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文化现象杂说》、《兰畦之路》、《“道”是什么？》、《文学的极致境地》、《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年画的发现》、《传媒·幽默·历史》、《不能忘记老朋友》、《杨刚之死》……本书收录了贾平凹、舒乙、李国文、李元洛等30多位作者的随笔佳作，供读者朋友们欣赏。

选编者从《随笔》、《读书》、《人民文学》、《美文》、《书屋》等数十种品牌报刊中，精心挑选王蒙、贾平凹、舒乙、李国文、李元洛、杨天石等30多位作者的30篇随笔佳作，文化资质丰厚，使本书保持相当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在秉持随笔特有的思想锋芒和问题意识的同时，力求从历史反思和本土社会现象中寻找思想资源，成为2009年随笔作品的最大亮色，也是本书最具价值之处。

1919：一个人和他的国家

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

读伯希和敦煌藏经洞笔记

中国人是如何由白变黄的

美国经济也在“国有化”吗——兼论我们怎样对待外国经验

皇权——中国的逆现代性

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

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何处可以安然居住？——鲁迅和他生活的城市

“五四”与问责“五四”

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

文化现象杂说

杨刚之死

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

也说汪曾祺

当下社会的文学立场——在成阳的一次文学讲座

兰畦之路

年画的发现

我为戴厚英编辑《人啊，人！》

“道”是什么？

诗经别意

玉屑集

杂感八则

传媒·幽默·历史

一言难尽陈子龙

文学的极致境地

少年英雄与文雄

悲哉，上将军

不能忘记老朋友

两汉鬻爵考略

蒋介石在日记中如何反省

《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

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

罗志田

近代中国是个全方位的“过渡时代”，出现了共和政体取代帝制这样几千年才有的巨变。这一转变是个发展的进程，发生在辛亥年的政权鼎革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基本上贯穿了包括19—20世纪的整个近代，到现在恐怕仍在延续之中。辛亥前的废科举是后来政权鼎革的铺垫，与此密切关联的，就是一些趋新士人开始推动的“去经典化”努力。社会上四民之首的士不复能产生，思想上规范人伦的经典开始失范，演化成一个失去重心的时代，最终导致既存政治秩序的颠覆。

近代日趋激烈的中西文化竞争有力地支持了读书人的“去经典化”努力。问题是任何“经典”都不仅局限在象牙塔里，也存在于老百姓的人生日用之中。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使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学问”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怎样治学，都成为需要思考和梳理的问题。甚至“读书”这一带有象征性的行为，也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不论在社会还是思想层面，以及新兴的学科体制层面，与“读书”行为相关的一系列范畴，都面临着重新规整的需要。

这样，“读书人”自身也不能不经历着从身份认同到行为取向等方面的波动。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形象，都面临重新界定和重新认识的需要，而其行为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不论是精英还是边缘读书人，都徘徊于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之间，往往一身而兼有士人和学人两种身份认同，有时欲分，有时又感觉难以切割为二。

过渡时代的读书人

在中国传统之中，“读书”是一种具有特定涵义的行为方式，而不仅是一种直观意义的阅读书籍或与技能性学习相关的行为。它更多强调一种不那么功利、目的性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的持续学习(所以为官者需要聘请专业化的师爷)，是一种追求和探寻无用之用的努力，以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改变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参见孟子所说的“恒产”与“恒心”的关系)。

我所谓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是相对于“学”而言，也包含从政议政。以前这类责任与读书治学本无冲突。传统士人不论是否用世，都像躬耕陇亩的诸葛亮一样，随时为“澄清天下”作着准备。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政与教息息相关；用张之洞的话说，国家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或许受到近代西方出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学人之分的影响，民初人开始提倡学者最好不做官也不论政的取向。但西方也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而上述中国传统观念仍影响着众多读书人。

以前的士人是进退于江湖和庙堂之间，虽然也有所谓乡曲陋儒，但若以理想型(ideal type)的方式表述，则士人进退之际，基本保持着“天下士”的胸怀。与之相比，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之间，已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不过，传统的现代影响，仍处处可见。很多读书人的确希望做一个疏离于政治和社会的专业学人，而近代又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国家一旦有事，他们大多还是感觉到不得不出的责任：少数人直接投身于实际政治或反向的政治革命，多数人则不时参与议论“天下事”。

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此即最能体现。但这种恢复性的再现又是处于典范淡出之后的语境之中，因而更多是一种无序的再现。如麦金太尔所说，由于赋予其意义的语境已经不再，许多被继续使用的关键性词语仅仅是先前概念体系的断裂残片。不仅术语，行为亦然。时代背景既然与前不同，那些参政或“议政”的读书人总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仿佛离了本行，往往不免带点欲语还休的意态。  与经典的淡出直接相关的，是清季民初一个延续的争论，即究竟是学术思想决定风俗政治，还是相反。梁启超和多数人赞同前者，而章太炎则反是，他认为“政治本来从阅历上得来的多，书籍上得来的少”。故政治学者未必能做政治家，实际政治中的英雄伟人也不曾讲究政治学。他通俗地指出：“袁世凯不过会写几行信札，岑春煊并且不大识字，所办的事，倒比满口讲政治的人好一点儿。”

在一定程度上，太炎似乎在提倡某种现代意义的“学术独立”，特别是让学术独立于政治；然而这一思路后来却成为参与实际政治者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即只有从政治上根本改变现状(更换政权)，才能谈到其他方面的转变。而另一些提倡思想改造者，则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以再造中国文明。

或可以说，“学术思想”与“风俗政治”的关系成为一个思考的问题，恰是趋新读书人“去经典化”努力的结果。以前“风俗政治”都在“道”的指引之下，“道”的意义虽有灵活波动的一面，但大体意旨仍是明确的。重要的是“道”以经典为载体，若对“道”的意旨有任何不明确，正可从经典中寻觅。 “去经典化”之后，“风俗政治”便处在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之下，而“学术思想”则扮演着一种身份似明确而意义不确定的角色：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经典的替代物，但其究竟是否能够承担以前经典所行使的功用，以及怎样完成，的确都还是问题。

章、梁的观念虽对立，其思路仍相近。不论是学术影响政治还是政治决定学术，最后仍落实在具体的个人和群体之上。甲午后日益响亮的口号是“开民智”，但四民社会解体的结果是士人原本具有的楷模地位动摇，庚子后政府已被认为不能救亡，那么，这个任务由谁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