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表人、收藏家、钟表文化研究者的案头必备，高级品牌与钟表从业者的必读教科书。从最原始的计时工具到美轮美奂的钟，到极尽装饰艺术的怀表，到创新创意不断的顶级手表精品，穿插不同时代的钟表时尚和钟表文化影像，近600幅珍贵图片和10万余精彩文字，带来酣畅淋漓的钟表视觉盛宴和阅读快感，更是读者珍藏的最佳选择。

这是常伟先生近十年来有关“中国与钟表”专题文化研究的成果总结，通过一系列翔实珍贵的图文资料，系统介绍了：西方钟表如何传入我国？如何落地生根？西方钟表与中国明清两代皇室有什么关系及故事？现代西方钟表的“中国情结”等诸多问题。

中国与世界钟表的历史源远流长，国际钟表业界当前在中国的市场和前景也如火如荼。钟表是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中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东方艺术风格与西方科学技术有机融合的一个代表物，两者的联系从17世纪初早已开始。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还没有一本书籍作品，能够全方位、多角度的再现其中悠久的人文历史。

《中国与钟表》，正是为爱表者和钟表从业者提供了一本可读性强、参考价值和借鉴价值高的中国与钟表文化历史的较全面专著。该书以时间顺序为线索，跨度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21世纪。具体分为。公元前21世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中叶、18世纪后半期—19世纪初期、19世纪中期—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30年代、20世纪中期至今六大历史时期。梳理了自中国有最原始的计时用具以来钟表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也介绍了西方钟表进入中国的初期、发展以及现在的各个阶段，描绘出不同时期世界钟表与中国密切联系的历史画卷，同时展现出中国人在钟表技艺方面的重大成就和贡献。

前言

第一章 中国计时溯源(公元前21世纪—16世纪)

 “钟表”的渊源

 日晷的奥妙

 多样而神奇的漏刻

 机械擒纵机构的雏形

 脱离天文仪器的机械计时器

 西方钟表来到中国

 西学东渐的缩影

 中国时辰记法

第二章 机械钟表制作的最早实践(17世纪—18世纪中叶)

 江南制钟盛极一时

 “广钟”独具特色

 不可忽视的漳州制钟

 清宫设立钟表制造机构

 御制钟表

 清宫内的西洋钟表机械师

 《红楼梦》与中国古代钟表

第三章 阳洋钟表在中国的贸易尝试(18世纪后半期—19世纪)

 外国使团与钟表

 钟表贸易日益繁荣

 来自英国的钟表巨匠

 瑞士的钟表奇才

第四章 早期中国市场的瑞士钟表(19世纪初—19世纪中后期)

 专注中国市场的成功之路

 以中国的名义

 从弗勒里耶谈起

 亲历中国的制表家族

 国内白产钟表的发展

 圆明园浩劫和八国联军洗劫

第五章 多变年代的钟表故事(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中期)

 来自日内瓦的艺术

 瑞士纳沙泰尔钟表商的中国故事

 瑞士名表的中国渊源

 亨达利与亨得利

 民族制钟业的发源

第六章 钟表世界的华语篇章(20世纪叶中期至今)

 西方钟表的中国情结

 天津与中国第一只手表

 中国手表工业的崛起

 华人的骄傲

 光大钟表文化

第七章 繁荣的名表天地

 外商进入中国大陆的三次机遇

 纪录中国的历史事件

 展现生肖文化的魅力

 关注北京奥运会

 中国原创品牌的新时期发展

 突出高级钟表文化的本土店

 中国与钟表的未来联想

特别展示：与中国钟表历史联系最紧密的国际品牌

安帝古伦——世界上最专业的钟表拍卖公司

中国钟表历史年表

参考书目

后记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路的开辟，欧洲基督教向东方传教的热情与日俱增，大约从1540年开始，西方教廷和各个教派就不断尝试着向中国传教。但是，当时的中国一直执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如何才能够打开当时中国封闭的大门呢？没有想到，小小的“玩意儿”——西方钟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为了能够获得中国人尤其是地方官员的认可，不断受到抵制和歧视的传教士另辟奇径，以赠送西洋新奇物品为突破口展开“公关”。这当中除了“千里镜”(望远镜)、“万花筒”(三棱镜)、地图、地球仪之外，很重要的就是钟表。钟表几乎是外国人给中国人送礼的最佳之选。16世纪西方的钟表已经采用发条装置，使原本笨重庞大的机械计时器变得可以方便携带，这也为远渡重洋的西方传教士将这一新奇“玩意儿”带到中国提供了条件。而中国官员之所以对钟表情有独钟，也在于这一洋“什物”确实精巧(制表技术代表了当时欧洲的最高机械技艺)，完全可以个人拥有并独立操作赏玩。当时毕竟没多少人能有机会看到或欣赏到苏颂等人所制的庞大天文仪器计时器，而民间流传的计时器，或巨大不能携带，或操作麻烦，或缺乏观赏性。奇巧精致的西洋钟表赋予一种机械的动感，这对于传统上喜爱精奇事物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据文字记载，最早将西洋钟表带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是意大利的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1581年他将一只表送给广州总兵黄应甲。“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是这样记录的：“罗明坚送给他一块表，这是一种用许多小金属齿轮安装成套的计时工具”。这个举动获得了中国官员礼遇传教士的效果，自此钟表成为宣扬西方技艺、馈赠中国官员的最好的礼物之一。罗明坚1581年11月12日给教会的书信中就曾经强烈建议说：“广州一些官吏告诉我，如以伟大公父 一教宗的使节名义去北京，很容易成功。他们还说，最好的礼物应是一架装潢豪华且体积大的钟，每小时皆报时，将置放在皇宫中，可以听很远；再送一只小型的，就如多年前奥尔西尼枢机赠送给教宗的那种类型，上有把手，每点钟报时，或类似的皆可”。罗明坚以上的建议几乎成为后来传教士进献给万历皇帝的钟表礼物的详细“订货单”。

1582年8月，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hieu Ricci，1552-1610)到达澳门，携带着一架自鸣钟。同年12月，罗明坚等人来到肇庆，将这架自鸣钟作为礼物送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陈瑞。传教士们由此终于获得在肇庆建立第一个传教中心的许可。这一成功对于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喜讯。当时的耶稣会会长阿瓜维瓦(Caudio Aquaviva，1543-1615)派人送来了“可用带子系在项上”的表和“摆在桌上的一座钟，那座钟比表更贵重，因为它结构复杂，没有摆锤，也因为它不仅准确击时，还在每一刻钟和每半个钟点响三下”。

利玛窦在1596年成为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区的监督，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向明朝皇帝进献礼品，博得最高统治者的好感，以便在首都建立居留点进行传教工作。1598年7月，利玛窦和意大利人郭居静(Lazare cattaneo，1560-1640)开始了北上的计划，他们从南昌出发到达南京，将一座钟送给了当时在南京的礼部尚书王忠铭。之后又到北京，但无果而终。1599年2月，利玛窦返回到南京并且定居下来，在此期间人们络绎不绝地前来观看没有送到皇帝手中的自鸣钟和其他礼物。为了不出闪失，郭居静在去澳门的路上将钟带到南昌。然后，郭居静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从澳门回来的时候，义带回来一些礼物，包括一座时钟。这座可以自动报时的“自鸣钟”，从造型上一看便知是专为讨好和吸引中国皇帝而制：拱形的钟顶除了精致的中国气质的花叶纹雕刻外，还刻有精致的龙一一这是中国皇帝的象征。钟面上的刻度用汉字时辰“子、丑、寅、卯”等表示，还用黄金和中国雄黄即朱砂点缀装饰，体现中国风格特征，而指示时刻的指针雕有鹰的图样，鹰嘴对准时刻，显示的则是欧洲的风格。整座钟被放置在类似罩子的有四根柱子的柜子中，四面为中式折叠式的柜门，可以打开闭合，即起到保护作用，又凸显了观赏玩昧的价值。这样一件特殊的钟表作品，在当时的欧洲也是上乘之作。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和庞迪我等人从南京出发再次前往北京，各种礼物在进京后的第二天献给万历皇帝(1573-1620在位)。《续文献通考》记载其中的自鸣钟：“大钟鸣时，正午一击，初未二击，以到初子十二击；正子一击，初丑二击，以到初午十二周…‘而小钟明刻，一刻一击，以至四刻四击。”不过，传教士毕竟不是钟表技师，虽然他们提前学习了钟表的操作技巧和相关知识，但钟表毕竟是精密复杂的仪器，经过长途颠簸周折，以至于那座较大的钟还是出了问题，进献给万历皇帝时，既不准时，也不报点，甚至可以说不走了。而那个小钟却得到了万历帝的喜爱，他常常把小钟放在自己面前，喜欢看它并听它的鸣时。同时，还专门安排四名懂历算的太监在短时间内向传教士学习钟表知识和管理、修理钟表的技术。这样，利玛窦凭借钟表这一新奇的礼物终于讨得万历帝的欢心，也获得了许可，得以留在北京传教。可以说，这两件钟对于西方传教士扣开封闭的中国大门功不可没。后来，利玛窦也一直在北京居住。1610年，利玛窦殁于北京。P34-37

不同的古代计时仪器，在五六千年前的亚非地区就被使用。

1088年，中国的科学家苏颂和韩工廉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并制造了机械钟表的重要部件——“擒纵机构”(Escapement)的雏形。

机械钟表制造产业的发源是在欧洲。

在为读者梳理钟表与中国的历史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机械钟表在欧洲的发展历史，这有助于我们掌握钟表发展的整体脉络。

机械钟的演变

无论我们现在对钟表的选择如何多样，钟表的表现形式和类型如何繁杂，机械钟表早期向前发展的推动力，就是使得计时器更小、更便利、更美观。

根据历史记载，早于14世纪初，在一些欧洲城市的高大建筑物上已经出现了报时钟，其中很多都是安装在教堂的建筑上。比如：

约1300年，皮埃尔·皮佩特(Pierre Pipelart)在巴黎建造公共钟；

1325年，诺里奇大教堂(Norwich cathedral)安装大型天文钟；

1344年，雅各布德唐迪(Jacopo de Dondj，1293—1359)在帕多瓦建造报时钟；

1348年，报时钟在伦敦出现；

1354年，斯特拉斯堡大教堂(Strasbourg cathedra1)安装第一座钟；

1364年，乔瓦尼·德唐迪(Giovanni de Dondi，1318—1389)建成天文钟；

1386年，索尔兹伯里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钟第一次被记载；

1389年，让·费兰斯(Jehan de Felains)在鲁昂建造报时钟；

1404年，报时钟在莫斯科出现；

可以发现，欧洲最早的报时钟大都位于教堂建筑之上，这证明了时间对于人类公共社会生活，尤其是宗教方面的重要作用，人们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从事聚会等活动，这就必然要求出现计量时间的有效载体，而报时钟正好承担了这一角色。当时的钟还没有显示时间的钟盘，只能够以声响来表示不同的时间。虽然人们只是用耳朵来听时间，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机芯的机械复杂性。约1275年出现的“机轴擒纵机构”(Verge escapement)便是那些报时钟的“心脏”，齿轮传动的动力通过这个机构变为有序的节拍，从而使时间的计量成为可能。当然，这些报时钟的运行需要持续的动力来源，所以当时采用的方法就是用绳索悬挂重物，利用地心引力对重物产生的作用带动传动齿轮机构的运转。

欧洲报时钟与宗教息息相关这一点与中国以“钟”作为报时载体的发源是相似的。中国早期的宗教场所最早使用圆口钟作为可以鸣响的圣器，兼可报时，这也是“钟”这个概念具有报时意义在中国的起源。不同的是，欧洲早于14世纪开始使用的钟是机械操作的、报时和计时的结合体，这直接促使了欧洲机械钟表的迅速发展；而中国的钟作为公共报时器的历史虽然远远早于欧洲，但长期以来多是象征意义的载体，由人力操作，本身不具备计时功能。直到西方机械钟表的传入，钟的概念在中国才有了新的定义。

既然把握时间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重要，那么报时钟自然要走出公众建筑的束缚，进入私人家庭的空间。而走出这一步，最重要的就是使笨重、占用空间的动力来源小型化的难题是否能够突破。15世纪中期发明的铁制发条解决了这一问题，也使原来体积庞大的钟有了新的动力来源，同时为钟的小型化创造了条件。1450年左右，勃艮第开始出产发条钟，而为了使发条能够产生持久均匀的动力，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于1485年描绘的一个部件被运用在雅各布·策希(Jacob Zech)制造的钟里(1525年使用)，这个叫做“均力圆锥轮”(fusee)的机构确实在均衡释放动力方面具有实际的作用。  16世纪初期，彼得·亨莱因(Peter Henlein，1480—1542)在德国纽伦堡制造的便携式钟，常常被钟表历史学家所提及，这样的计时器于同时期在欧洲不同的地区制造，钟表制造逐渐形成一个行业。巴黎(1544年)、奥格斯堡(1564年)、纽伦堡(1565年)、日内瓦(1601年)和伦敦(1632年)相继成立了钟表师公会。另外，一些科学家的发明创造也为钟表科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583年，意大利人伽利略(1564—1642)建立了著名的等时性理论，将此理论发扬光大的荷兰人惠更斯(1629—1695)于1656年设计了“钟摆”。第二年，年轻的钟匠萨洛蒙·科斯特(Salomorl Coster)在他的指导下制造成功第一个摆钟。

怀表的普及

1675年，惠更斯发明了螺旋形“游丝”，这为制造便于携带的怀表提供了关键的技术基础，由此形成了以发条为原动机构，以游丝、摆轮(1575年已出现)作调速机构的表。进入18世纪，钟表继续微型化变革的同时，走时精确度也在逐步地提高。虽然1680年左右已经出现了带有分针的表，但是18世纪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擒纵机构，最终才使表盘上出现了秒针。比如：1725年，乔治·格林汉(George Grallam，1673—1751)改良了“工字轮擒纵机构”(Cylinder escapement，这种机构直到20世纪早期还运用在一些机芯中)；1730年左右，让一巴蒂斯特·迪泰特(Jean-Baptiste Dutertre，1684-1734)发明了“复式擒纵机构”(Duplex escapemeilt)；1748年，皮埃尔·勒鲁瓦(Pierre Le：Roy，1717—1785)发明了“制动式精密擒纵机构”(Pivoted detenl：escapement)；1757年，托马斯马奇(ThomasMtldge，1715—1794)发明了“杠杆式擒纵机构”(Lever escapemerlt)，进一步提高了怀表计时的精确度，并且在1769年为乔治三世的妻子制作了带有此种机构的怀表。

除了机芯零件的改良以外，整个机芯的形态也在发生着变化。法国人让·安托万·莱皮纳(Jean Antoine Lepine，1720—1814)于1775年设计了一种机芯，被称为“莱皮纳机芯”(Lepine calibre)，将传统机芯中两个主夹板的模式加以改变，不仅采用一个主夹板，而且使原本厚重的机芯变得纤薄。而将此机芯普及开来的功臣应该是费雷德里克·雅皮(Frederic Japy，1749—1813)，他于1776年引用了机械化生产机芯基板的方式，许多表厂装配了这种机芯，使变薄的怀表真正进入了人们的口袋。由于许多发明的应用，怀表无论是在体积还是在精确度方面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改进。同样，在怀表机芯具有计时功能的基础上，聪明的钟表师们开发了更多的复杂功能，陀飞轮、万年历、打簧报时、独立计时……19世纪90年代，具有多种复杂功能的怀表已经成为高级表厂必备的表款。

手表的飞跃

19世纪后半叶，在一些女性的手镯上装上了小巧的怀表作为装饰品。那时人们只是把它看成是一件首饰，还没有认识到这已经成为手表的雏形。直到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钟表制作工艺水平的提高以及科技的飞速发展，才使手表地位的确立有了可能。

20世纪初，在一些特殊领域，人们对于时间精确度把握的需求变得更加紧迫。护士们把小号的怀表挂在胸前，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快速的掌握时间。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怀表在使用时必须从口袋中拿出，这样不能适应作战军人的需要。而现代西方社会经济大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也使得人们对便利性物品的需要越来越明显。此时，有的钟表厂家就把怀表生产成能够系在手腕上的款式，计时的实用性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1926年，劳力士防水表的面世成为手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20世纪30年代，手表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喜爱，一些新的技术被运用在手表中，手表增加了更为实用的防磁和防震等性能，使得手表成为真正意义上精确和耐用的计时工具。二战时期，手表需求和产量迅猛增加，手表完全颠覆了怀表的统治地位。1969年，世界上第一只石英表面世，随后，更多微电子技术和附加功能的运用、相对低廉的价格使得电子表一度又颠覆了机械表的“正统”地位。19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期成了机械表厂和瑞士制表业漫长的寒冬，机械表“几乎”要退出钟表历史的舞台。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十多年电子表“驱逐”战的机械表终于“王者归来”，证明了人们对机械表的钟爱，也证明了拥有迷人精密机械运动性能是钟表的真正魅力所在。在一下下清脆动感的“滴答”声中，我们感受到实在的时间流逝，精彩生命力的和谐与安稳。

东方的钟表之路

公元1498年，葡萄牙著名的航海家达伽玛(Vasco da Gama，1469—1524)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由此找到了通向东方的新航路。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登陆中国进行贸易，到了1557年，葡萄牙人被获准在澳门租借七地开始居住。随着澳门成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一个据点，西方的商人和传教i也陆续来到此地，在他们销售或者赠送的物品中，钟表自然会占有一席之地。一方面，当时在西方已经出现了方便携带的钟表，它们很容易被带到中国来；另一方面，这些贵重的物品并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它们往往代表了地位与身份。

任钟表进入中国的最初日子里，传教上的文献较多地记录了其中的关联，而将钟表进贡给明朝万历皇帝的意大利神父利玛窦是最好的见证人，以至于后世的上海钟表业者将他作为祖师爷。钟表虽然是舶来品，但是西方的钟表师为了适应中国人的习惯，在显示系统上做了部分调整，例如：把欧洲机械钟时针一日转两圈的24小时制改为一日转一圈的十二时辰制，并把显示盘上的罗马数字刻度也改成用汉字表示的十二地支的名称。

清朝初期，随着钟表通过贸易、进贡等途径进入中国，钟表已经成为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身为满清贵族的纳兰性德(1655—1685)，同时也是清代的著名词人，其《自鸣钟赋》不仅点出了自鸣钟的来源——“劂初有自鸣之钟，创于利马豆氏，虽形体之大小多所殊，而循环于亥子初无异”，也赞扬了自鸣钟的作用——“深宫听之，不失九重之宵旰；在位闻之，毋愆百职之居诸。纵令雨晦风潇，而惜阴之士自识晨错而运甓，即使终霾且噎，而刺绣之姬应知中昃而添丝”。而当形容钟声响起的时候，词人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始则宫商问发，继则剽栈齐鸣，铛铛丁丁……随烟高下，从风飘零……”。

虽然当时在中国能够接触得到、消费得起钟表的人群只限于皇室宗族、官宦臣工，但是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富，使西方的钟表能够在中国蔓延开来。当然，中国本土也开始仿制钟表，无论是在皇宫还是民间，聪明的工匠们从代表西方物质文明的钟表里获得启发，施展着各自的才能。

从奇技淫巧到科学技术

18世纪后期，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钟表被大量生产，并作为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其中有许多是英国的产品。但是瑞士继英国之后成为新的制表中心，它在19世纪几乎垄断中国的钟表市场。在中国，拥有钟表人群的范围扩大，也改变了人们对于这些物品的看法。

自从包括钟表在内的西洋器物传入中国以后，这些东西常被冠以“奇技淫巧”之名。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里，这种代表奇异技能的“奇技”、过度工巧的“淫巧”并不为国人所推崇。因此，我们可以判定中国人早期对于钟表的热衷，几乎都是出于其新奇的属性，而非运用其实际的计时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长期以来封闭的国门，西方的产品不仅随着中国口岸的被迫开放而流入了不同的城市，也使国人对这些舶来品有了不同的认识。久居上海的王韬(1828—1897)虽然认为钟表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钟表测时，固精于铜壶沙漏诸法，然一器之精者，几费至百余金，贫者力不能购，玩物丧志，安事此为！”  19世纪70年代，随着钟表在上海等开埠城市的普及，人们对于钟表也不再感到新奇。当时《申报》上有一篇文章写道：“中国自古及今，不尚奇技淫巧，故奇巧之物不多，奇巧之人亦少也。至若西国，皆于机器极力讲求，故能使奇巧之物层见叠出，初则制造自鸣钟表，继则制造自行人物，终则制造八音琴等。”这篇文章突出了“洋人多巧”的事实，其中的“巧”指西洋器物中所包含的科学技术。此时，国人对于钟表的看法，已不仅仅是停留在外在的认识，而希望掌握到其中所包含的技术原理。这一现象，在19世纪初期的文字记载中都曾有所体现。

中国近代钟表工业

从钟表进入中国之后简单的仿制，到20世纪初民族钟表工业的发轫，经历了将近300年的时间。工业化制钟成为中国近代钟表业的先始。与18世纪后半期的西方钟表工业化相比，中国晚了100多年，这期间大量的西方钟表充斥着中国市场。而钟表等洋货的流行，使国人感到自己的金钱财富完全送入了洋人之手，这种情况被视作“漏卮”。但是，中国的国门已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打开，国人购买洋货的势头也不可阻挡。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才能够把自己的利益为自己所留。

“美华利”的创始人——孙廷源，从事西洋钟表销售的商人，早巳看到了钟表业的“漏卮”，因此命其子于1905年在宁波开设制钟工场，之后迁到了上海，最终以西方的制钟技术为基础，推出了赋予本民族外观设计特色的各式钟产品。其后更参加了多种展览会，还捧回了包括国际金奖在内的多项嘉许，足以证明了中国钟产品的质量。上海之外，北方的港口城市烟台也陆续建立钟厂，其中的技术人员还分别到达天津、青岛、沈阳、丹东、上海、北京等地开设钟厂，由此全面开启了中国制钟工业的大幕。但是1937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严重阻碍了民族制钟业的发展，钟表进口也受到影响，中国钟表行业自此一蹶不振。

1949午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内地进行经济封锁，除了少量途径的进口，国外品牌和表厂基本退出了中国内地市场。

1955年，天津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只手表，中国制表工业从此开始。

913年前的1096年，苏颂撰写《新仪象法要》，

200年前的1809年，徐朝俊著《自鸣钟表图法》，

90年前的1919年，著名制表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查皮斯(Alfred Chapuis)出版了《中国表》(Chinese Watches)，成为纪录当时中国钟表发展现状的巨著。

我们在此粗浅地梳理了有最原始的计时用具以来钟表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主要的关注点多在历史脉络和钟表文化，而没有过多地从专业及技术角度讨论钟表。虽然酝酿已久，但编写和制作的过程仍显仓促，仍有不少疏漏之处，我们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及时补充与指正，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出版本书的修订本或新的版本。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前人和同仁的众多著作，也得到了众多业内专家、收藏家、品牌的关心与支持，在此一并表达感谢！

编者

二○○九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