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场美国大萧条震动了世界。是“自由放任”之罪？抑或是“过度干预”之弊？怎样的人为动机使得经济数据发生了变化？

历史轮回之际，商业周期理论是否依然有效？8000亿救市美元何时生效？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应当扮演何种角色？而我们，又当如何面对当下的危机？

《美国大萧条》解读20世纪初美国经济灾难的前因后果，探究经济世界繁荣与衰退交相罔替的来龙去脉。

《美国大萧条》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重要著作。作者根据米塞斯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细致而全面地分析了美国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经济状况，对那场发生在上世纪初的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巴斯罗德认为那场大萧条不是因为政府实行了“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引起的，而恰恰相反正是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使然；对于金融领域，巴斯罗德采取了反中央银行的立场，批评了中央银行违背金本位原则，而对金融货币领域加以干预的做法，认为这样对长期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致谢

第五版序言

第四版序言

第三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

第一部分 商业周期理论

 第一章 关于周期的实证理论

商业周期与商业波动

问题：一连串的错误

解释：经济繁荣与萧条

萧条的次要特征：通货紧缩引起的信贷收缩

政府应对萧条的政策：自由放任主义

阻止萧条

奥地利理论中有关商业周期的诸问题

 第二章 凯恩斯主义对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批判

流动性“陷阱”

工资率和失业

 第三章 对萧条的其他解释：一个评论

普遍的生产过剩

消费不足

加速原则

“投资机会”的缺乏

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

信贷性质说

过分乐观和过分悲观

第二部分 通货膨胀下的繁荣：1921-1929年

 第四章 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

货币供给的定义

贷币供给的膨胀，1921-1929年

通货膨胀的产生，1：准备金标准

通货彭胀的产生，2：准备金总量

国加通货

贴现票据

买入票据—承兑汇票

美国政府证券

 第五章 通货膨胀的进程

对国外信贷

帮助英国

危机到来

 第六章 经济理论和通货膨胀：经济学家和平抑物价的诱惑

第三部分 大萧条：1929—1933年

 第七章 萧条的序幕：胡佛和自由放任主义

胡佛干预主义的发展：失业问题

胡佛干预主义的发展：劳工关系

 第八章 萧条开始：胡佛临危授命

白宫会议

扩张信贷

公共建设

新政的农业计划

 第九章 1930年

进一步通货膨胀

斯穆特—霍利关税

胡佛在1930年后半期

公共建设的激烈争论

政府的财政负担

 第十章 1931年——“悲剧性的一年”

美国的货币状况

政府的财政负担

公共建设和工资率

维持工资率

移民限制

自愿救济

胡佛在1931年第四季度

商界中集体主义思想的传播

 第十一章 1932年的胡佛新政

税收的增加

支出还是节约

公共建设的激烈争论

RFC

政府救济

通货膨胀计划

通货膨胀的激烈争论

胡佛先生向股市宣战

住宅贷款银行系统

破产法

反对移民

 第十二章 胡佛任期的结束

对财产权的侵犯：不可避免的通货破产

萧条期间的工资、工时和就业

总结：胡佛政绩的教训

附录 1929—1932年的政府和国民产值

英汉译名表

译者后记

第一部分 商业周期理论

第一章 关于周期的实证理论

对商业周期的研究，必须基于一个令人满意的周期理论。不加“预判”而只关注成堆的统计数据，这是没有意义的。周期发生在经济世界中，所以一个有效的周期理论必须与普通经济学的理论相结合。然而，这两种理论的结合，即使是尝试性的结合，也显然只是一种例外，它并不是经济学中的常规。近20年来，经济学已经被很糟糕地分割成一系列互不关涉的部分——各个领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只有在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米塞斯(Ludwig yon Mises)的理论中，周期理论才与普通经济学相结合。

大多数研究周期问题的专家都认为将周期问题与普通经济学相结合是不可能演绎出来的，而且这种方式也过分简单，所以他们不采纳这种方法，也因此(有意无意地)摒弃经济学本身。如果一个人炮制出一套周期理论，这理论与普通经济学几乎无所关涉，那么普通经济学则必然是错的，它在解释重要的经济现象时也就显得全然无用了。不说别人，单是那些制度主义者——这些纯粹的数据收集者——便很欢迎这样的结果。然而，即便是制度主义者，他们有时也必须运用理论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实际上，他们总是将直觉和洞见等混杂在一起进行研究，而这种混杂物是将各种理论领域中的成分毫无系统地拼凑在一起。极少有经济学家认识到米塞斯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正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它实际上与经济学体系中极具普遍性的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事实上，米塞斯的理论通过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研究，对干预自由市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米塞斯理论的追随者在捍卫自己主张的过程中显得过分谦逊；他们通常宣称：在对商业周期进行合理解释的众多理论中，这种理论只是其中的一种，同时每种周期都适合用一种特定的理论解释其成因。这里，与在其他领域一样，米塞斯的追随者错误地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由于米塞斯的理论根源于普通经济学，所以它是惟一能够正确解释周期现象的理论。如果我们不想抛弃普通经济学理论，那么对于那些不能与普通经济学相结合的理论，我们必须将之抛弃。

商业周期与商业波动

首先，区分商业周期和普通的商业波动显得很重要。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充满了持续无尽的变动，这种变动事先不能被准确描述。人们试图尽量准确地预报变动，但是这种变动不能被简化成一门精确科学。企业家忙于预测市场的变化，包括供给和需求的情况。越是能够成功获取利润的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测也就越准，而不成功的预测者只能半途而废。所以，自由市场上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也就是那些最善于对未来商业环境进行预测的人。但是，这种预测从来不是完美的，对未来的判断是否精确，也将一直成为判断一个企业家好坏的标准。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么在商业活动中也就不会有什么利润和损失了。

就这样，变动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内持续不断地发生着。消费者口味的变化；时间偏好的变化以及因时间偏好所产生的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变化；劳动力在数量、质量和地点上的变化；自然资源的发现或耗尽；技术变化对生产能力的改变；各种天气条件对农作物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变动都是任何经济体系中的典型特征。事实是，我们很难想像出一个没有变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完全同样的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数据发生变动。而且即使我们能够想像出这样的一种社会，我们也要想一想，是否人们就愿意在这种状况下生活。所以，期待每种商业活动都趋于“稳定”，就好像变动从没有发生过，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实际上，使波动变得“稳定”或者说“消除”波动，这都是根除理性的生产活动。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一个地区每七年遭遇一次蝗灾。那么，每七年人们就要开始为灭蝗做准备：生产灭蝗设备，雇用接受过训练的灭蝗专家等等。显然，灭蝗业每7年要经历一次“繁荣”，而其他六年将面临“萧条”。那么，如果人们为了使灭蝗业得到“稳定”，坚持每年生产同样多的机器，也不管这些机器会不会生锈，会不会被人废弃，这样就能管用了？在为了“稳定”这样的口号下，难道人们就必须在需要机器之前就生产机器；在需要人手之前就雇用他们；或者，相反，在需要机器的时候却要延期生产它们？如果人们需要更多的汽车，而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房子的时候，为了稳定的目的，难道他们就必须仍然购买房子而不能购买汽车？正如F．A．哈珀(F．A．Harper)博士所说：

这类商业波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能发生。比如，一年中的不同时节，草莓的丰收都可能产生剧烈的市场波动。难道我们就应该在暖房中生产足够多的草莓使得整年的草莓业都能获得稳定。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特定的商业波动随时在发生。没有必要求助于任何特定的“周期理论”去解释这些现象。它们只是经济学数据变动的结果，它们也完全可以通过经济学理论得到解释。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将普遍的商业萧条归咎于由“建筑业萧条”或者“农业萧条”导致的疲软。但是特定行业的衰退不能导致普遍的萧条。数据的变化可能同时导致一个领域内生产活动的增加，另一个领域内生产活动的减少。这里，我们还不能解释普遍的商业萧条——这才是真正的“商业周期”现象。假设因为消费者口味的变化和技术的改变，使得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转向了对其他商品的需求。许多人认为：因为农场主将购买更少的商品，而那些在向农场主提供商品的行业中工作的人，也将随之减少购买，以此类推，农业的萧条将导致普遍的萧条。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恰当的。这里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人们生产消费者所青睐的商品，那么他们也将生意兴隆，而他们的需求也将增多。

P31-34

本书第一版出版已过去数年了，经济学家们觉察到商业周期又重新出现了。在60年代他们许诺，只要政府执行凯恩斯主义和其他复杂的政策，商业周期将会消失，这让人想起20年代，当时人们也是这样宣称新时期来到了。这场萧条大约是从1969年11月开始的，人们很容易就能感觉到它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此文的写作开始了，而这场大规模的萧条还没有让人看到任何恢复的迹象，如果有人提醒说，商业周期依然存在，那么这刺人耳目的话语也告诉我们这场萧条应该是有益的。

现在的这次经济衰退，其特征是消费品价格在整个衰退期发生持续大幅上涨，这令人惊奇，更让人无法高兴。在传统意义的周期中，价格在经济衰退期或萧条期下跌，尽管这样一个时期令人忧郁，但价格下跌总是受人欢迎的，消费者可以借机获得实惠。然而，在现在这场经济衰退中，这一良机却并不存在，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造成的恶果，消费者只能一并承受。

不管是完备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还是今天的“货币主义”学派，它们都没能预测出“通货膨胀下的经济衰退”这一现象，也没能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而本书涉及的“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不仅能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而且它还告诉我们这是经济衰退的普遍趋势。因为，正如奥地利理论所示，衰退的本质是一种经济的自行调整，它清算了繁荣期造成的经济扭曲——特别是，资本商品在这些高级生产领域的过分扩张和消费品行业的投资不足。资本商品的价格相对下降，而消费品的价格则相对上升，这是市场重新将资源从资本商品行业引向消费品行业的一种方法。高级的资本商品生产领域已经过度膨胀，而且还伴随着大量不当投资，许多企业会破产，而相对价格和工资会收缩，这就使土地、劳工和资金这些资源流向了消费品行业，接着，一个能对消费者需求作出有效反应的体系重新建立起来，而这对于无干预的市场来说是必须的。

总之，在衰退期，相对于生产资料产品的价格，消费品价格总是在上升。之所以这一现象从没被人注意，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历次衰退中，物价发生了普遍下跌。例如，如果消费品价格下跌10％，水泥的价格也下降了20％，没有人会担心萧条期还存在“通货膨胀”；但是，在这个例子中，相对于生产资料产品的价格，消费品价格实际上上涨了。衰退期，物价普遍下跌是因为经济紧缩必然导致货币和银行的通货紧缩。但是，在最近几十年里，政府通过扩张信贷和银行准备金，确实预防了货币性的通货紧缩，货币供给量下降的现象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黯淡了。然而，由于政府消除了通货紧缩的影响，即使是在经济衰退期，普遍的物价下跌也不可能出现了。结果，在衰退期，消费品和资本商品之间的调整不会再次在轻度的通货紧缩中进行了。消费品的价格仍旧会相对上升，但现在，由于缺少了普遍性的通货紧缩，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就非常明显了。政府阻止货币性通货紧缩的进行，这也使公众无法从衰退中获得实惠：生活花费的下降。政府对通货紧缩的干预给我们带来了通货膨胀下的萧条，而这并不是我们所欢迎的。

由于重新强调了商业周期，60年代后期出现的“货币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领导下，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劲敌，而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是补偿性财政政策。在凯恩斯主义以前，经济学强调货币在商业周期中的重要作用，而芝加哥学派重新回到了这些主张上，从本质上讲，它只是重新强调了欧文·费雪和拉尔夫·霍特雷爵士在1910—1920年间提出的“纯粹货币”理论。遵从19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方式，货币主义者对“物价水平”与个别物价的浮动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人们认为货币因素确定了前者，而特定商品的供求关系则决定了后者。所以，对于货币主义者来说，货币因素不会对相对价格的变化产生重要的或者说系统性的影响，它也不会使生产结构扭曲。这样，尽管货币主义者认识到，货币供给和信贷的增加会引起普遍物价水平的上涨，但他们却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必须通过经济衰退来清除先前的繁荣期带来的扭曲和不当投资。所以，货币主义者也就不能给出一套有关商业周期成因的理论；商业周期的各阶段之间似乎并不存在联系了。

此外，在费雪和霍特雷的问题上，货币主义坚持将维持一个稳定不变的价格水平视为一个伦理学和经济学的主张。周期的本质被认为就是价格水平或升或降的运动。因为价格水平是由货币因素决定的，所以货币主义者坚持认为，如果政府保持价格水平不变，那么商业周期就会消失。比如，弗里德曼在他的《1867—1960(1963)年的美国货币史》中，就仿效他的老师，对本杰明·斯特朗大加赞赏，因为在20年代斯特朗始终维持批发价格水平不变。对于货币主义者来说，由斯特朗发动的货币和银行信贷的扩张，并没有造成什么不良影响，也没有导致繁荣和衰退交替的商业周期；相反，大萧条是由于斯特朗去世后所执行的通货紧缩政策造成的。这里，尽管费雪一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者和奥地利学派都把目光投向了货币在大萧条及其他商业周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二者对萧条成因的探讨以及由此得出的政策结论却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奥地利学派来说，20年代的货币性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萧条，又由于联储在30年代继续进行了进一步的通货膨胀，这使得这场萧条也进一步加剧(不当投资也得以继续存在)。而芝加哥学派却没有认识到是什么原因使得先前的繁荣后来走向了经济衰退，他们赞成20年代维持价格水平稳定的政策，而且相信只要联储在萧条期间进一步扩大货币供给，萧条就会被迅速治愈。

长远来看，在不受货币扩张干扰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当商品以及服务的生产能力和产量不断提高，价格水平必然逐步下调。无论何时，奥地利学派都主张避免货币性通货膨胀，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由市场继续发展，并消除商业周期造成的破坏。通过货币和信贷的持续扩张，芝加哥学派可以达到维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目的，但就像在20年代一样，这在不经意间会造成繁荣和衰退交替的商业周期，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人们已经领教了商业周期所能造成的巨大破坏。

默里·N．罗斯巴德

纽约，纽约州

1971年7月

《美国大萧条》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重要著作，其作者默里·N．罗斯巴德(1926—1995)也是当代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本书中罗斯巴德根据米塞斯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细致而全面地分析了美国20一30年代的经济状况，对那场发生在上世纪初的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书中的许多论点极为新颖。首先令我们惊讶的是，罗斯巴德认为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那场大萧条不是因为政府实行了“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引起的，而恰恰相反正是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使然。其次，对于金融领域，罗斯巴德采取了反中央银行的立场，批评了中央银行违背金本位原则，而对金融货币领域加以干预的做法，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对长期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除此以外，罗斯巴德的许多思想都非常独特而又睿智，这留待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慢慢品味。这里，还需一提的是本书的经济史研究方法，这也是罗斯巴德及奥地利经济学派喜欢强调的一点。与新经济史学派不同，罗斯巴德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不赞成将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数据的变化和制度的变迁上，他们认为经济史研究除了分析经济数据变化以外，还要找出是怎样的人为动机使得经济数据发生了变化，而这种人为动机又与历史中每个人或每类人的利益、思想、意识形态以及情感紧密联系的。这里，并不是说奥地利经济学派把经济史研究归于琐碎的事件分析而抛弃了纯粹的经济理论，恰恰相反，奥地利经济学派以货币理论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一套商业周期理论是相当成熟的。只是，这一学派的学者，比如罗斯巴德，认为历史并不能验证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因为经济史本身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因为历史的发展进程没有按照理论所预想的那样进行，就认为理论本身存在问题，因为历史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很可能是非经济学的。对于其他学派希冀通过经济史研究来证明自己理论的做法，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者显然是反对的，他们不赞成将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的关系简单地涂抹成“解释一验证”关系。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只有考察理论本身的逻辑推理才能得到检验。在这一学派的学者眼中，奥地利经济学理论是正确的，因为这一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人的行为学，也就是说这一理论是以人的最为自明的行为为基础，对之加以分析而推导出来的。而其他很多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假设前提的基础上，所以逻辑推导本身就存在问题，即使这些理论的预言与历史进程一致，也很可能只是巧合。所以我们看到，罗斯巴德在研究经济史时，绝不运用一种理论简单地附会历史。有关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论以及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

本书的翻译工作断断续续前后进行了四年，在此期间，得到了许多学友的帮助。在本书翻译的过程中，朱晓罕对翻译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本书的德文译名得到了胡蔚的帮助才得以译出；书中有关会计学的内容是在和曹颖杰反复讨论后才得以成文的。对于这些朋友的帮助，在此一一表示感谢。尽管得到了许多学友的帮助，由于译者的驽钝和浅薄，本书仍然不能算作一个完美的译本，翻译中的错误还希望各位前辈和读者向我指出，在此我也要向大家表示感谢。

谢华育

2003年6月15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