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西方主要的历史社会学者把政治学者的著作进行了整理与归纳，让读者能重新审视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和性质。全书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重构了埃利亚斯、沃格林、博克瑙和芒福德四人一生工作的主题与推动力；第二部分探索了上述四人以及福柯、韦伯在他们最负盛名的著作中包含的对现代性的“洞见”。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本书在社会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交叉点上开辟了一块新的理论领域。作者认为，将埃利亚斯、沃格林、博克瑙和芒福德这些思想家的研究汇聚起来，再联系到韦伯与福柯的研究，就可以构筑起一块被称为“反思性历史社会学”的内在一致的领域。该领域在理解现代境遇方面具有独特的潜力。

本书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重构了埃利亚斯、沃格林、博克瑙和芒福德四人一生工作的主题与推动力；第二部分探索了上述四人以及福柯、韦伯在他们最负盛名的著作中包含的对现代性的“洞见”。作者认为，这些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洞见和阐释可以归纳到同一个概念——“永久阈限性”，这也是本书作者对现代境遇作出的一个新诊断。

本书是一份为学科划界定义的文本。对于那些寻求新理论视角的社会和政治思想领域的学者或学生、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本书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致谢

主要书名缩写

导言

第一编 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家

导言

第一章 诺贝特·埃利亚斯

第二章 弗朗兹·博克瑙

第三章 埃里克·沃格林

第四章 刘易斯·芒福德

第一编总结 同与异

第二编 现代怀的眼光

导言

第五章 新教精神(韦伯)

第六章 宫廷社会(埃利亚斯)

第七章 机械的世界观(博克瑙)

第八章 诺斯替反潮(沃格林)

第九章 新型巨权机器(芒福德)

第十章 规训社会(福柯)

第二编总结 作为永久阈限性的现代性

结论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译后记

无论埃利亚斯成长经历的准确型构是什么，其最初的主要成果便是他的博士论文。虽然人们有时会回溯性地力图在这篇最初的论文中发现埃利亚斯后来的许多研究主题与兴趣，但它似乎并未包括埃氏后来的研究计划，并且其主要价值似乎颇具否定性。首先，他使自己远离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正统教条，而这在当时显然意味着他在哲学学术上自断前程，他的教授对他偏离坦途大为不满。因此，他不得不在论文中删去某些章节，然而即使是这样，他也还要等到1924年1月30日才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虽然他已经在1922年的6月26日满足了毕业的所有要求(Korte 1997：79；RL：32)。

十分有趣的是，正在此时，他生命的另一部分也结束了。1922年蓝白运动在其普伦(Prunn)会议上决定迁至巴勒斯坦(Laqueur 1972：486)，而埃利亚斯并不支持这一举动，这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也在那一刻结束了。同时，由于一战战后余波的影响，他的父母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埃利亚斯因而不得不打工以维持生计——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他在一家五金厂工作(RL：31-3)。这些加在一起，造成了他生命中持续两午的一个过渡期或阈限期——以往所有的雄心壮志与信誓旦旦都被悬置，在他的生活中一切都不稳定，也没有任何尝试新事物的可能性。

如果说博士论文更多地意味着一种结束而不是一个开始，那么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识别埃利亚斯的研究计划最初成型的时刻。对于这一领域中的其他学者来说，这经常是发生在他们的阅读经验之中，是阅读最终引领他们找到自己想要投身于其中的特定的学术研究领域。由于他们的工作往往与自身的经历息息相关，因此对他们来说，选择研究领域绝非易事。在这方面，埃利亚斯却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对于学科的选择发生在研究之前，并且在后来从未怀疑过这种选择。当他的家庭度过了一战余波所带来的财政危机之后，埃利亚斯终于再一次潜心学习，并在此时远赴海德堡坚定地献身于社会学研究。这样一种决心，以及他后来对回首往事的刻意拒绝，势必是受到了那段持续两年的特殊阈限期的影响，它分开了埃氏早期的活动与后来的关注。

1924年

我们需要对埃利亚斯以上决定的准确背景条件及其后果做一些说明。首先，对比他在海德堡前后两次的经历极富启发意义。他1919年的停留在所有方面均具阈限性：这是在一战刚刚结束后的一次短期访问，并且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会议有关，之后他又回到布雷斯劳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在当地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中工作。而1924年的访问则代表着他真正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他毫无疑问将告别布雷斯劳，告别他的家庭、他的大学、他的哲学生涯以及他青年时期的政治宗教牵连。这一断裂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无论在象征的意义上，还是在现实的意义上，埃利亚斯后来都从未重返过去。就像是一道帷幕在生命的这一时刻就此落下，他对以前所做过的一切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并且还极度厌恶任何与过去有牵连的事情，在60多年的时间里，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博士论文还存有副本(Korte 1997：81)。哲学——尤其是新康德主义——成为他余生的‘种沮咒，他能够想象到的对一部作品最为消极的评价，就是把它定位为“哲学的”(philosophical)。虽然我们可以把埃利亚斯超越在当时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的二元对立作为其工作的主要长处，但他拒绝讨论哲学——乃至于他自己作品中的哲学面向——的做法却也成为一种缺陷(亦参Mennell 1992：284-5)。

埃氏对宗教和政治也同样讳莫如深。他拒绝去参加哪怕是规模最小的政治活动，并且也回忆不起来自己在生命中是否参加过任何选举投票(RL：45-6)。虽然这并未对他生命一治学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无论是对比于他后来的生活经历，还是对比于大多数反思性社会学家积极的政治参与，这至少显得十分古怪。而他对宗教的态度则极大地损伤了他的工作。埃利亚斯在探讨文明化进程的全部著述中，从未承认宗教因素的任何积极性影响，他对宗教的态度，从开始时的彻底否定，转到后来较为谨慎的宣称宗教仅仅是经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但在写作《文明化进程》一书时，并未遭遇到显著的宗教因素(Elias 1985：19)。就像这一点在社会学主要的“创建先贤”们身上引起不必要的冲突一样，它也为埃氏工作的视野设置了不应有的限制。很明显，如果不将所有具备先知性(prophetic)与救赎性(salvation)的宗教、教会、教派以及特别是隐修院(monasteries)包括在内的话，则很难写出一部综合的文明化进程的历史。

从埃利亚斯自身获取了些许线索之后，斯蒂芬·门内尔(Stephen Mennell)对埃利亚斯进行了长篇的评述，并且指出他常常扮演自己最大的敌人——即他的“反自我”(counter-ego)(Mennell 1996)。我相信这样一种性格，即健忘与对过去的积极抑制结合在一起的古怪集合体，可以而且应该被归结为门内尔提出的原因，当我们考虑到前后两次海德堡访问的鲜明对比，以及埃氏对于过去的讳莫如深，就愈是如此。这一点不仅是像自传性访谈中有关个人经历的部分所指出的那样与战争相联系(RL：28)，更为充分的解释需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理论一结构性的(theoretical-structural)，另一方面则是个人情感性的(personal-emotional)。就前者而言，埃利亚斯在1919年到1924年之间经历了一个彻底的由秩序化的正常状态向动荡转变的阈限性状态的角色转换：1919年时一切稳定正常的事物，他在布雷斯劳的家庭、专业的以及政治的背景等等，在这一时期都涂上了阈限性的色彩，它们不是变得遥不可及，就是被彻底放弃；相反，1919年时一切具有不定的阈限性的事物——如海德堡与社会学——现在却成为他正常的“家园”。众所周知，阈限性会影响到身份的认同，而这样一种全面的转变则势必会在认同与记忆中留下深刻的痕迹。

不过，在这之中或许还掺杂了更多的东西，在此点上我们需要做出一个不可避免的假设。埃利亚斯不仅离开了他的大学生涯与政治伙伴，还离开了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父母。这在现在看来是非常自然的，但在当时的情境中——尤其是埃利亚斯还曾经沉浸在一种安定的家庭环境之中——却很少见，而分离的苦楚只是在1938年到1940年之间才真正显乐出它的切肤之痛与不可挽回，因为那时的埃利亚斯甚至更深地陷入了流离失所的境地。在短短的几年之中，他的父母双双去世，母亲逝世在奥斯维辛(Auschwitz)，而这一点或许使得落下的帷幕坚硬如铁。

在这种意义上讲，1924年下半年到海德堡(Korte 1997：92，注51)对埃利亚斯来说是个决定性的时刻，也是一个告别过去、奔向新的学术职业——社会学——的存在性抉择(existential choice)。在十分现实的意义上，埃利亚斯作为一名皈依了的社会学家“重获新生”，他还指望靠笔杆子赚钱谋生。同时，这一时刻也意味着一次回归，因为他正是在海德堡第一次听说了社会学与马克斯·韦伯。然而矛盾的是，他学术诉求的转变使其难以再回到他曾经离开的那个海德堡了。在1919年，作为一名学习哲学与医学的学生，他参加雅斯贝尔斯的研讨班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对于想要研究马克斯·韦伯及其社会学的人来说，最佳的路径则是经由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

这一选择使得埃利亚斯立刻要与一系列残酷的现实进行斗争，因为在到海德堡之前，他几乎不具有任何社会学的知识基础(RL：83)。他也清楚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与其弟弟的社会学之间存在着不同之处，但十分奇怪的是，他日后却想不起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张力。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学生中已经有好几个人获得了大学的教职，而埃利亚斯也不得不使自己融入玛丽安娜·韦伯(Marianne Weber)主办的沙丸之中(RL：97-8)。如果再考虑到犹太人在学术生涯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些惯有的困难，埃氏确是前途渺茫，并且看起来他似乎要等上至少十年，才能仅仅获得一个机会，以争取他所想要得到的职位。

虽然他成为一名专业作家的愿望最终落空，但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他并未陷入财力困境，因此也就仍旧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自己花几年的时间进行独立的阅读，以便熟悉社会学的文献。齐美尔、韦伯和马克思自然是他那时阅读的主要对象(Goudsblom 1977：78)，而他至少在停居巴黎时就已经开始阅读涂尔干了。在为论文选择合适的题目时，他显然不紧不慢，没感到任何压力。他最初选择的题目都极具启发性，因为这些题目与此时其他正在拓展自己研究兴趣的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家的关注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这些人都是彻彻底底的“不合时宜”。埃利亚斯选择哥特式建筑(Gothic architecture)作为他在玛丽安娜·韦伯所组织的沙龙中第一次演讲的主题，因为这一题目可以与德国“城镇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0f the towns)相互联系，这显然与芒福德的研究兴趣相合(RL：4l，97-8)。他最终确定自己的论文将围绕前科学向科学思维模式的转变而展开，主要集中在佛罗伦萨地区，这一兴趣不仅接近芒福德，而且还与博克瑙相符合，并显然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RL：4l，98)。

P18-22

如同书名显示的那样，本书的定位就在于社会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交叉点上。这项工作需要将一系列以历史为导向的社会思想巨擘联系到一起进行考察和讨论。从当代常识智慧的角度来说，社会理论与历史社会学之间的应对关系却并非不证自明。社会学通常被人们当作一门杰出的现代社会科学，它要处理当代社会所遭遇的各种疑难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社会学也许的确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经验，用来作为当代进程的历史背景，不过对理论阐述的任务来说，它并不是关键之所在。但是，有一些十分重要且影响深远的古典或当代社会理论家，例如马克思或者韦伯，福柯或者埃利亚斯，他们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都明显表现为历史社会学家。对于这些人物享有的地位，我们已经默认了，但恰恰是这一点遮盖了他们身上一种令人迷惑的特征——社会理论和历史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结。

如果将人类学也考虑进来，问题就更加难解了。人们似乎认为，只要存在着某种与社会学之间的距离像历史学这般远的社会科学，那么这一定就是人类学了。鉴于迄今为止的社会学始终在对付当代社会的问题，它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从来不能被完全割裂开来。根据这种逻辑，人类学在大部分场合讨论的是非现代或者非西方社会，那么它当然应该与社会学鲜明地区分开来。但是实情再一次相反，有一系列重要的经典或者当代社会理论家的著作恰恰都是建基于人类学的，例如涂尔干、莫斯、布迪厄、戈夫曼和吉拉德。

上述两种思考以及两个名单是互相佐证和支持的。合而视之，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两门本该被视为与社会学距离最远的社会科学，恰恰明显与之最为接近(Calhoun 1992：140)。再将两个名单合到一起来看，这就包括了经典大师和最激动人心、最富于创新的当代社会理论代表人物中的大多数。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可能反转迄今为止人们所遵循的思考路线，并与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智慧相对立。这将涉及理论的甚至元理论的论题(Ritzer 1992)，以及与社会学学科历史及建构有关的问题。

在理论层面上，社会理论和历史学之间或者其与人类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通过重估疏离与亲密之间的平衡得到解决。那些属于遥远过去或者遥远文化的事件与过程，也具有相关意义，因为可以被援引为映照当下之镜——“他者”之镜，或者过往自我之镜。通过这种方式，它们有助于以新的角度看待当前的实践，并且常常出其不意。这些实践之所以被人们忽视或者习以为常，恰恰不是因为它们已经如此久远，而是因为太过切近。这就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社会理论的任务并不只是说明事实和过程，而是要成为自我理解的操练。也正是这个原因，社会思想上的“历史转向”(historic tum)(McDonald 1996)与“阐释学转向”(interpretive turn)(Rabinow and Sullivan 1987)或者所谓“反思性转向”(reflexive turn)(Bauman 1997，Gouldner 1971)之间的相似便不那么令人惊奇了。

当人们认识到在所有的社会理论中都包含着自我反思的成分时，社会理论便与哲学具有相似之处。尤其是考虑到哲学操练和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例如皮埃尔。哈多(Pierre Hadot)的工作正是以这两者为特征的。福柯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也受到它们的重要影响(Szakolczai 1998b)，维特根斯坦与沃格林的情况也十分类似。但是，同样必须强调的是，它们并不意味着简单意义上的哲学回归，或者对社会学与哲学之间界限的突破，尽管对于涂尔干和韦伯来说这种界限都非常重要。因为，社会学式的自我理解有着自身的根本任务，这就是理解现代性：即现实这个坚实的障碍，它使得对理解人类境遇这桩哲学之古典任务的单纯追求不复可能。现代性介于寻求理解的单独个体与人类存在的核心普遍体验和情感之间。对现代性的理解依赖于一系列集体性的经验研究，因为它不可能把个体自我的反思和冥想当作起点。任何这种类型的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些尝试根植于把特定的现代“自我”(self)体验误解为某种普遍范畴或者某种人类学的假定。

不过，这种历史学(也是人类学)转向的创造性意义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尽管社会理论家的名单中同时包括了经典大师与当代人物，但两者在影响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经典社会学时代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那时涂尔干、齐美尔和韦伯相继去世。但是，这些极富历史学或者人类学思想的社会理论家的著作，却晚至1980年代才在社会学界产生显著影响。中间这段时期，是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极权主义盛行和冷战——政治史和学术史上再现于当代的“黑暗年代”，是一个“最好的失去了信念，而最坏的充满了激情”的年代(Yeats 1990：100)。在社会学上，则是结构功能主义盛行时期，它以帕森斯对经典的综合和批判理论中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Freudo-Marxism)为基础，并在1940-50年代和1960-70年代的两次转移中取得平衡。在这个语境下，韦伯和涂尔干那些至为重要的历史学和人类学洞见，以及齐美尔的相关著作，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忽视了。而那些遵循他们方向的思想家们，例如埃利亚斯和戈夫曼，也都长久地被边缘化了。

因此，本书既是纲领性的也是分析性的。说它是纲领性的，因为它和主要目的是重建社会学思想史并且为当代社会理论重新定向。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一项整体研究的一部分，它是保守的甚至传统主义的，同时也是锐意创新的。说它是传统主义的，是因为它植根于韦伯和涂尔干的著作，并且承认帕森斯将两位开创性的思想家整合到一起的划时代意义。它与那些修正主义者的努力相反，后者质疑涂尔干和韦伯的地位、经典社会理论在当下的适切性，以及帕森斯主要的形式理论观点(Arjomand 1999，Cornell 1997)。但是，它与帕森斯社会学的主旨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整个社会理论都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研究以韦伯和涂尔干晚期的大量著作为起点，即他们的宗教社会学，但是与帕森斯式合成不同，后者所做的是将早期涂尔干的精神与晚期韦伯的形式综合到一起。此项研究继而尝试将一些思想家放到一起讨论，这些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隔离的，但都继承了涂尔干与韦伯的晚期事业并多有创新。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涂尔干与韦伯的晚期著作界定出两条分支社会学脉络：反思性历史社会学与反思性人类社会学。反思性历史社会学生发于韦伯的历史社会学，它集合了某些思想家的研究，这些思想家超越了结构功能主义和批判理论之间的范式分界，从韦伯的著作中汲取灵感，又或者无视于学术时髦而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最终得以创造出自己的生命一治学历程，并被今天的人们当作极有价值乃至难以估价的参照点加以利用。本书中讨论的思想家们，埃利亚斯、博克瑙、沃格林、芒福德和福柯，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更进一步说，莱因哈特·柯施莱克(Reinhan Koselleck)、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菲利普·阿里埃(Philippe Aries)或者诺曼·柯亨(Norman Cohn)都可以添到这个名单里来。

与此类似，反思性人类社会学生发于晚期涂尔干。它的主要人物包括人类学导向的社会理论家或者富有社会学兴趣的人类学家，例如莫斯、贝特森、戈夫曼、吉拉德、特纳、布迪厄和吉尔茨。这组人中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家除了借鉴涂尔干，也吸收了涂尔干主要对手的研究，例如塔德(Tarde)和范·戈纳普(van Gennep)。

上述两种表达像任何类似标签一样，都是不完美的，并且常常招致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我们可以根据下列理由来替这个标签表达辩护。我们已经列出的所有思想家，无论他主要属于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工作都具有社会学视角，因为他们都对理解现代性的特征这个问题充满兴趣；都具有反思的视角，因为它们都利用了历史学或者人类学证据作为映照以求更好地把握问题。

这一对并列的表达还有助于清楚说明，涂尔干与韦伯正是这两个分支的主要源头。这就突出了本书主张中尊重传统的内涵，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社会学，正愈发受到它最初形成时自身一个特征的威胁，这就是努力摆脱此前所有思想形式，并试图寻找到一个新起点，或者说另一个白板心灵(tabula rasa)。这种宣言将人们对经典的兴趣贬为无谓的注经，它非常流行，但是危险且充满误导。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门类都植根于一个基本的问题框架，它们过去没有超越它，将来也不会。哲学从来不曾超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政治学永远都不能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扔进垃圾箱；与此类似，既然还存在着现代性，无论它是否被加上“晚期”或“后”(late or post)这样的前缀，那就始终会有社会学，对于韦伯和涂尔干的兴趣也始终存在着。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家和反思性人类社会学家从来没有宣称过要与经典决裂，而只是声明要将注意力转向他们的实质研究中最为重要和成熟的那部分。

但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个人原因，由于一系列政治经验——诸如大萧条及其政治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也由于学术界政治等等原因，那些最时髦的社会理论都不曾深入继承韦伯和涂尔干的思路，虽然它们本有可能这样。因此有必要对那一系列思想家的研究做个集合，他们通常被认为是边缘化的人物或者彼此间毫不相干。

这种重新定向的努力可能会遭到多方面的反对，既来自于地位稳固的主流社会理论，也来自于多个另类的理论团体。事实上，一本提倡在社会学中推进反思性研究路径的著作，将反思这个工具反诸学科自身，似乎并无不妥；一本尝试使韦伯思想获得新生的著作，也只有在韦伯式概念——例如教会与教派的概念对子——的帮助之下才能恰切地达到目标。世俗教会这个概念完美地适用于主流社会理论，例如涂尔干与帕森斯都曾非常刻意地致力于建设经典文脉(canonical text)和扮演大主教的角色，并蒙受这样一项事业必然招致的所有功绩与困境。与此相对立的则是，过去那些马克思主义或者弗洛伊德主义的教派，和各种各样当代类教派(sect-like)团体，它们的组织结构或严密或松散，但都以某个特定的克里斯玛式社会理论家为核心。试图在这些教派之间架起桥梁，或者重建它们与经典源头之间的联系，这种努力注定遭到反对。但是，关联的重建和桥梁的架设，恰恰就是本书要达成的目的。

由于本书所追求的这种整体方案，因此它必须是严格分析的。它的目的是重构，而非建构新理论或者评论既存理论。它同样也避免一味挖掘隐义或者过于深入地推进论证，以免僭越重构不同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家著作之间实际联系的任务。唯一的例外是第二编的结论，这部分引入了“永久的阈限性”(permanent liminality)这个概念，从而为一些重要发现提供了一个解释性框架，并挖掘出现代性境遇背后的隐含意义。

本书既是独立的专论，也是一个系列中的一部分。笔者更早的一本书曾讨论了韦伯和福柯的生命一治学历程(Szakolczai 1998a)，本书是它的后续著作。这两本书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新整体。

第一编并不是简单地介绍(除韦伯和福柯外附加的)另四位思想家，也重构了这四位同一代代表人物的生命一治学历程。埃利亚斯、博克瑙、沃格林和芒福德可以被视为紧密相连的同一代。他们都出生于1895年末到1901年初这段时间，彼此相隔都很短，同时在社会学意义上讲他们也属于同一代人(Mannheim 1953)。相近的出生日期从数学上精确地把他们界定为同一代人，他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开始仪式(initiation rite)(至少对于受教育阶层来说是这样的)——从青年时代迈向成年时代的通路，在18岁的时候经历了毕业考试，告别高中时代，进人大学。  与此相似，第二编也有自身的内在一致性和独立性。它聚焦于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例如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埃利亚斯的《宫廷社会》和《文明的进程》，或者芒福德的《历史上的城市》。其中每一章都致力于重构这些划时代思想家对现代境遇的核心思想，或者用一个本书第二编导言中详细论述的概念来说——“现代性的眼光”(visions of modernity)。各章之间也是互为基础的。它们详细地层示了这些著作和眼光是如何互相关联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这些著作都把韦伯和尼采当成了灵感的源泉，它们同样从其他一些作为反思性历史社会学主要背景的人物那里汲取了灵感，例如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和弗洛伊德。

最后，这本书既包含形式分析也含有内容分析。本书第一编延续了之前著作的形式分析，聚力于重构所选思想家终生生命轨迹。之所以说这种分析是形式性的，是因为集中于轨迹自身的特征，它的源头和驱动力，充满启发性的体验，以及反思和重新定向的关键时刻——它们为整体生命加上了标点，部分地改变了它的形状，但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使生命轨迹变得更为精确和清晰。第一编的导言将会详细阐释此种分析路径。

在形式分析的部分，内容方面只有在与整个轨迹的形状相关时才会被讨论到。但是，形式分析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对各个著作进行细致的联合重构的序曲。无论是对于分别认清每部著作的重点，还是对于确立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共同基础——直接影响、共同源头或者思想家们与各自著作之间自我反思关系的类型，形式分析都是十分必要的。在第二编，本书转向了内容方面，重构了那些蕴涵于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家最富影响力著作内部的“现代性的眼光”，这些思想几乎都诞生于他们生涯的早期或者中期。

尽管本书力图对六位社会思想巨擘的生命一治学历程和部分主要思想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将其进行比照，并预设了纲领性的目标，但它还是具有一些明显的重要缺陷。第一编各章将注意力局限于生命一治学动力体系的形式特征之上，而缺乏对内容主旨方面的深入。另一方面，第二编只是从内部重构了各位思想家的主要观点：本书略微涉及了一些对比，但是没能细致地将这些思想整合到一起，更没有做出评判。这些限制部分是由于方法论上的考虑，部分也是为了将本书篇幅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作者非常清楚自己没能注意到六位思想家许多其他的生活和思想细节。不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整体，也都具有自身的重要性和冲击力。进一步的研究有益无害。基于这种原因，作者非常乐意继续进行精细的澄清和改进。

经过一年多的合作，本书终于翻译完成了。要感谢的人有很多，但又恐挂一漏万，因此我们只能就能力所及向各位恩师和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李康老师在本书的翻译和校对过程中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若无李康老师的帮助，本书的翻译根本不可能完成。因此，在此要特别感谢李康老师。

本书是理论纵论式的学术著作，且多是层层深入、逐渐挖掘，不同于一般的平铺直叙式的理论介绍。因此，对于我们而言，难度可想而知。虽然泽者都尽心尽力，但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严重的错误，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三人是以章节和人物来进行分工合作的。凌鹏负责沃格林两章以及福柯一章的翻译工作。纪莺莺负责韦伯一章和芒福德两章，以及各部分的引述和结论。哈光甜负责埃利亚斯两章和博克瑙两章。最后统稿的工作由凌鹏完成。李康老师花了大量心力和时间校对了全部书稿，仔细修改了每一个细小之处。我们常常感叹于李老师的认真，改过的稿子满篇红色的批注，竟不放过一个逗号或句号的斟酌。

书稿终于翻译完成了，我们也长长舒了一口气，而我们三人也即将结束我们灼本科学习而循着各自的路向继续前行。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帮助过我们的恩师和朋友，和我们这段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光。

译者

2007年3月1日

于北大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