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琨事件”是二十多年前发生在上海奉贤的一起案件。一九七九年十月，助理工程师韩琨接受当地钱桥橡胶厂聘请，利用星期日的休息时间担任业余技术顾问。韩琨精心研发的新产品，不仅使企业起死回生，还为国家填补了一项技术空白。然而，韩琨接受该企业付予的三千余元人民币酬金，被控涉嫌“收受贿赂” ，开创了“星期日工程师”之先的有功之臣，一夜间成了罪人。该书的出版，对于深刻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精神,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历程,从而激励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坚定地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行下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十多年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不久，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应聘担任社队办企业的技术顾问，以自己的技术和辛劳，研制成功出口产品上急需配套的橡胶密封圈，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救活了一家濒临倒闭的社办企业。

为表彰韩琨等人的贡献，工厂决定奖励他们3300元(其中韩琨个人得1200元)，加上工厂为了解除韩琨的后顾之忧，聘请其妻子工作所付的工资，以及报销的交通费等，韩琨共拿了3400元钱。

谁知，就是这3400元钱，竟构成了韩琨的所谓“受贿罪”。开创了“星期日工程师”之先的有功之臣一夜之间变成了罪人，震惊全国的“韩琨事件”就此发生。

于是，围绕着“韩琨事件”，在权与法、罪与罚、情与理、收与放、破与立等方面进行着冲撞、较量。并由此引发了《光明日报》就“韩琨事件”展开的前后将近两个月的全国性大讨论。

最后，中央政法委一锤定音：韩琨无罪！

春风吹拂，春冰消融，中国知识分子昂首走进了“明媚的春天”！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三十周年、改革开放国策实行三十周年之际，还原当年发生的震动全国的“韩琨事件”，对于深刻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意义，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历程，从而激励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坚定地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行下去，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引子

第一章 钱桥震惊：韩琨受审查，遭抄家

 1.“如果判他刑，我去坐班房”

 2.夜访韩琨家

 3.韩琨被控犯有受贿罪

 4.祸起橡研所

 5.走进检察院

 6.浦江险噬冤魂

第二章 若要富 发展农工副

 1.钱桥人的工业情愫

 2.“星期日工程师”的由来

 3.外甥女婿荐韩琨

 4.遭遇密封圈

 5.“三方会谈”定“终身”

 6.面对大红聘书

 7.“十月怀胎”出成果

第三章 三下钱桥镇查真相

 1.大年初四访钱桥

 2.奖金、工资及其他

 3.韩琨始终没提报酬事

 4.橡研所的不寻常举动

第四章 罪与非罪的分歧

 1.从“退卷”到重新起诉

 2.意外的收获

 3.一份特殊的“案情报告”

 4.从“撤诉”到“免予起诉”

第五章 波及全国的大讨论

 1.钱桥人的胸怀

 2.《光明日报》一“文”惊人

 3.徐盼秋激昂述己见

 4.律师的“辩护词”

 5.一石激起千层浪

 6.大讨论引发真知灼见

 7.中央政法委一锤定音

第六章 从辞职到应聘

 1.温元凯夜访韩琨

 2.韩琨重现钱桥镇

 3.康平路小礼堂会议

第七章 在安徽的岁月

 1.科大任教第一年

 2.工厂的“活财神”

 3.一个人的遭遇反映出历史的进步

第八章 东海之滨的一颗明珠

 1.钱桥的改革开放跃上新水平

 2.“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

 3.泪眼相对话酬金

 4.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附件

 一、今日韩琨

 二、一个人遭遇的变化反映出历史的进步

 三、披露“韩琨事件”的前前后后

 四、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一)

 五、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二)

 六、关于韩琨受贿案的案情报告

 七、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书》

 八、搅起风波的人

 九、追忆“韩琨事件”

编后

就在检察院到钱桥调查取证后没多久的一天下午，正在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刘正贤被工作人员从会场里叫了出去，说有一个紧急的电话要他接听。

原来，电话是黄云清从公社打来的，告诉他刚刚得到的一个消息：今天下午，韩琨的家被检察院抄了！

一听“抄家”两字，刘正贤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

“抄家”，这个在“文革”动乱年代司空见惯的字眼，在消失了几年后又一次出现，他实在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抄家”，这个在刑法上也没有作出过界定和解释的行为，怎么说发生就发生了，而且横加到了一个善良、朴实的中年知识分子身上。说穿了，韩工不就是拿了三千多元钱吗？难道这也用得着抄家？！

难道检察院就没想过抄家会对韩琨及其一家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影响和后果？！

“人带走了没有？”刘正贤在电话里急切地问黄云清。

“还没有带走，可能马上会进去的。”黄云清无奈地回答。

“那你立即通知公社党委的其他几个同志，包括橡塑厂马才章，马上到县里来，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办。”刘正贤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傍晚时分，与刘正贤一起在县里参加会议的谢水奎、姚华千，以及从钱桥赶到县招待所的黄云清，马才章等集中到刘正贤的房间里。

当年的县政府招待所，就几排低矮的平房，简单而破旧，房间里除了两张床，还没有什么彩电、音响，一盏昏黄的25瓦的电灯吊在中央，几个人呆呆地坐着。

突然发生的情况，前所未有的压力，使室内的空气变得异常紧张。

刘正贤按捺住心中的巨大起伏，对大家说，我把大家叫来共同商量一下，韩工的事现在出现了比我们原来想像更糟糕的情况，他是为我们钱桥的事受连累的，正面临着巨大灾难，我们要对他和他的家属负责到底。喝了口水，刘正贤又说，请大家放心，如果这事查到公社里，我是党委书记，是班长，有事情我负全责！

谢水奎、姚华千说，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再怎么也不能算到书记一个人身上，应当大家一起分担嘛！听了这番话，一股暖流顿时涌上了刘正贤的心头！

这时，黄云清说道：“我想，乘韩工还没进去，我们应该去看看他，表示安慰。”

于是，大家立刻七嘴八舌地围绕这个话题说了起来，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赞成的认为韩工是为钱桥遭“灾”的，在他最危难的时候去安慰一下，很有必要。反对者则认为万一惹出别的麻烦或许对韩工更不利。

又轮到刘正贤定音了，他依然是一派果敢、坚毅的神态：“我们应该去，而且今晚就去。我曾听说韩工的爱人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家中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受到刺激，是极容易发病的，再要出点其他事情就更不好办了。”

听刘书记这么一说，原先表示反对的人也认为应该去了。

于是，刘正贤开始“点将”：

黄云清、马才章自然少不了，再加一个主管工业的副主任姚华千，包括他自己，共四个人。

“刘书记，你不能去，万一碰到检察院的人怎么说，我们如何向组织交待？”黄云清第一个表示反对，接着所有的与会者都表示一致的反对……

“干嘛我不能去，我问心无愧，韩琨一家现在正是最需要我们关心、支持的时候，即使真碰到了检察院的人又怎么样，我还真想给他们反映反映情况呢……”刘正贤忿忿地说。  刘正贤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他决定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大家只能听他的。

于是，当黑夜已经笼罩了大地的时候，一辆两吨的货运卡车驶出了南桥镇。驾驶室里，挤着刘正贤和黄云清，另外两人则只能坐在车厢里了。

时值深秋，又是夜晚，气温本来就很低了。汽车快速行驶后形成的风，吹在身上，使人顿时感到了阵阵寒意，何况，大伙儿此行的心情都很沉重。

那时，从南桥到市区，中间阻隔着一条黄浦江，必须在西渡摆渡。虽说是夜晚，过渡的车辆少多了，可渡船的航次也减少了。过一次渡，连排队等候带航行，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二个小时。

待到进入市区，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80年代初，电视还没有普及，夜生活更是无从提起，人们一般在八、九点钟就上床睡觉了，何况已是深秋时节。

车子在市区东大名路上的一条弄堂口停住了。大家跳下车来，往弄堂里探头一望，冷清、昏暗，一阵风吹来，大家情不自禁地把衣服的领子往上提了提。

韩琨的家，对他们这一行人来说并不陌生。两年前，为了说服韩琨应聘，他们曾“三顾茅庐”；后来，为了密封圈的试制等，又多次在他家开会商讨。可今晚他们再来，情况却完全不同，不仅神秘而且似乎有点紧张。

“要不要在弄口留个人，万一发生了什么，也好报个信，”当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时，刘正贤说：“不用留人了，我们既不是给韩工通风报信，也不是串口供，只是看看他一家人，给些安慰罢了，怕什么。”

一行人很快来到韩琨家的门前，黄云清首先敲了敲门。

P6-8

《“韩琨事件”揭秘》这是一个很响亮的书名。乍一看去，会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可能又是一起“冤假错案”。

事实也确是如此。这起案件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上海。一个工程师在接受社办企业的聘请之后，利用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当时法定每周休息一天)，从市区乘车、摆渡、再换乘长途汽车，辗转奔波，赶到社办工厂，凭借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精心研究并开发出新产品，不仅帮助一家濒临倒闭的社办企业起死回生，还为国家填补了一项技术空白。按理说，这位工程师可谓功莫大焉。这家社办企业为了报答这位工程师两年多来的辛勤付出和对发展社办企业所作的贡献，先后给他发放了报酬、奖金3400余元。

也许正应验了当时社会上仍广泛流行的一句“名言”：“金钱是万恶之源”。仿佛一个人尤其是作出一些成绩或是社会知名人士，只要与每月区区几十元、百把元的工资收入以外的金钱沾上了边，就立马会受到非议和嗤笑，甚至会被看作是一种罪过。这位工程师收受的这3400元的报酬、奖金，居然成了他“收受贿赂”的罪证！上海的一家检察院还动了真格，正儿八经地以所谓“受贿罪”对这位工程师“立案审查”，差点儿搞得这位工程师家破人亡。

这便是当年亦即上世纪80年代曾经轰动全国的“韩琨事件”。这位普普通通、诚实厚道的“小人物”也因此成了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

从广义上说，这确是一件“冤假错案”。然而，平心而论，这起案件与时下曝光的刑讯逼供、执法犯法、草菅人命的一些冤假错案，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反观二十多年前这起有广泛影响的“重大社会事件”——“韩琨事件”，人们不免会感到：如此平常的事情，怎么够得上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呢？而且还在全国范围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大讨论，烦不烦人呢？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看不懂”，退而言之，连我们当年曾亲眼见过或亲身遭遇到这类“重大社会事件”的人，现在想来，也会感到那是何等的滑稽和荒诞！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桩案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是这样轰轰烈烈地发生了。

本书不仅全方位地回放了“韩琨事件”从发生、发展到曲折反复，从有罪认定到最后被判无罪的详尽过程，而且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情况，有欲将韩琨治罪、置于绝地而后快的；有在危难之际殚精竭虑、敢冒风险为韩琨仗义执言的；有法院与检察院之间尖锐的分歧和争议；《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救活企业有功、接受报酬无罪》的消息，并组织在全国范围开展讨论的幕后新闻；以及上到中央政法委、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著名法学专家、律师，下到公社领导，在危难时刻关心、支持、帮助被审查对象韩琨，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批示、意见及义薄云天、感人肺腑的故事，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这本书不仅如实披露了造成这起冤案、错案的整个过程，更注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法制环境、社会心态等多种角度，对“韩琨事件”的成因，进行了深层次的考察和剖析。使人们意识到之所以发生如此荒诞的“罪案”，不单纯是某个单位或几个承办人的责任，而是长期以来极左思潮泛滥和人们习惯性的思维定势不断积淀所造成的后果；是法制极不健全和习惯于“运动式’’的思维和工作方法所酿成的苦果。以至于在现在看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当时却被视为“不务正业”、“谋取私利”、“捞外快”、“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违规、违法行为，甚至于被定为“受贿赂”而立案审查。当时，这种似是而非的极左流毒依然渗透并植根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即使是从事政法工作的一些人士也在所不免。明乎此，则对当年发生如此荒唐的冤案错案，也就“见怪不怪”了。

这本书还以详赡的真实的记录昭示了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命题：即思想观念上任何细小的变革和演进，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往往要付出一定的甚至是沉重的代价。记得鲁迅先生在批评国人抱残守缺、不图变革进取的保守陋习时，作过一个生动而形象的警喻，说一个人长期住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有人劝他开个窗让屋子明亮一点，可这个人早已习惯了原来的居住环境，说什么也不同意破墙开窗。后来那人激了他一下，说要掀开他的屋顶。这一来，可把这个人惹急了，权衡之下，他作出了选择，终于同意在墙上开了个窗口。试想劝人开个窗子都这么难，更何况要从人们的思想深处驱除根深蒂固的极左阴霾，那就更非易事了。

我作为当年《光明日报》的总编辑、“韩琨事件”的一个见证人，不能不再说一下就此事件引起全国大讨论的《光明日报》驻上海记者站的记者谢军先生。是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新闻洞察力，把握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的真谛，抓住了“韩琨事件”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实例，迅速而及时地将这一重要消息发送到报社；我们在处理这篇新闻稿时，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予以刊发，并加了一个醒目的大字标题：《救活企业有功，接受报酬无罪！》消息见报后，立即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支持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持有异议甚至表示反对者也有之。经过两月之久的“大讨论”。同情和支持占了上风，成为舆论的主流倾向。

窥一斑而见全豹。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件寻常之事，在当时却要付出当事人受磨难、社会各界人士大讨论的代价，可见观念变革的不易和艰难。历史是一面镜子，能清晰折射出时代进步的脚印、人们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轨迹和改革开放给社会和人们带来的累累硕果。而所有这一切真可谓是来之不易、弥足珍贵啊！

我想这也许正是本书的两位作者揭秘“韩琨事件”真相和内幕的深意和旨趣所在吧。

《“韩琨事件”揭秘》一书终于写成搁笔了。往事如烟，能将渐渐逝去的烟霞残云搜索、汇集起来，再现于当今盛世年华，我们心中自然感到异常欣慰。说实在的，从确定这次采访写作到真正动笔，前后经历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期间，我们多次到奉贤的钱桥、南桥，寻访当年涉及“韩琨事件”的当事人刘正贤、黄云清等等，找到了韩琨本人，并多次进行深谈，还拜访了当年上海市委主管科技工作的杨士法副书记，拜访了当年率先采写报道“韩琨事件”的《光明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谢军，调阅了有关案卷，查阅了有关档案，以及大量相关的报道、内参等。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和支持。

当年“韩琨事件”的发生地——钱桥乡——现已变更为青村镇，前任党委书记叶军平、现任书记马建根、副书记唐世家，还有原钱桥乡管委会主任姚华千(已故)之子、现任上海申隆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建国、奉贤区司法局局长黄保卫及办公室的同志，他们更是将当年韩琨在钱桥所作出的贡献，以及钱桥人当时不怕风刀霜剑、甘愿与韩琨共担风险的侠肝义胆引为荣耀，并对《“韩琨事件”揭秘》一书的采访、写作与出版，给予了热忱而真挚的支持和资助，令人感动，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由于本书写的是近三十年前的事，采访调查也有不尽完善之处。此次付梓之前，虽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缺漏之处实难避免，笔者在此恳望指正。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