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的创作多以西海固为生活背景，以短篇小说为主，具有浓郁的伊斯兰文化精神和艺术思维特色，他的作品沉静，深邃，从容，神秘，语言精雕细刻，富于张力，他以“对平凡事物的惊异”，表现西部农民的纯朴和善良，顽强和宽厚，他的作品里有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精神信仰的执著。

从总体上说，石舒清小说作品中蕴含着一种美——关于人性、关于生命的美。它不是那种壮美，而是一种让人在接受过程中逐渐浸润其中的华美——这也可说是石舒清小说的魅力所在。

石舒清的《清洁的日子》《黄昏》获第七届、第八届《十月》文学奖；小说集《苦土》入选首卷“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并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008年获庄重文文学奖。

《清水里的刀子》的成功，不仅得力于它的主题的深刻和敏锐，也得力于小说氛围的营造和故事的推演。通过对特殊情境下人与物微妙心理的探幽考微，将老人马子善与一头即将赴死的牛之间的情感叙写得看似不动声色，实则惊心动魄。清水里静静地躺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作品蒙上了一层浓浓的宗教色彩，它告诉读者，它既是清洁的，也是神圣的。这篇小说的获奖以及在文学界产生的一定程度的冲击力，表明了石舒清在创作上的一次飞跃，给以西海固为创作母土的所谓“苦难文学”以洁净的精神内涵。

前言 西北大地上的文学绿荫/冯剑华

序 浸润生命的华美——略谈石舒清的小说/白草

 果院

 清水里的刀子

 娘家

 二爷

 父亲讲的故事

 圈1皇

 黄昏

 疙瘩山

 风过林

 农事诗

 贺禧

 羊的故事

 颜色

 家事

 猫事

 列车上

 四先生——记我的老师们

 旱年

 恩典

 虚日

石舒清创作年表

回望和小结/石舒清

耶尔古拜还要去城里做生意。这个村里的男人们都在做生意，好像不做生意就不是个男人。但一些男人生意做好了人也学坏了，一些男人生意没能做好人却学坏了。他们这个村子，什么时候有人戴过手铐？没有过的，但是现在，已有好几个人让公家给法办了。她相信耶尔古拜是不会学坏的。他可以把一块电子表十几年都戴在腕子上。她看见他把气哈在电子表盖上，用手巾擦拭着。他把一块电子表都可以戴十几年，都哈着气擦它，这些都使她对他又满足又放心。她隐隐觉得，要说坏，自己是更容易比他变坏的，她知道自己心里有一些火一样野烈的东西，有一些冲动需要她压服着。好在自己是个女的，眼界窄，机会少，她想她要是像耶尔古拜那样骑了摩托到处做生意，况且生意也还不错，那会怎么样呢？有一年家里请来个剪果树的，竟是乡园艺站的，戴着眼镜，总是习惯性的把挡在镜片上的长发捋上去。他有些拘谨，说话时似乎不情愿让人将他看着。这就使她对他有了一种特别的兴趣。女人总会打问一些女人感兴趣的问题。她很快就得知他还没有结婚，虽然毕业两三年了，但还没有结婚。为什么没呢？一是没合适的，一是家里光阴还是有些紧，不然他为什么要来给人剪果树呢？目的也是挣几个钱。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谈着，渐渐地谈得就比较深，那小伙子甚至告诉她他现在已存有多少多少钱，家里是指望不上的，要娶媳妇就得完全靠自己。存的钱也够娶一个媳妇了吧，凑合一点是够了，但还没有合适的人。她当时听着，心情真是有些荒唐，竟匪夷所思的把自己也列了进去，好像自己又成了一个待选的姑娘。她对自己还是自信的。至少在这个村子里，她是数一数二的女人，不然也做不了耶尔古拜的女人。给耶尔古拜当媳妇，说真的她也是满足的。她从那个年轻园艺师的拘谨与羞涩上，也能觉出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分量。而且由于他的未婚，使她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有了某种优势。耶尔古拜去城里了，把工钱给她留着。工钱耶尔古拜已经和年轻人说好了。家里再没有别人。街门半掩着。果园的小门也是半掩着。她看见果园的小门半掩着，关上或完全打开的可能性都有的，时时都可以显出来。果园里也是静悄悄的，像是在聆听他剪果树枝的声音。是冬天，叶脱枝疏，剪枝的声音听起来很是清晰，像是并没有剪着什么，只是剪刀在空响似的。阳光充足，觉得和暖。他每剪落一个枝条，都要拿在手里细细看一看才扔掉，像在看究竟剪得对也不对。他这样低着头看时，头发就下来挡在镜片上。她心里痒痒着，想给他撩上去。真的，有一次，她的手指竟不自觉地动了动，好像已做了一个什么似的。她掩饰地用这根手指刮了刮自己的鼻尖。她端了茶和馒头来给他吃。他推说不吃。当他坐在树坑边儿上偏过头去吃馒头时，她看到他连耳廓都红着的。这些都使她感觉强烈和异样。她当时真是很大胆的。在他偏着头时她完全的将他看着，那一刻他要是回过头来肯定会吓一跳。但他没有回过头来。他一直偏着头吃馒头，腮边的几粒青春痘随着咬肌一动一动，显得比他本人要粗犷莽撞一些。他噎住了，打嗝，但是水杯在她这一边。他竟不能回过头来取水杯。就那样将吃剩的馍馍小纸团似的拿在手里，将嗝一个接一个打下去，她偏不将茶杯递给他。她像是很有兴味地看着他打嗝。那时候在她，是有些一触即发的意思。她后来想过，要是他突然来抱她，她会给他抱的，甚至可以亲嘴，隔了衣服摸摸也可以的。别的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怎样了。她当时手里有一个小土块，她把它攥得湿湿的了。她是想着用这个打一下他的，但始终未能打出去。她就把那个土块在手里捻成粉末，然后看也不看，经由指缝让它们漏撒到地上去，让细小的风吹散它们。那天她累得厉害。连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些反常。看到耶尔古拜时，她竟有些慌乱和羞臊，倒好像自己真的背着他干了什么。她想耶尔古拜是否会看出什么马脚来，他该看出来的。她觉得自己身上到处都是马脚，藏也藏不住的。但他竟没能看出什么来。实际上她低估了自己的掩饰能力，而耶尔古拜又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连她也觉得他实在是疏忽得可以。他去果院看了看年轻人剪的果树，不是很满意。然而那一年果子却结得不错。一些树枝被果实压得弯下来，树皮在弯下来的地方绷紧着，时有折裂开来的危险，就在旁边栽了一些棍子将它们支撑着，在棍子上系了绳子，将重甸甸的弯垂下去的它们提携着。其实年年都要栽这样一些棍子的，但那年栽了用来帮忙的棍子的确是要多一些。村里人来看果子时，耶尔古拜显出得意来。但女人看着一树一树的果子，却不说什么，口被缄了似的。那些果子使她感觉异样，使她心里似乎有了一个不便告人的秘密。再一次剪果树时，耶尔古拜又要去找那个园艺师，说人家正经学过的就是不一样。女人却不大响应，甚至好像是不乐意请他了，她说今年果子结得好，不一定完全是剪果树的原因，她把一部分原因归功于自己的喷洒农药。耶尔古拜买了农药来，嘱她择时给果树们喷喷。女人就换了劳动时穿的衣裳，戴了口罩，背了药箱去给果树喷药，喷过好几次的。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有意抹杀那个年轻人的功劳，在和那个年轻人争功似的。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她甚至曲意妄言，说那个小伙子好像对工钱不满意，她给他工钱时，他皱着眉头，显出不快来。实际可不是这样啊。实际完全不是这样的。她还记得他接工钱时的那份窘迫和尴尬，好像他的手宁愿缩回袖筒里去。但耶尔古拜还是去叫那个年轻人。没能把他叫来。原来他已经调到另外的乡上去了。有摩托就不愁跑路，耶尔古拜还是找到了他。但是他说他已不给人剪果树了。他已经当了那个乡上的秘书，工作忙得脱不开身。实际上他并不忙的，耶尔古拜找到他时，他正在乡政府大门外和几个人捣台球。耶尔古拜的邀请倒像是揭了他的老底，使他显出尴尬和恼意来。他应付了耶尔古拜两句就开始扔下他捣台球，而且总是拿屁股对着他，捣台球时，也似乎有了一些情绪，把台球捣得很响。只好另寻了一个人来剪了。但是女人却好像在这件事上不能善罢甘休，埋怨耶尔古拜不该去找他，说他还以为他是个干部呢，臭架子放不下来，其实在她眼里他连一个普通人也不如。她笑话了他总是往下耷拉的头发，说那和女人似的，笑话了他把树枝剪下来拿在手里打量。有什么好打量的呢？明显他还是个新手嘛，还嫩着哩嘛。归结到一句，没找来倒好，即使他真的来，她从心里也不愿他再剪的。那年轻人的邀而不来，莫名地使女人非常生气，并且隐隐觉得难堪，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挫折和侮辱，很长一段时间，这口闷气都憋在心里，似乎没有好办法把它尽情吐出来。P3-5

西北大地上的文学绿荫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大江南北，春风浩荡，春意盎然，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中国的文学同样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一时间佳作迭出，群星璀璨，照亮了文学的天空。1980年，改刊不久的《朔方》文学月刊发表了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旋即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的前身)，紧接着由著名剧作家李准改编、著名导演谢晋拍摄成电影《牧马人》在全国放映。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许灵均通过对自己一生艰难曲折道路的回顾，面对出国问题作出毅然抉择，他决定永远留在祖国的西北，他要在劳动人民中间继续汲取丰富的生活养分，从而完成了一次世界观的升华。老作家丁玲在读了《灵与肉》之后，非常诚挚地说：“看得出作者大约是一个胸襟开阔而又很能体味人情和人生苦乐的人吧。”作品也因此被称为”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

小说《灵与肉》的发表，以及电影《牧马人》的上演，使人们知道了偏远的宁夏有一个张贤亮，更有很多人通过张贤亮知道了偏远的宁夏。上世纪50年代，张贤亮因一首《大风歌》获咎，历尽人生的坎坷和磨难，之后更有长达二十余年的监役和牢狱之苦，真正是在清水里、血水里、碱水里泡过、浴过、煮过。但当历史一旦结束了它灾难的局面，翻开新的篇章之后，张贤亮便带着心灵的创伤和思想的成熟，令人惊异地出现在广大读者的视线里。自《灵与肉》之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是中篇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短篇小说《肖尔布拉克》，中篇小说《龙种》……这些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即得到好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也是鲁迅文学奖的前身)、《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张贤亮频频地捧回一本又一本获奖证书，被人们戏称为“获奖专业户”。著名评论家阎纲以《宁夏出了个张贤亮》为题，对他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创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呈现出一种“井喷”状态，成为中国文坛上一位重量级的作家，其作品因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特探索，一次又一次引起反响，影响波及世界文坛。无论是他的中短篇小说，还是他的长篇小说，所涉及的题材都是重大的，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而且，作家对此也有着深刻的反思：作为一个拥有资本家出身背景的知识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不仅得到平反，同时又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受惠者，于是，他用自己思索的充满智慧的大脑，自觉超越苦难的历程，在真理的天堂里寻找并试求解答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此感恩祖国和人民。

张贤亮是一个创作态度十分严谨的作家，这源于他对生活的独特感情和个人的精神气质。也就是说，长期生活在底层，来自劳动人民的温馨、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给予他创作的最基本的情感因素。所有这些经过作家的不断过滤、提炼和升华，便唱出了一支支“夜莺般的歌”、“雄鹰般的歌”和“大风歌”。譬如他的中篇小说《绿化树》，作品描写的是知识分子章永璘曲折复杂的生活道路和坎坷命运，经过苦难的历程，章永璘终于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这样的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一部唯物主义的启示录。作品既有西北大地浓烈的黄土气息，又有偏远高原农村朴素的风情画卷，同时通过人物关系的交织和变化，成功地塑造了知识分子章永璘、农村妇女马缨花等诸多鲜活生动的形象。尤其是大量精到传神的细节描写，使得作品丰盈充实、酣畅淋漓，既大气磅礴，又细致入微。《绿化树》因此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当属情理之中。

张贤亮的中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给人以沉甸甸的感觉，他的作品极少浮响肤辞。《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唯物主义启示录”的又一部重头作品，小说通过章永璘和黄香久两个人的感情波澜，反映了他们命运的起伏。这部作品是新时期反思文学的代表作，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句话，也因其深邃的内涵和富于哲理而广为流传。《早安！朋友》是张贤亮转变题材的一部开拓之作，小说以一位女中学生的真实日记作为原始素材，并在大量调查采访的基础上，真实而尖锐地层示了那个时期的中学生的心态，以及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对前途理想的探求和青春期的性觉醒。这当然首先源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独到的观察和认知，重要的还在于作家运用了更加严肃冷峻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肖尔布拉克》是张贤亮第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的作品，描写一个在新疆跑长途的汽车司机和一个上海女知青，他们偶然相遇又一路同行，在漫长而寂寞的旅途中相互倾诉和安慰，终于产生了依依不舍的感情。小说语言质朴无华，娓娓道来，虽然揭示了人性的美好和温暖，却令读者唏嘘不己，很具艺术感染力。张贤亮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自觉而深刻地叙写了民间的喜怒哀乐，表达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和温情，也深刻地体现出了一个人道主义作家高尚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心。

作为作家，张贤亮的意义还不仅仅如此。在当下中国的文学格局中，西部文学在全国已经或者正在确立自己的地位，也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意义系统。就西部作家的创作来看，是张贤亮等人奠定了西部文学的崇高地位；就宁夏的文学创作而言，张贤亮毕竟不只是“一棵大树”，同时还是一个极具效应的鼓舞者和带动者。特别是宁夏青年作家的成长及这个群体的形成，张贤亮功不可没。

自从张贤亮连续三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之后，在这个领域，出现了长达将近二十年的空白期。面对这样的状况，有人曾经不无调侃地说，是张贤亮拔掉了宁夏的风水。其实，就是在这许多年里，宁夏的青年作家们，凭借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沐浴着文学春天的阳光和雨露，在张贤亮等老一辈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像一棵棵幼苗开始在文学的土壤里复苏、发芽、成长，经过艰苦的跋涉和磨砺，终于形成了以石舒清、陈继明、金瓯等为代表的宁夏青年作家群，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曾以《遥想远方——宁夏“三棵树”》为题，给予高度评价。2001年，宁夏“三棵树”之一的石舒清，以其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石舒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回族青年作家，上世纪60年代出生子宁夏西海固的海原县。他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回回故事》就发表在《朔方》上，至今已经有几百万字的作品面世，其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鲁迅文学奖，不仅对他自己，而且对宁夏的文学界，同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就是在沉寂多年之后，宁夏的作家终于“梅开二度”，又有人摘取了全国的最高文学奖。对于宁夏的青年作家们，是一次不小的震动和激励。

《清水里的刀子》的成功，不仅得力于它的主题的深刻和敏锐，也得力于小说氛围的营造和故事的推演。通过对特殊情境下人与物微妙心理的探幽考微，将老人马子善与一头即将赴死的牛之间的情感叙写得看似不动声色，实则惊心动魄。清水里静静地躺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作品蒙上了一层浓浓的宗教色彩，它告诉读者，它既是清洁的，也是神圣的。这篇小说的获奖以及在文学界产生的一定程度的冲击力，表明了石舒清在创作上的一次飞跃，给以西海固为创作母土的所谓“苦难文学”以洁净的精神内涵。

石舒清的小说创作大约在经历了初期那样一种拘谨和试探之后，用崭新的勇气和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思考，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刺，创作出了一批受到读者称赞的作品，如《虚日》《旱年》《农事诗》《果院》等，并且成了被各种选刊青睐的“大户”。其中的《农事诗》发表在《朔方》上，几经转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篇作品描写的是西部农村日常劳动的一个片断，徐缓地记叙了农家生活的一幅恬淡的图画，就是将堆积的粪土拍碎后很均勻地撒到田里去，因为它过于日常，因而似乎显得单调。在劳动的过程中，寂寞之间偶有小小的喧闹，复又归于平静，却被作家叙述得感人至深。这显然是有着某种蕴蓄的，令人觉得这样一种代代相传的劳作，既近在眼前又恍若隔世，但生命的居所就是我们生生不息而又终其一生的土地，传达出一种静穆的情感，无疑包含着一种精神价值。这篇小说传导出来的信息，我以为同样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只不过它较之《清水里的刀子》更加超脱了，更加清洁了，因而也更加富于诗意。

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宁夏西海固西吉县的郭文斌，与石舒清年龄相差无几，又来自山川相连、人文相近的同一个地区，大约他们身上的气息也是相同的。给人的感觉却是，郭文斌”出道”似乎晚了些，直到2007年他的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不然。郭文斌此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致力于散文创作，而且收获颇丰，譬如他的散文集《空信封》，譬如几次获得过全国性的散文大奖。郭文斌的小说创作大概始子新世纪之初，出手不凡。尤其是最近三年来，他发表的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被各种选刊转载，引起过不小的热评和争议。

作为从西海固农村走出来的作家，郭文斌自然也无法避免乡土对他的巨大影响。有所不同的是，他在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时，以空灵、简约、飘逸见长，使他的小说显得言简意丰、结构奇特，对人的生命价值进行着形而上的诗性追求。如《吉祥如意》，通过五月和六月两个孩子的视觉，运用端午节上山采艾的细节描写，将一种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愉快、安详传递给了读者，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反映出成长中的朦朦胧胧的伤感和无奈，展示了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生活理想和生存精神。郭文斌的小说大都采用童年视角展开叙述，这种手法的运用大约是为了避开成人世界的遮蔽，使小说的品格更为纯洁吧。

关于宁夏的文学尤其是宁夏青年作家群以及他们的创作，我还想多说几句话。

众所周知，宁夏的西海固因穷困甲天下，就物质生活而言，鲜有可道之处；但就精神生活来说，西海固又是一片可资文学创作的沃土。因为长期在宁夏文联以及《朔方》编辑部工作，我曾经而且至今仍然在致力于西海固文学和作家的发现、扶持和培养，主持编发了他们相当大的数量的作品(这也许是出版社让我为这套丛书作序的最重要的理由吧)，内心始终处在一种感奋之中。我也曾经许多次到西海固，和那里的作者交流谈心，倾听他们的几多诉说，从生活到创作。和他们一样，我有时觉得欣慰，欣慰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可以写出有深情的作品；有时又觉得辛酸，辛酸的是同样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却在这样一片贫困的土地上终日劳作，物质的收获甚微。但是，他们生活得很清洁，很安详，很认真，很严肃，内心深处有一种“静”的力量。也许就是这种“静”的力量，终于催生了灿然的文学之花朵，向着大地和阳光绽放。

于是，这样一种现象和局面出现了：在宁夏青年作家群里，出自西海固的作家占了一半还要多。这绝不是偶然的，是厚积而发的必然结果。那么，继石舒清之后，郭文斌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应该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多少年来，我们对宁夏的认识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地处偏远的西北内陆，经济欠发达，社会发展滞后，尤其是西海固地区，以贫困落后和苦难而著称，等等。对于这样的现实，我们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必须直面和接受。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却持续地生长出了一片文学之林，由“三棵树”到目前葱郁的树林，由寂静而芬芳，终于营植出一道亮丽的文学景观。由此看来，就文学创作乃至文化而言，比较一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出现某种不平衡的现象。为什么呢？与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与其特殊的自然依存关系以及生命意识有关。宁夏的作家大多出身农家，根植和成长于这片黄土地，对劳动者怀有深深的爱和同情，对生存的艰难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悟，自然、乡土、生命三位一体。其二，与作家的心灵复杂程度有关，敏感、警觉、智慧，同时又是那么的本分、朴实、执著和坚韧。甚至包括对因为社会转型而产生的困惑，宁夏的作家都会表现出一种宽容，将此纳入自己独特的逻辑理解。其实，作家与他人的生活的常态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区别在于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索，对己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境况以及心灵的不断审视和拷问。

正是宁夏这片充满神奇、积淀厚重的边塞大地，为宁夏文学的生长和繁荣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养育了几代作家，让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从这里满怀深情地出发，热烈地奔向文学的崇高殿堂，不断向世人奉献出植根大地的，夹带着泥土芳香的，同时又是关注社会、关注生命意义的精品力作。也有人说，宁夏作家的创作过于迷恋“苦难”，写苦难太多，写乡村太多，似乎有一个总是摆脱不掉的情结。这话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宁夏的作家都怀有一种宗教的情怀，他们以虔诚的姿态对待写作，因此在他们的文学叙述中更多地流露善意，少有疾恶如仇，自然、土地、人民、生命，这些足以令我们敬畏的内容，就成为他们书写的主要对象。在这个问题上，我更愿意赞同这样的看法：相对于那种缺乏真实感和现实感，表面上却又是绚丽的消极写作方式，宁夏作家的创作是诚恳的，是厚实的，尽管有一些沉重，却有着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宗教般的神圣性。他们不仅仅是在“出卖”西部的荒凉，而是在西部荒凉的表象下寻找人类精神的丰富性。

对上述三位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宁夏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我只是略作评价，蜻蜓点水式地进行一下梳理，给读者提供一个最基本的线索而已。

要想了解或者是真正理解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方法是阅读他们的作品。道理也许很简单，这就是，小说(包括其他文学作品)带有作家的表情，这种表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当然，这种表情也只能从作家的作品中看得出来，上述三位作家也莫不如此。恰恰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各自的历史记忆、生活经验、生命感悟和言说方式的不同，又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作为读者，我欣赏这样的小说，就是希望作品中真善美的东西像一盏灯、一把火，将所有的黑暗都驱赶走，让人性的光芒照亮天空和大地。

上述三位作家的小说作品，相信不会使读者感到失望的。

是为序。

2008年4月12日

(本文作者系宁夏文联副主席，《朔方》杂志主编。)

一九八八年开始写作，到今年正好二十年。写了有多少字呢？没有统-计过，将近二百万字吧。

正好宁夏人民出版社只眼别具，要出宁夏获奖作者三人自选集。书出过几本的，自选集却是第一次出，而且由家乡的出版社来出，这当然是让人高兴的事，也算是对自己写作的一次回望和小结。这样回望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这些年写的东西是不多的。我就像一个小铺面的店掌柜在盘点自己存货一样，很快地就盘点出个结果来了。二十年写了这么点东西？就写了这么点。真是不盘点不知道。我还想起家乡扬场的事来。逢到灾年，看上去一大堆麦衣，一扬两扬，扬到后来，竟只剩下一小堆秕麦子来，好像就是要露出真相来吓你一跳。写到这里，忽然就觉得写作和扬场真是很像的，都是要看看最后能剩下来的是什么，能剩下来多少。

但我也很满足于开一个小铺面，而且在里面当掌柜。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一片小店里当掌柜，日子才可以过得如此不温不火、滋味深长。我知道我是当不了大掌柜的，没那个魄力，老实讲也没那个心境。我好像排拒着一切过大的东西甚至念头。有一天看书，眼里偶然跳过的几个字竟让我心动眼热，好像不经意间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几个什么字呢？说出来一定会让人笑话的，就是“微生物”三个字。但让我觉得不是“微生物”的人也的确是不多的。

不觉意就把话说远了，还是来说“自选集”的事。

我用心选了选，选出这19个短篇来，约占我整个写作的五分之一(连散文也算在内)，就合成了这个自选集。最早的一篇《选举》写于1996年；最末的一篇《黄昏》，是2006年写的。

选出这样一个自选集来，我的心情是有些复杂的。好像还没有到出自选集的时候，好像盘点的结果还不足以出一个自选集。

那就不要出嘛。好像很容易就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但我还是想出的。人有时候也拿他自己没办法。

我要说，其中的每一篇小说都是我很认真来写的。我还想说，这些小说，没有一篇是我完全满意的。

就这样回望和小结了。

小结之后，我将如何？

2008.2.10

有一天看书，眼里偶然跳过的几个字竟让我心动眼热，好像不经意间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几个什么字呢？说出来一定会让人笑话的，就是“微生物”三个字。但让我觉得不是“微生物”的人也的确是不多的。

——石舒清

石舒清擅长写细微的感受、情绪及心理波动等等，而又不显琐碎、沉闷，这主要缘于他个人在体验上所达到的深度。现实生活中的石舒清，是一个心性极为敏感的人，他能穿行在各种细微的感受中，又有准确表述这种感受的能力。

评论家 白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