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是建国后党史中很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不仅是“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同时，也与毛泽东突出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密不可分。因此，深入研究“五七干校”，对深化研究建国后党史，特别是“文革史”很有裨益。鉴于此，我们将散见于各报刊、书籍上的有关回忆“五七干校”的文章辑录在一起，供党史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

五七干校是中国“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连，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其实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挑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本书将散见于各报刊、书籍上的有关回忆“五七干校”的文章辑录在一起，供党史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

蹉跎岁月

 1．在江西“五七干校”的日子/萧克

 2．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萧乾

 3．回眸“向阳湖”/杨子敏

 4．文化部“五七干校”散记/张士安

 5．东岳“五七干校”/许志英

 6．“五七干校”祭/季音

 7．“缴枪”/韦贤彰

 8．“静海”作笔名/邵牧君

 9．“张专家”来了/张一沛

 10．大沙河岁月/郭敏

 11．大自然的孩子/张耘

 12．都是海河人物/刘 耕

 13．独立的人格/周 明

“五七道路”

 14．忆柳河“五七干校”/战凤翰

 15．“干校”劳动的回忆/韦君宜

 16．荒废与荒诞/雷达

 17．惠州市“五七干校”/丘其文

 18．进“五七干校”也是“福”/段义海

 19．老知识分子二三事/刘东升

 20．临沧专区孟定“五七干校”亲历记/袁学昌

 21．漫漫“五七”路/马元

 22．实话实说话“干校”/郝孚逸

 23．田园里的故事/陶 阳

 24．土茯苓与红烧肉/贺心颖

追忆往事

 25．往事追忆：“五七干校”/陈向阳

 26．我所知道的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李晓祥

 27．我在“五七干校”的见闻/鲁大良

 28．我走过的“五七道路”/王蕴玉

 29．“五七干校”见闻/李滨声

 30．向阳日记(节选)/张光年

 31．镇康“五七干校”回顾/杨德富

 32．我走向社会的第一驿站：“五七干校”/王国庆

 33．中宣部“五七干校”纪事/吉伟青

 34．中央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的回顾/孙君恒

 35．回忆在咸宁“五七干校”的日子/崔道怡

后记

知识分子下基层体验生产劳动并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原是件大好事，也是人人都会拥护的事。可惜那时这种好事却并非出于自愿，不是硬往下赶，就是用形势来逼。1958年右派下去固然是惩罚，但毕竟还只限于不够驯服的一部分知识分子。1969年9月的“五七干校”，强制面就更广了，几乎是全体，而用意也更为深远：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

在永定门上车的时候，我还没想得这么远。当时只是不理解为什么偏偏在国庆前夕那么迫不及待地把大家赶下去。另外，对工宣队把我们移交给军宣队，我心里也有些嘀咕。到咸宁后不久，军宣队就一个个地反复动员，要“五七战士”们把留在城市里的家人，不分老少，统统接下来。那是个不祥的预兆。洁若自然就遵命回京把两个孩子接了来。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才知道原来有个“一号通令”。

然而在北京蜗居八年，饱经风霜，如今望到那朱红色的土壤，起伏有致的丘陵，望到远山近水、风景如画的鄂东南一带农村，胸襟还是为之开阔。

我们住进了一个村庄。它位于去县城的大道上，全村又都姓胡，所以村名“过路胡”。大家分住在农民家里。虎皮石垒起的墙上虽然贴着些气势汹汹的标语，村里除了偶尔听到一二声鸡鸣犬吠，到处都是一片宁静。

我和两个人同屋，其中一位是因拾粪有功被评为“老革命标兵”的清白人，另一个曾被指控参加过特务组织。开头只觉得这位标兵很冷淡，后来才}光然大悟：他对住房安排大为光火。敢情，当时论身份，我们是天上地下，如今竟混到一起，难怪他会气愤。干校既然军管，自然全部按部队编制。我们机关是大队下面一个连，下再设排和班。领导名单早由工宣队拟好，下来就公布了。我和洁若同连同排但不同班，最初的一年半，只能男女分住。

当晚，房东就喊闺女给打来热腾腾的洗脚水。由于口音不同，相互谈话多少要打点折扣，可那份淳朴热情跟冀东的农民毫无二致。又能同老乡一道生活了，我从心坎上感到欣悦。

很快就发现，这村庄离铁路虽然只有五公里，却真够得上一穷二白。他们一年到头辛苦耕作，秋收后工分算下来，一家除了口粮，简直拿不到什么现钱。没有电，家家户户晚上都点个小碟儿做的油灯。连几岁的娃娃也要牵根麻绳放水牯，似乎也没有看见提书包去上学的。孩子们对我们从北京带来的任何东西，都像第一次见到那样表示浓厚兴趣。全家大小都围着我那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看，既好奇，又羡慕。

村里有个风俗，死了人不马上埋，尸首停在敞开的棺材里，乡亲们通宵达旦地在旁守着。到后第三天晚上，房东说他的一位叔叔死了，同我商量可不可以把收音机带去，给守灵的乡亲们解解闷，我当然带去了。一间黑洞洞的祠堂般的大屋子里坐满了人。我打开收音机，把它摆在掀起的棺盖上。守灵的老乡们一边吧嗒着烟袋锅子一边听，他们开心，似乎也慰藉了死者的亡灵。

原以为就这么同老乡住下去了，不久才知道，那仅仅是权宜之计。下来首项任务就是搞基建，计划盖一大片住房，做永不回城的准备。

工地距“过路胡”有六七里路，在滨湖的高坡上，房子盖齐了，下一步就围湖造田了。

因此，每天早饭后我们就排队去工地。头几个月差不多成天都同砖瓦水泥打交道。湖还没围起，砖依然能从水路运到湖边，然后卸下来，用大车拉到工地上。

卸砖用的夹子，一夹就四块，递砖是排成一字长蛇阵，挨个儿往下传。年轻力壮的干起来从容不迫，年老体弱的难免就气喘吁吁。活儿往往按政治条件来分配，像我那样的摘帽“右派”以及其他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自然比革命群众还得多干些。遇到运砖瓦木料的船半夜才到达湖边，连长照例就站在门外，喊名字。喊到的即便已经入睡或是生点小病，也得乖乖爬起来去当差。湖北雨水多，湖边路窄泥泞。已经干了一天活再爬起来，有时还真吃不消。一次排长派我下河捞泥，那是特壮劳力才能胜任的重活。洁若马上以我没带水田靴为由，替我搪住了，事后她还在会上挨了批。

有一天派我去大队部仓库领油毛毡。一看，管仓库的是一本大型外文字典的编著者。他因患癌症，锯掉了右腿，竟然也得下来。看他老远拿着钥匙一拐一拐地走来，我大吃一惊。每逢我干得吃力而要发牢骚时，就用他来鞭策自己。

房子由北往南盖，按平方米计算的建筑费，越降越低。起初全用砖，后改为一半用土坯，最后索性统统用土坯盖了——土话叫做“干打垒”。据说可以用“干打垒”盖几层楼房。房子随盖随往里搬人。直到老弱病残搬到另一个地区后，洁若和我才分到尽南头那排中的一间，桐儿也搬进来，我们三口团聚，又算是有了个家。

人们对太阳的感情因时令而异。寒冬时喜欢，酷暑时怕。从没听说过谁怕月亮。嫦娥的神话多美!人们还喜欢用圆月象征家庭团圆。因为那时军宣队就会半夜里忽然吹哨“拉练”。“拉练”是正规部队里为了战备而进行的一种特殊训练。躺在被窝里的战士听到哨声，要在几分钟之内整装跑步到操场，站好队形。走“五七道路”的干部，在军宣队管理下，不分年龄，一概也得经受这种特殊训练。

我往往是最后一个站上队的，一边看齐一边还在系鞋带。所以走起“五七道路”，人反常了。盼天黑，怕月圆：月亮一圆，就恐慌起来，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起的哨子。

下来之后，我们两个孩子的发展大不相同。儿子还在小学，先在咸宁住宿，继续读书，偶尔乘大卡车回到连里，和父母共度周末。只比他大一岁九个月的姐姐，只因为已上了初中，下火车的第二天，就被编入了劳动大军。P17-19

谈起“五七干校”，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能知道的恐怕已经很少了。然而，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来说，“五七干校”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文章说：“今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提供了新的经验。”自此，“文化大革命”中又一个新兴事物出现在世人面前。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从全国各地、市、县到各大专院校和大型企事业单位，都普遍办起了“五七干校”。从1968年开始大力兴办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五七干校”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并与“文革”的进程相伴随。

“五七干校”虽然已离我们远去，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或普通大众饭桌上的“谈资”，但它却在中国一个特定的人群，即参加过“五七干校”的干部、知识分子中，留下了一段复杂、刻骨铭心的经历，一段不可复制、难以忘怀的记忆。在那里，他们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或批判，或学习，或劳动；在那里，他们惆怅、无奈、苦闷、彷徨、怀念，有着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和难言的辛酸苦涩。将这一段历史忠实地记录下来，成为这一群体的文化使命。于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拿起了笔，用心书写了一篇篇饱含感情、记录历史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已成为现代人了解那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成为党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重要史料。

“五七干校”是建国后党史中很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不仅是“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同时，也与毛泽东突出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密不可分。因此，深入研究“五七干校”，对深化研究建国后党史，特别是“文革史”很有裨益。鉴于此，我们将散见于各报刊、书籍上的有关回忆“五七干校”的文章辑录在一起，供党史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宋淑玉博士负责编辑“蹉跎岁月”、“五七道路”部分，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的张艺负责编辑“追忆往事”部分，全书由郭德宏教授统筹定稿。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仓促，我们未能及时与有关作者或文章原发表书刊单位一一取得联系，我们将尽快与相关作者联系并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