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新四军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的形势下，由南方8省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一支人民军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军之一，其战场是抗日战争在华中的重要战略支点。

新四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军之一，其战场是抗日战争在华中的重要战略支点。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同时，也为日后的新四军崛起奠定了坚厚的基础。新四军也由此获得了“伟大的游击兵团”的美誉。

第一章 新四军的诞生

 一、创业艰难百战多

 二、抗日旌旗战局开

 三、团结救亡下山来

第二章 寇能往，我亦能往

 一、弯弓射日到江南

 二、开赴皖南

 三、鏖战皖中

 四、楔入豫皖苏边

 五、突入豫鄂边

第三章 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一、周恩来到云岭

 二、东进东路、北上苏北

 三、江北部队的东进

 四、两路大军共谋苏北

第四章 粉碎夹击，坚持华中

 一、搞好“三角斗争”

 二、同室操戈

 三、重整旗鼓

 四、保卫华中

第五章 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一、实施局部攻势作战，恢复与扩大抗日根据地

 二、西进、北上、南下，扩大解放区

 三、加强部队建设，准备反攻

第六章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一、发动春季攻势

 二、实施夏季攻势

 三、战略反攻，扫清残敌

第七章 向北发展。迎接解放

 一、挺进白山黑水，开创东北根据地

 二、巩固华东，加速迎战准备

 三、实施积极防御，痛击国民党军

 四、统一整编，撤销番号

就在国共两党高层进行谈判的前后，南方的红军游击区自发地或在中央的指导下转变军事斗争策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谈判。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出了《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示南方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原则下，可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

然而，由于南方的红军游击队长期分散战斗在深山密林之中，处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之下，很难了解外界的形势，更谈不上与中央进行联系以获取中央指示了。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之后，由于蒋介石仍然奉行，“北和南剿”的内战方针，因此在外贼入侵、兄弟相煎的情况下，红军游击队基本上处于报国无门、家仇难报的尴尬境地。

当时，一些红军领导人只能通过报纸、杂志等渠道零星地了解到时局的发展和两党政策变化的信息。条件好的游击区可以派人到香港、上海等地，与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等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或辗转去陕北，直接同中央联系。中央的一些文件也通过各种渠道，陆续传到一些游击区领导人的手中，为其判明形势，实现战略任务的转变，提供指导。

其中，赣粤边游击队是开始实现战略任务转变较早的游击队之一。1937年7月中旬，在赣粤边区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和中央分局委员陈毅从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看到毛泽东5月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这是项英、陈毅自1935年3月和中央失去联系后，第一次间接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如同久旱逢甘霖，他们凭借文章中透露的一点点信息，努力领会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久，项英、陈毅主持召开了赣粤边区干部大会，对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为抗日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随后，陈毅和项英先后作为代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实现停战、合作抗日的谈判。

随着国民党的“清剿”政策的逐步流产，以及抗日救国高潮的逐步兴起，皖浙赣、闽粤边、湘南等地的红军游击队和党组织，渐渐地利用各种渠道与上级领导机关取得了联系，并根据中央的指示，在政策上作了重大调整鼬如将苏维埃政府改为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将红军游击队更名为抗日义勇军，改打土豪筹款为收抗日捐，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等，还通过快邮代电、倡议书和发表宣言、声明等形式，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国民党地方当局或驻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在谈判过程中，除少数懂得民族大义的国民党军政官员支持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外，一部分国民党地方势力囿于阶级、集团的私利，挟10年反共之偏见，对谈判缺乏诚意。他们或以谈判掩护其军事进攻，图谋吞并红军游击队；或提出苛刻条件，企图通过谈判实现在战场上未能达到的目的；或以利禄官位相引诱，妄图把红军游击队编为保安团；或设置圈套，诱使红军游击队下山，然后聚而歼之。因此，南方游击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过程，是一个曲折、复杂、尖锐的斗争过程。在这一历史时期，游击区绝大多数领导人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识破国民党的阴谋，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但也有个别领导人，由于政治警惕性不高，缺乏经验，走了一些弯路，甚至造成严重损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何鸣事件”。

何鸣是闽粤边游击区的主要领导人。受上级的指示，何鸣作为闽粤边特委的代表同国民党粤军第157师举行谈判，争取国共合作。但由于粤军当局奉行“谈判不忘‘围剿’，‘围剿’不忘谈判”的方针，企图借谈判之机消灭或吞并红军游击队。因此，在谈判期间，仍不断向红军游击队发动军事进攻，多次逮捕并关押中共谈判人员。最后迫于日益紧迫的抗日形势和当地民众的强大压力，通过谈判，粤军第157师不得不接受红军游击队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承认闽南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但提出红军游击队必须离开原来的根据地，到漳浦县城集中。为防止国民党玩弄“假抗日、实剿共”的阴谋，中共闽粤边特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游击队是否到漳浦县城集中问题。在会议上，何鸣以扩大政治影响为借口力主部队进驻漳浦县城。6月26日，何鸣与粤军第157师的代表达成了南方各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最早签订的合作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由第157师指挥；共产党在不推翻现政府的方针下，有宣传、组织、独立自由批评之精神；共同组织与保证民众爱国运动自由；停止封锁苏区；释放被捕红军人员，红军所抓土豪也释放；保留红军原有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7月1日，红军游击队经点验后，正式改番号为闽粤边保安独立大队，何鸣被任命为大队长。但粤军灭我之心不死，继续玩弄各种伎俩。全国抗战爆发后，粤军第157师借口闽南沿海局势紧张，命令保安独立大队到漳浦县城集中受训。此时的何鸣已完全丧失了革命的警惕性，在部队指挥关系和集中地点等关键问题上，盲目迁就国民党军的要求。7月13日，何鸣将闽粤边保安独立大队800余人带进漳浦城。7月16日晨，粤军以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诱骗独立大队到体育场集合，预设伏兵，缴了独立大队的武器，这就是震惊华南的“何鸣事件”。事件发生的当晚，被监禁在漳浦孑L庙中的独立大队副大队长卢胜、参谋长王胜组织一批军事骨干，趁敌人看管松懈之机，潜出城关，重进山区重新发展武装力量。

“何鸣事件”，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乘谈判改编之机，企图吞并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阴谋，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关注。

8月底，毛泽东致电当时负责联络中共闽、粤、桂和香港组织的张云逸，指出粤军所扣、缴何鸣部的人、枪，务须向国民党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严重抗议，并要他们迅速将原人原枪全部退回。9月14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与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叶剑英、周恩来等人，要求南京政府责令余汉谋退回何鸣部人、枪，不得缺少一人一枪。9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等，指出“在何鸣部人枪没有如数交还以前，不能集中”。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张云逸等，再次强调“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各游击区问题”。10月15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等，“候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其他游击区再行商谈改编事宜。10月18日，毛泽东在电报中仍强调“首先要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

由于中共中央严正交涉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有效斗争，以及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福建省当局不得不于1938年3月2日归还了“何鸣事件”中被缴的部分枪支，但“何鸣事件”中未能突围的数百名红军指战员被关进监狱，其余大部被国民党军第157师收编为补充营，有的人逃跑时被抓回杀害，有的人跑出后找不到部队而失散。P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