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湘军“财神”晚清首任，驻英法公使，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现实的检讨与未来的认识，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正因为如此，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解读郭嵩焘的生平，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与李鸿章、沈葆桢是“同年”。他跌宕辛苦的生涯，遭逢了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郭嵩焘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所谓“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精透洋务”的洋务先知——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常人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郭嵩焘曾经供职翰林院和南书房，参赞僧格林沁军务，稽查山东沿海厘务，署苏松粮道与两淮盐运使，巡抚广东，是晚清内乱内战和两次鸦片战争的亲历者，又“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作“赔罪之旅”。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国务，特别是有关洋务的卓越见解。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现实的检讨与未来的认识，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正因为如此，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解读郭嵩焘的生平，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

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第一章 身世与家国

第二章 疆场与战场

第三章 从翰林院编修到南书房行走

第四章 参赞僧格林沁

第五章 国变当前

第六章 巡抚广东与左宗棠陌路

第七章 长沙地主 一窍不通

第八章 夷务洋务 进退失据

第九章 为国家任此艰苦

第十章 西洋镜 有本有末

第十一章 与严复交好“国士之知”

第十二章 与刘鍻鸿交恶 “十宗罪”

第十三章 失败者的骄傲：不忍不谈洋务

第十四章 生前身后 百代千龄

附录：“汉奸”与“先知”(湖湘讲堂“答客问)

后记

出身“富甲一方”的家族，但在郭嵩焘成人时，家庭仅及中产。他的命运与水有关。道光十六年，不满20岁的郭嵩焘与曾国藩、刘蓉在长沙一个客栈里因为相互倾慕而“同居”两月，“乐莫乐兮新相知”，这是一次多少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令人心驰神往的聚会。

郭嵩焘生于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初七(1818年4月11日)，家在湘阴县城西。湘阴位于洞庭湖东南，长沙以北，立县至今近千年。清朝，湘阴县属长沙府。在这里，很早就设置有水陆驿站，“水程之四达者，亦与陆程相准”，可谓“通达之地”。郭嵩焘在《湘阴县图志序例》中，称湘阴为“南北通衢”。

湘阴县北七十里，是泪水、罗水合流的“屈潭”，或称“泪罗江”，即屈子自沉处。南来的是滔滔湘江，资水在这里汇人，一起流向洞庭湖，然后通江达海。此地风光水性，自然影响着民情民性。屈子、泪罗江所暗示的是一种倔强的坚持和守护，一种充满悲情的豪迈，“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中的诗句，是对于忠贞之性的自我许可和召唤，对于“独立不改”的人格的揄扬。而“智者乐水”，水是通达和包容的，充满灵性并且一往无前。湘阴的水面，何其广大，来得远，去得远，几乎无始无终，无可限定，可以容纳没有边界、没有尽头的想象。

郭嵩焘当年应该不止一次领略过《庄子·秋水篇》中河伯感叹过的风光。河伯看到秋水灌河，对岸不辨牛马，以为这样的水面是天下最大的了，可是当他顺流东下，走到北海，他望洋兴叹了。他发现，那才是真正的无边无际，他说他真的是贻笑大方。河伯“望洋兴叹”的感慨，郭嵩焘一定心有戚戚焉，他也一定明白，天下多的是没有见过北海的河伯。

如果说，这就是风水，那么，郭嵩焘就是从这样的风水中走出来的。其中有忠贞之性，有认死理的固执、自信——自我认同。他的情怀正如《橘颂》所歌唱的，“受命不迁”“独立不改”。同时，他还成长了明敏的心智和宽容的视界，从这里，他经略南北，远涉重洋，终于拥有罕见的开放见识与胸怀。

郭嵩焘乳名龄儿，学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别署“云仙”“筠轩”，因为太平军兴时曾经避居湘阴县东之玉池山，又称“玉池山农”“玉池老人”；因为后来在长沙筑室日“养知书屋”，学者称为“养知先生”。

按《湘阴郭氏家谱》，郭嵩焘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唐代郭子仪的六世孙、南唐广国公郭晖。这是旧式族谱的惯技，未必确切。攀附名人的虚荣，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郭家在他的曾祖父郭熊(号养湖)时，号称“富甲一方”，就是今天所谓“首富”。

他的祖父是一个豪爽慷慨的人，“性豪迈，尚气谊，然诺一语，斥千金不惜。尝制一狐裘(今天谓之“皮草”)，甫成，客至，挈之以去，亦漠然不以为意”。借钱给人，不一定要求在什么时间收回，也不规定一定是多高的利息——“不刻期，不责息”。但是，这样做，不仅赢得了口碑和声誉，而且“息反赢”——利息更多。寄祖父(他的儿子——郭嵩焘的父亲，是过继的)据说也豪爽，沉静“而好深沉之思，尤喜济人之急，推解无难色”。

郭嵩焘的祖父辈，已经有人有“功名”。在传统社会，一个家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常常会让子弟朝“功名”路上走，心性也容易走向“豪爽”一路。钟叔河先生认为，郭嵩焘不轻商，谓“用才各有所宜”，日后在长沙禁烟会上甚至说“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以至为人所诟病。此种观念可能与他的出身有关。他们家有经营商业和利贷的传统，到郭嵩焘父亲时，仍然经营借贷。见识了从商者的辛勤刻苦，包括他们的仁厚，就不会先人为主地以“无商不奸”的纯粹道德眼光来看待天下的商人，就不会把商业看成是腐蚀性的，不仅对于“正业”、“正经”，而且是对于人性的腐蚀。

郭嵩焘的父亲郭家彪，字春坊(1794—1850)，是一位好好先生，喜欢帮忙，“精医，岁储药饵，供人求乞”，这是急人之难所必需的手艺，所谓“悬壶济世”，“不成良相便成良医”，“治大国若烹小鲜”。在古人眼里，医人医国同出一理，医国医人同样是救世济民，这是一种有着很深传统的世界观。郭嵩焘的母亲(张姓)是长沙一位读书人的女儿，守礼法，重视子女学业。

因为“形势”，也因为传统大家庭多子女的“分割”逻辑(曾祖父六子，祖父四子，女儿还不算在内。沈葆桢的妻子，林则徐的女儿林普晴活到53岁，育有10个儿女，闭着眼睛想一下，女人在能够生孩子的年龄几乎都在生孩子。当然，如果吃不饱，以至丧失了生育能力，就不能生了)，郭嵩焘出生时，他们家已经“日趋虚乏”了，仅有几百石的田租，“每岁衣食足资取给”。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年)以后，“连年大潦，皆围业也，坐是益困于水”，甚至不能维持小康。

即使这样，他的父亲也是“夷然不为有无顾虑”，仍然急人之难，亲戚故旧有借贷，尽量满足，或者向另外的人借贷，由他一句话做担保，到时候人家还不了，他就代偿。因为是有钱人家出身，对钱似乎看得不重，正像一个人因为没钱，反而很在乎钱，因为贫贱，所以很在乎富贵。P1-4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与李鸿章、沈葆桢是“同年”。他跌宕辛苦的生涯，遭逢了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郭嵩焘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所谓“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精透洋务”的洋务先知——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常人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郭嵩焘曾经供职翰林院和南书房，参赞僧格林沁军务，稽查山东沿海厘务，署苏松粮道与两淮盐运使，巡抚广东，是晚清内乱内战和两次鸦片战争的亲历者，又“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作“赔罪之旅”。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国务，特别是有关洋务的卓越见解。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现实的检讨与未来的认识，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正因为如此，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解读郭嵩焘的生平，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

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近代历史，我逐渐累积了一种说不太清楚的厌薄，导致这种情绪的原因远不止一端。

至今还未绝迹的某些教科书，曾经把千回百转的沧桑人事，表述得如同戏曲舞台上那些最终落实为大团圆结局的故事一样，黑白分明，不费思量，从中几乎看不到历史当事者的复杂表情及其背后的心情，只看得到高尚的道义与坚硬的意志，看不到偶然而只有必然。当或一观念或者利益支配下的叙事成为唯一的叙事时，当历史仅仅是某种固定的因果关系的演绎时，真实往往被简化，而且，总是由眼前的需要支配着这种简化。

如此，当你并不置身于某一具体的政治阵营，当你未必需要通过特定的历史书写确立或保卫自己的信念、身份和地位时，那种以特定时代需要为依据的选择性的叙事，就像不由分说的布道，不仅不能满足你对于历史的好奇心，甚至会有一种对你基于常识常理的心智的挑战，挑战到你甚至不再信任自己的心智。

细心打量近代历史场景，一些曾经如雷贯耳的人物，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忘我、神圣和英明，由他们所参与、支配和导演的历史事件——曾经被我们描述为承接了过去、开辟了未来、扭转了乾坤，也并不总是泽被黎庶、福慧家国，而且，如尼采说的，“在英雄的周围一切都成了悲剧”，只有不止一代苍生的血泪和如同草芥一样作为牺牲的人命确凿无疑，但他们常常只是英雄们成就不世伟业的背景，只是气势恢宏的宏大主题的铺垫。悲怆的历史以及巨大的伤痛，并没有提升个人生存的权利、自由与尊严，而常常强化了蒙昧的趋同，并没有带来审慎的认知、深沉的理性，反而轻而易举转化为某种指向乌托邦未来的肤浅的乐观与包含了仇恨的豪情，似乎不是为了记忆，而是为了遗忘，不是为了清理历史的伤痕，而是抹平这种伤痕。

当你一旦觉察到，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的一代人，其实依然置身在那种作为背景和铺垫的反复中而并不自觉时，当你觉察到，晦暗的历史篇章依然隐藏在蒙昧之中而且难免延伸出新的晦暗时——历史从来不止是一种关于过去的叙事，还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你再也无法祛除从心底涌出的寒冷和恐慌。

是那样无从逃离的胁迫与裹挟，是那样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的强力和强势，它们决定着你短暂的生涯及其全部可能性，当你若有所悟，试图有所规避时，又不得不以你的全部心智、情感去抗拒那种集体性的决定和垄断。正是这样，那种你并不乐意接受的历史及其观念，同时主宰了你，正像现实生活中的敌人主宰了你生活的现实，正像一个时代的阴影同时规定了它可能的光明，你甚至无法从你心知肚明的狭隘、扭曲和功利主义的自我囚禁中解放出来，你同样不能接纳广阔的人性，也难以照亮黑暗的心灵。因此，你其实无法提供比你所不以为然的历史书写更全面的感受、更深沉的体察和更宽广的精神，你无法获得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平常心。而这，是你更大的失望和厌薄之所在。

明白了自己的方位和处境，写作《洋务先知——郭嵩焘》时，自然不敢指望可以因此解除内心的拘谨和窘迫。我知道，因为远不具备超越对立面的从容与宽容，有朝一日，面对自己的叙述，将同样少不了失望和厌薄。

深入现实的历史纠缠不是可以一举打发的，对于历史的叙事同样如此。

只有关于本书写作的“历史”，是我自信可以交代清楚，并且充满幸福与感激的。

很多事，常常由一些你未必始料的机缘所促成，这些未必始料的机缘所促成的事，甚至构成了你人生的重要章节。《洋务先知——郭嵩焘》的写作，就是如此。  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把老师传授的知识视为圭臬和真理本身的学生时，我看到了钟叔河先生主持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和他为丛书的每一种所作的绪论，知道了郭嵩焘其人。从此，对不止是教科书上的近代史，特别是郭嵩焘身边的世界，有了一种了解的愿望，也仿佛懂得了一点“历史不能不是书写者的历史”的道理。但是，当日后对于近代历史现场逐渐有所深入时，则庆幸并且乐于让自己的了解停留在“业余”状态，因为作为“专业”的近代史，不仅自身头绪纷繁，其实还有着太多左右和决定它的因素和力量，现实的不安与未来可能的歧异，更加为各种决定它的因素和力量提供了足够多的存在理由。

此种隔岸观火、私心庆幸的“业余”状态，延续了十多年。

“业余”状态的改变，首先是我在世纪初“自投罗网”地选择了《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题，而所谓“诗学”，仅仅是我进入王国维、鲁迅广大的思想世界及其背后的文化世界的入口，他们的“诗学”与现实(近代)语境构成了巨大的矛盾和张力，他们的学术、言动与作为，与旧学和新学，与中文和西文，更有着复杂而深沉的关联。于是，我的阅读和思考，几乎陷入了近代中国文化选择与文化转型的“荆天棘地”中，陷入与近代知识者“本根剥丧，神气彷徨”“信不由己，心夺于人”(鲁迅《破恶声论》)相仿佛的“苦闷无聊”状态。当我终于从王国维、鲁迅可以“互训”的思想与精神困境中，解读出近代历史主题的复杂诡谲时，我自知，自己已经很难从这一领域脱身。

2007年，湖南教育电视台刚刚开办的“湖湘讲堂”栏目邀请我讲一个湖湘近代人物，湖南省图书馆的“湘图讲坛”也希望我以某个湖湘近代人物为题作一次演讲。这便有了不得不为郭嵩焘写一点文字的契机。如果不是“湖湘讲堂”的制片人田思思和编导余学用的嘱咐，不是“湘图讲座”主持人戴利亚的敦促，我真不敢相信，我会去仔细料理我一度比作烂泥塘一样围绕在郭嵩焘身边的那些过于具体的是非和恩怨，尽管我对此充满好奇，对郭嵩焘并不平顺的生涯充满同情，常怀阐释和澄清的冲动。

现在好了，好奇、同情、阐释的冲动和偶然的机缘，终于发展出了白纸黑字的“事实”——《洋务先知——郭嵩焘》，留给我的就不再是指点他人时的自由自在，而是要任由他人来自由自在地指点自己了。这才叫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一言难尽，欲说还休吧，这才知道站着说话不腰疼吧。

作为一本以招徕当代人关注为目标的人物传记，我当然是按照现代白话(或者叫“现代汉语”)来要求自己的写作的，但一旦下笔，有时候不免觉得，不止文化身份，包括语言方式，其实我们至今也是“尴尬不偶”的。从“八股时文”的僵固“沦落”“沦丧”到不肖的我们手里，真是捉襟见肘，有着某种见不得人的平庸与苍白，这样的结果，有多少是我们自己应该为之汗颜羞愧的作为造成的？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自己笔头能够支配的汉语的有限性，在行文中遭遇文言或半文不白的引文时，我虽然竭尽全部“学力”“才力”，试图让它们白话一些，更白话一些，美丽一些，更美丽一些，但在白话的转换能力实在不敷使用时，我不得不保留少数原文语句和段落，其中，郭嵩焘数次与咸丰皇帝、慈禧太后的问答，基本原装使用郭氏在日记中半文不白的记录，不作更改。这样做，一方面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实在找不到可以与原文对称又不显得怪诞别扭的所谓“现代汉语”来替代它们，另一方面却也是我在“自负”与“自卑”之间的主动选择。

“自负”意味着我认同自己的表达，这是我自己目前所能给出的最出色圆满的表达，很多时候，我之所以不能获得或者放弃了语言的“行云流水”，有的表述甚至充斥着翻译体的滞涩和费劲，充斥着所谓“逻辑的艰辛和痛苦”，并不是我故意要弄成这样，而是我希望表达的理念和思想让我不得不然。我指望我的语言表达并没有把艰难的历史戏剧化和“审美化”，而是扩张了具有反思性的理性与精神。“自卑”意味着我认为，贫瘠的现代汉语需要古代现代、过去当下、东方西方的语言资源来充实和滋养，这是一个远没有完结甚至永远不能完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勇于吸纳取用，有鲁迅说过的“脸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啊吗呢”的勇气和开放胸怀。现代汉语的丰富与否，是它所表征的文化是否强健的重要标志，这种强健同时使得它拥有兼容并包的能力和抱负，因此，语言其实并不是一种需要过度纯洁化和规范化的东西，至少，对于作为“人文”的语言理应如此。我指望我们的“语言”即使粗糙，然而结实，即使芜杂，然而饱满，可以多元，而且浑厚宽阔，人文的更加人文，科学的更加科学；我指望我的表达没有太过损害汉语应该有的光辉。

需要有所交代的是，思思原本希望把我在“湖湘讲堂”的节目做成光盘，与这本书一起出版，既增光鲜，且助发行。然而，我自忖，呆在书斋的日子久了，憔悴枯槁已然是自我“本色”，如果还敢于以“音像”示人，则难免不自量力、丢人现眼。曾经不小心看到过电视节目的我的学生说，我在节目中神情黯淡，课堂上的一点风采，泯然全失。那么，不惜拂思思的盛情高谊，还是给自己留点面子，免了光盘的好。其实，何止音像，即使文字，也同样可以放大一个人的优点或缺点，不才且不学如我，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何止是形象，一得之见而自以为可以经国济世，一面之辞而自视高明大方，这是我自己也能觉察到的狂狷与偏执。好在我一直以异端思想者李卓吾的一句话自慰自励，他说：自以为是，不可以成为圣人，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以成为圣人。

如此这般的机缘促成了《洋务先知——郭嵩焘》的写作并让它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因此，我首先得向我无由拜识的钟叔河、汪荣祖先生以及有幸认识的王兴国先生致敬，是他们的著述把我引向了郭嵩焘。感谢思思和学用的邀请。我要说，所谓媒体中人，特别是电视媒体，我就没有交往过如思思这样心性清洁而并不凌厉夸张的女子，以及如学用这样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少年。我从心底里祈望，这样的心性、情怀，不至于成为他们在江湖一样的媒体“厮混”的障碍，而可以成为他们成就事业的优势。感谢戴利亚女士的召唤，她为“湘图讲坛”付出的虔诚努力和细致操劳，令人感动。

我还必须向兄长一样的吴小平先生致意，他对《洋务先知——郭嵩焘》的认可，让我敢于相信自己完成了对于郭嵩焘的另一种造型。二十多年前，小平兄负笈湖湘，受业于文渊丈姜书阁先生(一个身世传奇、学富五车，生涯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知识人)，我有幸和他对门而居者不止一年。他是学校研究生篮球、排球、乒乓球队的成员，还是学校田径运动会上三级跳远的好手，挺拔、结实而清秀、柔韧，气质中分明有一种刚毅、强悍，看上去却是内敛、儒雅的，天生卷发，表情沉着，目光深邃，最要命的是，他对此似乎完全无动于衷，全然没有一个人因为帅气，因为迷人的气质风仪而常常有的那种自我顾盼，他甚至很少在人多的地方出现，很少高谈阔论，而是高度自律地生活在艰苦的学业中，生活在自己沉毅的内心世界。彼时，几乎少年的我，有点像书上说的赵景真在太学中见了嵇叔夜一样，向慕不已，向慕到自失。我至今记得他的书桌上摆放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格局，记得他每天操练书法时用的那种草纸的浅淡颜色，记得他一个人提着钉鞋从田径场参加完三级跳远比赛回来时的疲累身影，记得他和我私下谈到自己精神和情感世界时的持重与真诚。我隐约觉得，他对我有着某种特殊的信任和期待，我之接近他，因此非常自然。现在想来，他的那种未必由言语表达出来的信任和期待，是我安心于书斋，而且并不左顾右盼、无所适从地生活至今的重要支持，我从他的信任和期待中感受到了某种必要的对于未来的认同和自我信托。

好了，暂且打住，这么早就开始带有自恋味道的私人性回忆，难免要被讥为矫情滥情的了。在我们的时代，美好的心灵和健康的记忆，需要养成足够苛刻的自我批判的习惯；个人的甚至民族的抒情，必须拥有足够理性的自我认知才能获得光风霁月般的书写。我期待着有朝一日会拥有这种习惯和理性的自我认知，然后可以自由自如地回忆与抒情。

感谢姜小青先生对于拙稿的接纳以及出版过程中付出的辛勤。感谢曾经不止一次徒步前往电视台演播室听我演讲的中南大学外语学院的弟子们，你们期待的眼神是我好为人师的动力。

孟泽 戊子中秋识于长沙烂泥冲之集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