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那皈依”是指一种精神觉悟，是指在更高的峰巅，以更深的智慧回首浩瀚红尘。应该说《末那皈依》这本书是本世纪初的一部很重要、很有特色的心灵史、精神史、学术史。这里没有什么框架体系，也没有什么“宏大叙事”，有的只是瞬间一觉、人间挚情、心灵交汇，然而，这就是构筑人类历史最可宝贵的原材料，是串联崇高殿堂的散见的珍珠。

作者钱文忠是季林先生的关门弟子、中国仅有的几位精通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无锡钱家的后人。本书稿为作者的一本学术随笔集，以季羡林、王元化、钢和泰等学术大师及钱刚、李铮等中年学者为线索，以生动的文笔、饱含的热情为我们勾画了一幅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简史。书中既有对季羡林、王元化、黄侃等大师的评述、肯定，也有对沈曾植这样有争议的人物的重新重治，还有对陈三立、赵元任、郑振铎、周一良等先生的侧面描写，极大地丰富了这些学界前辈的形象。

序

一生为东方文化招魂——季羡林先生学术思想评述

“必须有心的光明”——王元化先生学术思想评述

牛岛鲇子女史

井上大卫教授

回归巴别塔之前

冥顽与愚痴

沈曾植其人其学

神州袖手人陈三立

男爵及其幻想：纪念钢和泰

侠儒经师黄季刚

书信里的陈寅恪

风住尘香花已尽——韦莲司·胡适·杨联陞

赵元任的笑与哭

江流世变心难转——吴宓先生的伟大悲剧

郑振铎与战乱中的文献

智慧与学术的相生相克

红与黑——从周一良先生《毕竟是书生》看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历程

“毕竟是书生”——纪念周一良先生

忆丹枫先生

娑罗耆宿朱西邨

一位没有著作的学者与作家——纪念李铮先生

呕备心史随人去：送钱钢兄远行

附录一 《瓦釜集》后记

附录二 无用之物方有大用

附录三 钱文忠：国学不是国产“心灵鸡汤”

后记

留德十年

1935年，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互换留学生合同。由于先生在清华主修德语专业，四年成绩全优，一申请即获通过。同年秋，入哥廷根(Coettimgen)大学，主修(Hauptfach)印度学，副修(Nebenfach)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

先生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有深沉的理由的。从学术大潮流来看，清末以来天竺圣方一直是中国知识人除了西方、日本之外的另一个关注点。黄侃曾在《蕲春黄先生语录》中概括道：“近人之病有三：一日郢书燕说之病，一日辽东白豕之病，一日妄谈火浣之病。”章太炎、苏曼殊等皆可为例，他们甚至还都研习过梵文。从学术小环境来看，陈寅恪、汤用彤先生将西方的东方学和中国传统考据之学加以结合，开辟了新的学风，对有志预流的青年学者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就先生个人而言，早就立下志愿：“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真有本事，就应去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决意不作有关中国的题目，甚至也不考虑将汉学列为副修，以节省精力。这种做法和当时留学生的风气迥异。连在清华时即著才名的乔冠华为了早得博士，也不惜如鲁迅所讥讽者以庄子为论文题目。乔固非不能者，尚且如此，他更无论矣。

先生师从哥廷根著名学者瓦尔德施密特(Waldschmidt，陈寅恪先生译作“林治”)、西克(Sieg)、布劳恩(Braun)等教授研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短时间学过希腊文、拉丁文。留德十年的大半时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生活非常艰难。用先生的话来讲：“机声隆隆，饥肠雷鸣；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但是，先生则“积稿盈案，乐此不疲；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认为，这十年是自己学术生涯中的黄金时段，以后再也没有过了。

1941年，先生以全优成绩通过口试和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导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论文题目是“Die Konjugation des finiten Verbums in den Gathas Mahavastu”(《(大事)迦佗部分的动词变化》)。《大事》系用佛教混合梵语写成的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向称难治。先生是全面系统研究该部分动词形态特征并加以总结的第一人。此文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西克教授认为极好，而且连克劳泽(Krause)教授也赞不绝口。克劳泽是比较语言学界的非凡人物，自幼双目失明，却有着惊人准确的过耳不忘的记忆力，掌握数十种语言。他对先生论文中有关语尾-mathe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高评价。因为古希腊文里也有类似的语尾，所以，先生博士论文的成果对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意义。

在这段本身不算太长的黄金时段的余下的近五年时间里，先生还用德文在哥廷根重要学报上发表了好几篇经典性论文，篇幅之大都接近甚至超过了专书，得到了学界的极大重视，几十年来反响不绝，从而奠定了先生印度学、佛教学、吐火罗语研究的权威地位。1944年，先生出版了引起半个多世纪讨论的名作Die Umwandlung des Endung-amin-o und-u im Mittelindischen(《中世印度语中语尾-am向-o，-u的转换》)。这项研究的贡献在于，先生发现并且证明了这种语尾转换乃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罗语的特点之一。此书在发表后不久即引起轩然大波，美国著名梵学家艾哲顿(F. Edgerton)在1953年出版的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及字典》)的导论部分用了好几个章节的篇幅来与先生争论。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跨越了半个世纪，以后还有论文加以讨论。在先生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后的1949年，实际上先生于1945年回国前已经完成而留在德国的一部论著由瓦尔德施密特教授的安排在哥廷根刊行，这就是名著Die Verwendung des Aorists als Kriterium fuer Alter und ursprung buddhistischer Texte(《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判定佛典年代和起源的标准》)。在其中，先生指出并且证明不定过去式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半摩揭陀语的一个语法特征，文章的意义在于为在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信史传承的印度历史背景下，判明佛教研究所必须了解的佛典年代和来源地提供了相当可靠的语文学方法。这项成果一直备受学界重视。1980年，先生访问日本。由于先生受多重因素限制，多年以来被迫中断了对该领域的研究，因此，当时的日本学者虽然都知道先生是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但是对先生与印度学的关系却不甚了了。日本梵学大家原实教授借着酒意问道：“听说您在德国学过梵文，教授是哪一位？”先生答道：“在哥廷根，教授是瓦尔德施密特。”原实教授接着问：“您或许就是那位研究梵语不定过去式的dscHi Hian Lin(先生名字的德语拼法)？”据后来到北大师从先生获得博士学位的日本优秀梵文、佛教学者辛岛静志教授回忆，事后，原实教授对他说，他简直不能相信，40年代就发表了两部德文专著、推动佛教混合梵语研究的学者，三十多年后竟坐在自己面前。

……

P3-5

我认识文忠已经十五六年了，当时他是一个刚过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是季羡林先生很是看重的弟子。一谈之下，就感到这个年轻人不仅聪慧过人，而且博闻强记，知识面之广，很是令人吃惊。当时很为先生庆幸，终于获此理想之传人!私心认定文忠一定能在先生的培育下，领军于中国新一代杰出学者。

不想世事多变，虽经我们多方奔走努力，文忠毕业后仍然未能留在北大继续他的研究，如此人才流失，令人痛心疾首，无疑是北大的一大损失!此后，文忠流落京沪，连登记一纸平民户口亦数年而不可得！1999年，我去香港教书，无意中读到1999年7月的《香港书评》，一则大标题赫然在目，是“中国学术界的希望——《瓦釜集》及其作者钱文忠”!文章对文忠的学思历程作了简要介绍，最后说，很多人以为陈寅恪、钱钟书之后，中国学术界后继无人，而今，“有了钱文忠这样的青年才俊，顿时令人觉得中国学界还是有希望”。我认为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

1990年，文忠离开北大后，我们仍常有往来。因他梵文造诣颇深，我在讲佛经有疑难时常向他请教。今年9月由孔子基金会在北京召开“季羡林研究所”成立大会，我虽在病中，但这个会必得参加。主持人临时让我讲几句话，由于我全无准备，一时不知讲什么好。我未曾直接上过季先生的课，但一向视先生为我最敬重的老师。要讲先生的为人、为学，也许几天也说不完，突然想到孔子总结他自己为人、为学的两句话：“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我想，用这两句话来概括先生也是很恰当的。在谈到先生的“诲人不倦”时，我提到新任命的“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钱文忠，认为文忠的古今中外学术和多种语言基础都有条件足以步先生之后尘，使先生的为人、为学都得到继承，并发扬光大。近日粗读文忠的《末那皈依》更感到我以上的信心和期待不会错!

“末那皈依”是指一种精神觉悟，是指在更高的峰巅，以更深的智慧回首浩瀚红尘。应该说《末那皈依》这本书是本世纪初的一部很重要、很有特色的心灵史、精神史、学术史。这里没有什么框架体系，也没有什么“宏大叙事”，有的只是瞬间一觉、人间挚情、心灵交汇，然而，这就是构筑人类历史最可宝贵的原材料，是串联崇高殿堂的散见的珍珠。如果历史不是先有“构架”，后找事实“填充”，而是从事实碎片出发，汇集为历史洪流，那么，文忠书中极为宝贵的历史片段就是建立历史大厦的砖瓦木石。清末以来，由于西学的输入，中国学术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型期，总结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学术的发展无疑对中国学术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文忠的文集定名为“末那皈依”可能即有此意。这本文集对清末以来的众多学者进行了个案研究，不仅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而且自内而外，对他们的心态思绪、为人风范都作了他人力所未逮的历史分析和情感分析，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百年来，我们已有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有钱穆的同名著作，这对我们研究清初至民国初年的学术史很有帮助，但我们还没有一本对清末以至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研究的书。特别是百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学术文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与此同时，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有了不可忽视的新进展；又加以近日新出土文献之丰富，及对其研究的重大成就，也许，可以说我们已经到了可以撰写一部《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时候。这将会大大推动我国当今的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使我们得以从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20世纪传人的西方学术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进入以创新、开拓为本的“接着讲”的新阶段，也是中国学术文化将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阶段。我认为文忠将是撰写《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最佳人选之一。我们期待着能早日看到他为总结中国百余年学术发展做出划时代的贡献。

《瓦釜集》是1999年由文汇出版社刊行的，选收的文章大致都是我专业范围之外的“杂文”，绝大部分是我二十多岁时写成发表的。

光阴如梭，一晃已是六年。在这六年，尤其是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心境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对生活的认识和以往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就写作而论，过去当然未必有佳足述，如今更是无论就专业领域而言，还是在“杂文”写作方面，都实在乏善可陈。至于写作以外的生活，却因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形态而感到愉悦。

因此，在编这本集子时，我的内心并没有整理《瓦釜集》的快乐和愉悦。但是，我的陋习未变，那就是，总不愿意自己的生命就如过眼云烟一般消散，总还想留下一点痕迹，以便在将来系住回忆的绳缆。

这本《末那皈依》和《瓦釜集》稍有不同，所收的二十一篇文字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旋律也只有一个：怀逝者之风，慕健者之雅；感师长之恩，念友朋之情。如此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末那皈依》所收的文字，有六篇已收入过《瓦釜集》。照理这是应该尽量加以避免的，之所以还这么做，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瓦釜集》早已售罄，时常还有人提及；而所收的几篇，又都是谈人物的。

书后的三篇附录，无非是为了偷懒，可以不另费笔墨，而让读者了解我和同龄人不太相同的过去经历和现在心态。

至于书名，既称不上微言，更没有大义。“末那”系梵语manas的音译，含义很是复杂，这里取其“精神”一义；之所以用“皈依”入书名，除了大家熟悉的意思外，还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李颀《宿莹公弹房间梵》的“始觉浮生无住着，顿令心地欲皈依”。也是如此而已。

我对出版本书的上海书店出版社表示深深的谢意。

钱文忠

2005年10月4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