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在我社出版六卷本《张鸣精品集》之后的又一本全新的历史文化随笔集。张鸣教授在六本精选集的梳理和沉淀之后，取得了写作上的很大进步，更加关心现实，社会责任感更强，叙述视野更开阔，也正因此，其社会影响力持续上涨。本书精选其2007年大量新随笔当中的数十篇精华，展示一个更开阔、更热血、更有担当的教授形象。

本书的作者以切肤之痛批判高等教育官本位的严重性、黑暗性、腐败性。

对当下问题的关注比较深，击中要害，对高校体制的批评上表现得很充分。

读作者的文章既可以做轻松的享受，也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识。可以说是读史的捷径。

从历史到现实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有关五四的一点乱弹

 失败的自治话柄和古老的大一统难题

 给西太后讲立宪

 明君的昏事

 政治里的巫术

 官家大戏场

 金字塔习惯性颠倒

 风月与官场

 两个糊涂丞相的故事

 马屁也不易

铁面法官手里的“冤案”及其他

 廉吏酷吏与忠狗

 一根筋的人出故事

 中国式会议的基本法则

 关于选举的乱弹

 民意何如官意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文人有什么用

 美国人的“中国戏”

 关于洋人跪拜的那点事儿

那座中西合璧的牌坊

 马桶与茶壶的旋律

 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

 古人的选美比赛

 弄不好，自己被自己忽悠了

富不出三代的魔咒

从现实到历史

 哭笑不得的姓氏

 荣誉和面子的闲话

 市场世界与封面美人

 正常社会的不正常话题

 廉租房与黑社会

 “遭人喜欢”的黑社会

 速成病及其经济

 大赌伤身

 “好人好事”是一种大家浪费的稀缺资源

 高处的拥挤

 马屁与露丑

 “派头”迷幻药

 神不迷人官自迷

 非常态的“政治学”

 权力的栅栏

 监督与分肥

 胥吏、积极性和高薪养廉

 “摆平”“摆平术”和“摆平文化”

个人记忆

 那一夜，童年走了

 读书：从饥渴到惯性的轨迹

 有这样一位右派

 决斗——并非人类的故事

 猪的聪明以及谋略

 一个厚道的儒者和他的文字

 走马观花看凤凰（上）

 走马观花看凤凰（下）

 冷寂的共乐园和热心的唐绍仪

 心平气和说历史

品评教育

梨子和橘子的奇遇

“手搏状元”及其他

 科举不能走

武夫军汉办大学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不识字的好处

 高校大跃进的困局与危境

 学界知识官僚的幸福生活

 学者变脸：官僚与市侩

目光如豆的大人们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想法，至少这种想法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地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而前者，五四运动应该不会在他生活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总能联系到他。五四运动发生时，他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愤过一次。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的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但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间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运动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一次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五千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他写道：“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发挥说：“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制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这番热闹指什么，应该就是指五四。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纲上线。当然，我相信，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一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1920年4月19日）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有这种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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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做笔记，是老一辈人教的规矩，可惜我能看书的时候，没有人这样教过我。读书动笔，是从抄书开始的。“文革”后期，能读点什么的人，都很寂寞，因为没书可看。很多人抄写手抄本小说，我则抄我喜欢的书。那时的手抄本，有些是有点“颜色”的，写爱情的，写男女之事的，比如《第二次握手》《少女的心》之类；有些是粗劣的破案恐怖故事，比如《梅花党》《恐怖的脚步声》等等。我不抄这些，因为此前看过不少世界名著，什么《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猎人日记》等一堆。跟这些名著相比，当时流传的手抄本，实在是太“小儿科”了。记得我当时抄的最多的是诗，有整首的，也有片段；中国古代的居多，也有外国的，比如莱蒙托夫，比如马雅可夫斯基。中国现代诗人的诗也抄，那时候我最喜欢的诗人是郭小川，没想到，多少年后，我跟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成了朋友。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如果恰巧读过点书的话，多半都会做诗人梦的，我自然不能例外，一有空，就拼命地写诗。

抄书，因为这些书都不属于我，想要让书中的文字跟自己相处久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抄。小说流传速度很快，一本几百页的大部头，上家传下来供你看的时间，无非是三四个小时，下家还等着哪，这点时间，翻过一遍都勉强，怎么可能去抄？能抄的，也就是别人不看的一些书，相对借阅时间要长很多。

凡事养成习惯，就容易成毛病。没书看的时候抄书，等到有书看了，手还是停不下来，整本抄的傻事不干了，但看到喜欢的地方，还是忍不住要摘下来；再进一步，有点感想，随手记下来。后来读研究生，老师说读书要动笔，做读书笔记，不动笔不读书，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一直做的，居然暗合古来读书的规矩，大喜。

后来，把自己随手记的读书笔记，整理一下，投给报刊杂志，居然能换来稿费的时候，“大喜”变成“大喜过望”。

下面的这些文字，都是去年一年积累起来的读书笔记，都变成过铅字，换过银子了。跟以前一样，每篇文字都很短，不是我喜欢短，而是我这种随感式的读书笔记，基本上长不了，恰好报刊上也喜欢用这种短稿子，两下一凑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有人说，我的文字，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其实不是。倒是在报刊上都能找到，但真要找起来，也有点难度。

我多次说过，读书是我的习惯性的日常行为，就跟吃饭睡觉一样，能用这样的日常行为换来银子，当然是个令人高兴的事。但反过来，如果换不来银子，而且还费银子，像我从前很多年那样，也没什么不高兴的。人在社会上混，总要有所凭借，即便拉车，也得有把子力气。我的凭借，就是读过一些书，而且会读书，这是一种很微不足道但却很基本的本领。我一向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了这么点基本而卑微的本事，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立足，不仅养活自己，而且还可以活得不错。

当初在农场做兽医的时候，我是全场兽医中唯一一个从来没有经过培训的。那点劁猪骟马、喂药打针的知识和手艺，基本上是我从书上看来的，看了就比划，笑话出过不少，但毕竟我把活儿顶下来了，没耽误什么事儿。上大学学的农业机械，虽然我一丁点都不喜欢，但我学的还算不错，四年平均下来，分数在90分上下。我相信，如果非让我干这行，我也能做一个不错的工程师，因为，我会看书。

感谢上苍，没有让我去做某项技术活来养活自己，从而免去了啃那些技术性的报刊书籍，以增益技能。可以随心所欲地看自己喜欢看的书，随看，随写，写出来变成书，还有人喜欢看，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在学界，我是一个公认的喜欢找历史“边角料”的人，其实也不是我特意去找，因为读书不拘一格，看得很杂，看的多了，别人不注意的边边角角的东西，自动就出来了，躲都躲不开。既然躲不开，就得想想，说上几句话。越是感觉奇怪的事情，就越是要想。每次下笔，想的工夫是最多的，也最苦，想通了，文章也就出来了。有很多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边角料”，其实琢磨起来，里面有东西。比如拉屎撒尿，放在不同的地方，各有名堂。处在转型中的中国城市，这个古老的问题涉及市政建设的现代化，也有关人的习俗现代化；搁在古代科举，会涉及作弊以及考场文化。士兵都会打枪，但晚清到民初，中国士兵的枪法却普遍地不敢令人恭维，一开仗，放枪多半是为了壮胆，这里面既是一个军事现代化过程的习惯问题，也有国人现代化学习过程中的对细节马虎的老毛病。

在历史的“边角料”里，还有一些出人意料的货色，本身就令人忍俊不禁。比如晚清时节，很多国人都喜欢传打进中国的洋人，在中国开科取士；八国联军占了北京，文人非要说是一个妓女豁出身子救了全城的百姓，好像她不豁出来，人家就要屠城似的；一个国军师长，部下军官，居然都用的是妓院里的杂役；目不识丁的督军，偏要写诗，而且还印出来出版……这样的事，单单开列出来，叙述清楚，当然也会有人看，但要我写，就必须说出点名堂来——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我写这些杂碎，就是为了“为什么”这三个字。写者姑妄言之，读者姑妄闻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