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柔情细腻中充满淡淡忧伤和怀旧色彩的女性散文!
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获得者徐虹最新奉献!
非典型地呈现了一个知识女性的心灵秘语和成长独白,青春的可爱与诗意的记忆在湿润叙说中凸现生命的暗金色。
有谁愿意听一个普通的上个世纪呢?时间过得这么快,人们这么忙乱,哲学这么多,生存的技术和艺术。
每天都在变化,有时候你必须听从一种宿命,那是怨也怨不得。躲也躲不开的惯性和定数。
终究,在时间面前,人们永远同命相怜——情人们,请珍重加衣!
我一直在想,要对谁,以一个适当的方式,在一个适当的时候,讲一个普通的故事——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怎么发芽、怎么开花、怎么老去、怎么凋零的故事。现在没有男人在她身边了,爱她的那些男人都已经离去。他们一个一个地离开她,或者说早晚要离开,盛宴一点一点变得残缺。
而我现在,已经找准了说这些故事的调子。
有谁愿意听一个女人的上个世纪呢。时间过得这么快,人们这么忙乱,哲学这么多,生存的技术和艺术每天都在变化。
每次我看到他们的笑脸,我都迟疑。他们的脸今天是笑着的,也许忽然某一天,像一首诗里说的,就会扭过头去,情人也变作仇人了。
黄昏还没有开始,天阴着,一个散漫的午睡刚刚醒来——就像我,抽一支烟,把腿伸长了,靠在沙发上看天花板。有时候人会在生命奔跑的瞬间忽然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所认识的人,爱的和恨的,伤害的和被伤害的,过去了的和必须守在身边的。人生陷入某一种僵局,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有时候你必须听从某一种宿命,那是一种怨也怨不得、躲也躲不开的惯性和定数。
窗外正是新世纪第八年的六月的夏天。二十年以前,如果也选择在一个六月的夏天俯瞰北京,其实是一幅暗蓝色的风物图:中轴线上的帝王建筑散发暗金光芒,显得触目惊心。街道像鱼脊骨一样向双边辐射,四周的高低轮廓是一些不起眼的老槐树,像一张宣纸被洇湿了边缘。被辐射的老旧房屋,带了新装的生分、掺了假的华丽——那里面曾经有多少风流韵事、男欢女爱呢。不知名的人,一代复一代,一个个生老病死了。他们和我们,在一个叫作北京的地方前仆后继……终究,在时间面前,人们永远的同命相怜哪。
那个背对着门、穿着白底子黑圆点的无袖小衫、晚饭后坐在走廊里的人就是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夏天,北京的小区一片挨着一片,火柴盒的楼房一座挨着一座,全部是灰蒙蒙的,仅有绿意是楼前的草坪。草坪上总有打羽毛球的男孩子,那个高个儿的蹲过班,他其实比我还小半岁呢,每次我路上遇见他时,那家伙总是盯着我,没腔没调地吹两声口哨。他知道我妈妈是医生,远远地冲我喊:从小是吃卫生球长大的!从小是吃卫生球长大的!或者:自来卷,吃花卷!花卷不如自来卷!我小尖脸,肩膀纤瘦,梳两根辫子,发梢油润乌亮。我带着面无表情的表情,瞥他一眼,根本不搭理,然后掉头走开。
我常常记起那个夏天,楼下的孩子互相叫嚷起来。从他们的角度仰头在天上寻找,或许可以看见二楼的阳台上垂着一条晾干的大花裤衩,中间的那个男人的开口正在我头顶。如果他们的眼神好,还可以看见我的涂抹着紫药水的膝盖,短裤管下是两条茁壮的腿。我因为暑假总去游泳,腿晒得特别黑。
那一年我究竟是十几岁呢,十五岁,还是十七岁?那时候的夏天是清香的。下过雨以后,空气中弥漫着榕树花被打落一地的冷湿气。我的耳根边上,有六月的过堂风汩汩吹过。几捋头发腻在脖子上,我懒得拿手巾,用肩膀子胡乱一抹。
电影院正放美国电影《爱情故事》。女主角叫什么我忘了,我房间的饼干筒上就是她。每一次我吃饼干,都梦想着有她的化妆——戴着塑料耳环和涂口红,指甲上染着亮色。邢小胖就有一支很好的口红。她家住得离我很近。她姐姐读北大,经常带回《未名湖》诗刊给我们看。我们唱着卡朋特的《什锦菜》和《世界之巅》,也常常读那种叫作“诗”的分行的句子,唱罗大佑的《春天的故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