中产阶级所写的，因为莫尔已经放弃了她对上层阶级的独家呼吁，她当时认为中产阶级是道德重塑斗争的决定性因素。虽然福音派是从贵族的外围发展起来的，但它很快就发现最有力的支持来自中产阶级。商人、制造业主、银行家、农场主、医生、律师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还有工匠和新的牧师组成了大多数的教区，在那里福音派得以发展。但它从来没有得到穷人的大力支持，穷人的宗教倾向是循道公会。

《科埃莱布斯寻妻记》一书集中体现了莫尔对男女之间适当的关系以及每个人应该如何以不懈的方式来追求精神生活的思想。科埃莱布斯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他能从土地财产中得到令人满意的收益。自从父母去世后，他开始为自己寻找妻子。这篇小说寓教于乐，规定了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其中包括对孩子的关心和对仆人的责任；男子的商业地位和妇女在家庭内的职责；花园的养护以及指导穷人如何组建一个家庭。在旅行的过程中，科埃莱布斯首先去了伦敦，他被大都会生活的肤浅所震惊，那里的人们就是永无止境、永不满足地追求快乐。他发现他所遇到的年轻妇女都是思想空洞、举止轻佻的。因此他又回到了乡下，一个与遭到严重腐蚀的城市完全隔绝的地方，按福音派的观点，这对宗教生活是非常有益的。在乡下，科埃莱布斯碰到了斯坦利一家，他们是他父母最好的朋友。他最终和他们一起生活。

斯坦利一家是最完美的宗教家庭，他们不仅鼓励同住者恰当的精神生活，而且也为来访者指引道路。这个家庭的创建人斯坦利先生是男性基督徒的典范，他具有福音派认为的新型男性所必需的所有品质。他真正的宗教生活贯穿在他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支撑着他所有的行为。斯坦利先生并不像18世纪传统的绅士那样成天忙着打猎、射击、钓鱼、喝酒和吃饭，他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地主，决定履行对佃户的责任，他把这些责任不仅仅看作是经济责任、道德和宗教责任。他对待家庭职责非常严肃，不论是作为丈夫还是父亲。在斯坦利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爱心、照顾周到的丈夫和父亲。汉纳·莫尔告诉我们，以家为根本，能享受家庭生活，愿意承担对子女的责任是非常有男子气概的，以性生活放荡、喝酒和生活放纵来表现男子气概是令人厌恶的。新一代的男基督徒必须把自己的职业作为生活的中心，不论这个职业是农场主、商人、神职人员还是律师。不论什么职业，他都需要有敬业的精神。他必须表现出他作为工作和家庭主宰的权威。同样地还要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爱心。

P37-45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们，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一直在私人生活的门槛外徘徊。他们因谨小慎微、能力欠缺等因素而受阻挡，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只有公众人物才是值得称颂的英雄和历史(国家的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创造者。

要跨越这个门槛就需要转变价值观。私人领域是与灾祸、禁忌和黑暗完全不同的领域：这是一个快乐和奴役、冲突和梦想并存的地方，而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被认为是人们生活的中心，是一个值得参观，需要仔细研究的对象。隐私是当今时代的体验。

许多因素，包括一些大事件和知名著作，共同作用，形成了现在在私人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其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政治。集权国家的专制和民主国家对甚至像风险管理这种被忽视的领域的过度干涉，导致了政治在权力机构上的体现，以及对其进行反对的方式(不管是以小群体还是以社会的触手或独立的个人方式)的探索。今天的工人把他的家看作是远离老板的监视和工厂的规章制度的个人避难所。在西方社会，人们将个人财产传给孩子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实践并不单单是资产阶级化的结果，也是针对死亡恐惧的一种抗争形式。

在20世纪初，政治和道德领域的思想意识、讨论和实践开始迎合“大众”而被改变了；然而，随后就逐渐开始强调个性和差异，现在，我们不是以阶级而是以年龄、性别、种族和地域差异来分析社会的。妇女运动强调性别差异是历史的原动力。年轻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另类群体，并在服装和音乐上采用另类的风格。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自传中讲述的自我都主张生命力。分化、分裂和传播的过程随处可见。

这些复杂的现象增加了对公众与私人、集体与个体、男性与女性，以及外在与内在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之外尚有大量的文献，我所能提到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只是一些大作家的主要作品。当艾伯特·赫希曼还在关注公众参与和私人目标占支配地位的时期时，其他作家已经开始阐述根本性的私人化和个性化的趋势。诺贝尔·伊莱亚认为私人化和文明是同质的，通过对伊拉斯谟之后有关“礼仪”的论著的研究，他揭示了以“谦逊”著称的高雅是如何使诸如擦鼻子、排泄和做爱等行为在公众场合出现却又不那么显眼的。因为对身体的新态度引发的自我意识本质上的变化导致了吃饭、洗衣服和做爱的全新方式，因此也就形成了私人生活的新形式。

路易·迪蒙把个人主义的发展看作是区分西方与东方整体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在印度，个人兴趣就必须服从于必要的社会目标。文艺复兴标志着一种根本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 《男子和市民权利宣言》就是这种改变的纲领。然而，使抽象的合法的个人成为现实用了很长的时间。实际上，这个过程涵盖了本书所涉及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整个时间跨度。

尤根·哈贝马斯和理查德·森尼特谈到的都是启蒙运动后相对信仰时期的自己。他们试图去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能在公众和私人领域间寻找到一种平衡，按他们共同的观点，是一种不时被打破的平衡。然而，他们对这种平衡的解释又不尽相同。哈贝马斯的论述利用了各种形式的排斥和不满，他假定了实现社会和谐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而森尼特关注的是私人生活的专制，这种专制把18世纪和19世纪资产阶级城市中十分著名的公众人物都驱逐了出去。

19世纪是私人生活的黄金季节。在那个时期，语言中和现实中的私人生活成形了。作为一种观念，隐私被精心地打造了出来。虽然像同心圆一样被概念化了，但实际上，私人生活、亲密联系和个人生活这些概念是重叠的。

本书所涉及的是19世纪私人生活的历史。它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喧嚣，在这个时期，卢梭梦想的社会透明度超越了社会差异的现实而出现了。自大革命开始，这个自相矛盾的大事件就贯穿了整个19世纪。本书止于现代化的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大战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有时这种演变会遇到阻碍，但有时会得到加速或者改变方向，但这种演变从不会完全停止。

为了叙述这段历史，我们参考了大量确切的原始资料。因为私人化是政治和经济思想的核心，并且是当今政治、道德和医学所关注的问题，因此它带来了无数关于家庭的理论文章。然而，公众档案很少有涉及私人生活的内容，国家也不愿意介入到界线模糊的家庭生活中去。只有家庭冲突，这种令人不安的暴力之源出现时。才会引起国家的介入。在18世纪，警察是大家的朋友和保护人，而到了19世纪，他们不再扮演这种角色了。受害人不再向警察寻求帮助，而警察逐渐开始自行干预这类事件。人们转向法庭以寻求帮助，开始借助法律的力量来代替私人间的报复。然而很不幸，直到最近，法国的法庭记录都一直被保存在当地的档案室里，而且因为不受重视，被丢失了不少。只有档案局里的记录可以为我们所用，而且在使用“个人”文件时还有法律的时间限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犯罪记录还是帮助历史学家们攻破了秘密的城墙。

私人档案室是私人生活最直接、最丰富的原始资料库，这些档案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存在数量上的差异。就像去维护它们一样，要接近它们完全要看机遇。只有在保管恰当、有兴趣去保存前人的记忆、把私人文件变成纪念物，或者文件被前人的历史或血统所笼罩的情况下，私人档案才会被保留下来。现在对这些家庭财富的评价是很高的。而私人信件和诸如日记、自传和回忆录之类的个人文学作品虽然是很珍贵的证据，但它们还不能组成真正的私人生活的文献。因为白吹自擂的需要，它们的内容是按特定的规则记录下来的。它们之中，最常见的是书信，最有深度的是自传。然而，这种巧妙的掩盖与展示至少还是把我们带人了先辈的世界。

19世纪的小说更多地涉及了家庭阴谋和私人戏剧，它们比其他从实际经历而来的作品显得更为真实。但即使是这样，我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也非常谨慎，而且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用。然而，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会一直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中，而我们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小说的旋律的影响。

对私人生活的探索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在此之前几乎没有相关的研究，所以在缺少分析的情况下做一个综合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被迫把叙述与不完整的发现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能促进进一步的研究、深入、挑战或者说是对我们目前研究的否定，那就说明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极其有价值的。

在这里还存在其他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城市问题的原始资料的本质完全不同，而这种不同的结果是因为对城市问题不恰当的强调。在民俗学中很少出现的农村私人生活常常不为我们所了解；在城市中，大家所关注的也都是资产阶级。尽管一系列研究人员做出了显著的努力，但这些阐述还是加深了我们对此的印象，而看不到其他的事物，因此资产阶级也就完全占据了我们的视线。然而，我们不仅要小心地审视私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而且还要意识到私人生活的多种形式存在着本质上的复杂性。这种多样性并不只是区别亲密和渴望的产物，而是为了特别目标的多种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无法在一卷书中涵盖整个西方世界的内容。原始资料的丰富、问题的复杂、该主题先期研究的不足以及最重要的“国内部分”的结构使我们几乎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因此法国社会就成了我们阐述的中心。除此之外，我们只涉及了英国的情况，因为在那个时期，英国的私人生活形式是最发达的，而且人们对英国社会的私人生活最为了解，其对法国的影响也最大。

研究私人生活史需要特殊的方法。标准的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历史人口学必不可少，但它只不过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框架。历史人类学和心理史更加有用，因为它们把不同时期的理论和实践联系在了一起。就像来自社会学的建议一样，来自民族方法学和微观历史学的建议也是非常有效的，所有这些学科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但也许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现代男女平等主义者对公众和私人的态度、不同生活的构成以及家庭和社会中的两性关系。

我们不可能通过镜子来了解私人生活的外在和公众化的一面。在这个范畴内，可表述的变成了不可表述的，广为人知的变成了不为所知的，被撤回的、不知道的和不可认知的但却是我们想弄清楚的事物扩展了知识的范围，找出了大量神秘莫测的秘密。也许我们还需要借用符号论和心理分析学来解释这些事物。我们还会碰到许多未知领域。我们要想超越私人生活的社会史，也就是说不是写群体史和家庭史，而是写个人的表现和情感的历史，写一部个人做事、生活、感受和爱的方式，心灵和肉体的原动力以及幻想和梦想的历史的话，就必须涉及这些未知的领域。巴尔扎克写的是家庭的阴谋史，奈韦尔写的是欲望和音乐史，而普罗斯特写的则是亲密史。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是6位作者研究1000个人物的工作，这是一部涉及19世纪的法国的历史。对于序曲我们有特圳的双重含义，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式家庭。接下来被我们推上舞台的演员是家庭和其他人。地点是某座房子和花园。舞台的包厢里是某个孤独的人，有着他或她自已的秘密。舞台背景则是仍旧模糊不清的神圣雕像国家的影子。因为私人生活史并不只是记录一些趣闻轶事，它是一部日常生活的政治史。

人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被置放在最贴身的私人生活领地，它只属于自己，与他人毫无关系，禁止泄露、炫耀，因为这与荣耀所要求的在公众场合的所谓面子格格不入。

——乔治·杜比

一到夏天，便见众多的旅游者手执导游手册，纷纷去观看考古发掘现场。但是，导游手册并不是全部，它不会教你如何去看，如何去想象当时居民的模样，去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室内活动以及他们亲密相处或相互保持距离等情形。

——保罗·维纳

该书以学者和普通人的眼光，描述了从古代到现代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思想、情感、身体、态度与看法、习惯与居所、原则、标志和印象等”。

——《图书馆会刊》

本书所述，事实上是很少有历史学家尝试过的、类似于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日常生活。

——《出版家周刊》

7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法文版五卷本《私人生活史》……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抹杀了。

——南京大学许钧

我还受到菲利浦·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一书的启发，因此希望能够为研究中国家庭找出新的理论模式。

——《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著，本书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奖

这一部《私人生活史》的目标就在于探讨在各时代中那些影响私人生活的性质和观念的历史因素。在中国史的范畴内，台湾学者此类的作品，尤其是围绕着私情与公义之间的文化现象的讨论，正逐渐展开。

——蒲慕州，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