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起步之年。对于深圳来说，1980年似乎并不是最美好的时光——荒山野地，一穷二白；却又是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有一支画笔，在特区这张白纸上游走驰骋。一边是深圳河边多数仍靠种植、养殖为生的原住村民，一边是一系列即将牵动全国的改革正在酝酿、萌生……

这是一部以民间叙事视角回望30年前点滴历史的报告文学，书中，作者寻访了21位“资深”深圳人，回望30年前的点滴历史，讲述他们的“1980”，再现深圳创立之初的无数瞬间。

对于深圳来说，1980年似乎并不是最美好的时光——荒山野地，一穷二白；却又是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有一支画笔，在特区这张白纸上游走驰骋。一边是深圳河边多数仍靠种植、养殖为生的原住村民，一边是一系列即将牵动全国的改革正在酝酿、萌生……

陈标：少小逃港老大回

 印象深刻的香港电视

 逃港运气佳

 遭蛇头软禁

 50块领到一张儿童身份证

 勤快最紧要

 香港名厨衣锦还乡

方苞：开放带来巨变

 及时遏止万人偷渡潮

 改革开放和惠民政策解决偷渡潮

何煌友：为特区立此存照

 拍遍深圳每个角落

 过境买相机遭“遣返”

 “光屁股”办深圳摄影学会

 香港同行比内地亲

 2000元做酵母

 如火如荼拍深圳

何云华：一年等于三十年

 逃港问题成顽疾

 四点建议呈中央

 一年等于三十年

黄树森：咬破“小孔”寻找光亮

 撕开一道香艳的口子

 搅动南粤的大论战

 “恭喜发财”：从“魔鬼”变身“天使”

 以香港为坐标

李定：我的老师就在河对岸

 稻草换汽车

 到香港办养鸡场

 香港拖拉机深圳耕地

 为深圳财政挣钱

李伟彦：串起特区文化垦荒岁月

 特区需要一份报纸

 宣传部成了“办报部”

 外地急呼“狼来了”

 梧桐山上架电视塔

 玩了一回空手道

 把电视信号发射到香港

梁宪：为蛇口穿针引线

 受命：“两眼一抹黑”

 寻访：大海捞针

 接待：狼狈不堪

 “启蒙”与“讲座”

 我也“滥竽充数”

梁振英：初始的阳光

 路途漫漫

 带大纲不带讲义

 保持单线联系

 为蛇口做规划

刘杰：春风吹拂深圳河

 香港高官三次“探路”

 港督访问深圳

 香港的“橄榄枝”和深圳的“荔枝外交”

 因公通行证和公务车赴港

廖虹雷：寻访深圳民俗

 香港作家的深圳一日游

 作家南下，萌发创作冲动

 茅盾为深圳市文联题词

 深港民俗互渗

 偷渡香港山歌采风

 罗湖口岸“界河会”

罗昌仁：画出一座城

 上任“头炮”治水患

 搬罗湖山的教训

 房地产外销 试水市场经济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上不去”和“下不妙”

 我的三把“保护伞”

 “小鬼当家” 干了再说

 没有围墙的深圳大学

马成礼：铲动特区建设第一锹

 为先头部队打前哨

 豪情万丈“娃娃兵”

 八块钱奖金

彭鹏：点燃招商引资的星星之火

 撑着伞站在院子谈项目

 手指“划”出中心区

 “弹”多赞少

 吸引蚂蚁的“蜂蜜水”

 香港水电工的“星星之火”

 靠一张嘴四处“救火”

乔胜利：摸索人事制度改革

 领到第“63号”工作证

 咸鱼、恶蚊、偷渡“三件宝”

 酝酿人事制度改革

 一纸批示全国揽才

 筹备办校 留住人才

曲金库：春天，朝南方狂奔

 经天纬地绘蓝图

孙绍先：“钦差大臣”进驻蛇口

 秘密调查袁庚

 支持招商局选址蛇口

 四分钱奖励

 赴京探听情报

 四分钱变六分钱

 开发赤湾建石油基地

 临门一脚

王今贵：没有后门可走的工程竞标

 拍脑袋的“大叔价”

 无后门可走的“竞标”

 倒买倒卖搞副业

吴南生：提着脑袋办特区

 凌晨向庄世平“求援”

 暂缓汕头 深圳先行

 “孙悟空”初到深圳

 确定“经济特区”之名

 不是“鼓励法”而是“限制法”

 省尾国角：“杀出一条血路来”

 航空摄影：铺开深圳图纸

 用“棺材佬”的钱装修迎宾馆

 “一穷二白”的“蚊镇”

 一场大雨“冲”出的罗湖

曾锦棠：天生不吃“现成饭”

 背着被子去采访

 小渔村魅力胜香港

 连撰三份报告 草创特区报

 三五“狂编”，孤灯斗室不曾眠

赵赫华：住在“天堂”隔壁

 初来乍到 水土不服

 小试牛刀 闯出名堂

后记

陈标：少小逃港老大回

口述人物：陈标

口述时间：2009年3月23日

口述地点：深圳布吉富航酒楼

二十世纪60年代，深圳民间曾经流传一句顺口溜，据说是元末明初一代军师刘伯温预测身后500年世事所留：“过了千八日，安乐永无忧。”深圳老百姓认为，“千八日”就是香港的“香”字的别称。“神算子”的这句话最终被解读为：“只要去了香港，就生活无忧了。”

想要光明正大拿着“通关文牒”去香港是不可能的，只有选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摸摸地跑过去。广东人把从水路偷渡香港称作“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颇为传神。其他方法还包括：扑火龙(爬火车偷渡)、扑网(陆上偷渡)、屐路(用船偷渡)、起捞(从水路偷渡)、班山(行山路偷渡)、盲公竹(偷渡带路人)等等。总之，逃港的途径五花八门，形式多种多样，目的终究都是一样的：为了过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

1980年，这一年虽然不是逃港潮的终点(1987年深圳发生的外逃事件，规模远比1962年逃港潮要大得多)，但一定是历史的节点——这一年香港政府宣布，今后不再给内地非法入境者发放香港身份证，在当年10月24日之后抵港的偷渡者将被遣返。

陈标，一个深圳莲塘“土著”居民，千千万万个逃港者之一，他是个粤港边境线上的“幸运儿”哩！没有详细的线路设计，更没有周密的路程安排，仅仅带了10块港币，一下子就跑过了边境禁区，在打鼓岭的荒山野地“巧遇”人蛇——如果被香港边境警察发现后将被遣返，哥哥花了2000块港币赎走了他。当然，他的幸运还不止于此，到了香港之后，他搭上了港英政府对非法入境者的“政策末班车”——在10月24日的截止日之前领到了一张香港的儿童身份证。

说起逃港缘由，大多数逃港人或是细数当年生活的窘迫，或是逃避内地政治高压，或是大谈对香港物质生活的渴望，陈标却与他们大相径庭。他的家很早就盖起了两层小楼，也是村里最早一批看上电视的家庭，他的学习成绩也不错，从小学到初中，每次考试都有八九十分。去香港的冲动，完全来源于一位花季少年在1980年盛夏的一次“突发奇想”。

1980年，陈标刚满15岁，懵懂无邪，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改革开放，更加等不及在29天后打开广播，听到自己生长的小渔村被划为全国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的消息。陈标这一颗突发奇想的种子，或许在陶醉于香港电视剧的某一个夜晚已经悄然播种——香港的世界有英雄侠士、刀光剑影和新鲜的空气；或许在某一天看到父亲拿着过境耕作证去香港买回来的东西后开始萌芽——香港那么近，为什么我不能去看看？或许在吃着香港亲戚带回来的奶糖时就坚定地破土而出——我也要从香港带回奶糖、咖啡和可乐……

陈标的突发奇想，遵从了内心的召唤——人类好奇的天性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时代、金钱、信仰无关。

30年过去了，香港人陈标回到了莲塘。当年香港酒楼的小伙计已经成长成熟了，他选择了回乡定居，做了深圳一家酒楼的老板，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另类旅程。如果说，30年前，陈标南下逃港是为了生存而心甘情愿冒的一次险，那么在30年后，他以港人的身份返乡创业，不仅是香港名厨的衣锦还乡，更是为了理想打拼而不惜“少小逃港老大回”的一次慎重选择。

和当年的陈标一样，如今，越来越多深港两地的年轻人为了理想，为了发展，乃至于谋生，往返于深港两地。据资料统计，每天有20万香港人到珠三角上班、创业、打拼，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港人折返回内地居住。罗湖桥上的过境人流绵密而庞杂，深港可供选择的过境口岸也一加再加，看看这个数据吧——在2009年，深港口岸的出入境人次达到1.85亿。

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这帮年轻人都在深港之间奔波，停驻，栖息，他们追寻梦想，追逐美好的生活，这时，贴在身上的身份标签已经显得不像30年前那样重要。

我是土生土长的莲塘坳下村人。这个村庄距离香港的直线距离很近，近得让许多内地逃港人都羡慕万分。

1980年7月28日，学校正在放暑假。那天中午，我和来仔约好，要跑去香港。我们碰面的地方就在现在的西岭下附近。你知道吗？如今，深港跨境的莲塘口岸就选址在这里。

去香港完全是突发奇想，我也没跟父母、兄长商量，更没有把握能够成功。但我想去香港，这总要找个伴吧，我就鼓动来仔去。来仔姓邓，他的大名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他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俩那年都是15岁。

我们年纪小，还是懵懂无知的年龄，凡事都有一种冲动，想到就去做，也没有任何详细的计划。

我去香港的目标很明确——赚钱。

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也挺喜欢读书。爸爸是副村长，家里在1978年就已经盖了两层小楼，兄弟四人，其中一个哥哥很早就逃到香港去了，他经常寄钱回家，家里不缺钱。所以，我跑去香港不是因为想逃避读书，去赚钱也不是因为我家缺钱，实在是因为香港的诱惑太大。

诱惑我过去的，是香港电视，以及电视里的花花世界。

印象深刻的香港电视

我从没有去过香港，哥哥逃去香港后也没有回来过。我对香港的了解全都来自香港电视。

我家有台电视机，是爸爸凭过境耕作证去香港用担子挑回来的。每天晚上，邻居们都搬着板凳到我家来看电视。凭着天时地利，我每次都占到最好的位置。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电视剧《天蚕变》和《奇女子》。

那时，电视本来就是新奇玩意，更何况是精彩的香港电视剧。里面神秘莫测的武侠功夫，男女主角飘逸的古装扮相，让小小年纪的我一时分不清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每当《天蚕变》的主题歌《再与天比高》响起，我就完全忘记现实的一切，沉浸在武侠世界的恩恩怨怨，刀光剑影中。我现在还能哼几句歌词，比如“丝方吐尽，茧中天蚕，必须破笼牢……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映山冈，倍觉孤高……浮云游身边，发出警告，我高视阔步”。歌词写得很好，曲调激昂，那时年纪小，总以为自己一觉醒来，也可以变身英雄，开启行侠仗义的人生。

还有一部片子叫《奇女子》，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连续剧。片头曲也很优美，好像是这么唱的：“烈酒最香，毒花最美，如何去消受……鲜血未冷，情义已尽，何日刀锋断我愁……”那时，我小小年纪，生活单纯，不识人间百味，更不懂为何要“刀锋断我愁”。歌词里朦朦胧胧的意境，让我感受到挣脱命运牢笼的渴望，知道了人生原本也有那么多的无奈。女主角魏秋桦的古装扮相一流，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巨星。后来我到了香港，又看到她主演的《浮生六劫》、《大内群英》、《珠海枭雄》等，也都以古装剧为主。

那个年代很单纯，电视是最大的娱乐。在莲塘看的香港电视，我这辈子记得最清楚。跑到香港去之后，因为工作时间的关系，我不看电视剧，改看电影。

逃港运气佳

我们运气好，一次就跑成功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之所以成功，一方面可能因为我们是小孩，个子小，目标小。另一方面，可能也跟我们选择的线路有关。当时在深圳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我们是走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一带翻越铁丝网，又可以说是“扑网”。这种网其实是很难翻的，到达边界还有一段路途，探照灯、哨岗和警犬都是致命的危险。也许，只有年轻人才有此勇气吧！  在当时，采用最多的方法是泅渡，就是从海上游过去，这要水性好。逃港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备用，但是，还是有人不慎溺水身亡。

逃港中相对而言较安全的方式就是坐船，那个时候，这已经带有组织性质，而且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了逃港改变命运，很多人只好在所不惜了。

我记得，在那个年代里，邻居们常常自发去深圳河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逃港”中用得上。还有不少孩子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当时最受欢迎的运动是游泳，很多人在水库里勤学苦练。那些经常练游泳的人相互对望，彼此之间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谁都知道你想逃港。但是，光有好水性也不行，在大海里还必须要借助一点工具，这也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有用救生圈的，有用泡沫塑料的，也有用塑料枕头的，还有用乒乓球拍划水的。早先的篮球胆与足球胆都是不错的辅助工具，可以用来充当救生圈，几个单车轮内胎套在一起用，也可以起到相同效果。我听说最离奇的逃港方式，竞有人到处去搜集避孕套，一并吹起来挂在脖子上，听说也挺管用。

练好了水性，就可以选择另外的线路。比如西线，是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今天的元朗。这条线也挺难走的，因为要到达这里就很不容易，水面上安排了许多民兵巡逻，控制得相当严密。另一条线路是东线，就是大鹏湾的水路，即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要借助自制的橡皮艇才能闯过去。这里海浪很大，很多人被活活淹死。

当时，除了西藏、新疆等地区外，全国各地都有人从广东逃往香港。那个年代，几乎全国各地的逃港人都聚集在深圳，都是以这些线路和方式逃入香港。

我们趟过一条小河，翻过一座山，当天傍晚就到了打鼓岭。

连路都不认识的两个小孩子，竟然能像变戏法似的跑过香港，真是该放鞭炮庆祝一下啦！我不知道，我家里放了鞭炮没有。反正，在那个时候，逃港成功后，逃港者的家里人是要放鞭炮的，邻居往往还会羡慕地说“这家人喝牛奶咖啡去啦”。“牛奶咖啡”在当地是香港生活的代名词。

P1-5

一

忘不了2008年12月3日，深圳冬天有了阵阵寒意，天生路痴的我在五洲宾馆南面终于找到了国都高尔夫花园，按照门牌号码，摁响了郑锦平家的门铃。他是我做口述史拜访的第一个人。

一落座我就打开录音笔，生怕漏掉了任何细节。1981年出生在江西的我，听着郑锦平讲述1980年的蛇口，感到无比新鲜、生动、有趣。这位老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任蛇口公社书记，先后三次因工作需要调离蛇口后又再度返回，他坦承“招商局进来前，蛇口经济一直没搞好”。我将录音整理成1万多字的口述材料，但终因篇幅所限，没有纳入书中，对此我深以为憾。

忘不了我采访的第一位深圳市老领导方苞。他是一位慈祥的长者，2009年新年钟声敲响前一天，他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首次采访。虽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虽说采访前我已经在档案馆、图书馆和网络上做了一个月的功课，我不得不承认，我在极力掩饰自己的紧张、好奇、忐忑不安，还有一点点谦卑——在岁月面前，任何人都应该谦卑再谦卑。之后我又陆续叨扰了方老两次，请他为我讲述1980年深圳更多的点点滴滴。

忘不了已届89岁高龄的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经济特区首任市委书记吴南生，他接受我采访的当天，早晨看到《南方日报》关于“贵州代课教师赵鹏患白血病”的消息，知道赵鹏那三天的治疗特别关键，上午就与《南方日报》总编辑王春芙见面。委托报社联系赵鹏家人，将自己与妻子的10万元工资积蓄捐助给对方。在此之前，我多次从媒体上了解到吴老热心公益事业，两次拍卖多年珍藏的上百幅稀世墨宝为教育事业筹款上千万元。没想到老人家做善事不仅“大手笔”而且效率高，当天下午10万元捐款就已经转入赵鹏妻子账户。交代完捐款之事，吴老坐下来接受访问，我看到他脚上的皮鞋边已经磨平泛白。后来听秘书说，这双鞋已经穿了5年。

忘不了同样年近90岁的原深圳市副市长罗昌仁。2009年10月20日，他在从医院看病回来的路上折道罗湖，到我位于爱国路上的办公室接受采访。回忆往事畅快愉悦，重谈改革岁月激昂慷慨，他对深圳的爱之深、疼之切，溢于言表。

忘不了的人还有很多，忘不了梁宪、孙绍先、乔胜利、王今贵等老蛇口人和我喝了无数杯咖啡；梁振英先生假期不休在香港办公室接受我的采访；廖虹雷老师在上海一次次忍受我电话和邮件的集体骚扰。他们的记忆交织辉映，将回忆无私地奉献给这本属于1980年的深圳特区的口述历史。

忘不了至今仍然拒绝采访的人，他们令我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令我知道自己有太多力所未逮的事情。总之，我有无限的遗憾留在这本书里。

二

20世纪80年代，一去不返的特殊年代，中国的关键时代，历史的转折点。

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悄无声息地，最先来到了南方。无数年轻或不再年轻的人们，聚集到了深圳，他们的故事从1980年开始。12年后，蒋开儒写下了《春天的故事》。

对于深圳来说，1980年似乎并不是最美好的时光——荒山野地，一穷二白；却又是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有一支画笔，在特区这张白纸上游走驰骋。一边是深圳河边多数仍靠种植、养殖为生的原住村民，一边是一系列即将牵动全国的改革正在酝酿、萌生。深圳改革开放近30年的短暂历史中，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到此，他们充满汗水、智慧和艰辛的365天，丰盈了深圳经济特区的首创之年。这些日子，有的已经褪色并掩埋，有的无法替代，必将在历史的特定时刻被人们铭记。但无论哪一种，深圳人都是从那一年开始走上了对外开放的筚路蓝缕之路。

逃港潮、政治边防、小额边贸、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奖金制度、香港电视……都是那一年的时髦名词。之所以时髦，是因为在物质和精神极度贫瘠的年代，人们饥渴地抓住任何一根稻草，个体的生存与社会的发展，在跌跌撞撞中前行。

30年转瞬即逝，南方边陲小镇换了新颜，特区拓荒牛也成了老特区人，他们大部分仍然还居住在这个城市，无论赴深时间的长短，无论职务的高低贵贱，都共同拥有着深圳经济特区的集体记忆。从“弃文经商”的吴南生，到“排除万难办养鸡场”的方苞，从莲塘村的逃港少年陈标，到罗湖口岸忙着卖外贸货的赵燕华……普通人和领导者，都在深圳留下了闪亮足迹，这一切，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不灭印痕。

城市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深圳短暂的城市发展史是与无数个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创立30周年之际，为寻访、追踪、回顾、汇集、再现深圳创立之初的无数瞬间，重温教诲、激励斗志，我写下了这本21人的口述历史。

三

在我采访的18个月中，原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周溪舞离开了我们，还有很多特区的见证者也在慢慢老去。

我亲身体会到《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作者唐纳德·里奇说过的一句谣“苦心盘算、犹豫不决和推脱耽搁是极其冒险的，因为受访者可能等不及访谈便去世了——口述史家永远都必须和寿命做现实竞赛。”

每一次约访，都让我感到时间紧迫。

随着采访人数的增多，我的遗憾也在滋长。凭一己之力，我所能接触的人有限、搜集到的材料有限，穷尽所有人脉，我的采访名单无法延展，采访对象的人数只能在两位数打转，一度突破50名，但最终访问完的只有36位，选人书中的只有21位。更加有限的是我的时间。职业的特性，注定我要奔波在深圳和香港之间，完成本职的新闻采访，并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任务，总之，我尽力腾出一切可能的时间约访，采访、整理录音、再回访、再等待……截稿日期已经再三拖延，我要感谢出版社的耐心。

比时间更加捉襟见肘的是我的见识和能力。我深知自己无法承担对重大历史研讨的重任，对口述人物的访谈还不够充分，深度挖掘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仍然希望这本小书能够拾起每一个与深圳特区共同成长的人的记忆，以文字构图，“抓拍”特区在每个人心中的瞬间，放人深圳人的记忆中。我只是，想让更多1980年的建设者、亲历者、见证者、相关之人，一起加入进来，讲述属于1980年的南中国深圳的那些火热故事。

作为一个年轻人，在探究历史的时候，我没有足够的全局观为21位口述人物依次排序。最终，我选择了一个最传统甚至“愚蠢”的方法：按照人物名字的拼音排序。

四

时间不是割裂、独立、绝缘的，1980年同样如此。在访谈过程中，口述人物在对1980年追忆和回顾时，往往还会提及1979年、1981年、1978年、1982年，乃至相隔更加遥远的年份。通过做口述历史，我希望，为读者辟出一个时间和空间，来追忆深圳改革开放最初的岁月，让更多人关注深圳特区发展的命运，关注人与城市的纠缠不断的联系。于是，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对1980年进行了外延和拓展。

我感谢曾经接受我采访的每一个人，尤其那些最终没有办法纳入这本书中的人。请允许我根据采访的时间顺序记录下所有采访对象的名字：

郑锦平、孙绍先、乔胜利、方苞、梁振英、梁宪、王今贵、曾锦棠、李礼师、何云华、何煌友、彭鹏、马成礼、张玉弟、万仲英、陈标、张勋甫、杨汝万、黄树森、赵海燕、应勇、黄海滨、梁诚文、马太(陈惠娟)、张晖、薛风璇、林为农、曾敏之、梁宪、李伟彦、廖虹雷、罗昌仁、张伟基、吴南生、李定、刘杰。

五  感谢涂俏，我的责任编辑，是她无私的帮助成就了这本书。

感谢廖译先生，对我的信任。

感谢慧峰，一直等待着我的书稿打印，并鼓励我无论如何要拥有自己的第一个“小板凳”。

感谢读者，给予我的包容。

2010年5月6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