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入作者十多年来撰写的学术随笔30余篇，主要涉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事件以及哲学问题，对此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智者的寂寞”以中国哲学史的人物为中心，第二部分“昨夜星辰昨夜风”以问题为中心，第三部分“不要怕上帝发笑”则介绍了国外的几部哲学著作。这些随笔语言流畅，一改学院派论文晦涩艰深的文风，在深入浅出地讲述学术史上的人物、事件时，不时有深刻的见解流淌而出，并且显示了作者一贯坚持的哲学研究必须要做社会史还原的观点，反映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的独特风格。

本收收录的大抵都是作者谈书的文章，有些是给《读书》、《书城》、《二十一世纪》等杂志作的书评，有些是给朋友或学生的著述所作的序言，也有作者自己的著作或手编各类文集或丛书的序言，少数是对学术争论的个人意见。书中的文章写作时间不一，篇幅长短也不同；但都以书为话题，内容又比较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于是编为一集。粗略地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均以其中的某一篇名为标题，以示内容的分类。具体内容包括《林语堂这个中国人》《谁应对近代中国的价值迷失负责？》《贞信在现代道德中的价值》《看印度哲人退而结网》等。

序

一、智者的寂寞

 林语堂这个中国人

 世界文化的预言家

 智者的寂寞

 智慧之境

 在“道问学”中“尊德性”

 异数抑或正道：章学诚的学与思

 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熊十力的“返本开新”

 向着新的社会理想

 中国精神的百年跃迁

 芳情不悔说启蒙

 严复：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

 作为思想家的周作人

二、昨夜星辰昨夜风

 谁应对近代中国的价值迷失负责？

 全球化与人文学术：以中国的现代性为视角

 从历史中发现价值

 从观念谱系看精神传统

 面对思想史，哲学何为？

 开拓考察中国经验的新境界

 近代哲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昨夜星辰昨夜风

 序“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从严复到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

 学术规范慎言“化”

 贞信在现代道德中的价值

三、不要怕上帝发笑

 《天主实义》的哲学史意义

 柏格森与中国现代哲学

 不要怕上帝发笑

 看印度哲人退而结网

 能否跳出“过去的掌心”？

 走向理性的太阳

 英雄的历史作用

在世界上几个古老的文明系统中，中华民族因为有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著述和强烈的历史意识而自豪。这种历史意识经常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即对“道”的追求。从司马迁论“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鸦片战争时期的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可以说中国人一贯对历史充满着浓厚的兴趣与敬畏之感。事实上，这种强烈的历史感通常与同样强烈的现实感紧密联系在一起，潜伏在考察历史经验背后的社会意图，搀杂着个人的见识、利益、欲望以及传统等等，所以并不属于中性的价值。这就可以回答为什么在历史发展的关头，人们特别会对以往的经验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可上溯到孔子修《春秋》以名正实的淑世情怀。更往深里说，对于历史的理解，同时也是人们的自我理解，是我们的文化认同和社会理想的一部分。因为它总是在追问：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不过这种历史与现实、事实与价值的复杂纠缠，也常常使人们陷于众说纷纭的争论之中。所以中国古代伟大的经典《周易》说，历史的大道其实并不那么容易被认识，因而常常出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况。即使像孔子那样贤明的人，他对自己所处的春秋时代的理解与当时社会的实际变迁似乎并不一致。在对历史经验的判断方面，孔子的成就完全无法与他的仁学思想相提并论。这很可能与他“从周”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有关系。其实，每一个时代的人在认识历史经验(包括同时代的经验)的时候，都可能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的遮蔽，而产生各种偏颇。我们一时一地的直观中的好歹，更不见得是确定可靠的。荀子所说的“蔽于一曲而谙于大理”倒是很寻常的事情。因此，认识历史经验，尤其是认识当下的经验，虽然非常重要，但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曾经有过一场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争论，就是一个可以说明对历史经验的考察不容易求得其真的事例。这场争论虽然形式上到1980年代末戛然而止，但是因为其来有自一一差不多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文化论争的延续，而且没有真正在理论上得到反省，因此实际上并没有最终结束。在1980年代，它曾以最直白的形式展开：一方以为，中国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踟躇不前，是由于传统文化的糟粕尤其是传统儒家的阻碍；另一方反驳说，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使得中国的现代化缺乏传统的资源而不能如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那样迅速发展。现在人们把前者称做文化激j址土义，后者则称为文化保守土义，或者像他们自己比较乐于接受的那样，称做文化守成主义。最近的十多年，强调继承和发扬古代文化传统的文化守成主义，取代对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的文化激进主义，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将来人们会说这是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之一丕变。它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人们以新的热情去发掘传统的价值，中国的文化自觉与阅读经典、回归传统相联结，而不再只是与文化的自我批判相关联。在文化自觉的旗帜下，最近二十年我们不但看到儒学复兴的一条轨迹：从心性论的“生活儒学”、偏向历史学的知识儒学，到效法公羊学的政治儒学；而且看到商、学、研、官等诸多因素共同推动的信古潮流加入到时尚中来。

无论我们对今日的文化吋尚是否满意，如果把最近三十年的文化争论作为中国历史和中国经验的一部分来反省，而且还以追求真理为学术的目标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发现我们恐怕根本没有理由那么沾沾自喜。因为，无论是文化激进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我把它叫做前提误置。毫无疑问，这两类学者的结论和文化倾向明显不同，而且各自带着其政治诉求；或者说双方的争论不过是各自开出药方的不同。但是他们的前提是相同的：中国现代化长期止步不前。换言之，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社会变革结果的判断，双方的意见是惊人的一致。但是，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就在双方争论不休的同时，一夜之间，几乎全世界都开始谈论“中国的崛起”！  以往我们会把各执一端的现象说成是“瞎子摸象”，1980年代的那场争论则好比是一帮人在高速火车上拼命争论“火车为什么不开”。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很惭愧地承认，学术界对于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的考察，整体上出了某种偏差。这使我们想起章学诚说的：“大道之隐也，不隐于愚庸，而隐于贤智之伦纷纷有见也。”

前面所说的对中国经验的误解，也并非国人所独擅。三十年来，或者说更多的时间里，许多外国观察家部曾经藐视中国经验，甚至不断预言中国随时会走向深渊。在经过短暂的惊愕以后，现在越来越多人在问：中国经济何以能如此迅速地起飞？

多少有点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本应该喜欢谈沦这类话题的学术界却有点集体失语。我的这个批评可能会招致强烈的反批评。因为经济学家不断在描绘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曲线和市场的动力性，而且正如我们大多数人的直观所得那样，最近出现的，些文章都将它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和新的制度配置。毫无疑问，在最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是如此显著，没有人可以否认它的作用。要是没有邓小平所主导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战略，要是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最近三十年中国的巨大变革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进一步追问：除了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以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有没有某种文化因素在起作用？答案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上世纪80年代，某些海外中国学的专家曾经用马克斯·韦伯式的论式来教导过我们。他们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之所以比中国大陆先进，是因为他们更多地保留了儒家文化传统。这个结论后来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大受质疑。其实，单纯因为经济的起落而断言“亚洲价值”没有意义，与简单地将东亚诸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动力归结为儒家传统一样，都大有讨论的余地。今天，当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有了前所未有的正面意义以后，我们更无法摆脱韦伯问题的纠缠：一个曾经被认为是由于儒家传统的“断裂”而导致现代化迟迟不前的东方大国，在她不断创造经济奇迹的现象后面，难道可能没有任何文化的或者精神的因素在起作用？如果有，那是什么？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经济体制和文化精神是如何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今天我们对于中国经验的考察，应该从简单地赞美或者批评最近的三十年——尽管这一点也讨论得非常不够，我相信理论界很快会对此投入更大的热情——扩大到对于一个大时代和更长历史进程的理解。对一个更基础的研究而言，它应该从最显性的“我们做了些什么”深入到追问“我们何以如此”，即包含了对于“中国崛起”的精神动力或文化因素的探讨。

P163-166

《智慧之境》原是十多年前为了纪念业师冯契先生而作的一篇文章，最初发在《读书》杂志。因为喜欢这个题目，就拿来做本书的标题。这当然不是说自己已经臻于此境，至多只表示私心之向往。所以收入本书的文章涉及的人物和思想看似宽泛，归总都与对智慧的追求有关。

前一阵学术界讨论起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意思是中国古代有没有西方人称为Philosophy那样的“哲学”是很可疑的。“哲学”一词自然是20世纪的新名词之一，其实“智慧”也并非中国哲学的突破时期就有的概念。那时候，孑L子就直愣愣地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庄子则说“道”无所不在，而且“每下愈况”。古人认为，求道的精神和对道的认识，就是智慧。要说得更具体些，有两个人说得特别好。一个是司马迁，他说“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另一个是程明道，其诗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人风云变态中。”中国哲人无论追求如何玄虚、空灵的大道，最高的境界却是与人伦日用不即不离。“天人之际”的幽明之境，要在“古今之变”的日用常道中体证。所以哲学之“思”和人类之“史”是难分难解地联结在一起的。

不过，一进入学术知识形态，哲学就不得不有所分化，求道的人也各有自己的进路。多年来我比较关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同时也旁及思想文化诸问题。不过到底是书斋中人，虽然有现实的关切，所论总离不开书册。收入这本小书的，大抵都是谈书的文章，有些是给《读书》、《书城》、《二十一世纪》等杂志作的书评，有些是给朋友或学生的著述所作的序言，也有我自己的著作或手编各类文集或丛书的序言，少数是对学术争论的个人意见。其中有些以品人为题，但重心还是论他们的著述和思想。文章写作时间不一，篇幅长短也不同；但都以书为话题，内容又比较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于是编为一集。粗略地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均以其中的某一篇名为标题，以示内容的分类。第一部分“智者的寂寞”大致以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为中心；第二部分“昨夜星辰昨夜风”，可以说是以问题为中心；第三部分“不要怕上帝发笑”，讲的是几本外国人的书。编着编着想起章学诚说的一段话：“《易》曰：‘知以藏往，神以知来。’夫名物制度，繁文缛节，考订精详，记诵博洽，此藏往之学也；好学敏求，心知其意，神明变化，开发前蕴，此知来之学也……故藏往之学欲其博，知来之学欲其精。真能知来者，所操甚约而所及者甚广。”我这本小书既不“博”，又不敢说“约”。但却希望在“藏往”和“知来”之间，给这个保守主义和返魅浪潮袭来的“后现代”，带来一点不同的声音。

这三十多篇文章最初发表于多家刊物或出版社，大多曾经被各种各样的刊物转载过，其中有些又被朋友们收入各类文集，经过的编辑朋友之多，难以一一列出。今又承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支持，使此书得以面世。我在这里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我的研究工作一直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401)，也要一并说明。

高瑞泉

丁亥年小暑于沪郊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