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在名师们手中，这门艺术往往呈现出丰富的色彩，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著作往往呈现出严肃的面孔，给人的感觉经常是严峻的、冰冷的，因此，学术著作总是很难理想地实现自身的接受过程，学术的普及因之受到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学术真的就只有人们意料的那副脸孔么？我们想作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尝试。《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因此而出世。

您也许没有机会去聆听这些名师讲课，但有了这样的“讲课实录”在手，就相当于旁听名师讲课，应该是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的。

本书对当代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进行了饶有新意的梳理与评析，并有意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的研究话题。

本书对当代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进行了饶有新意的梳理与评析，并有意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的研究话题。这些话题既体现了作者独到的文学眼光和对人性的思考，又给予了那些有意于了解和研究当代文学的人多方点拨，让人读来豁然开朗。

本书视野开阔，资料丰富，风格活泼，值得一读。

开场白 寻找新的话题

第一视野 性别文化与当代文学

第一讲 女性文学：在身体写作之外

第二讲 男性文学与阳刚之气

第三讲 男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

第二视野 代际文化与当代文学

第一讲 推荐几本书

第二讲 “右派”作家群研究

第三讲 知青作家群研究

第四讲 “新生代”作家群研究

第五讲 在“代沟”之外：三代作家的精神联系

第三视野 阶级与人性

第一讲 阶级问题的复杂性

第二讲 “十七年文学”中的部分阶级人物形象

第三讲 新时期文学中的阶级问题

第四讲 知识阶级形象

第五讲 关注“弱势群体”

第四视野 地域文化与当代文学

第一讲 说不尽的地域文化

第二讲 地域文化与作家群落

第三讲 地域文化与作家个性

第四讲 地域文化与代际文化的重叠

第五讲 当代地域文化文学的发展历程

第五视野 神秘文化与当代文学

第一讲 世界与人生的神秘性

第二讲 神秘主义思潮是怎样回归的

第三讲 “寻根文学”与神秘主义

第四讲 女性文学与神秘主义

第五讲 现代史文学与神秘主义

第六讲 哲理小说与神秘主义

第七讲 当代志怪、传奇与神秘主义

附 录

一、治学心得

二、主要学术著作

三、主要学术论文

后 记

第二讲 男性文学与阳刚之气

多年来，女性文学成了文坛的热门话题。有女性文学，就应该有男性文学吧。事实上，不是也有许多男性作家在不断书写着具有阳刚之气的文学作品吗？可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研究男性文学。这有点怪。这样，就顺理成章产生了这么一个话题——男性文学与阳刚之气。

我记得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评论》杂志就呼唤过阳刚文学。应该说，有一些男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显示了阳刚之气的。蒋子龙笔下的改革家形象(像《乔厂长上任记》的主人公乔光朴)、柯云路笔下的青年改革家形象(像《新星》中的县委书记李向南)、朱苏进笔下的当代军人形象(像《引而不发》中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西丹石)、张承志笔下的理想主义者形象(像《北方的河》中那个一口气考察了北方几条大河的考研青年)等都是。到了1986年，上海剧作家沙叶新还在幽默喜剧《寻找男子汉》中借女青年择偶时看不起“奶油小生”，也看不起虽然敢于抓流氓却在上司面前挺不起腰杆的懦夫，发出了“寻找男子汉”的呼声，并且提出了这样的思考：为什么真正的男子汉不多了？因为“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过几年总是又来一个的运动，把男人们都整怕了。从两性的比例上看，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总是男性多。周期性的政治疟疾，长久的压抑、扭曲，男子汉的脊梁骨缺钙，棱角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我担心整个民族素质的降低”。这样的思考，具有反思历史的深刻性。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许多青年女性“寻找男子汉”的情结不一定具有这样的深意。20世纪80年代，许多女孩子心中标准的男子汉是谁？是日本电影演员高仓健。大概日本电影《追捕》唤起了中国女孩子心目中阳刚、勇敢、深沉、有为的感觉。男子汉形象显然是与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不同的。而在女孩子可以自由地谈论心目中的男子汉形象时，我们感到时代真的变了，女孩子不再像以前那样在谈婚论嫁时羞羞答答了。然而，当女孩子普遍有了寻找男子汉‘的意识时，社会上有那么多真正的男子汉吗？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另一个词“阴盛阳衰”就很能说明问题。好像是在女性的自我意识、个性意识、进取意识空前突出以后，男性的阳刚、勇敢、深沉、有为相应显得不多见了。现实生活中，蒋子龙、柯云路、朱苏进、张承志笔下的那些男子汉似乎太少。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些成功的男子汉形象在与僵化的体制、猥琐的官僚较量的时候，尽管有过辉煌的瞬间，但最后的结果常常不妙。这实在是耐人寻味。

这里，我想提到邓晓芒教授的一本书：《灵魂之旅——90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这本书值得一看。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俗化浪潮的高涨，人文精神的失落有目共睹。这本书通过对90年代十位有影响力的作家的代表作的分析，相当有力地论证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学应该如何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作家怎样才能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独立？邓晓芒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在他看来，作家、文人回到传统的追求是他们人格萎缩的重要原因。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独立人格的：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易经》中的名言)，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孟子的名言)，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是庄子的思想)，都证明了中国人有相当崇高、感人的人格境界。无数志士仁人都是在这些思想的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邓晓芒在评论那些当代作家的作品时，仍然独到地发现了一些可以支撑他的批判意识的材料。在张贤亮的长篇小说《习惯死亡》中，他发现了主人公章永磷在苦难中“仍然是以古代文人看待‘青楼女子’的同一眼光去看待他所遇到的那一个个给他带来幸运和安慰的女人的”，他的心里“天生有一种恋母的倾向”，“这种恋母情结表现在社会文化上，就是回到群体、集体的怀抱里去”。

请注意，这里出现了弗洛伊德的一个重要概念：“恋母情结”。在弗洛伊德看来，“恋母情结”是一种普遍的人性。而在邓晓芒看来，“恋母情结”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症结。撇开中国人“随大流”式的“集体主义”是否有“恋母情结”的根源不谈，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男尊女卑”一直是重要的传统伦理观念，但在家庭生活中，母亲的地位其实相当高。民间有“宁可跟着要饭的妈，不愿跟着当官的爹”的说法。为什么？就因为母亲比父亲更知道疼爱孩子。所以，在中国，讴歌母亲的文学作品远远多于讴歌父亲的作品。这是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这样的现象显然是可以成为中国人普遍有“恋母情结”的有力证明的。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人的“恋母情结”常常没有弗洛伊德式的“泛性论”色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母亲”这个词常常是与慈爱、温暖、无私、奉献、牺牲等美好的品德紧密相连的。由此可见，“恋母情结”这个词在中国是有独特的含义的——这里，“恋”更多是情感上、精神上的依恋，而与性心理没有多大关系。如果这样的说法大家可以接受，那么，“恋母情结”就无可厚非了。

针对顾城的长篇小说《英儿》，邓晓芒指出它表现了顾城的“恋母情结”。这是显而易见的，《英儿》这本书有着相当鲜明的自传色彩。实际生活中的顾城就是一个一直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童心诗人”，他的妻子谢烨在一切方面照料他的生活。他对谢烨的依赖与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没什么区别。

邓晓芒也特别提到了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认为上官金童有恋母和恋乳情结。而且上官金童的“恋母情结”具有“中国特色”，不像弗洛伊德理论中认定的那样因为恋母而嫉恨父亲，而是因为父亲在他出生时已经死去而“独占”母爱。应该说，这样的发现是别具慧眼的。邓晓芒进一步分析说，上官金童最终一事无成是因为“中国浓重的女性文化的陶冶”的结果。即使是从作品出发的，这样的结论也言之成理，可当我们想到历史上那些因为母亲的激励而发愤成才的人物(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著名例子)时，我们是否觉得对中国文化的“恋母情结”的彻底否定有偏激之嫌？

所以，我觉得《灵魂之旅》值得一读。一方面，这是一位哲学家的文学评论，文章相当好读，毫不晦涩；另一方面，这本书对作品的解读相当有意思，既发现了一些独特的问题，又可以催生出必要的质疑，甚至有关于中国文化复杂性的思考。

这样，我们就从“阳刚之气”谈到了“寻找男子汉”、“阴盛阳衰”，然后是关于中国的“恋母情结”的再思考。大家注意到没有，当代文化思潮的错综复杂也体现在这些话题的各有其理又彼此矛盾上。一方面，在今天，“阳刚之气”没有消失；另一方面，“阴盛阳衰”的现象也有目共睹。一方面，“恋母情结”的存在不可否认；另一方面，“恋母情结”的内涵其实相当丰富。在这样的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文化的某些深刻矛盾。换个角度看，这些矛盾中有没有“刚柔兼济”的人格理想？中国的男子汉可以开拓进取，也可以以柔克刚；可以承担起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也可以超越喧哗与骚动，沉下心来做学问。这样的人格，矛盾中有统一。

现在，让我们谈谈“红色经典”中的男性英雄形象。

这些年来，重评“十七年文学”一直是一个比较热的话题。一批曾经在革命年代里教育了一代青年的文学作品的重印出版，使“红色经典”这个词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该怎样解释这样的文学现象：在一个世俗化的年代里，“红色经典”突然热销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现实需要，也与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而自然产生的“怀旧”心态很有关系(像我们这些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一提到那些书名就自然涌起一股感动的心潮)。那么，结合我们现在的话题，又可以产生哪些新的研究思路呢？

革命年代是英雄辈出、英雄主义风行的年代，也是阳刚之气空前高涨的年代。虽然“十七年文学”中也产生了不少女英雄(其实应该叫“英雌”吧，因为“女英雄”不通，“雄”指的是男性嘛)，但更多的还是男英雄形象。《红旗谱》中的农民英雄朱老忠，《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中的解放军英雄群像，《红岩》中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英雄群像，都是那一代人为了民族解放、阶级解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的真实写照。那种将民族与阶级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的精神是伟大的精神，它是中国革命的伟大精神动力，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民请命”、“天下大同”、“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一脉相承。我甚至觉得在20世纪80年代蒋子龙、柯云路、朱苏进、张承志笔下的那些男子汉形象身上，还可以依稀看出当年那些革命英雄的影子——他们志存高远、无所畏惧、百折不挠。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首先，这部小说具有相当强的纪实性，堪称“十七年文学”中的“非虚构小说”；其次，这部小说记录了舍身救列车的英雄欧阳海的成长历程，也可以说是那个年代里的一部“成长小说”。小说中关于欧阳海与指导员之间的思想矛盾的描写，揭示了作为下级的欧阳海内心的苦闷，塑造了一个负重前行的英雄形象。因为有内心被压抑的苦闷，欧阳海后来的牺牲才格外感人。一谈到英雄，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无私无畏、大义凛然、豪迈英武、气贯长虹。其实，生活中有许多英雄，在平时是忍辱负重的普通人，到了关键时刻才成就了英雄的伟业。因此，《欧阳海之歌》就比《雷锋的故事》写得好，因为它写出了人性的深度。

写英雄，只有写出了人情味，才有感人的力量。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在塑造先进人物萧长春的形象时，也花了不少笔墨去描写萧长春与焦淑红之间含蓄的情感交流，写萧长春在独子被地主杀害以后的悲痛，有一段文字描写他一个人在晚上闻儿子用过的枕头上的奶腥气时潸然泪下的场面，我看过以后至今难忘。都知道《艳阳天》在写阶级斗争方面有概念化的问题，但平心而论，在当年许多图解阶级斗争的作品中，只有《艳阳天》至今读来还觉得不那么枯燥，甚至还有比较浓郁的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生活气息，这恐怕与浩然在小说中倾注了一些人情味有关。所以，如果我们读《艳阳天》原著，就会发现，说“文革”期间的文学作品全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套路，英雄形象也不食人间烟火，说“文革”中爱情描写是“禁区”，与事实是有出入的。我就是在“文革”中读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我就感到《艳阳天》比《金光大道》写得更有人情味。我的意思是说：尽管“文革”期间文学界百花凋零，“帮派文艺”大行其道，但《艳阳天》这样的作品还是在阴差阳错中闪烁出了人情味的光芒的。

想想也很有意思，“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在一次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政治运动中，好像早就将“人情味”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许多作家不得不战战兢兢，唯恐犯忌，可在“文革”中十分流行的《艳阳天》却偏偏写出了一点“人情味”的温馨。除了《艳阳天》，“文革”中流传很广的李云德的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也有一些美好的爱情描写。这些例子值得注意，它们也许可以证明：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里，即使是在文化的荒原和废墟中，“人情味”的小花还是悄悄在生长着的。

P17-21

开场白 寻找新的话题

同学们，我们今天开始上的这门课叫“当代文学新视野”。为什么要开这么一门课程？因为这些年我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不少同学经过激烈竞争，进入到研究生的行列以后，非常强烈地渴望早出成果。但当他们在报刊上、网络上发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好像已经被评论家说完了时，他们又会非常焦虑。就我所知，这一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于许多高校中。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奇观：一方面，这是一个创新意识格外流行的时代；另一方面，这好像又是一个很不容易找到创新的突破口的时代。为什么？因为那些专家好像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我就常常听到这样的感叹。有的同学读书有了感觉，想写点东西，就上网查资料，结果发现，自己想说的，专家们早就说了！这的确有点叫人灰心。可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新文章在不断地产生？这就说明该说的话还远没有说完嘛。

新的话题在不断产生着，这说明创新的空间还在不断扩展。这样，如何找到新的话题，就成了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问题。

说到创新，很多同学觉得关键在于掌握那些新的理论。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注意到以西方流行的人文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常常给人以牵强的感觉。有的评论家在照搬西方理论时常常将中国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简单化，而这样一来，文学作品好像就成了理论的注脚。就像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这就意味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常常具有不可穷尽性，而这种不可穷尽性正是文学研究创新的前提所在。因此，我常常讲：理论是灰色的，而文学之树常青。我觉得，从事文学研究应该立足于对文学作品的认真阅读。我们当然应该了解那些流行的理论，但我们完全不应该让那些理论束缚了我们的文学感觉、我们的生命体验、我们的思想。多年以前，我曾读过美国评论家韦勒克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大学里的批评》(中译文本发表在《外国文艺》1987年第4期上)。在那篇文章中，韦勒克就指出，在美国文学界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理论是接受了，而与文本的接触却越来越少了。”他甚至认为解构主义是一种“极度虚无主义”，它“意味着文学研究的毁灭”。而他本人是相信这样的文学观的：“文学告诉我们什么是人、自然、社会和生命的意义。它具有认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功能。”这显然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文学观。但我是相信这样的文学观的。因为在我阅读的过程中，我感到无数伟大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告诉我们的，还是对那些永恒的人生话题的探讨。而我自己在阅读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一直遵循着这样的思路：文学是入学。每一代人都在记录自己生命体验的写作中不断丰富着人类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认识历史的智慧。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去表达我们对人生、时代、文学的认识。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请注意，就是我们的身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因此，在研究中国文学现象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牢记一点：在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文学现象之间，是肯定存在着一种文化的隔膜的。因为西方的理论是西方的理论家研究西方文学和哲学的成果，而中国的文学作品是肯定有着不能被西方理论所包容的文化特色的。中国有中国的文化特色。这种特色不仅体现在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文学传统上，更体现在许多当代中国作家常常不约而同地强调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国性上。王蒙、刘绍棠、汪曾祺、贾平凹、韩少功、郑万隆、莫言、阿城、陈忠实、王安忆、余华、迟子建、阎连科、毕飞宇……这些作家对中国文学特色的强调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这些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应该时时记得这一点，记得中国文学的中国性。这不仅是一种民族的情感，而且是我们摆脱跟在西方理论的后面亦步亦趋的尴尬状态的出路所在，是我们实现创新梦想的根本出路所在。在这方面，鲁迅先生的评论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在《而已集》中)就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在那篇文章中，鲁迅完全抛开了理论，从史料出发，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酒、文人与世道人心、文人的言与行的关系等问题谈得十分透彻，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就是中国传统的评论观念：知人论世。在鲁迅那里，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和他对人生的深刻认识是水乳交融、浑然天成的。建议大家去好好琢磨一下这篇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文学评论，从中感悟文学的真谛。

好，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正题。

这是我给研究生讲的一门课的录音整理，原来的题目是《多维文化视野中的当代文学研究》，后来改成现在这个题目。

还记得那个和暖的春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农雪玲女士来武汉组稿。经王兆鹏先生介绍，我与农女士相识，初步商定了本书的出版意向。这样，2006年6月11日我就开始了本书的整理。虽然时有出差的任务，但只要一回到电脑旁，我都会畅快地敲上一气。直到今天完成了全书的整理工作，竟然有“怎么不知不觉的就写完了”的恍然。

我喜欢讲课。喜欢把自己的读书心得，还有自己看人生、想问题的种种体会告诉我的学生们。常常在不知不觉间就讲得兴奋了起来，常常有些思想的火花也就随机进发了出来(就像写文章时，常常有即兴发挥的文字自然挥洒出来一样)。那时，我常常会趁着学生们记笔记的时候，在脑子里让刚刚闪过的思想火花“定格”，等到下了课，将那火花记在手边的一张纸片上，然后再记在自己的日记中。那些火花往往就成了后来一些文章的“种子”。

因此就有了这样的体会：讲课与写作，彼此互动，比翼双飞。

而这样一来，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放飞了思想和灵感，任它自由飘荡，会收获怎样的学术成果。这样，不就有了许多意外的收获了么？

我不喜欢重复。我常常有意在讲同一门课时追求常讲常新的感觉——或者补充一些新的材料，或者变化一下讲课的思路，或者让那不期而遇的思想火花将思路引入一片新的园地……

学生们也喜欢听我讲课，常常觉得课堂上的有限时间还听不够，于是，就常常请我开讲座。只要时间安排得过来，我都是“有求必应”的。那些灯火辉煌的夜晚，那种激情洋溢的气氛，那些提问的声音，那些让我签名的同学……都已经成为我难忘的生命体验。

无论讲课还是开讲座，我都有意在传授新知的同时提出一些新的话题。有的话题是我来不及做的。还有的话题甚至是我也没有想好的。我希望以新的话题去激活学生们的新思维——超越那些“热门话题”，去寻找新的课题；超越那些流行的思路，去发现新的可能。

这些尝试，都在这本讲演录中有所体现。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农雪玲和黄婷两位编辑，使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樊 星

2006年9月8日下午于武汉大学九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