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原名自华，后改名自清，字佩弦。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5年应聘来清华执教。长期担任清华中国文学系主任一职。主要作品有诗歌散文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学术小品《经典常谈》等。

一位真挚细腻的散文大家，一个外柔内刚的民主战士从此我不再仰脸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一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文丛》就是想和读者诸君一道暂时放下当代作家太多的惺惺作态，太多的自以为是的“杰作”，也暂时躲开书商、评论家和作家以文学为名向读者联合发出一的太多的恫吓和欺瞒，回到中国文学的现代，不假良史之笔，不托飞驰之势，更毋庸乎各种添油加醋的传记与深文周纳的研究，只将现代文学作品本身看成现代作家的“自为年谱”或“回忆录”，兴许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当代文学的名利场与狭的笼，也换个角度将现代文学作品读出新意。

我的家庭，我的故乡

 我是扬州人

 说扬州

 择偶记

 背影

 给亡妇

 儿女

 扬州的夏日

南国踪痕

 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旅行杂记

 温州的踪迹

 春晖的一月

 航船中的文明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海行杂记

 白马湖

 南行杂记

 冬天

 南京

 松堂游记

北平岁月

 执政府大屠杀记

 荷塘月色

 一封信

 情书一束

 潭柘寺 戒坛寺

 买书

 初到清华记

 清华的一日

 绥行纪略

 北平沦陷那一天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联大八年

 蒙自杂记

 重庆行记

 外东消夏录

 动乱时代

我与友人

 白采

 哀韦杰三君

 悼何一公君

 怀魏握青君

 悼王善瑾君

 我所见的叶圣陶

 哀互生

写作背影

 《越声》发刊辞

 匆匆

 《梅花》后记

 论无话可说

 写作杂谈

 论中国诗的出路

 论不满现状

 论气节

 青年与文学

 《闻一多全集》编后记

 关于创作

 周话

 病

附录

 朱自清年谱

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或说我是江苏江部人——就是扬州人。有人疑心江苏江都人是错了，特地老远的写信托人来问我。我说两个籍贯都不算错，但是若打官话，我得算浙江绍兴人。浙江绍兴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从进小学就填的这个籍贯；直到现在，在学校里服务快三十年了，还是报的这个籍贯。不过绍兴我只去过两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里除先母外，没一个人会说绍兴话。

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东海就是海州，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我就生在海州。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将我们接到那里。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两年，是住在万寿宫里。万寿宫的院子很大，很静；门口就是运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儿。邵伯有个铁牛湾，那儿有一条铁牛镇压着。父亲的当差常抱我去看它，骑它，抚摩它。镇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记了。只记住在镇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读过书，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儿，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园里一根横倒的枯树干上说着话，依依不舍，不想回家。这是我第一个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记得他瘦得很，也许是肺病罢？

六岁那一年父亲将全家搬到扬州。后来又迎养先祖父和先祖母。父亲曾到江西做过几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过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扬州住着。我在扬州读初等小学，没毕业，读高等小学，毕了业，读中学，也毕了业。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学里一位黄先生，他已经过世了。还有陈春台先生，他现在是北平著名的数学教师。这两位先生讲解英文真清楚，启发了我学习的兴趣；只恨我始终没有将英文学好，愧对这两位老师。还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过世了，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时候。中学毕业，我是十八岁，那年就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从此就不常在扬州了。

就在十八岁那年冬天，父亲母亲给我在扬州完了婚。内人武钟谦女士是杭州籍，其实也是在扬州长成的。她从不曾去过杭州；后来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后来因为肺病死在扬州，我曾为她写过一篇《给亡妇》。我和她结婚的时候，祖父已死了好几年了。结婚后一年祖母也死了。他们两老都葬在扬州，我家于是有祖茔在扬州了。后来亡妇也葬在这祖茔里。母亲在抗战前两年过去，父亲在胜利前四个月过去，遗憾的是我都不在扬州；他们也葬在那祖茔里。这中间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个女儿！她性情好，爱读书，做事负责任，待朋友最好。已经成人了，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茔里。我有九个孩子。除第二个女儿外，还有一个男孩不到一岁就死在扬州；其余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曾在扬州老家住过多少年。这个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还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里。

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干斯”了。现在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但是从前一直马马虎虎的骑在墙上，并且自称浙江人的时候还多些，又为了什么呢？这一半因为报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还有些别的道理。这些道理第一桩就是籍贯是无所谓的。那时要做一个世界人，连国籍都觉得狭小，不用说省籍和县籍了。那时在大学里觉得同乡会最没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来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扬州人，自己却因为浙江籍，不去参加江苏或扬州同乡会。可是虽然是浙江绍兴籍，却又没跟一个道地浙江人来往，因此也就没人拉我去开浙江同乡会，更不用说绍兴同乡会了。这也许是两栖或骑墙的好处罢？然而出了学校以后到底常常会到道地绍兴人了。我既然不会说绍兴话，并且除了花雕和兰亭外几乎不知道绍兴的别的情形，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认是假绍兴人。那虽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点儿窘的。  还有一桩道理就是我有些讨厌扬州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眼光如豆，虚是虚张声势。小气无须举例，虚气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坐包车在街上走，除拉车的外，又跟上四个人在车子边冰心为朱自清故居所作的题词推着跑着。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后来要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这当然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扬州的好处，曾经写过一篇《扬州的夏日》，还有在《看花》里也提起扬州福缘庵的桃花。再说现在年纪大些了，觉得小气和虚气都可以算是地方气，绝不止是扬州人如此。从前自己常答应人说自己是绍兴人，一半又因为绍兴人有些戆气，而扬州人似乎太聪明。其实扬州人也未尝没戆气，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会，难道还不够“戆”的！绍兴人固然有戆气，但是也许还有别的气我讨厌的，不过我不深知罢了。这也许是阿Q的想法罢？然而我对于扬州的确渐渐亲热起来了。

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不用远说，李斗《扬州画舫录》里的扬州就够羡慕的。可是现在衰落了，经济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没精打采的盐商家就知道。扬州人在上海被称为江北佬，这名字总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佬在上海是受欺负的，他们于是学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话来冒充上海人。到了这地步他们可竟会忘其所以的欺负起那些新来的江北佬了。这就养成了扬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战以来许多扬州人来到西南，大半都自称为上海人，就靠着那一点儿不三不四的上海话，甚至连这一点儿都没有，也还自称为上海人。其实扬州人在本地也有他们的骄傲的。他们称徐州以北的人为侉子，那些人说的是侉话。他们笑镇江人说话土气，南京人说话大舌头，尽管这两个地方都在江南。英语他们称为蛮话，说这种话的当然是蛮子了。然而这些话只好关着门在家里说，到上海一看，立刻就会矮上半截，缩起舌头不敢啧一声了。扬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个江北佬，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但是我却不愿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了。况且上海对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绍兴对我也差不多，因为我知道上海虽然也许比知道绍兴多些，但是绍兴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无干的。然而年纪大起来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个故乡。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诗，说“把故乡掉了”。其实他掉了故乡又找到了一个故乡；他诗文里提到苏州那一股亲热，是可羡慕的，苏州就算是他的故乡了。他在苏州度过他的童年，所以提起来一点一滴都亲亲热热的，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青灯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这样看，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大概差不多罢？这样看，就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何况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P2-7

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文丛总序

“文如其人”这句老话，狭隘对待，容易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因为文往往并不如其人，或并不完全如其人。人已逝，或将逝，文则遗留后代，垂为公器。人的活动与影响有限，文只要被阅读，可不受时空限制而作用于世道人心，故文可大于人。然而纵使一流作者也不能尽写心声，尽传精神，故文也可小于人。之所以人外有文，文外有人，盖因人与文紧相连属又并不相等。太史公说他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这符合孟子所谓“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但司马迁曰“想见”，孟子曰“以意逆志”，都不敢断言可从书本坐实作者之为人，都承认心目中的作者只是推想出来的形象，这就说得极有分寸，既顾及文如其人的一面，看到文与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也顾及文不如其人的一面，看到文与人的断裂和差异，比一度流行的英美“新批评”割断文与人的关系，或大为此派诟病的浪漫主义批评完全视作品为作家的自叙传，都高明许多。

但作者不同，其与作品的远近亲疏，又各不相侔。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有言：

古人遗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显迹，二也；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可勘，而年月昭昭矣。

他甚至说“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诚为高论。浦氏提醒读者，在文与人的关系上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文人身逢“治朝”(太平年代)，无大“变故”，不常流徙，甚或终身定居一隅，作品也不广涉社会人生，不能从中见出作者与时代的复杂关联，如此“遗集”难以编年，价值也较低，另一种情况如杜甫。其作品真实记录了变故、征途和庶务(社会现象)，无形中等于自撰了一份年谱或传记——不言而喻，价值也更高。

如不嫌简单，我想说，现代作家(“五四”至1949年)与当代作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登上文坛的)相比，显著差别在于前者多写自己与时代的变故、征途与庶务，不啻“自为年谱”，而书中其人宛在，宛然有一个鲁迅、一个周作人、一个胡适之、一个陈独秀、一个郁达夫、一个徐志摩、一个朱自清……活在无数读者心中。当代作家则反是，“自为年谱”的很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也颇不容易。他们的作品或许各具风格，所塑造的人物，所描写的世界，或许也多有可观，但由于种种难以备述的缘故，鲜能直写自己的全人，鲜能将清楚的精神印记留在作品中。他们仿佛脱离了作品，只为家属留下版权。结构主义批评家宣布“作者已死”，主张理解作品可不顾其人，我虽不敢苟同，但不妨买椟还珠，将这句激言借来赠给当代作家，并请读者留意：当代作家某些方面或者赶上乃至超越了现代作家，但他们已日益丧失将真实的自我写入作品的能力。

编这套“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文丛，就是想和读者诸君一道暂时放下当代作家太多的惺惺作态，太多的自以为是的“杰作”，也暂时躲开书商、评论家和作家以文学为名向读者联合发出的太多的恫吓与欺瞒，回到中国文学的现代，不假良史之笔，不托飞驰之势，更毋庸乎各种添油加醋的传记与深文周纳的研究，只将现代文学作品本身看成现代作家的“自为年谱”或“回忆录”，兴许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当代文学的名利场与狭的笼，也换个角度将现代文学作品读出新意。

这只是我作为编者之一的一点浅见或偏见，质诸高明，未知当否?

谨序。

部元宝

二○○八年四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