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的权威解读，口头传统研究者的必读书！

格雷戈里·纳吉通过比较语言学和人类学视野做出的精深研究，卓尔不群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模型，出色地回答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怎么样、何时、在哪里以及为什么最终被以书面文本形态保存下来，并且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缘由。

“荷马问题”已经困扰了无数代的古典学者。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是某一个人吗？是他在历史上的某一特定时期创作了这些史诗吗？还是说“荷马”的名字背后潜藏着经历了漫长的口头创编和传播过程的史诗传统及其影响？

格雷戈里·纳吉通过比较语言学和人类学视野做出的精深研究，卓尔不群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模型，出色地回答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怎么样、何时、在哪里以及为什么最终被以书面文本形态保存下来，并且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缘由。

他的模型吸纳了活形态口头史诗传统——其中某一歌诗的每一次演述往往都会涉及叙事的再创编——所提供的类比证据。这些证据意味着荷马史诗的书面文本源于一个演进的过程之中，在创编、演述和流布的相互作用下，我们今天所知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才日臻定型。当然，这肯定会挑战保守的正统观点，也会激发起热烈的论辩，纳吉的著作将是所有口头传统研究者的必读书。

“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总序

译者的话

序

导论

第一章 荷马与口头诗歌诸问题

第二章 荷马诗歌的形成及其演进的模型

第三章 荷马与荷马文本的沿革

第四章 荷马传统中作为范例的神话

跋

参考文献

内容索引

汉译本专名和术语小释

译者参考的主要文献

译后小记

帕里和洛德过去研究过口头诗歌，而他们的工作为解答演述（performance）这一首要的荷马问题提供了关键之道，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甚至可以说，他们所从事的口头诗歌研究，永远地改变了任何一个荷马问题的基本性质。

由于按口头的和诗歌这两个单个的词项去作推想会带来语义上的若干疑难，因而口头诗歌（oral poetry）这一术语可能还没有完全捕捉到字面背后的概念。尽管如此，口头诗歌作为一个合成的术语仍有其历史的有效性，因此帕里和洛德也将之用于指代他们当时正在引申的这一总称性概念。我建议继续使用这一术语，就理解而言，口头的（oral）并非只是简单地对立于书写的（written），而口头诗歌中的诗歌，在这里也被赋予了最为宽泛的语词含义；在这一表达式的上下文中，诗歌不必按唱（singing）或歌（song）来加以区别。如果口头确实未被简单地理解为书写的对立物，那么也可以表述为口头文学（oralliterature），这实际上是艾伯特·洛德曾经使用并捍卫过的—个术语。我要划清界限的地方是将“书写”这一习惯用法而不是“创编”应用到像荷马这样的人物身上。这一用法，稍后还将另有说明。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一篇文章是鲁思·芬尼根（Ruth Finnegan）的《究竟什么是口头文学？》（“What is oral literature anyway？”）从其标题中我们不难注意到有一种质疑的语气，正如芬尼根框定并展开阐述的那样。这与她可被理解的意向有关：作为一位专门从事非洲传统（Africantraditions）研究的人类学家，她力图拓宽由帕里和洛德发展起来的口头诗歌或口头“文学”的概念，以便将之运用到帕里和洛德研究的特定案例之外，当然也就是使之超越荷马并超越希腊文明。我们也会注意到，当一些古典学者提出同样的质疑时，帕里和洛德的研究工作便遭遇到了彻头彻尾的敌视；他们寻求的不是更为广泛地运用口头诗歌这一术语，而是断然地阻止将之用于荷马研究中的任何问题，更不用说任何后来的希腊文学。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正是类似以《荷马：超越口头诗歌》（Homer：Beyond Oral Poetry）这样来立题的学术著作纷纷面世的一个时代。

在我看来，这种在口头与书写之间形成的二元对立论，与另外一个问题——荷马诗歌实际上可能归诸书写——无论如何都是不相干的。不言而喻的是，即使一种口头传统可能牵涉到一种书写传统，但并不一定非要受到后者的影响。对此我要补充的是，我个人确信荷马诗歌的确受益于书写的技术，但这样的关联决不需要我们去假设书写曾经被用于荷马史诗的创作。最为显著的例证是，史诗提及一个可折合的双连书写板（diptych），其间夹着“致命的记符”（sdmata lugrd），由伯勒罗丰（Bellerophon）带给鲁基亚（Lyrcia）的国王（《伊利亚特》6.168，176，178。稍后，我们要讨论的另一个例证是荷马诗歌所指涉的一段意象化铭辞，其措词是为了纪念一位倒下的武士（《伊利亚特》7.89—90）。

在考量了口头诗歌的含义之后，让我们转向一个更为精确的术语——口头传统诗歌（oral traditional poetry o我提议用传统或传统的概念与口头诗歌进行并联，由此去集中关注在特定社会中运作的特定传统及其传统观，而不是外部观察者在可谓顺道了解的过程中，对该特定传统作出的任何理解。我对传统的探讨，旨在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形：“这一术语的使用（和利用？）显然带有情绪化的倾向，常常将之与有深切感受的、强势的学术、道德或政治的价值相联系。”虽然一个特定的传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之内可以按绝对条件来理解，它也可能被外部观察者根据实证研究的标准进而按相对条件来分析：对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而言，传统是古老的、亘古不变的；从实证研究者的观察立场来看，则是当代的事实，而且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此外，我认为传统并非仅仅只是一种承传下来的制度：正如语言本身一样，传统的活力存续于真实的情境（situation）之中，是真实人群的现实生活。在尼日利亚的提夫人（theTivs）中，通过口头传承而保存下来的家谱，便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说明了传统的变异性：

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当局，在尼日利亚的提夫人中了解到了这些家谱的重要性，因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常常因家谱发生争端，这些家谱在法庭案件中得到了不断的讨论。因此，他们不避烦琐地记录下了一长串的族谱姓名并保存起来留给后代，以便让将来的殖民地官员能够据此判案。四十年后，当博安南夫妇（the Bohannans）在这个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作业时，发现他们的继任者仍然在使用同样的家谱。然而，这些书面写定的家谱现在引起了许多争议；提夫人坚持认为这些家谱是错误的，而官员们则认定它们是事实的陈述，并视为过去已经发生的实际情况之记录，进而也就认为这些本地人目不识丁，不可能像他们那些识文断字的前任那样能更好地昭示过去。双方都没有认识到，在任何发生此类变迁的社会中，如果这些家谱一直在发挥维系社会关系的记忆作用，那么就都会产生不断地重新整理家谱的诉求。

概言之，传统不是僵滞不变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尽管如此，依然需要去建立实证性的标准，用以判定传统内部的新老因素。因而，在过去的二十年甚或更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自己发表过的相关著述中运用历史语言学和其他方法，力图客观地了解考古学，应当说是考古学对传统作出的研究。这恰恰与那种将传统作为一个概念而加以浪漫主义化的作法形成对垒。更确切地说，这个目标是为了实证地研究传统，并由此客观地鉴别传统中什么被保留下来了，什么又处于变化之中。

将“口头传统诗歌”这一概念运用到荷马研究中，由此来探讨我的“荷马诸问题”。基于这一宗旨，我发现有必要在更深的层面上提出一份含有10个概念的清单。这10个概念中的每一个都来自直面口头诗歌及其演述实际的诉求，无论是直接来自活形态的口头传统，还是间接来自那些清晰地呈现出这类传统的文本。演述之于口头诗歌这一概念的中心地位，随着后续的讨论，也会逐步地得以彰显。

对那些不是专门从事口头诗歌研究的人来说，下面这份清单中的某些术语是陌生的。我列出的这些概念，绝大多数来自语言学和人类学。我使用的另外一些术语，对于古典学者来说则可能是传统的，但就口头诗歌而言，仍然需要给予某种程度的重新审视。P17-21

我曾经主编过一套翻译著作丛书，名为“原始文化名著译丛”，那里所收的外国学人的著作大都是经历过上百年历史考验的学术名篇。20年前翻译出版这套著作自有它的历史背景。关于编辑的初衷，我曾经这样记述过：

……长时间对国外的学术发展闭目塞听的封闭状态，使我们缺少了参考和比较，限制了中国学者才智的发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使我们进步缓慢，研究难以深入，甚至使我们的许多优长也渐渐失去光泽，有的甚至变成不断重复的陈词老调。大家都痛感有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的必要。为此，首先要运用科学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实际，全面掌握和分析民间文化的现实状况和真实材料；同时还要总结和借鉴人类智慧之光已经照亮的科学发展道路，包括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已经走过的探索历程。……为了认识和分析当代外国的五光十色的新理论、新观点，我认为有必要以简捷的办法和较快的速度追视其历史，明了其根源，这样才不至于在这些时新论调的绚丽的外衣和炫目的光彩面前感到困惑莫解。于是，1985年开始，我策划主编了一套《原始文化名著译丛》，希望能把欧洲民间文化研究最基本的理论著作介绍给国人，尽快填补这一空白，免去学人再在二三流著作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我希望我国学界能在较短时间内迎头赶上，充分利用我国的优越条件，作出我们出色的贡献，在广泛的国际学术对话中发出更高更强的声音。

这套丛书陆续出版之后，很快就销售一空。20年过去，至今学界对它仍有需求，于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重新再版。我以为，像《原始文化》、《人类学》、《金枝(精要)》、《图腾崇拜》等著作仍是有关学者不能不读，而且是常读常新的经典。

然而，和一切事物一样，学术思想总不会停滞不前，总要不断发展。新的材料、新的视角、新的立论、新的学说体系总会不断涌现。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外学坛的民问文化研究领域也确实出现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于是我想，应该不断地将国外学人的新成果纳人我国学者的视野，成为我们学术建设的参照。这不仅会活跃我们的思路，对我们的研究有益，而且会日益增加我们在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共同语言。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翻译工作，虽不及日本等一些国家的绍介国外学术进程的快速和全面，但是，我们今天在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一批十分在行的中青年学人，他们有理论功底和分辨眼光，能够把国外有关领域的最有新见、最有影响的著作选择出来，提供我国学人参考。于是，在四、五年前，在和一些同道商议之后，确定编辑出版一套《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作为《原始文化名著译丛》的姊妹篇和当代续集。在这一段时间里，有过一些周折，现在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重任，这对学界同仁说来是一大幸事，对各位译者说来也是一大幸事。

民间文化饱含着民众生活方式的历史积淀，同时又是今天的生活现实。当我们说要继承和弘扬民间文化优良传统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要关爱、保护和发展我们的生存环境和优良的生活方式。这种关爱、保护和发展当然是在充分认识民间文化的本质、形式、功能、价值、既往历史和未来趋向等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研究是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它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国外的研究虽然对象不同，视角有异，然而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会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们的民间文化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内容极为丰富，为世界其他民族所少见。由于这一层原因，也由于有关学者的艰辛努力，我们在国际学术论坛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不断地把握世界学术的脉搏，不断追踪国际学术发展的进程，以利于我们对自己民间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以利于作出新的学术建树，从而使我们的保护和弘扬民间文化有更坚实的基础。

在谈到保护和弘扬民间文化优良传统的时候，以往我们更多的是从本国民众福祉以及民族文化发展前景的角度出发，这种视角当然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然而，到了今天，世界变成了不是修辞意义上的而是确有实际所指的“地球村”的时候，只有民族的视角就是不够的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可能会影响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单一化，强势文化也在有意无意地鼓吹和助长着文化发展的单一化趋势，然而，单一化终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悲哀。文化多样性发展不仅是世界各民族的需求，而且是人类社会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为了给文化多样性发展创造更多更有利的条件，我们不仅要加强本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而且要广泛地吸纳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扩大交流，不断展开国际学术对话。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殷切期望这套《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民间文化是一泓永不涸竭的生命之泉，是一棵永世长青的生命树。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的整个人类社会，因为有了这生命树，有了这生命泉，才会赢得一个更健康、更幸福、更和谐、更绚丽的明天。

刘魁立

2008年1月于北京

在我极其有限的英汉翻译实践中，本书的完成可谓一路艰棘，而未有如斯之甚也。从2004年谈妥版权后着手，到今春勉强收工，回首竞有四年之久了，如此的工作效率也让身边的师友大为不解。原著以古典语艾学、比较语言学与人类学个案的综合研究法取胜，涉猎的语言传统多、准度大是一个原因，自己学识谫陋也不敢有丝毫的掩藏。除此之外，其司的走走停停，一则是因为穿插着教学工作和几项集体课题，个人的译事只好再三让路；二则与个人在翻译中的“信步游走”也有关系。但凡遇到一个知识点，就会本能地展开全方位的查询和阅读，穷根究源，以至沉溺在信息搜求和资料累积的过程本身，由此随阅读量加大而来的“副产品”可能就是在翻译的同时建立了一个还算详备的国际史诗学术史的资料专档。与此同时，对作者的ipsissima verba[原话]则一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举凡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疑难，就列出问题清单，向有关专家和作者本人一一求证。因而，本书的翻译过程更像是一个补课的过程，一个自我训练的过程，一个不断[追问]的过程，正如纳吉教授在本书导论中所昭示的那样。虽然这个过程远未结束，但由此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从容读书、反思沉淀，并对自己的学术路线作出某些调整，不亦乐乎？

然而，从译稿完成到进入终审，每读一遍都会产生再作修改的诉求，似乎翻译工作比自己的学术写作要艰难许多，或许永远也不会让自己满意，臻于信、达、雅三原则的理想也只能是理想了。自维一向好咬文嚼字，“文本细读法”加上“认真”二字，或许便是自己终于说服自己放手交稿给出版社的主要理由了。尽管如此，我深信读者在阅读中还会发现纰缪和疏漏，作为译者我当负全责外，恳请细心的读者和各位方家不吝赐教，予以指正，以利来日再行厘订，补苴罅漏。

巴莫曲布嫫

2008年2月于云紫台

纳吉一系列睿见纷出、精义迭现，且常常引来争鸣的著述．开启了荷马研究崭新的思维图景，其中的这部近著……广征博引而又富有创见，可谓体大精深；该著立足于荷马学术史那峭拔的峰尖浪口之上，使读者明白该书的作者何以堪称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古典学者之一。

——《选择》（Choice）

纳吉作出了颇有价值的奉献，在荷马研究当下的思潮中，该著以其强大的说服力。再一次单刀直入地提醒我们，在古希腊史诗的书面文本与其口头来源之间存在着难分难解的关联。

——《南方人文学术评论》（Southern Humanities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