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元朝，我们知道多少呢？纷繁杂乱的线索，舍屈聱牙的文字，记不住的人名，加上翻泽的混乱，读来真是一头雾水，给了解元史设置了重要的障碍。幸亏有赫连勃勃大王这个历史的守望者，他在众多的资料中耙梳整理，钩沉往事，复原历史，写出了一部脉络清晰、生动有趣的元朝史，为当前的历史阅读填补了一项空白。

往事如风。赫赫元帝国，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昙花，更不是遗憾。那地跨三大洲的庞然巨物，虽然短暂，却极其辉煌，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内范围内，大元帝国百年间曾经发生那样多的故事，有过那样令人目眩神迷的血肉人生：元帝国疯狂的对外扩张、宫廷内部的权力争斗、北方汉人在夹缝中的艰难生存、文坛艺苑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与不朽创作……如果暂时“忘却”蒙元东征西杀的残酷性、破坏力，那个时代所迸发出的勃勃不可抵制的创造力、扩张力、竞争力、进取力，依然值得后人悠然神往。

总序言

自序：壮丽的废墟——回望元朝

南朝千古伤心事每思豪杰泪满襟——不休的文天祥

 临安城上竖降旗——南宋都城的陷落

 百死愁绝终不悔——文天祥的坚持

 丹心不改天地悲——文天祥的最后努力

 天涯海角不悔身——悲壮的厓山之役

 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最后岁月

泥足的巨人——忽必烈的“政治遗产”

 经济危机下的煌煌帝国——敛财三贼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

 五百美女的“主人”——阿合马

 肆无忌惮的短命鬼——卢世荣

 自树“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

 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

 二次征倭台风败事

 占城爪哇铩羽而归

 西南森林的泥沼——安南战场的狼狈

 元朝帝王的“精神生活”——佞佛滥施

 虚幻的“大一统”——忽必烈死亡时的政治现实

或者活着死去——蒙元帝国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谢枋得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赵孟頫

 歧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入愁肠——汪元量

 举世无人识，终年独自行——郑思肖

百炼难柔铁石肠——甘为鹰犬的蒙元初期汉人：张弘范、史天泽、郝经

 死而后已的灭宋鹰犬——张弘范

 急流勇退的“郭子仪”——史天泽

 被遗忘的“苏武”——郝经

挣开人性的枷锁——《窦娥冤》的背后

 文学史上的“孙志刚”——关汉卿

 不朽的名剧——《窦娥冤》

“八百媳妇”的密林——元成宗“守成”时代的蹉跌

 并不顺利的继位——元成宗之立

 “八百媳妇”——南方又一个陷阱

 海都之死——西北诸王的最后“归顺”

史终弟及后患无极——元武宗与元仁宗兄弟

 武宗未必“武”——海山时代的瞎折腾

 仁宗不尽“仁”——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时期的政治得失

附：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

生如夏花——汉化帝王的悲剧

 “南坡之变”前后事

 少年帝王少年臣——元英宗、拜住的政治改革

 天上掉来一顶大皇冠——元英宗的被弑与泰定帝的登基

帝位至尊手足相残——元文宗、元明宗兄弟的“礼让”

 耀日于戈两京间——大都与上都之间的较量

 骨肉至亲不相容——元明宗的“暴崩”与元文宗的“复位”

绿睛“色目”亦能诗——贯云石、萨都剌、马祖常、逎贤

 情深不寿贵公子——贯云石

 浩歌笑舞真诗人——萨都刺

 正直不阿的大元官——马祖常

 谈辩悬河突厥种——迺贤

“二把手”的下场——权臣燕帖木儿、伯颜、脱脱、哈麻生前身后事

 热火烹油——权臣燕帖木儿家族的覆灭

 重蹈覆辙——权臣伯颜的倒台

 为善不终——权臣脱脱的贬死

 自食其果——权臣哈麻的杖死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杀身殉国的元末士人

 大义殉国显赤诚——汉人樊执敬

 忠魂俊骨堕深渊——泰不华与余阙

 不为异朝太平臣——伯颜子中与王翰

歌尽桃花扇底风——元朝的覆灭

 沉迷于古怪性爱和精细制作的皇帝

 乱哄哄自己人杀自己人

 惨兮兮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北元”的延绵余绪

黄泉无精舍今夜宿谁家——元帝国最后的诗人们

 “铁笛道人”乃诗雄——杨维桢

 乘肥衣轻半世豪——顾瑛

 洁癖难避真浊世——倪瓒

 不容回忆的时代——诗人的荒诞而又必然的死亡

跋：思考的病痛

泰极否来。南宋政权终得消灭，但支撑大元帝国骇人军事行动的财源日渐枯竭。在年近古稀的肥胖帝王忽必烈眼中，谁能为帝国搜刮更多的金钱，谁就是真正的“忠臣”。

1279年，元朝大军把南宋送进坟墓的同时，它自身千疮百孔的财政问题，也更显突出。

忽必烈像忽必烈当王子时代及治国早期，对儒生比较亲近。1242年，汉族和尚海云禅师携弟子刘秉忠至漠北。忽必烈召见二人，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禅师回答：“宜于天下大贤硕儒中，求问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忽必烈很高兴，遂留刘秉忠于身边为参谋。

刘秉忠虽释门中人，却通《易经》、儒术、天文，至于地理、律历等等，无一不精。这样的人才，深为忽必烈所喜。

同年，汉族儒士赵璧、王鹗等纷纷加入忽必烈幕府，为他宣讲《孝经》、《书经》等经书。特别是王鹗，乃被蒙古所灭金朝的末代状元，饱学硕儒，道德文章，皆有所观。青壮年时代的忽必烈很用功，常听王鹗授业至夜深，感慨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可见，拳拳向儒之心，是忽必烈当时真实状态。

1252年，从前仕金的汉族士大夫张德辉、元好问二人觐进忽必烈，奉请他为“儒教大宗师”，作为“黄金家族”的重要成员，忽必烈“悦而受之”。这一举动有两种意义：其一，蒙古贵族首次显现出对儒家思想的真诚向往；其二，儒士文人渴求蒙古贵族的政治保护。

而后，姚枢、窦默、许衡等汉人儒士也入忽必烈藩邸，成为这位蒙古王爷手下得力的参谋顾问班子。

1260年，忽必烈称帝于开平，汉族谋士，特别是刘秉忠，出力尤多。无论是典章、制度、开国国号、都城兴建、官制章服、朝仪礼制，均肇自这位亦儒亦释亦道的汉族文士。当然，开国之时在“庶务”方面出力最多的，还有日后因亲家李璮造反被处死的汉人儒士王文统，“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王）文统裁处。”可见，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大元朝廷的儒家印记相当明显。

为了使得以儒治国的政治方针得到贯彻和延续，忽必烈在培养接班人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七八岁开始，忽必烈的独生子真金即接受儒学教育。10岁时，汉族大儒王恂又被忽必烈派去教授真金的学业。王恂不仅向真金灌输儒家传统经书，也向他宣讲“善恶得失”和亡辽亡金的历史教训等“深切世用”的“案例”。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这养成了日后皇太子真金纯粹的儒家理念，使他成为大元朝廷“儒臣”派的当然代表。

忽必烈出于切实考虑，对于蒙古贵族后裔的儒家教育也狠抓不放松。1265年，蒙古贵族安童（木华黎四世孙）得任中书右丞相，忽必烈便派大儒许衡为安童之师，由此，安童日后也成为“儒臣”派的中坚分子。所以说，大元朝廷中的儒臣派，不仅仅是亡辽亡金亡宋的汉族知识分子，还包括真金这样的“储君”以及安童等蒙古勋贵。

忽必烈对儒臣特别是汉人臣士的信任危机，随着1262年山东李璮之乱的爆发而点燃。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王文统被杀后，不少儒臣也受到牵连。惊惶之下，汉人将领史天泽也被迫交出兵权。由此，忽必烈心中对汉人、儒士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

由于灭宋战争以及对付西北蒙古宗室王爷的挑衅，忽必烈的银库日益枯竭。打仗要花钱，平乱要花钱，拉拢蒙古贵族血亲所支出的大笔赏赐也要花钱，因此，“财臣”日渐任用，阿合马等色目人因能够为忽必烈敛财，日渐得到宠遇，这些人也成为忽必烈平衡朝臣活动权力的有力砝码。

特别是随着南宋的灭亡，大元已无任何真正有力的敌对势力，儒士不再具有昔日的重要性，黄金白银，成为忽必烈最大的心头渴恋。所以，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个敛财高手，陆续成为忽必烈的宠臣，为害二十余年，搜刮财赋，横征暴敛，搞得天下骚然。

其实，忽必烈本人，早期十分憎恶贪焚暴敛之徒，并因反对其兄皇“宪宗”蒙哥汗手下左丞相阿兰答儿的“钩考钱谷”而引祸上身。

自成吉思汗起，蒙古王公对中原汉地没有什么远大的政治远见，只知抢掠烧杀。窝阔台汗上台后，幸亏有耶律楚材上谏以收取赋税方法代替杀掠和抢夺，中原汉地人民才有幸稍得休息。1239年开始，回回巨商奥都拉合蛮买断了中原汉地的课税权，实际上破坏了耶律楚材那种较为温和的搜刮方式。而后，花剌子模大商人牙剌瓦赤和奥都拉合蛮轮流上场，主管中原财赋及庶务，对当地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

贵由汗死后，蒙古内部乱成一团，贵族阶层更是混水摸鱼，你捞一笔我抢一笔，对中原汉地征求财货不绝。蒙古王公对汉族士大夫不信任也不熟悉，他们只喜欢大笔大笔奉上珍稀宝物的色目商人们，依靠他们充当“经纪人”，任凭这些人到中原搜刮，只要商人能向他们交上“份儿钱”，别的一概不管。

蒙哥汗继位后，在中原汉地大肆推行“包银”制度，向中原汉人按户收取“人头费”包银。在官府催逼下，汉族人民畏于杀戮，只得向色目商人借高利贷“斡脱钱”。这种利滚利的高利贷真正宰人，一锭银子，十年内可向上滚积成一千零二十四锭。家破人亡仍旧交还不起银子，大量汉人只能选择逃亡一路，田亩荒废，良家失散，四处流离。

幸亏忽必烈是蒙哥汗的亲弟，他在汉人儒士建议下，得到关中、河南等中原汉地作为封地，开府求治，使广大地区得以有效治理。1254年，忽必烈又在桓州以东、滦水以北的龙冈兴建开平新城，雄心勃勃地准备放手经营中原。

树大招风。蒙古贵族以及色目商人这些“既得利益者”，眼红忽必烈手中的财权，纷纷在蒙哥汗面前说他的坏话，指他有不臣之念，并诬称忽必烈王府手下人“多擅权为奸利事”。

蒙哥汗震怒，在削弱忽必烈兵权的同时，派出亲信阿兰答儿等人到陕西、河南“钩考钱谷”展开“清污”运动，想验明忽必烈是否有罪。

这群人如狼似虎，大兴案狱，严刑逼供，当地官员被拷打致死的就有数十名之多。汹汹逞威之外，他们还随意向当地官吏敲诈勒索，得不到钱就把人关进监狱弄死。

为了在中土树立更高的威望，一直居于漠北的蒙哥汗亲征南宋，一方面想彰显他的无上威权，一方面想以灭亡南宋的胜利重新树立他本人在中原以及江南的影响力。

P39-41

当我们言及元朝，总是在眼前闪现出这样一个想头：那是个野蛮的、英雄的、摧毁的时代。

其实，我们对元朝的这种印象多多少少是一种误解：成吉思汗的威名太过赫赫，蒙古西征的洪流太过汹涌，致使我们后人(包括东西方的许多学者)多把蒙古最初的扩张史看成了元帝国的全部精华所在。

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关于元朝的历史作品中，无论是教授学者的“正史”，还是影视编剧、半吊子历史学家的“戏说”，五分之四甚至更多的篇幅，皆是描绘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一段时间的蒙元征服史。

所有的职业和“业余”作者们，如此不吝惜笔墨肆意描画征服者的历史，确实因为那些血与火的壮丽戏幕吸引住他们大多数人的目光。可悲的是，我们中国有些学者也被西方学者牵着鼻子走，认定元朝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性帝国”的附属部分。

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元史，并非是蒙古史。

元史，主体其实应该是从忽必烈开始到妥欢贴睦尔为结束的本土中国史。

忆往昔，蒙古帝国的触角伸得太辽阔太辽阔，以至于后人总是乐于眺望本土以外几大汗国的金碧辉煌，并津津乐道那些奇异的异域故事。

元朝在中国，时间段大致有以下三种算法：如果从蒙古灭金统一北中国的1231年算起，那么到元顺帝惶惶然逃出大都为止的1368年，总共有134年的历史；如果依据忽必烈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那么就有97年；如果从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为新王朝的揭幕，元朝则只有92年的历史。

无论怎样计算，可以基本圈定“蒙元在中国”这样的时期，是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世纪，几代人，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确实不算长。但这百年沧桑，对中国历史的日后走向所造成的巨大扭力，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元朝版图之广大，他们自己说了不算，有吹牛之嫌，但可以从明朝人的感叹中得到证明：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成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元成宗时代，当漠北诸王承认他为天下共主之时，元朝的理论疆域，包括中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及高丽、东南亚、海外诸岛，等等。

如此，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大元旗帜迎风猎猎飘扬，真正是“舆图之广，历古所无”。中原大地、江南水乡、天山南北、波斯、藏北高原、俄罗斯、钦察草原乃至两河流域，大元的驿马，在金光大道上可以没有阻碍地撒欢驰骋。

中国历史，正是凭借元朝这个伟大的必不可缺的辉煌过渡时代，我们的版图才能禁受后世不肖的继承者们一次又一次“挥霍”。

大元的融炉，把一个又一个曾经野蛮的民族，包括吐谷浑、党项、契丹、女真、沙陀、渤海，以及数不清的“西南夷”部落，统统融化掉，昔日显赫一时的民族皆成为了今天的“汉族”，虽然这并非出于统治者的初衷，但却极大促进了甘后主体民族国家超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至于后世成为中华五大族群之一的“回族”，也是拜元朝所“赐”。正是元朝前所未有的超强吸附力，西藏高原、云南高原、蒙古高原，铸就了中国版图不可更改的政治地理防护墙。

如果暂时“忘却”蒙元东征西杀的残酷性、破坏力，那个时代所进发出的勃勃不可抑制的创造力、扩张力、竞争力、进取力，确实太值得后人悠然神往。

可惜的是，民族压迫这一致命的症结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元帝国的结局一定是个巨大的历史废墟。蒙古统治者没有抓住“汉化”的历史机遇，他们太多的精力，都浪费在消受和享乐以及防止如何被“同化”方面。草原虽然非常辽阔，却没有给“黄金家族”赋予优秀而又辽阔的政治视野的基因。

不可否认的是，蒙古人在13世纪晚期带来的血与火，从某种意义上也涤荡了汉民族的颓靡苟全与委曲求全。残酷有时促人警省，杀戮有时会让复仇的雄心苏醒。相比满清，蒙古统治者人群本质上仍存有草原蓝天下那种质朴的野蛮和不加掩饰的爽朗，他们来得急，去得快，输得起，放得下。所以，在历史的丛林中，骄傲的蒙古雄狮是那样阳刚，白山黑水中大辫子的群狼阴柔却更具破坏力。

有一种悲怆值得人们原谅：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轰然达至巅峰之后，无论前瞻还是后顾，都将是往下而行。

时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剑仍旧那样锋利无比，只不过它们的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送进历史的黑洞之中。，

自蒙古旗帜从大都消失之后，几百年过去，出于政治原因，出于民族偏见，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对于元朝，除过激的、以偏概全的“讴歌”以外，无外乎就是更加矫枉过正地把它“一团漆黑”化。

细加审视，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郭守敬的《授时历》，能够看成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总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当时的新科技，同时，为了测算准确，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极北南海广阔地域间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站，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数学家李治提出“天元术”(立方程)，朱世杰提出“四元术”(多元高次联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绘成《舆地图》，汪大渊有地理学专著《岛夷志略》；军事方面“成果”累累，集火药与弹道技术为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铳”定型于这个时期；农业科技相对得到发展，王桢的《农书》可谓是当时集大成者；棉纺技术得到普及，“黄道婆”就是那个时代这一行业鼎盛的“代名词”；交通系统尤为发达和先进，“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运河开凿、航海技术、制盐业、兵器业空前发展……可以想见，虽然号称“停滞”，但时代一直在进步着。

文学艺术领域内，中国戏剧无论是创作质量还是思想内容，在元朝都臻至巅峰状态。而且，《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伟大的作品均创作于元末。底层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火山爆发一样涌现在这个正统文化备受摧残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长”的诗歌形式，百年之间，也出现了四千多位诗人，存诗十三万首之多。唐代流传至今的诗作有五万首，诗人二千二百家。宋朝有诗二十七万首，诗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相比之下，元诗从质到量丝毫不见逊色，况且它还有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

“元曲”峙立于历史长河间。特别是萨都刺、贯云石、余阙、迺贤这样的“色目”诗人，风格奇特，卓尔不群，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让人刮目相看的“异类”。

13世纪，在蒙古的铁蹄声中，整个世界都在颤抖，西方人更是恶毒地诅咒这股强大的熔岩流为“黄祸”。其实，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蒙古西征最有利于后来西欧诸国的崛起，因为正是蒙古人给予了当时的穆斯林以沉重打击，并让东罗马帝国借此苟延残喘了两百多年。特别是他们在今天俄罗斯地区的统治所造成的“后遗症”，更间接地帮了西欧国家率先进步的“大忙”。

相较而言，北中国在蒙古崛起时受创最深，南中国由于忽必烈时代汉人儒士的劝告，受摧毁的程度和被屠杀的人都相对减少。许多学者疑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样发达，为何都相继败于野蛮、落后的女真和蒙古？

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汉文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它是一种衰败的文明。

原始蛮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为了抢劫和破坏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文明发动进攻。由于“先进”文明的统治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文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

可以想见，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做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搏。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

元朝的统治，是“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一种高难度艺术。但是，汉文明的“高级”，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技术”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借鉴产生了“厌恶”，而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里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这种文明。

阿诺德·汤因此说过：“境外蛮族的全部文化产品都有心灵分裂的创伤。”这种“创伤”，在汉文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文明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发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浑浑噩噩之中，大地的主人选择了酒精和美色的自暴自弃。所以，元朝作为一个由多种因素黏合而成的硕大无比的“统一体”，才会形成刹那间轰然进裂的局面。

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观察，对于北方大草原呼啸而来的蛮族来讲，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改造，政治居于其次，而一种内敛的、高级的文化，最难吸收。

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方面的格格不入，其实是元帝国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当然，凭心而论，这个巨人倒下的另外一个原因也不可忽视，就是它所处时代的“运气”太背——14世纪前50年，天灾不断，水旱蝗灾无年不兴，元顺帝时代更是河患滔滔，继之引发饥荒、瘟疫、死亡，而后当然是无休止的暴乱。

耐人寻味的是，气候的周期性影响，对中国历史曾经造成过数次剧变：4世纪的西晋、12世纪的北宋以及17世纪的明朝，都曾经经历了气候地理学所造就的“黑色星期天”。这几个王朝，在灭亡的时候其内部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必然灭亡的衰落状态。草原的沙漠化、干旱化和各种天灾把这些骑马的蛮族推向耕地，周期性的抢掠忽然变成了征服。无知、蛮力加上运气，马上民族会以连他们自己也惊愕的速度坐在中原帝王的宝座上。这一次，却是相反。

“天命”如此，草原的“主人”们势必要退回草原。在大溃逃的过程中，经历了最初的惘惑和不知所措之后，草原祖先们的记忆积淀和生存本能似乎又有部分重新回到这些马背民族的头脑中。宽广的大漠和无边的草原唤醒了他们沉睡的悟性，似乎在蜿蜒行进和零散而又有秩序的游逛中使草原民族能变得更加警省和团结。

不幸中的万幸，这个民族未在改朝换代中灭绝，他们以退为进，走回“长生天”的保护圈，耐心等待着下一个轮回。

往事如风。赫赫元帝国，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昙花，更不是遗憾。可叹的是，只要是言及大元，人们总是联想那地跨三大洲的庞然巨物，追思它短暂、辉煌而又近乎“理论性”版图的骄傲，却忽略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本土中国区域内百年间曾经发生过那样多的故事，有过那样令人目眩神迷的血肉人生：

不可一世的元世祖在西南热带丛林和日本海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八思巴大和尚对帝国政治影响之深达到宗教和文字的深度；五百个美女的“主人”阿合马敛财招恨最终尸体喂狗；赵孟与谢枋得这两个宋朝遗臣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甘充蒙古鹰犬的中国北方汉人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隐情；元成宗“天下共主”的瞬间荣光与“八百媳妇”丛林中遭受的羞辱；元武宗、元仁宗兄弟之间北族模式的帝位传授弊病留遗后世；“南坡之变”中元英宗这一年轻帝王汉化改革未成而导致身死臣亡的悲剧；色目诗人萨都刺的“时代诗史”所展现的崭新诗风和震撼；权臣燕贴木儿、伯颜、脱脱、哈麻生前的不可一世和死后的凄凉寂寞；元顺帝对“大喜乐”房中术的迷狂和高丽母子对帝位的觊觎；元朝北方军阀们在关内只争“闲气”而你死我活的无意义内耗；辉煌大都城在明军潮水攻势下无可奈何的崩溃，以及新旧帝国破坏性的更迭中，那些文学史上失踪的诗人背影……

惊回首，环宇罡风一百年。元帝国虽然变成了巨大的废墟，但后来者能够更容易地在硝烟散后继承巨大的版图、辽阔的疆域、多变的统治术等珍贵的政治遗产。在那个看似野蛮的时代里，火药、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还有其他富含革命性的文明之花，以前所未有的迅疾速度向西方扩散开去。

在人们对庞然帝轰然坍塌后的陌生世界瞠目结舌之际，东西方文明和历史的新时代，已经悄悄来临。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人有病痛，才会思考哲学问题。一般来讲，每隔一阵时间，我都要服用“感冒通”来治疗偏头痛。小小一块九一盒广州出产的普通感冒药对我有奇效，这种药能治疗我的忧郁症、偏头痛、伤风感冒，还甚至能当镇静安眠剂使用。它能让我在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浑身轻松，恍若隔世。

我的顽疾、痼疾，就是偏头疼，这种疾病困扰了我十多年，我使用过各种止痛药，连麦角胺咖啡因(此药现在已不发售)有时也止不了我的偏头痛。这种病隔一些天就没有任何预兆地发作一次，左半部脑袋里面似乎有根大针(钝头的)在刺我，眼睛发胀，眩晕几乎让人全然丧失人生乐趣。我吃过各种昂贵的西药，甚至在夏威夷我还购买了多瓶美国制的止痛剂，似乎对我的偏头痛都没有任何用处。这些药长吃下去后不仅不止痛，还令人肠胃受损。偶然有一次治小感冒，我服用了明兴感冒通，仅仅两小片，二三十分钟后，阵阵惬意袭来，全身完全放松，慵懒舒适之境非言语所能表达。它既不是安眠药，又不是专用止痛剂，却对我产生双重甚至三重的效能，最妙的是我感觉它鲜有副作用。

我们从黑暗中诞生，最终归于黑暗。潮起潮落，生命就这样涌上然后又消失。悲伤逐渐减少了。现实的世界不可能有太多时间令人伤怀，只有在我们肉体消失后才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与所挚爱的人团聚。生活琐碎的内容很快就把我们大多的疼痛和痛苦淹没了。如同海底的礁石，它们一直在那里，但被水浪重重地压迫着，被暗流一点点磨蚀着。

按照西方精神健康标准，国人可能百分之八十以上均需要医疗辅导和精神治疗，焦虑、忧郁、神经质、沮丧、颓唐、失败的感觉。

在物质社会，特别是网络时代，生活和精神的压力如此虚无和巨大，幸好我们是老庄的后代，血液里流淌的“佛”和“道”成为消痛剂和阻凝剂。

网络也在发病，利欲熏心的时代病。

“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拜伦不知是在怎样悲愤的环境中说出这样一句话。

自从我认真感性地在网上“探索”世界，发现虚拟世界中周围没有什么人使我真正钦敬过，绝非因为他们太过虚伪、太过平凡、太过矫揉造作、太过努力，而是因为他们超不出我的想象力。这些网上过客的最终表现，皆落入我事先预想的窠臼。

碌碌之辈、鸡毛蒜皮、利欲熏心的比比皆是！

有时候，我替他们感到惋惜。特别是那些以点击率造假来谋生的写手和某个想以文人身份赚大钱的书商，我似乎能够透过岁月的洪流看见他们的过去，他们年轻时代的勇气，他们不被人重视的悲惨生活，他们不断被人陷害同时又陷害别人时无助而又绝望的挣扎，他们勃然不息的欲望，他们永远叫着没有明天却又大无畏走向明天的胆量，还有命运对他们无情的嘲弄与不公，都让我觉得这几个人身上有着唐-吉诃德式的悲壮，有些能让我内心感动的东西。

为此，我也发现了作为碌碌无为、自得其乐之辈的乐趣，起码我们不会像耗子一样天天神经绷紧提防网上别人对自己的“陷害”和“杀戮”，可以在虚拟的人群里大舒一口气享受一些微妙的人的乐趣。

网络世界，每个角落天天而且到处响起颂圣的赞歌和多愁善感的迷人小调，风沙般的炒作，就像一把破碎的古筝发出一声惨厉的不合时宜的调调儿，提醒人们注意依靠网络生存和挣钱的人们生存的艰难和带来的那些波澜悸动。

网上的世界，最初会令许多人一度沉溺。人们发现千奇百怪的网站和没有面孔的虚拟个人，一个又一个网页弹出，触目惊心，特别是乱哄哄上百万访问人数的流行网站，由此，即使刨除分身的“马甲”，也可以推算出全世界的有瘾网民数目大得惊人。网欲和性欲真是奇怪，它们几乎和食欲一样自然，却并非必不可少。人不吃饭几天就会死，压抑网欲和性欲却能活上百八十年。

打开屏幕，纷至沓来的画面，就像一根五彩斑斓、臭气熏天而震人心魄的链条，一直探人历史深不可测的古井中，它们钓沉岁月，诱惑未来，谋杀现在。其实人们大可在网上变得十分幽默、俏皮、轻松，造假的成本虽然低，但贪欲的冀望太沉重了，总同血腥、杀害、尸体、殉情、贪污、阴谋联结在一起，只有智慧高出常人的人才能以调侃的心情谈论网络，以快乐的基调享受“声名”。

现代人的乐趣虽然廉价得时常超乎想象，独坐一隅，角落阴暗，手点键盘，LET SGO！搜索一个关键字，或者是“明史”，或者是“点击率之贼”，或者是“异见者”，于是，整个世界的内容都一涌到屏幕上……奇妙啊，奇妙，如果有人想着“性”，好呀，bizzare，lolita，granny，shemale，hidden camera，赤橙黄绿青蓝紫，各个种族，各种禁忌，全无疆界，只有一个赤裸裸的汗水淋漓而又精彩绝伦的“SEX”闪现在眼前！

这真是个快餐世界，一次让你吃到腻，日常生活没有任何新奇的冒险，胥吏和奸商心中的造假犯、恋童癖、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贪污犯、窥视狂、暴露狂、嗜痂嗜粪癖，除了在黑暗的梦里之外，又找到了一个电子的超现实而又超现代化的通道——芯片、屏幕、鼠标、玻璃、化学材料组成的光滑、迷离的通道。

我以一个禅宗弟子的身份，衷心地祝愿这些人能够成功！

在南方秋天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常常坐在梦里紫色烟雾仍旧腾腾的床沿上思考。大功率的室内柜式空调使室温降到了21度左右，这使我能真正产生身处北国秋日的感觉。于是，晨醒恹恹之后，冀望一大块西冷牛扒和炒意粉吞咽下肚而带来轻微晕感的刹间，万里悲秋的伤感也会随着飘浮的香烟气息和咖啡与莫名食物的混杂气味一丝丝地袅袅而上。寂灭、因果、命运、空幻、人生的虚无以及一切的一切都融入到南方生活的空气之中，没有比我面前这杯冒着热气没有放糖的热咖啡更加现实的东西，它比我的肉身更加真实，“我”因意识不停地活动和闪现变得那么缥缈和恍惚，这杯咖啡却那样可以触摸、感觉，苦涩，略带清香、诱人的云南小叶咖啡，在视觉里、在嗅觉里、在喉咙的壁道里，是那样实实在在，像固体一样“坚硬”，令这个世界成为它的附着物而凸现出人世的真实意义。

我所有24岁之前的记忆，全部储存在四季分明的北国。身体的记忆，思想的记忆，所有芬芳的味道，年轻时的梦想，快乐而莽撞的青年时代，各种季节呼啸而过的风，都黯淡了，因避免回忆它们变得褪掉了鲜活的色彩，像发黄的旧影片，却鲜有连贯的情节。许多大学时代亲密同学的名字我都记不起了，只是偶尔会想起他(她)们的面孔，或许擦肩而过的一刻我会叫出他(她)们的名字。

24岁以后，我被生活抛掷在繁华、喧嚣、湿热、没有四季的南方，过于湿暖过于绿色的南方。我发现，连天空的变化都是那么的巨大，蓝得那么不真实，厚厚的、巨大的云朵使太阳像件装饰物悬挂在天际——然而这块装饰物的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夏日的清晨六点钟就炫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皮肤上的每个汗孔都注满了明亮阳光的汁液。

也就在这样一个远离故乡的地方，我有着同样一些远离故乡的朋友们，或许他们的过去和我近似，有的几乎完全相同，有的则轻微有小小的差异。我们的生活都在湿闷的空气中发生变化，甚至变质。物质生活以高楼大厦的“表象”把我们的价值观挤压得奇形怪异，就连南方雨夜蚊子的哼哼声都是那样具超现实主义的骇异性。

北方秋天那种正午阳光下的温暖、宁静与芬芳，似乎永远陷落于黑暗甜美的梦境和褪色的记忆之中。

夜半醒来，起身望着被霓虹灯光肆无忌惮强奸的黑夜，有时真不相信自己是身处于一个“黑夜”，而是处于一个五彩缤纷的古怪噩梦里，那样不真实，那样让人心里感到莫名的失落和沉甸甸。

南方，这个词写下时就让人心里产生难以言表的悸动。南方的城市，又像幻觉一样在你清醒时分的白昼与默认中令人血液沸腾，似乎青春都可以在喧嚷中延迟老去。

南方的冒险者、淘金者、漂泊者、落魄者以及所有古怪的梦想家们都在疲惫之余难以抵挡南方的言之不尽的魅力。

南方城市，已经被许多种方言、思想、意识、生活方式所浸染，所有的一切令我对它无法忘记、无法回避、无法原谅、无法离开。

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书写历史！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