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描绘中国的游记，亦是钱林森主编的“走近中国”文化译丛中的一种。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描绘其中国之行的游记“中国和中国人”；第二部分是巴尔扎克为“中国和中国人”写的书评及其与作者的通信；第三部分是作者的朋友写的评论；第四部分是关于作者的生平介绍。本书作者是法国著名画家、旅行家，曾于鸦片战争前夕到中国旅行，留下许多珍贵的绘画和素描，并且还写了多封长信为巴黎的朋友们介绍他在南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他回国后，就把信和绘画组合成《中国和中国人》出版。该书一问世，立即在法国引起轰动，乔治桑、波德莱尔等人均从中获得中国的信息和灵感。

博尔热造访中国，正值第次鸦片战争时期。他不是来和中国人做生意，而纯粹是为了绘画创作和艺术探索。他试图用艺术来沟通不相识的东西方人的心灵，这一使命本身在那个时代极具挑战性开创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博尔热的中国行就远远超越了一个旅游家艺术家的个人行为，而富有深刻的文化历史意义。

这位西方旅游家在中国没有行八古里之外的路程，但他确实为他所遭遇的中国文明的神秘性深深触动了，而他只是远远地让人们隐约地瞥见这些文明的身影：“那些岛屿的顶尖隐没在地平线的雾气中，我只让人们看到了个模糊的景象这个角落的陆地将是个永远无法磨灭的美丽梦想。

中译本序

中国和中国人

附录一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中国和中国人》

 博尔热致巴尔扎克的信

 巴尔扎克致博尔热的信

附录二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中国

 奥古斯特·博尔热：画家、旅行家

 环游世界之旅

附录三

 奥古斯特·博尔热生平简历

 人名附录

 地名附录

第二天，我在东北部一个岬角附近登陆，那儿有三四座房子，每座房子里都有几个用来拉网的轮子，为这片风景增添了一个非同一般的特色。到达顶端时，我发现那些中国人正忙着拉网，为了不把鱼吓跑，他们的动作非常缓慢；他们用号子来帮助自己调节动作，就与纤夫拉船时的情景一样。网被拉出了水面，一些小船分散开来去取网到的鱼，那可能是这些可怜的人等着带回家做午饭的材料，因为他们除了鱼就没有其他菜了，他们把鱼煎熟，煮好米饭就可以吃了，这儿的米饭就相当于我们的面包。中国人在做这两道作为基础食物的菜肴时，确实有着卓越的天赋。米饭的样子那么好看，那么白，那么硬，鱼的样子也那么好看，我都有期待被邀请参加他们的宴会的过分想法了。他们体贴的热情让我不用费那个劲去表达我的意愿，不一会我就坐到了草地上，坐在全家人的身边，我面前的一个茶碟里盛着鱼，另一个茶碟里盛着米饭，我手里拿着两根棍子(筷子)，而我根本就无法用它们来夹饭菜。我的东道主们看到我的笨拙举动都乐不可支，因为不懂得使用勺子和叉子，他们就用这些小棍子来代替，这些棍子通常都取自他们碰到的第一棵树，他们用起来都那么灵活。我带来的欧洲午餐有冷鸡肉、面包和火腿肉片，这些东西让孩子们很高兴，他们很快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吞下去了。小孩子们用他们好看的牙齿撕开食物，而大人们身上都有中国式的本能，他们的吃法更讲究，他们先把食物嚼成面糊状，然后再吃下去。吃完饭后我开始作画，我的东道主们围在我的身边，争先恐后地要把他们的长烟斗给我抽。我懒洋洋地躺在斜坡的树阴下，斜坡上长满了细草，我的眼皮底下是一片由岩石、山峦和流水组成的美妙风景，水面上还停着无数的小船。我的朋友，我们在欧洲经常谈到东方的奢侈，谈论他们的国务会议厅和他们精神上的享受，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自己创造出来的财富；当然，在这个被如此夸赞的国度中，最令人感到愉快的东西也不可能拥有比我躺过的那片长草更柔软的坐垫；用树阴给我遮阳的那棵树的树叶给我带来了半天柔和、有序的时光，而欧洲人的彩画大玻璃窗、他们的窗帘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柔和的微风穿过这个香气四溢的穹顶扑面而来，而在欧洲人头顶扇扇子的奴隶却无法令他们获得如此温柔的空气。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我面前的空间毫无限制；而那些墙壁，无论它们被装饰得有多华丽，它们也仍是墙，被围在其中的灵魂无法到达柔和的宁静状态，而大自然中的各种美丽景观就可以让人的灵魂得到这种安宁。

在画完海湾之后，我打算与停在远处的船会合，它在那儿等我；尽管我戴着大草帽，天还是热得吓人，在我看来，暴露在阳光下实在是不明智的行为。我试图让中国人明白这一点，我最终也做到了；他们中有两个人离开他们的团队，跑去通知我的水手，让他们把船停到离我更近的地方。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我善良的东道主们带我去看封闭起来的花园住宅，那是我在中国看到的唯一的花园住宅。那是些可爱的农舍式小别墅，四周很安静也很凉爽；其中一扇门上贴着写满铭文的纸，门槛边有位老人在给工作中的妇人们念书，一群漂亮的孩子在周围玩耍。我没有时间画下这幅展现家庭幸福的图画，我从围墙上的一扇门中走出来，门上有一句中国格言；因为这儿到处都写着戒律，人们在欧洲声称会读书是中国的一种科学，因为这儿的每个人都会读书，任何人违反了法令时都不能推脱说自己不懂法律。我很快就到了一条宽而深的溪流旁，陪同着我的孩子们分成了两组，一组希望我朝水源爬上去，另一组在争论之前已为我搭好了一座桥。我过了桥，令人奇怪的是一直都很热情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人跟着我过去；他们都留在另一边，就像停留在他们的王国的国界上一样，他们就停在那儿，我自此也不再是他们的客人。我单独上路，在我想要发现新事物的每个地方徘徊不前。我热得不行，也渴得难受，就这么走到了一座房子附近，房前那棵大树的树阴中站着很多人，其中有些人在忙着他们各自的活计，有些人在玩，在聊天：在这个房子里什么都能找到，那既是小酒馆也是小卖铺，里面有织物、点心、鞋子、鸡蛋、篮子、烧酒、帽子、大米。这整个景致让人感觉那么别致，使我不顾炎炎烈日和极度的疲劳，坐在灼热的沙子上画下这片风景和那几组不同的人。很多人都朝我走过来，其他人则没有撂下手中的活，他们或是在摆姿势，或是认为一个洋鬼子不值得引起他们的注意……

……

P12-14

自古以来，人类任何形式的出游、远游，都是基于认知和发现的需要，出于交流和变革的欲望，都是为了追寻更美好的生活。诚如史家所言，“哲学精神多半形成于旅游家经验的思考之中”，中西文明的发展与相互认知，亦可以说，始于彼此间的造访、出游。事实上，自人类一出现在地球上，这种察访、出游就开始了，可谓云游四方。“游”，是与人类自身文明的生长同步进行的。“游”，或漫游、或察访、或远征，不仅可使游者颐养性情、磨砺心志，增添美德和才气，而且能使游者获取新知，是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方式。最初的西方游历家、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则构筑了中西文明往来交流的桥梁，不论他们因着何种机缘、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在探索新知、寻求交流的欲望下，或者在一种好奇心、想象力的驱动下，写出了种种不同的“游历中国”的记游(包括日记、通讯、报告、回忆等)之类的作品，从而构成了中西方相知相识的历史见证，成为西方人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中国、走近中国的历史文献，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在今天回归民族复兴之际，重读、译介这些历史文本，本身就是研究“西学”和“中学”不可忽略的一环，是深入探讨中西方文化关系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创立《走近中国》文化译丛的动因正在于此。

了解西方人认知中国的过去，才会理解直至今日西方人为什么对中国人依旧充满偏见和误解。在中西两大文明进行实质性的接触之初，西方人——西方旅游家、作家、思想家和传教士，总习惯于将中国视为“天外的版舆”，将这个遥远、陌生而神秘的“天国”看作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异类世界”，他们在其创作的中国游记，以及有关中国题材的其他著作中，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想象塑造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一个迥异于西方文化的永远的“他者”形象。在西方不同时代、数量可观的中国游记中所创造的这种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相交织的“中国形象”，无疑是中西交流史上一面巨大的镜子，从中显现出的不仅是“中国形象”创造者自身的欲望、理想和西方精神的象征、文化积淀，也是西方视野下色泽斑斓、内涵复杂、想象误解的“中国面影”。这就决定了，西方的中国游记和相关题材的著作，既是中国学者研究“西学”的重要历史文献，又是西方人研究“中学”的历史文本，其历史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西方早期的中国游记，多半热衷于异乡奇闻趣事的报导而缺乏哲学的思考，但它们所提供的中国信息、中国知识和中国想象，却为西方哲人、特别是16世纪以降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升自己的哲思，提供了绝好的东方思想资源，并且成为他们描述中国、思考中国不可或缺的参照。特别是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游记和著述，所展示的中国形象、中国知识，直接构成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主要的煽情材料和思想资源，直接助成了19世纪西方汉学生长和自觉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是说，文化译丛《走近中国》的创意，正基于此。

西方的中国游记浩如烟海，受制于个人精力、能力和出版诸因素，译丛编选者只取一瓢饮。其标准有二：一是该文本的影响力，即这些文本至今影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西方人眼里的经典；二是该文本的文学、历史价值，即这些文本不仅有较强的可读性，且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译丛精选的作品是：曼德维尔的《曼德维尔游记、格莱特的《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集》、奥古斯特·波尔热的《中国和中国人》及相关研究文献、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维克多·谢阁兰的《中国书简》、亨利·科尔迪埃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毛姆的《在中国画屏上》、奥登和衣修伍德的《战地行》、亚历山塔丽雅-大卫妮尔(的《巴黎女子拉萨漫记》，以及《开放的中华》，共十部，且每一种译文前撰写专文解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十部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西相知交流的历史缩影。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行将刊行面世时，首先得感谢倪为国先生、杨全强先生，是他们给予译丛刊行面世的机遇，并为此付出了辛劳；感谢译丛所有译者，他们的辛勤劳作和协作精神，得以使本丛书顺利地整体推出；感谢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裴程先生、法兰西学院东方图书馆、巴黎国家美术博物馆一些不知姓名的法国朋友们，感谢巴黎楼梯书店妲妮爱尔·娜海夫人、巴黎索邦大学游记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穆勒教授以及金丝燕博士、张弛博士和叶向阳博士，是他们热情的建议、帮助和提供的诸多方便，使我得以在前年巴黎访学期间补充相关珍贵资料，为本译丛增添新的内容和色彩。最后，还应当感谢原山东画报出版社年轻的朋友曹凌志先生，是他2002年10月挟《开放的中华》原版书到敝人寓所来访，助成本译丛的构想、创设，并在社长刘传喜先生支持下付之实施，拟议中的译丛规划，后来虽因曹先生北上高就而半途夭折，但他对学术开发的热情和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光如流水，悠然间，又流去了六个春与秋，原先构想的译丛计划，几经出版的折腾，加之主持人年迈和精力的限制，已无意也无法加以实施，仅以本辑译丛敬献于读者，并告慰于一切关注过、支持过译丛的海内外朋友们，是为序。

钱林森，2006年6月20日，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