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相湘先生著史论人，有中国传统史学的意味，但其细腻详到，却又远非传统正史所能望其项背，立意正大，叙述平实，史料出处绝对可靠。要想知道民国的人和事，此书不可不读。加之是书所传人物，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大陆对之知之不多，更是弥足珍贵。

吴相湘先生是台湾民国史人家，他在本书中所写五十位人物的传记，既是研究著作，也是通俗读物，较大传为小，较小传为大，一编在手，可以尽览民国史上叱咤风云的主要文武角色，既可知史，又可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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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见张季直(贡生，名謇)共谈。张曰：“海参崴去此一千二百里否？珲春似少远，然否？”我指案上东舆曰：“何不取考。”张曰：“不全。贵国关北财赋未尝输京，其非重赋可知，边民何苦日越俄境？”我曰：“财赋之本不输京，即我祖宗朝募民奠边之盛德远规也，挽近武卒不知抚民保境，王化又难远覃，诚极寒心。”张曰：“贵国千言万语，引用人才方能有为，家世之弊最当先破！今日国小民贫介于俄日，非有人才何以自强？深为远虑。拘泥古书，自不通时措；专事洋务，亦触戾人情；此中斟酌实难其人。前日贵国王破格求才，阁下藻鉴亦多有可荐者否？……”我曰：“万国公法未书有不战而便给兵费者，吴大帅马观察何不一争于花房乎？且其数何其夥多也？”张曰：“阁下所见极明，熟看公法者只知有例中照据，未晓无例可勿论；花房此次张大声势即恐喝之伎俩耳，马眉叔未免有错，大帅追谓其不然，已函告中朝说此邦不堪重累；眉叔亦少变其说，劝花房减之；愚见当初只十万为可。”我曰：“不给则已，给则十万似少。”张曰：“今已诺五十万，乃觉十万为少，如大副官不怕恐喝，持重而发，又急先捕其杀使之仇，则何至如是夥多？所给瘗资亦不过各人三四百金恤赏足矣；事已有绪无益遂悔，然眉叔劝花房可减十万亦足少纾民困否？”我曰：“黄遵宪朝鲜策略曾读过否？其人何如？”张曰：“曾览悉，大意固好，亦闻其人有志时务者，其素行不知耳。结日本云云以其身在该国，议论虽不能不如此，亦有未可尽信者。贵国交邻之道如事鬼神可敬而不可亲也，但不激变生事可矣。”

二十八日，我曰：“闻大帅以敝邦军民尚未集安，揭榜无效，日夜贻恼寝食不暇云，弟心正不安，且未尽谙敝邦俗习，徒为无益之忧耳。敝邦民俗凡事在上者劝之则不从，禁之则愈犯，若自大阵任其惊动，示不介意，则还可不日息定；若屡屡榜谕劝其集安，则其疑愈滋，无异扬汤止沸，请代白大帅宽心勿过虑，徐观几日，更思道理，恐好？”袁曰：“已稔知有日，然大帅生平在心之事终身莫解，阁下厚意当为代白，或可冰释。我前晤云养(金允植号)劝其急于练兵以制全局，以慑外侮，而竟归淡漠，如何可也？何不趁我军在此择选精卒由我军训练几日，再授以自统，原非大难事，何不先试练一营五百人以观后效。能有劲旅三千人，政可行，侮可悍，然将才不易也。如值中邦一朝有事或恐不暇顾及，何不图自立以为长久之计？”我曰：“下官短见惟望天兵常留。”袁曰：“我士卒恐不能久留，且大帅亦不愿久留，中土之人谁无身家？久居无事，且恐不易支持，如换他人，恐不好与共事耳，大帅实心为民不涉傲诈，此外诸帅如大帅者计不可得，若来此邦纵兵肆兵恐民无噍类；以大帅节制无二，尚有小事滋扰，况他帅乎？……”袁曰：“贵邦产五金、人参、牛皮、丝、麻、材木，得人以理，指日可富，且地多荒芜，宜急种桑，开辟疆土，使民勤劳，练之一年，不难大理；每年能筹数十万银饷，可养精兵三四千，多不过一万，足可使日人永不敢启鲸吞之心；何也？山林险固易守，洋人利于火器而最不利于伏兵也，山林之中多设伏兵不难一举而歼之，泰西诸邦视贵邦甚贫，图之不力，如鸡肋然，食之无味，日人如失利于贵国，泰西必不肯为至小至贫之贵邦而动干戈也；泰西助人攻入者必求利于败者耳，如贵邦何利之有？日人之兵正弱于陆战，我今日所部各军可尽日人所来之多少而杀之，特有所未必耳。各洋可畏者惟俄，他不足虑也。贵邦陆通中邦，只守一面水路，易事也。中邦四面受夷，故患更甚于贵邦耳。大帅对吾辈深诩阁下为忠厚长者，今治饭请阁下。”我见吴曰：“东宫今九龄矣，有出天之孝，六月变后，多有受损，坤殿奉迎还官时日为急，而日昨荷遣兵队护送，中外大小感颂无已。”吴曰：“闻东宫天生聪明，六月变后，孺慕情伤亦大，不失赤子之心。王妃中朝之所休命贵国大小臣工迎之固至敬而有礼。过军营前早饬预备插旗放炮，勇丁在营站队伺候。”

八月初八日，袁曰：“金云养在何处？须以大帅意请来商事，大帅拟今十二日扶病赴津乞归。”我曰：“有何紧故扶病赴津耶？”袁曰：“贵国之事如治疮然，交涉之人挟日本以自重，交涉之人一日不死，则疮不可为也；大帅因此欲见李中堂乞归。”我曰：“闻甚惊叹！请概示破郁。”袁曰：“交涉之人挟日本朝鲜以自重，弟非骂贵邦人，乃骂中朝人耳，中朝无人。”

初十日，我曰：“大阵军情虽严密，诸兄见弟必以雅戏妙谑为遣日接客之资，无一语涉军情者，然弟已默默揣得于不言不问之中者久矣。此次办理事宜未必尽如大帅本来意向，再明径归，恐或未必还也；天下事瞒不得有心人，弟既有心，大兄勿秘。”张曰：“大帅此行盖亦有难言之处，弟以大帅相遇之厚不得不同来往，大约月杪可还，然事亦未定。吾料此间若不内修自强，亟图善后之方，后将复有事故。既与日人通商，顾其势吾不怪引来泰西各邦以制日人要挟；然主和之事亦须斟酌古今较量彼我。此后必马眉叔来，此人有时务才，而心地不光明，乃急迫功名之士，为办理此间必违古而迎时，失众而败事，却不可不慎！且贵邦人必与相投，为其所愚，只借交涉和好邻邦而已，不顾本原，终昧政体，其于内拂人心何事可做，诚为可虑耳。李傅相专喜谈洋务，大帅虽其世好姻亲，而意见不相融洽；眉叔为人能投李相之好者，弟于李相之来，眉叔之去，一一数其迎合之事与我军牵掣之状，昨丁公(汝昌)来乃无不吻合，故弟申劝乞退之意于大帅，此行还否，不可定耳。如贵国有事，李相坐视，必无出师之理，但使眉叔辈误其事机而已，此次之师赖李相不在，张公(树声)得以出力，贵邦人何能知之？此次之师徒为日人捕仇赔款而止，前日大帅论功之时我坚持不受，大帅耻愤几成疾，此行来否不可定，以此为贵邦代筹善后六策，本欲临别相赠，而阵中扰冗，尚未脱稿，若不来，则寻便奉寄阁下。”P6-8

好些伟人读历史都喜欢读人物传记，据说是读历史的快捷门径，一个大人物的传记读下来，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就顺带着明白了。还有一层意思，他们不便说。古今中外，史家写传，传主多半有点来头。梁启超说，过去的历史，等于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实，外国的历史也好不到哪儿去，怎么有可能有人为不知名的小人物做传呢？即使有，也是偶然的。所以说，喜欢读人物传记的伟人，在他们还不“伟”的时候，无非是有样学样。

虽然说，真的通过学习伟人变成伟人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一直以来，好些历史的爱好者，的确怀有“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的心愿，如痴如醉地读传记。即使野心不那么大的，通过读传记了解一下别人的生活，尤其是跟自己不一样的大人物的生活，也是一种乐趣，多一点谈资。

民国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特别特殊的时代，跟这个时代相接的清朝，是一个历史上超级保守，也超级沉寂的朝代。它的文化，连一向仰慕中国的朝鲜和日本都看不起。不仅仅因为异族入主了中原，的确也由于这个朝代了无生气。统治者过于严谨也过于小心的政治高压和文化管制，不惟窒息了文化的创造性，而且连带着把所有的士大夫都管得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像龚自珍说的那样，不仅相无才相，将无才将，市场没有了聪明的商人，连小偷都缺乏才气。

这个乏味的朝代，虽说在西方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还是跟民国的到来联系在一起的。民国时代国家很弱，总是挨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欺负。但民国却是一个充满了生机，也充满了色彩的时代。民国的生机和色彩，是民国的人创造的，民国的人，有特别的“范儿”，属于自己的“范儿”，有意思，好玩。

这是一个文化人牛皮哄哄的年代，非常异议可怪之论随处可见，人人见怪不怪，断然没有人会把这些发怪论的人抓进局子，思想改造。总统也好，主席也罢，是不能进大学的，进了大学也没人理。蒋介石做主席的时候，进了一个小小的安徽大学想要摆摆架子，没想到给校长刘文典吃了一个硬硬的钉子。虽然下令撤掉了刘文典，但自家的面子再也找不回来，从此以后，学了乖，不再去大学找不自在。虽说大文化人中海归众多，但古来文人相轻的积习依旧在，互相挖苦，嘲骂，打笔仗，大学和文化机构，明争暗斗也时常会有，但无论牛人还是不牛的人，大多保持了行动的自由，和则干，不和则散，没有人为了权势低三下四。学术争论争得动了手，争完了一起喝酒。那年月，心底坦荡的文化人，还是多。

那也是一个媒体人耸动天下的时代，先后死于政治动荡中的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活着的时候，一支笔，任你总统还是总理，都得掂量掂量。后来的大公报三杰，办报不党不卖，刚果敢言，社论一出，天下景从。甚至算是后辈的范长江、徐铸成，也都有声有色。

民国的企业家，是在乱世打天下，而且打下天下的经营奇才。他们继承了张謇、汤寿潜们的事业，土生土长的卢作孚、王云五、荣氏兄弟和海外归来的陈光甫、范旭东、吴蕴初、侯德榜等一批新式企业家，在几乎没有国家保护的条件下，开创出一条中国民族产业的新路。

甚至，连民国的武人，江湖人物，都各具特色。有的骄横，有的谦恭，有的快意恩仇，有的阴险狡诈，有的老谋深算，有的鲁莽裂灭。但个个都个性鲜明，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不许美术学校用人体模特的孙传芳，待人接物，极其绅士，他治下的江南父老，对他个个称道。满口五常八德的吴佩孚，偏偏要声援五四学生。执意复辟清朝的张勋，对他的家乡人，好得不得了。满嘴粗话的张作霖，进了他拿钱办的学堂见先生，却一个劲儿地鞠躬作揖。用水龙头给部下洗礼的冯玉祥，掌兵十万，自己却总是穿着士兵的粗布衣裳。连帮会中人，也有杜月笙和范哈儿这样的可人，令学商各界翘楚，称道不已。国学大师章太炎对总统和主席都不放在眼里，偏偏要给杜月笙的家谱作序。

给民国人物做传，是一件快意事，也是一件苦差事。台湾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本为湘人，产生巨商之家，但却雅好历史。当然，在他那个民国年月，史学原是显学。吴相湘1933年入北大历史系，得陈受颐、孟森、胡适、傅斯年和陈垣诸大师的亲灸，尤其得治清史的孟森先生的真传。当日就是北大的高材生，留校服务不久，进入中研院史语所，为新生代史学家中的翘楚。到台湾后，著述甚丰，对晚清和民国史贡献尤著。其中，《民国百人传》是他着力甚多的一部人物传记合集，此番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时代迭变中的文武政要》，就是是书的一至四册(共五册)。

吴相湘先生著史论人，有中国传统史学的意味，每个传记，大抵跟二十四史上的人物传一样，一上来就是某某人，字甚，号甚，何方人氏云云，但其细腻详到，却又远非传统正史所能望其项背，立意正大，叙述平实，史料出处绝对可靠。要想知道民国的人和事，此书不可不读。加之是书所传人物，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大陆对之知之不多，更是弥足珍贵。

唯一的缺憾是，吴相湘立意太正，涉及人物，多数野史笔记的奇闻轶事都阙而不录，正虽正矣，但未免少了一点趣味。其实，野史稗闻，经过辨析，也未必一无可取。同时，个别传主因为各种原因，在细节处理上，用了曲笔。诚然，吴相湘写作的时代，对他而言，民国尚在，有的传主本人还活着，即使传主已逝，但人家的家人还在，下笔之难，非我辈所能体味，不录野史，偶有曲笔，也许是一种不得已吧。

2010年10月10日于京北清林苑

吴相湘先生是台湾民国史人家，他在本书中所写五十位人物的传记，既是研究著作，也是通俗读物，较大传为小，较小传为大，一编在手，可以尽览民国史上叱咤风云的主要文武角色，既可知史，又可知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杨天石

吴相湘先生著史论人，有中国传统史学的意味，但其细腻详到，却又远非传统正史所能望其项背，立意正大，叙述平实，史料出处绝对可靠。要想知道民国的人和事，此书不可不读。加之是书所传人物，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大陆对之知之不多，更是弥足珍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