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入选学者独具魅力，至今仍为学界和普通读者津津乐道。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中，这些人都曾饱领风骚、独开风气，因而成为时人和后人的追忆对象。

本集所选追忆文章，兼有史学价值与文学韵味，剔除了许多过分专业化的、需要特别知识准备才能阅读的“准论文”。希望这些有专业而又不囿于专业，能文章而不只是文章的基本风貌，读来或庄重，或琐碎，或洒脱，或俏皮.或长篇大沦，或三言两语，却有助于显示传主生命历程及精神境界的不同侧面。

本书讲了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就是“开出社会风气”，酿成时代潮流，影响全国，收果后世的近代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他力主思想自由。兼容井包，铸就了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奠定了今日的格局气象。他以恕为本，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柔亦不茹，刚亦不吐，盖棺沦定之时得到“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的赞誉。《追忆蔡元培(增订本)》也以：儿功、主德“为基准追慕先生之风”，内分五辑：第一辑乃是生平综述，重在言事；第二辑乃是办爱国学社、创中国教育会、筹组光复会等的前北大时期。第三辑乃蔡氏入主北大、揭开中国教育文化史新篇章的黄金时代；第四辑主要存录蔡元培离开北大、蛰居香港直至去世的回忆文章。第五辑乃是对蔡氏的评价。重在辩理。作者以亲友、故旧、学生为主，既有柳亚子、周作人、林语堂、粱漱溟、冯友兰、顾颉刚，又有沈尹默、许寿裳、陈西滢、蒋梦轔、傅斯年、罗家伦、字里行间，笔墨饱含深情，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魅力不减.风釆依旧.自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

总序

三联增订版序

蔡元培传

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

纪念蔡孑民先生

纪念蔡元培先生

蔡孑民先生的风骨

蔡先生的志愿

百年八期忆蔡公

记蔡孑民先生的事

蔡孑民先生的生活

对于蔡先生的一些回忆

蔡孑民先生二三事

蔡孑民先生与我

关于蔡先生的回忆

追忆蔡先生

蔡元培逸事

先君幼年轶事拾零

蔡元培先生的旧学及其他

四十年前之小故事

回忆蔡元培先生和草创时的光复会

纪念蔡孑民先生

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

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

纪念蔡元培先生

蔡孑民

我和北大(节录)

纪念蔡元培先生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

悼念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吊吾师蔡孑民先生

回忆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

蔡元培先生二三事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节录)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伟大与崇高

蔡先生的文化思想及与北大中公的两件事

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

蔡校长对北大的改革与影响

追忆蔡孑民校长

忆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

回忆

回忆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蔡孑民先生对于史学上的计划

蔡孑民先生

学人通人超人

对“卯”字号前辈的一些回忆

追念蔡孑民先生

蔡先生人格的回忆

随侍蔡先生的经过及我对他的体认

我最崇敬的蔡董事长

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

记蔡孑民先生

想念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近代中国极有影响的人物之

追念蔡孑民先生

想起蔡元培先生的一个遗愿

蔡元培先生二三事

《蔡孑民先生传略》叙言

忆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对我国艺术教育的贡献

蔡先生帮助我赴法学习雕塑

蔡元培先生与音乐教育

蔡先师港居侍侧记

记蔡孑民先生的病

《蔡元培自写年谱》跋

蔡先生人格之一面

蔡先生的生平事功和思想

悼孑民先生

悼蔡孑民先生

忆蔡孑民先生

追忆蔡孑民先生

追悼蔡先生我们应有的认识

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

忆蔡孑民先生

我所追念的蔡先生

追念蔡先生

我所见的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思想之宽大

蔡先生占着我的心

我的姑丈及其教育理想

一位大教育家

融会中西学术的大师

蔡先生与学术自由

蔡元培先生的各种特点

蔡孑民先生的贡献

蔡孑民先生底著述

蔡先生不朽

后记

蔡先生，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县人。幼从叔父铭恩学为诗古文辞，气体奇岸。性喜治经学小学。又师事同县王懋修，服膺宋明理学。母病，割臂和药以进。母丧必欲守居庐之训，服除未葬，兄为订婚，痛哭拒之。年十七，补诸生。既冠，居同县徐氏藏书楼，为校所刊书，因博览群籍，学益进。清光绪己丑庚寅，联捷进士。阅二年，殿试二甲。甲午授编修。居馆职数年，耻奔走津要，惟务学殖。朝鲜之役，日胜我败，志士愤懑，鉴于明治维新之效，竞言变法，元培至是亦涉猎翻译西籍，与友设东文学社，习和文。元培与梁启超为己丑同年生，于六君子中，尤默契嗣同学识，当其用事时，避趋炎势，不往结交，及政变，元培深致惋惜，叹其寡助致败，谓欲革新排旧，必先培养人才。观清廷政治窳败无可挽救，遂弃职南归，绝意仕进，从事教育，其思想革命自此始。自戊戌至丁未，历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代理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南洋公学特班教授，与同志组织中国教育会，推任会长，创设爱国女校、爱国学社，自兼教员，所至提倡民权女权，与物竞争存进化之旨。张园演学会，及《苏报》，皆与爱国学社相联系。其时昌言革命，几为国内唯一机构。东京同盟会成立，元培以杨笃生何海樵介，入会，且人笃生所组暗杀团，筹制炸弹，与弟元康助其一切秘密经营。是时清廷拘捕会党亦益亟，海内各方举义辄败，元培以事阻意倦，遂坚游学之念。会绍兴学务公所延为总理，就任未久，清廷议派编检出国留学，乃请留欧，不遂。继笃生为译学馆教授，久之，始以朋辈相助，私费赴德，入来比锡大学。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归为教育总长。南北和议成，派赴北京迎袁世凯，旋入唐绍仪内阁，仍为教育总长。未几，以袁世凯专擅，违组阁本意，商之其他同盟会阁员，随绍仪辞职。自是赴德赴法，在外数年。至五年，始归任北京大学校长。元培为旧学时，治经偏于故训大义，治史偏于儒林文苑艺文志，及其他关于文化风俗之纪载。及游学德国，所学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外，尤注重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曾进实验心理学研究所，试验各官能感觉之迟速，视后遗象、发音颤动状比较表等。入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译有包而生《伦理学原理》，编有《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谓孟子所距之杨朱，即庄周为我即全己之义，庄子书中说此义者甚多，至列子杨朱篇，乃魏晋间颓废心理之产物，非必周季人所作。又于清儒中揭黄黎洲、戴东原、俞理初说，以为合于民权女权。黄戴二氏，前人已所注意；俞氏说则元培始拈出。时主教育者，或导军国主义，或倡实利主义，元培意为二者固救时之要，不可不以公民道德为中坚，使有一种哲学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美育者，元培在德受极深印象而欲尽力以提倡者。元培所谓公民道德，以法国革命时所揭橥之自由平等友爱为纲，而以古义证之，曰：“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又尝以公羊春秋三世义说进化论，又尝说三纲五伦，日：“纲者，目之对，三纲为治事言之也。国有君主，则君纲而臣目；家有户主，则夫父纲而妇子目。此以统一事权，与彼此互相待遇之道无关也。互相待遇之道，则有五伦，故君仁臣忠，非谓臣当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义也；晏子日，君为稷死，则死之；孔子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若如俗说，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死，不得不死，不特不合于五伦，亦不合于三纲也。”其先生所说，题目不同而已，道则未尝相背也。在法国编有《哲学大纲》，多采取德国哲学之言，惟于宗教思想一节，谓真正宗教，不过信仰心所信仰之对象，随哲学进化改变，亦因各人哲学观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谓信仰自由，凡现在有仪式有信条之宗教，终必淘汰。或有以宗教仪式信条，可涵养德性者，元培日：“此不过自欺欺人耳，若涵养德性，则莫如美育，盖人类之恶，率起于自私自利，美术有超越性，置一身利害于度外，又有普遍性，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是也。”故常持以美术代宗教说。又尝欲编《欧洲美学丛述》，成《康德美术学》一卷，欲编《欧洲美术小史》，成赖裴尔一卷，又深信徐时栋所云《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明珠食客之说，为考验证据，作索隐。盖于美术文，以为文言语体，皆有价值，新者方之，如西洋之建筑雕刻图画，随科学哲学而进化。旧者注于音调配置，字句排比，方之如音乐舞蹈图案彩绘。故其在大学时，新旧学人，兼容益取，无所歧视。任教育总长，为时虽暂，增设社会教育司，改大学八科为七，以经学并入文科，谓《易》、《论语》、《孟子》，已入哲学门；《诗》、《尔雅》，已入文学门；《尚书》、《三礼》、《大戴礼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门，无庸别为一科。又以大学重研究学理，宜特注意文理两科，设法商科等，而不设文科，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皆不得为大学。其任大学校长，推广进德会，以挽奔竞游荡之习；延积学教授，提倡研究学问之学会；助成体育、音乐、书、画法研究诸会，以供正当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演讲团及《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精神，培养其服务社会习惯。当时学制未备，困于经费，扩大不易，元培以文理科为本科大学，其医、工、农、法、商仿德国高等学校之制，为分科大学之议，实因时制宜补救一时之策。其后虽未用本科分科之名，遇艰困情势，大率准依此制。元培又以文科之文学、史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生因与理科隔绝，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以与文科隔绝，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式之世界观。又有几科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于哲学，而应用物理、生理之仪器及方法；进化学，为现代哲学之中枢，而以地质学、生理学为根底，彼此交错处甚多。乃提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又以年级制，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乃改采美国学校单级制。元培又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象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皆容纳之，听其自由发展，盖其自研学术，亦犹是也。九年，赴欧美考察教育。在法，法国教育部授以荣誉学位；在美，纽约大学授以哲学博士荣誉学位；过檀香山，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十一年，以罗文干被逮，表示与教育部长彭允彝不合而去。自是又留比法等国数年。十三年，赴荷兰、瑞典，出席民族学会。十四年，赴德入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十五年归，参加江浙皖联合会，兼任浙江科学院筹备主任、浙江政治分会委员。国民政府成立，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任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十七年，大学院改教育部，元培辞部长不就，并辞各兼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日寇内侵，迁居香港九龙。二十九年三月五日卒，年七十四。元培昔尝于所办《俄事警闻》，译述俄国虚无党历史后改《警钟》。值欧洲社会主义废财产婚姻之说，流行上海，元培亦深信之，曾于《警钟》揭《新年梦》以见意。尔时有持此主义者，不作工，不名一钱，而惟攫他人之财以供挥霍，曰此本公物也；或常作狭邪游，诱惑良家妇女而有时起妒争。元培闻之，慨然曰：“必有一介不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当张园演说会时，合革命排满为一谈，其甚者持杀尽胡人之见解，元培曾于《苏报》揭《释仇满》一文，谓满汉血统，久已混合，其语言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爵及坐食之特权耳，苟其自觉放弃，岂必尽杀之乎。其言平恕，足为后士矜式云。(录自《国史馆刊》一卷三号)P1-4

编一套既好用又有趣的“学者追忆”丛书，这一计划，虽是平日里聊天聊出来的，很难分清是谁“首倡”；但很明显，此举得以落实，主要得力于夏晓虹。夏君的大学同窗沈楚瑾，那时正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当编辑，每到报选题时，都会来找好友商议。听了我们的设想后，沈君不畏艰难，奋斗再三，终于使丛书得以面世。须知，十几年前，晚清及民国年间的学者，尚未成为学界及公众普遍关注的“话题”。因此，首先得感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领导及责任编辑沈楚瑾之“独具慧眼”。

五册书中，有两本是夏晓虹独自完成的(《追忆康有为》和《追忆梁启超》)；至于我负责的三书——《追忆蔡元培》、《追忆章太炎》、《追忆王国维》，则是与我指导的研究生郑勇、杜玲玲、王风合作。记得师兄钱理群对此举很感兴趣，除了认为书编得不错，还赞许三君因此在学业上大有长进。不过，说实话，《追忆章太炎》我介入较多，其余两本主要是学生用力，我只是帮助确立体例以及审定篇目。如今，三位各自学业有成的老学生，利用旧书重刊的机会，略做增订——说好只是“小修”，轻重缓急之间，希望拿捏得当。

这套丛书推出后，在学界一直口碑甚佳；而著名作家余秋雨的撰文推介(刊1997年11月19日《中华读书报》)，更是大大的“利好”因素。无奈风气未成，加上出版社发行不力，书走得并不快。因此，“再接再厉”之类的大话，自然也就落空了。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随着风气转移，这套书的内容以及编辑体例，还有背后蕴含的学术观念，逐渐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除了不断有人跑来找书，还不时有自告奋勇希望加盟者。如今，三联书店将此丛书增订重刊，并表示“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对此，我们乐观其成。

以我的观察，近年谈论清末民初文人学者的书籍及影视，多有从“学者追忆丛书”获益的；作为编者，我们甚感欣慰。不过，隐约中，也有些许不安。原因是，不少引用者对这些资料过分当真，全盘接受；而且，不无将其娱乐化的倾向。在我看来，迷信黑白分明、脉络清晰的“正史”，趣味固然欠佳；过分推崇那些有点芜杂但生气淋漓的“野史”，也不是好办法。面对诸多有所发现也有所遮蔽的“追忆”，读者当保持通达的立场、审视的目光，以及必要的反省与质疑。

2008年8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以清末翰林而身预光复会、同盟会，成为双料革命党，蔡元培是第一人；以开国元勋入主教育部，进而把毕生精力贡献于教育事业，倡导“学术自由”，致力现代科学，蔡元培又是最彻底的一个。其人一生可备称述者尽多，而举其荦荦大端，则不外乎此。

这种转变貌似突兀，其实放置在风云际会的近代中国史实中并不奇怪。1898年是解读晚清一民国史至关重要的一年，也是理解蔡元培一生最当留意的一年。这一年，维新变法被强行中止：六君子喋血，康梁出逃。缇骑四出，固守祖训陈规的“后党”重握政柄；光绪帝幽禁瀛台，维新党人人自危。1898年因此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从此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路向被封堵关闭，趋新知识分子由朝入野，隐然聚合成一股新的群体力量，社会运作因而形成朝廷与民间、旧日帝都北京与新兴城市上海的对峙。在双方力量的消长对比中，保皇势力日渐式微，民族革命声势日盛。江湖之间，虽有“帝党”保皇，与同盟会革命党的立场相左，但在欲图颠覆朝政方面则有联手之实；而朝廷之上，控制局势的种种镇压或安抚异己势力的努力明显乏善可陈，民间成为事实上导引社会流程的“剧情主线”。满清由戊戌的“失民心”，终致辛亥的“失天下”，可谓理亦宜然。在这样的时势背景下，不难理解蔡元培的筹组光复会、加入同盟会，乃至试制炸弹，力主“暗杀”与“暴动”，兴办爱国女学取径法国无政府主义俄国虚无党诸种举措。

1898年，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旋即南下，加盟商务印书馆；蔡元培挂冠出京；而此前张謇南归兴办实业。张元济、蔡元培、张謇三人脱离传统士人致仕旧轨，而分别转向现代意义的出版、教育与实业，又赋予这一年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象征意义。新知识分子去朝入野，进而在民间找到自己参与现实、实现自身价值的位置，摆脱了传统仕／隐、兼济天下／独善其身的选择模式。顺应潮流而倡言革命，进而身体力行，固然是蔡元培生平大事，但选择教育为“书生报国”正途，甚至至死不忘“学术救国”、“道德救国”(周新《记蔡孑民先生的病》)，毕竟是蔡元培更为根本的内在理路与奋斗标的。这其实也可以从其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反思结果找到解释：蔡元培对清廷“无可希望”才转人民族革命，对“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而转向教育。蔡元培与张元济一生际遇颇多相似之处，这里再次显示二人的相近眼光与策略。以传播新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进化民德为宗旨的启蒙者，虽然在近代中国新知识分子中不难开具一长串名单，但就用力之巨、历时之久、收效之著而言，严复之后，蔡元培与张元济无疑是一时瑜亮、并世双峰。张元济之于商务印书馆、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即为明证。张謇后来由治实业而兼兴教育，用意也正相契合。

借用张元济的话概括晚清政局国势，可谓“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徒把金戈挽落晖”的无奈与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的焦灼可视为那一代知识分子共通的心理体认(袖手乾坤者另当别论)，基于这种认识而采取的对策却歧分两途：由“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而意识到情急势迫时不我待，进而主张速变者，无疑是从康梁改良到孙中山革命两派的主流宗旨；蔡元培、张元济、张謇们着眼“百年树人”的大计远略因难以立竿见影，似显势单和寡、位置边缘。但其选择背后的理路中却隐含了对历史的“搭脉”分析：“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以“激进”、“保守”两张惯用标签显然难以准确涵盖双方意图立场。比较而言，他们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时所取具体策略虽异，而初衷实同。譬之以悬壶济世，前者期待药到病除，因而投以“猛剂”，似显躁急；后者的教育救国、文化启蒙，因重在治本，却不失为救病良方对症妙药。

如果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仆后继完成晚清以降近代中国“三级跳”，康梁、孙中山可说是台前指挥的领袖，而蔡元培则属于幕后酝酿的关键人物。许德珩对“五四”有一断语：“‘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北京大学，而其精神上的指导者是蔡孑民先生。”(《吊吾师蔡孑民先生》)话虽如此说，蔡元培毕竟不是康梁、孙中山式“行动人物”，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很难说是蔡元培蓄意策划那一场学生运动。尽管“五四”前提倡“读书不忘救国”，但听其言，观其行，倒是“五四”后“救国不忘读书”才更接近蔡氏本意。体察蔡元培民元入主教育部、民六执长北京大学的宗旨职志，尤其是《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与《就任北京大学之演说》两篇“施政纲领”，不难发现其兴趣主要集中于学术——思想层面的教育本体，而很少涉及社会——政治方面；从个人性情气质而言，蔡元培自道“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蔡元培口述传略》)，屡屡抱怨一官半职妨碍“读读书”、“研究学问”(《关于不合作宣言》)，足证其书生本色。李济冠之以“道道地地”的“读书人”(《融会中西学术的大师》)、沈尹默称之为“道地的知识分子”(《我和北大》)，也刻意强调了这一点。民国二十年，蔡元培以国民党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宁粤政治和谈，“宁粤相争，尽管闹得满天星斗，但蔡先生处之泰然”。萧然超于物外不说，还王顾左右，“谈教育，谈思想，谈文化”，一副“不痴不聋不做阿家翁”的好好先生风貌，同为和谈代表的程沧波因此戏称其“主持会议是超现实的”(《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看“五四”，可以说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间接促进“五四”运动爆发，几乎可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奇迹，这或许也是史家至今很少把蔡元培与“五四”直接挂钩的原因。

……

本书所选59家70篇追忆文章，基本照顾到蔡元培生平事功的各个时期与影响贡献的各个侧面。作者以亲友故旧学生或与蔡元培有过直接接触交往为人选条件。内分五辑：第一辑偏重生平综述概观；第二辑反映从幼年到科举，以及上海主讲南洋公学，办爱国女学、爱国学社，创立中国教育会，筹组光复会，主持《警钟日报》时期的活动，可称前北大时期；第三辑集中于入主北大时期(1917—1923)。这一时期乃蔡氏生平黄金时代，于中国教育文化史意义甚大，而回忆文章也以这一时期最多，为整体平衡计，取择标准从严。但因为精彩篇章难遽割舍，所以删汰之余，仍收录了20篇；第四辑主要存录蔡元培离开北大到蛰居香港、直至去世一段时期的回忆文章(1923—1940)。其中余天民对港居时期记述甚详；周新则对其发病、疗病、病逝过程载录颇细；刘海粟从自己与蔡元培数十年交往侧面反映蔡元培艺术活动，与其倡导甚力的“美育代宗教说”大有干系。与此三篇记载相类者似不多见，故不避其长，一并收录；第五辑诸文偏重对蔡元培贡献影响的评述或借题发挥，与第一辑诸文统贯一生相近，而一重言事、一重辩理则异。这样划分只是为了阅读方便，类聚辑分之时，交叉或重复自是难免。

所录文章，尽可能以最初发表时的面貌出现。少量实在找不到原出书刊者，都在文后注明转录。有涉及蔡元培文章处，则核校以《蔡元培全集》(高平叔编，中华书局，1984—1989年版)。对于拟改、脱字、衍字分别以<>、()、口标示。

由于编者见闻寡陋，未能访到一些文章作者或其家属的联系地址，因而无法事先获得他们的允诺。请作者或其家属原谅，并请通过编辑示知联系办法，以便奉寄样书与稿酬。

此书从动议、拟订思路、设计框架，到选定具体篇目、确立校订体例，都得到陈平原师前后督导，巨细统筹。亲炙教泽既久，犹恐驽钝，难当其任。敬祈方家不吝教正。

1995年10月27日

此次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版底本修订，又增补了22篇追忆文章：辑三增补7篇，依次为《悼念蔡元培先生》(余毅)、《回忆蔡元培先生》(许德珩)、《蔡元培先生二三事》(王昆仑)、《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笔记)、《忆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访杨晦教授、赵遁抟教授、何思源先生》、《回忆蔡元培先生》(曹靖华)、《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周培源)；辑四增补4篇：《蔡元培——近代中国极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杨小佛)、《追念蔡孑民先生》(陈翰笙)、《蔡先生帮助我赴法学习雕塑》(刘开渠)、《蔡元培先生与音乐教育》(廖辅叔)；辑五增补11篇：《蔡先生人格之一面》(傅斯年)、《忆蔡孑民先生》(顾孟馀)、《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胡适)、《忆蔡孑民先生》(刘仁静)、《追念蔡先生》(蒋复璁)、《我所见的蔡元培先生》(胡愈之)、《蔡先生思想之宽大》(马寅初)、《蔡先生占着我的心》(许钦文)、《蔡元培先生的各种特点》(蔡尚思)、《蔡孑民先生的贡献》(王云五)、《蔡孑民先生底著述》(许地山)。

所增诸文，仍守丛书“总序”所揭示之标准与尺度，即作者属“师友、弟子及亲属”圈，追忆文章“兼有史学价值与文学韵味”。核加胡适、顾孟馀、胡愈之、许钦文、许地山等18位新补作者，全书综计收77家92篇追忆文章，覆盖面更形广备，既有助于更多视角、更加全面地解读蔡元培先生，也略补当初删汰文章太多，与丛书另外四种面貌存异的遗憾。

本书初编之时，北大百年庆典尚未开幕，而今则110周年校庆也已谢幕。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来，“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冯友兰语)的蔡先生，不仅一直是北大人心目中的丰碑，而且被当代学人视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正如金耀基所说，“蔡先生实不止属于北大的，他是属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对于蔡先生，只要是读书人，都不能没有一份好感与敬意”。对于研究者之外的普通读者，编者乐意推荐拓展阅读二书：《蔡元培纪念集》(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钱理群主编，孟昭容、严瑞芳副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008年8月22日 编者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