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是一位大师级的比较研究学者的最高成就。作者一方面强调日本文明的非意识形态特征，另一方面又对其在不断流逝的过去中重造共同体的能力施以重墨。全书包括现当代日本、日本历史发展的侧面、日本历史发展的框架三部分。

本书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社会理论家之一S.N.艾森斯塔特教授的力作，书中对日本的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组织做了出色的综述。艾森斯塔特教授在大量浏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探索了日本历史遗产及其对日本现代性经验的影响。他回避了结构主义或文化主义的方法之争，发展出一种系统严密、比较广泛的分析性研究框架。本书结构颇具新意，一方面强调日本文明的非意识形态特征，另一方面又对其在不断流逝的过去中重造共同体的能力施以重墨。

前言

第一章 序言：日本之谜

第一部分 现当代日本

　第二章 明治国家与现代日本社会

　第三章 现当代日本——制度的形成

　第四章 现代日本社会的困惑

　第五章 “不和谐”、冲突、抗议及其影响——管理、控制与回应

　第六章 现当代日本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一个充满活力的、受控制但非极权主义的社会

第二部分 日本历史发展的侧面

　第七章 日本的封建主义

　第八章 中世纪与现代初期日本的城市发展和自治

　第九章 德川国家与社会

　第十章 日本的儒教与佛教转变的几个侧面

　第十一章 明治维新——一革命的复兴

第三部分 日本历史发展的框架

　第十二章 日本的历史发展——日本社会形成的独特性

　第十三章 日本文化或文化传统——基本的本体论观念及其影响

　第十四章 文化、社会结构及日本制度发展变化的形成与再生中的过程

　第十五章 简论日本文化的创新模式

　第十六章 比较框架中的日本历史发展

　第十七章 日本的现代性——当代世界中的日本

注释

索引

对于日本作为西方社会的“另类”的关注，不仅是从文学上和新闻报道上的描述来进行判断的，它也影响了西方有关日本的学术研究的发展，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往往强调这种“另类性”的不同的侧面。

在西方最近30多年关于日本的研究讨论中，可以确认存在两种对立的潮流。大概较为盛行和流传的一种潮流是强调美国要向日本这一榜样学习的重要性。埃兹拉·沃格尔写于70年代的《日本第一》，试图解释日本怎样成功地度过了石油危机。查默·约翰逊对日本通商产业省的分析是这一潮流的代表。

罗纳德·多尔后来撰写的《灵活的强硬》和《认真对待日本》传达了类似的信息。其他学者如上述提到的荷兰新闻记者卡雷尔·范·沃尔费伦，还有一群法国学者出版了一部关于假定的日本人的认识一致化的有趣集子，他们将日本视为一个可怕的模式，是一个基于受到巧妙操纵的思想意识一致化并受到高度控制的、非政治化的社会。

这些发展似乎唤起了对西方文明的许多基本前提和假设的重新审视。这种重新审视在罗兰·巴特的《奇迹的帝国》一书中已做出了暗示，并且关于日本后现代性的争论在日本和西方尤其在美国变得愈益清晰明白。在这些争论中提出，如果日本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现代的国家，或许有可能成为后现代文明的缩影。

对日本非同寻常地将与西方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相结合的强烈关注，自然会产生对其阐释的求索，而这一解释往往在假定为独特的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特点——即强调日本文明的另类性的特点中找到。

在这类主要的阐释中，鲁思·本尼迪克特把日本社会指定为一个“耻感社会”，而与西方的“罪感社会”相对，日本的道德伦理是“情境性的”，不是基于普遍的原则。本尼迪克特还指出，日本社会将渗透到日本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的伟大审美情感与残忍和侵略性的非常极端表现非凡地结合在一起，正如所见，那种极端表现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待战争俘虏方面。后来，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为清教徒似的对待工作的承诺跟完全非清教徒似的享受日常生活的享乐主义态度两相结合颇感惊讶。

日本文化使西方学者迷惑不解的另一方面就是，对集团、对家庭、对工作和工作单位、对封建君主以及对天皇的强烈承诺。引起西方观察家好奇的不只是这种承诺的更为极端的表现，诸如爱国者自杀的方式；这种对日本宗教的承诺关系也是一个迷惑之点。

在众多的西方人中，以一神论为中心的观点一直是很流行的，它将高度的承诺与对某种超验领域的取向，尤其是对超越世俗世界的神结合在一起，并因此假定这种承诺会是非常脆弱的，或在所谓非基督教的宗教中是阙如的。日本似乎与这种描述相矛盾。日本的宗教——尤其是神道而且是赋予日本特点的神道、佛教和儒教的混合体——似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超验的维度或取向。一些西方学者把这种宗教认为是邪教，而其他的学者则认为以西方人的感觉在日本很难找到任何宗教。在日本的宗教中缺乏任何超验的维度，这种断言出自一些日本学者如丸山真男；西方学者有库尔特·辛格，他曾在30年代访问过日本；乔治·桑塞姆在其哥伦比亚演讲有关日本与西方之间的交往接触中，他强调，尽管它们有许多结构上的相似，但日本文明仍缺乏那些形成西方历史不断变化的诸多方面的普遍取向；39稍后则有罗伯特·N.贝拉、约翰·佩尔泽尔，其次有研究日本宗教的学者如约瑟夫·北川和威廉姆·拉弗洛尔。在日本人中可以发现的这种十分强烈的承诺感，恰如贝拉所指出的，它似乎被指向于一个“空洞的中心”——它本身是一个颇为令人深思的现象。

与这种迷惑难解的承诺紧密相关的是，日本对争取达到功成名就8的强大冲动力，同样令人费解，这也是引致人们对日本的社会化和教育模式深感兴趣的一个难题。罗兰·巴特在《奇迹的帝国》中精彩绝伦地进一步阐释了“空洞中心”的主题。在书中，巴特将日本文化的特色归结为一个与指定的目标不存在任何联系的空洞的符号体系，之后，其他的学者又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库尔特·辛格也就有关日本人对空间、时间及自然界的认知方式做出了一系列惹人关注的研究考察(直到50年代才得以发表)，他总是明里暗里将日本人的观念与西方可能存在的观念进行比较，常常通过日本这面镜子来观察西方。

这种对日本的矛盾心理及疑问态度与西方自省的密切关系，在有关西方文明前提的学术讨论中，显而易见，在近来就日本独特性问题的某些研究方法上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不少社科作品和文学作品都强调对外国社会思想位的范畴的理解的重要性，同时。对这种范畴的强调有时在日本又被认为是接受一种意识形态模式而遭到批评一常常被描绘成法西斯或极权主义——由其寡头政治的精英统治者强加给日本人民。这一模式一直被视作控制日本社会较广领域的潜在解放力的取向——这种取向往往以西方“批判的”论调来进行分析。

日本学者和知识分子对日本的独特性之关注——当然是受到颇为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个人的、国家的甚至民族的动机之刺激～在某种程度上是其西方同行们关照自己的一面镜子。日本学术界的关注深深植根于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孜孜以求地肯定他们自己的文化特性及他们自己的集体意识。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与较早期日本与中国的接触差不多；而在许多方面，有关这一现代研究的文献，均可以回溯到日本学者对其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之独特性的深切关注。事实上，一些学者在8世纪最初表现出的从神道思想中去探索研究日本文化的根源——即日本国学派也即德川时期的“本土学”派业已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P14-16

本书是我对日本、日本社会及其文明长时间关注研究的成果。我曾阅读摘录过20世纪40年代晚期诺曼著的《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崛起》，迄今仍积累了相当详细的笔记。从那时起，我一直努力不断地、系统地依据用西方语言撰写的有关日本的文献资料，以及从日文译为西方语言的译著等进行研究。不过，仅仅在七八年前，用文明比较分析的框架来剖析日本才成为我研究的中心——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已陈述了这些因由。

在1978年至1990年的夏季期间，我曾在胡佛研究所当客座研究员，在斯坦福大学做客座教授。在那时即从事这项研究，本书正是基于此。1988年秋，我在纽约的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做客座研究员时继续从事这项研究。1989年至1993年的春季，我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客座教授。1992年秋季和1994年春天，在乌普萨拉的瑞典高级社会研究学院做研究员期间，我依然不辍地开展研究工作。

无论是研究工作还是写作，首先都是在我的耶路撒冷的大本营中——希伯伦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和杜鲁门研究所以及范里尔耶路撒冷研究所进行的。在所有的这些研究所里，我都获得了多种类型的资助——图书馆设施、研究资助、秘书服务等等。在各个大学里，我十分喜欢跟那些参加我主讲的有关日本社会与文明研究课题的研究班的学生们进行讨论。不论在大学或是研究所，我从与同事们的讨论中获益匪浅。这项研究在各个阶段还得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文科学院、以色列基金董事会、中国台湾的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以及苏黎世社会世界基金等的资助。

本书也从我在各研究所及学术聚会中就相关课题所做的讲座和研讨会的探讨中受益良多——这之中包括斯德哥尔摩大学、香港大学、J.尼赫鲁大学和新德里尼赫鲁纪念基金会、台北大学和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类文化学研究所、俄亥俄州立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T.W.德巴里研讨班上)、乔治·梅森大学、东京德国日本研究所、神户大学、关于日本社会比较文明1998年研讨会、1994年秋在京都召开的日本研究会议、1992年3月在慕尼黑由莫姆森召集的关于马克斯·韦伯与日本研讨会以及1994年6月布鲁宁根学院等。1989年，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我举办了泰纳讲座。特别是在罗伯特·斯卡拉皮诺主席的主持下举办的与这些讲座相关的研讨会上，我讨论了在此所分析的一些题目。

1987年，我与本阿里·希洛尼、艾尔·本阿里在希伯伦大学的一个小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从而臻至此项研究的高峰。这一共同研究的结果是撰写了一部关于日本冲突革命模式的书。

在准备撰写本书期间及之前，在我对日本产生的更广泛的兴趣方面，一直得到不少朋友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朋友和同事们，我与他们就日本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行过讨论，特别是那些颇费工夫阅读本书部分书稿的朋友和同事们。在美国我与亨利·罗索夫斯基和罗伯特·贝拉、在日本与石田雄、在耶路撒冷与R.J.Z.威布洛斯基、在英国与R.P.多尔就日本问题进行的讨论时间最久，持续时间最长。在最近的10年左右，则是与在耶路撒冷的本阿里·希洛尼。R.J.Z.威布洛斯基和本阿里也一直是本书几部分手稿的最忠实的读者和批评家。这些年来，我更是断断续续地与阿克雷格、赫尔伯特·帕辛和埃尔文·塞内进行过探讨，他们也对较早时的书稿的一些章节提出了意见。

在本书撰写的准备期间，我还与J.C.亚历山大、青木昌彦、珍·巴哈尼克、安德鲁·巴谢、布鲁斯·布埃诺·德摩斯奎塔、常浩、T.W.德巴里、吉安尼·福德拉、卡洛尔·格拉克、约翰·赫莱、滨口江干、苏珊·汉莱、苏仇言、阿里克斯·英克勒斯、石久彦、M.B.詹森、隆·杰佩森、富柽冈、约翰·凯莱、塔克·黎布拉、S.M.利浦塞特、汤姆·梅兹格、约翰·梅耶、杜维明讨论了本书的不同方面；之后又与村上泰亮、永井道雄、中根千枝、皮特·诺斯科、肯尼斯·皮勒、艾拉纳·F.西伯、E.狄雅基安、弗雷德·维克曼、绵贯让治、比琼·维特洛克、山村耕造等进行过讨论，以及同前述提到的有关日本的讨论会与研讨会的参与者们进行过探讨。我还与团冲本、詹姆斯·拉斐尔、汤姆·罗伦以及他们在斯坦福举办的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研讨会的参与者们进行过讨论，并同纳迪雅·斯庞交换过意见，他就我对明治维新的分析进行了批评性的论说。

所有这些讨论，在我对日本文明研究及对本书不断修正的研究方法上的具体化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最为感激的，当然莫过于对那些同事们和朋友们，他们贡献了自己宝贵的时间来阅读本书的部分原稿，甚至整个手稿，并提出修改意见。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人之外，我还想要感谢约翰·P.阿纳生、春实部夫、艾尔·本阿里、卡尔·比利费尔德、玛利·布林顿、皮特·杜斯、雷蒙德·格鲁、H.哈鲁突尼安、唐·利文、罗伯特·C.麦克亚当斯、伊丽莎白·麦克斯维尼、名持田哲男、大贯惠美子一蒂内尼、弗兰克·雷诺兹、B.西伯曼、罗伯特·史密斯、埃兹拉·沃格尔和凯惕·维尔德曼一纳凯，他们都给予了我十分宝贵的建议、帮助，并对手稿的大部分提出过批评，有时还不只一次。由井久美藏在1994年春夏待在耶路撒冷期间，通读了全稿，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并且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给予了许多帮助。埃里克·科恩和雅尔·本·托尔就有关日本儒教和佛教转变的章节提出了详细意见。

所有这些朋友的评价和意见以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两位不知名的读者提出的意见，对我均是无比重要的，他们都指出了我在分析论述方面的问题，并帮助我克服了至少一些——当然不是全部——落入由某人撰写的日本研究的窠臼。这种人没有阅读过日文并且没有直接接触过日文资料和学术著作。本书无论有多么成功，大多都应归功于他们——我希望能够遵循他们的全部意见或建议；毋庸赘言，我要对许多余下的谬误负全责。

不少人作为研究助手帮助过我，并提供了秘书与研究上的支持。我的秘书贝惕雅·丝洛尼姆在范里尔耶路撒冷研究所的岗位上在书稿准备的各个阶段中充当了忠实的协调人的角色。德比·梅左、戴维·科翰、辛济亚和艾尔伯托·格鲁兹曼，首先是玛利奥·施杰特曼和诺尔米·雷纳作为研究助手在寻找收集无数的参考资料及准备附注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多隆·科恩在审阅手稿方面给予了有益的帮助，其中尤其注重日文的拼法，并检查了附注。我还得到了上述研究所的图书馆以及东京的日本国际会馆的图书馆和会馆经理M.加藤先生的鼎力帮助。

摩里斯·利维，特别是在耶路撒冷的艾塞尔·罗森费尔德帮助打印和重打了本书手稿的大量原稿，斯坦福的巴芭拉·坎农、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的卡米勒·耶兹、乌普萨拉的SCASS的理查德·凯尔索、阿索·林伯格和雷纳·弗思特以及芝加哥的克劳德·格雷格尼尔也都帮助打印了原稿。克劳德·格雷格尼尔还协助编辑了不少原稿，而且重要的是，在最后编辑和删减手稿的关键阶段他所提供的帮助。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道格·米契尔一直是位乐于助人和值得信赖的编辑与朋友，他的支持使整个编辑过程乐趣无穷，马特·霍尔德也是如此。约尔·司科尔在编辑手稿方面堪称奇迹，他帮助我避免了许多谬误；桑德拉·瓦尔德也复如是，他是芝加哥大学专攻日本历史的研究生，协助校对了文稿；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玛格丽特·马翰指导了编辑和校对。

所有这些努力与我对这些朋友所抱有的感激之情，是否值得，都不是由我来断定的，而是留待本书的读者去判断。

S.N.艾森斯塔特

耶路撒冷、希伯伦大学暨范里尔耶路撒冷研究所

“《日本文明》是一位大师级的比较研究学者的最高成就。迄今为止，艾森斯塔特教授较之任何人更接近日本文明的谜底。这部著作不仅对那些对门本饶有兴趣者来说不可不读，即使对那些渴望从一般意义上理解现代社会的人也是不可或缺的。”

——罗伯特·N.贝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作为我们时代最卓越的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教授一反常见，对日本文明做出自己的独特阐释。无论谁想认真地对待日本问题，本书都是他书单上的必需之选。”

——哈鲁米·贝福(美国斯坦福大学和日本京都文教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