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饱含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缅怀之情，并具有丰富“文革”史料的回忆录。书中披露了许多那时期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些党史专家认为，该书披露的上海“文革”初期乱象、历史人物的介绍，以及大量历史照片，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本书作者陈小津曾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兼党组书记，现任中国船舶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党史研究会副会长。其父亲陈丕显，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红小鬼”。“文革”爆发前后，陈丕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深陷囹圄达8年之久。特殊的家庭背景及经历，使陈小津成为十年“文革”的亲历者、见证着和近距离的观察者。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

前言

一次难忘的会面

我的大学

难忘的1965年

罗瑞卿问题

山雨欲来

上海乱相

林彪、江青抛来“橄榄枝”

“江妈妈”的蜕变

陈老总的豪迈

“怪胎”出世

阴险狡诈的张春桥

野心家的“赌博游戏”

批判张春桥“有什么关系！”

“卡断”上海市委的“喉舌”

“秀才”造反，“心脏爆炸”

康平路上大打出手

“没罢官前，照样工作”

上海夺权“风暴”

终生难忘的告别

“你们是法西斯，这样迫害我，

你们才足真正的反革命”

“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

“岁寒识松柏”

患难之交

令人发指的残害

三位大家的苦难

北上北京

“二月逆流”时，我正在北京

“态度最坏”的我，惹来镣铐加身

投奔“解放区”

粟大将透露好消息

与曾山伯伯的最后一面

又见耀邦伯伯

“解放区”的生活

宁折不弯的“两个老共产党员”

一个避风挡雨的港湾

“走资派”子女们的友谊

耀邦伯伯对我耳提面命

“你敢不敢打个大信封到中南海门口？”

柯庆施其人(上)

柯庆施其人(下)

第一次见到蒙难中的父亲

他们说我“有意欺骗领导’’

邓小平、陈云复出

“解放”序曲

给耀邦伯伯当“通讯员”

毛泽东敲打“四人帮”

设悬案、留尾巴

不知悔改的“四人帮”

残冬里的暖阳

离开“虎狼之窝”

万寿路的春天(上)

万寿路的春天(下)

邓小平问我父亲： “你看了耀邦没有？”

风云突变

“我哭豺狼笑”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箭在弦上

大快人心的历史时刻

“无沦十什么，先去！”

“上海有个杨西光，你认识吗？”

打破“两个凡足”的“思想枷锁”

“我不下油锅，准下油锅！”

“两个不管”暖人心

彻底肃清“文革”的流毒

“我不再需要你当通讯员了”

参考文献

后记

一次难忘的会而

1965年8月，我被上海交通大学派驻沪东造船厂，参加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作为一个大学生，当时我把参加“四清”运动主要看成是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努力造就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并在运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2月中旬，我得到一次休假，兴冲冲地回家，准备接受父母的祝贺，可一进家门，就感到气氛不同往常。我看到会客厅的门口和走廊里站着好多人，有我父亲的秘书和警卫，也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都不说不笑站在那里，脸色都显得很凝重。

我一见到母亲，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母亲对我说：“你不要多问。是你耀邦伯伯来了，他和你父亲有重要事情在谈。”

我想起了6年前第一次见到耀邦伯伯时的情景。

1959年4月初，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胡耀邦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是八大的中央委员。开会间隙的一天傍晚，我父亲请他到我家里做客，吃顿便饭。

我当时上初中二年级，那天下午放学后稍晚回家，一走进会客厅，就透过玻璃窗看见父亲与一个人在南面的院子里散步。我从来没见过父亲有如此亲呢的动作，他们两个人挽着手，边走边谈。那人个头不高，穿着一身中山装，很清瘦，年龄与父亲相仿。母亲正在厨房里帮助准备饭菜。过了一会儿，母亲叫我去喊父亲与客人吃饭。我跑过去传母亲的话，见到我，两人下意识地松开了手。没想到我父亲谈兴未尽，转眼间又挽起客人的胳膊来，朝反方向走去，真是越谈越来劲了！我回家如实秉报了情况，母亲见自己精心准备的一桌饭菜都要凉了，很着急，就亲自过去喊了。那位客人见状，就对我父亲说：“响们还是回去吧。”

我真的很好奇这个跟我父亲这么亲密的人是谁，终于在饭桌上，父亲指着他问我：“这个人你认识吧？”我摇摇头。我父亲说他就是胡耀邦伯伯，我立即兴奋起来：“那我知道了。”我父亲说：“他可是你们年轻人的领袖呀！”

我当时是一个中学生，是全国千千万万青少年大军中的一员，怎能不知道鼎鼎大名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呢？况且，耀邦伯伯又是父亲在我们面前常提到的一个人。我知道，他与我父亲都是党内著名的“红小鬼”，像我这年纪，他们就已为革命出生入死，而且关系非同一般。

耀邦伯伯笑着问我：“你入团了没有？”我摇了摇头，说：“还没有。”耀邦伯伯又问：“入团申请写了没有？”我说：“没有。”看到我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耀邦伯伯和我父母都笑了起来。

这次一进家门，我听说耀邦伯伯又来了，非常兴奋。几年不见，耀邦伯伯还认识我吗？这几年，我一直盼望见到他，很想告诉他：我不仅入了团，还入了党……

可是，父亲与耀邦伯伯正在谈话的会客厅房门紧关着，门外站着人。他们在谈论什么？为何如此神秘？我很好奇，也很想凑上去与耀邦伯伯说上几句话，便想出了一个主意。

站在会客厅外面的人是秘书和警卫人员。我走上去问他们：“你们怎么不进去送水？”他们说：“首长吩咐过了，如果不叫我们，就不让我们进去。”我便以送水的名义，推门而人。耀邦伯伯与我父亲正坐在沙发上谈话，他们一看到我进来，同时都不说话了，并且都表情凝重地望着我，谁也没有表示要与我搭话的意思。看到这种情景，我感到不便多停留，倒完水就立即退了出来。

我父亲如此与人谈话，是我一生中碰见的唯一一次。正因为如此，耀邦伯伯与我父亲这次会面的场景，格外使我难忘。当然，我相信，若不是事情非同寻常，他们绝不会以此种方式面谈的。  耀邦伯伯1915年11月20日生于湖南浏阳河畔的浏阳县，比我父亲年长4个月。两个人都出身于普普通通的贫困农民家庭，在同一年参加革命，当时年仅十三四岁。投身革命之初，耀邦伯伯曾任湘赣省委少共书记，我父亲曾任共青团长汀县儿童局、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1933年，两人先后调瑞金中央苏区，一同在团中央工作，同住在一间屋子里，朝夕相处。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在一起工作。耀邦伯伯担任青年部部长、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我父亲担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等职。

长征结束后，耀邦伯伯在陕北继续担任少共中央局的重要领导职务，我父亲则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部长。1938年9月，新四军组建后不久，延安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我父亲是南方参加代表大会的领队，成员包括周惠、钱敏等同志。他们一行经南昌、武汉、西安、三原到达延安。那时，耀邦伯伯刚刚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我父亲刚刚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两个人都历经了枪林弹雨的严峻考验，闯过了生与死的鬼门关，劫后重逢，分外激动，彻夜长谈。在延安期间，我父亲因病住院，耀邦伯伯几乎天天来看望他。

耀邦伯伯和我父亲两人在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锻炼成长，并逐渐崭露头角。解放初期，两人都担当起了重要领导职务。耀邦伯伯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行署主任，我父亲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军区政委。1952年，党中央在考虑代替冯文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时，同时想到了具有丰富共青团工作经验的耀邦伯伯和我父亲，最后经毛泽东拍板，此职由经验更丰富的耀邦伯伯担任。耀邦伯伯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之后还“下放”湖南，主政陕西。同样在1952年，毛泽东签署命令，调我父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后来相继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要职。这期间，尽管星转斗移，耀邦伯伯与我父亲天各一方，但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我更没想到的是，1965年底我父亲与耀邦伯伯在我家里关起门来的这次会面，后来还成为“文革”中我父亲受审挨批的一大罪状。有人揭发说：我父亲把“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耀邦接到上海来，两人还关起门来，到底密谋什么？

“文革”后期，我曾与父亲提起了他与耀邦伯伯这次令我非常好奇且念念不忘的会面，并提出了一个与揭发者同样的问题：“你俩到底谈了些什么？”父亲向我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1964年底，胡耀邦奉中央之命，担任了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在陕西，因为被认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这场运动中被当做敌对分子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遭到逮捕、惩办，不少人被迫害致死。胡耀邦目睹这种状况，十分忧虑。他坚定地认为，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城市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他认为陕西对干部的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根据他的提议，陕西省委、省政府宣布“三个暂停”，即：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冉行动。他主持的陕西省委针对当时极左论调，下发通知指出：“这样成绩，那样成绩，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虽然陕西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胡耀邦却遭到了指责和批判，吃尽了苦头。

1965年6月中旬，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率张爱萍、张宗逊等来陕西考察军事T作。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为叶帅等举办的“洗尘宴”上，张爱萍将军望着面色憔悴的胡耀邦，深有用意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饭后，叶帅单独与胡耀邦谈话，关切地询问他在陕西挨整的经过，建议胡耀邦随他回京。6月20日，叶帅带着胡耀邦同机回到北京。之后，叶帅给我父亲打了电话，讲了胡耀邦在陕西的遭遇，并说“你和胡耀邦是好朋友”，要我父亲多关心胡耀邦。

过去，我父亲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孩子讲，他13岁参加革命，人家都叫“红小鬼”，其实在中央苏区，“红小鬼”不是指他一个人，而是指一批人，比如胡耀邦、萧华、谭肩龙、黄知真等。1933年，我父亲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耀邦伯伯任中央主办的刊物《时刻准备着》主编。当时他俩年龄都很小，身材也很瘦弱，在毛泽东、周恩来、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里，他们俩都是“红小鬼”。

相同的岁数，相似的经历，生死与共的战斗友情，志同道合的革命境界使得他们情同手足。冈此接到叶帅的电话，我父亲牵肠挂肚。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我父亲按叶帅讲的向周总理和邓小平报告了胡耀邦的情况，还邀请胡耀邦到上海，检查身体，以此放松心情。

12月16日，胡耀邦以体检、搞调查研究的名义，乘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同胡耀邦一起来的，还有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胡耀邦在上海一直住到26日。这期间，就发生了我父亲与耀邦伯伯在我家里关起门来说话这件事。这次谈话后，我父亲趁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之际，向主席反映了胡耀邦的情况。

我父亲与胡耀邦闭门谈话时，讲到了罗瑞卿事件的有关情况，以及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我父亲还讲到了上海搞“四清”的情况，介绍了上海的一些做法，还将上海关于“四清”运动的有关_丁作文件送胡耀邦，请他给予指正。

“文革”开始时，我是上海交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也算是个应当承担责任的成年人了吧。作为这样一个家庭的长子，我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斗争漩涡，并理所当然地为家、围的安危而经受考验、奋起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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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我应邀到会。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胡耀邦同志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历史功绩和优秀品德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心中。我们要学习他忠于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学习他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思想境界，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学习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2006年3月21日，是我父亲陈丕显同志诞辰90周年的纪念曰。曾庆红同志在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深切怀念陈丕显同志》的文章。曾庆红同志指出，丕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杰出代表。我们要学习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情操，学习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学习他一心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可贵品格。

聆听曾庆红同志的重要讲话，学习曾庆红同志的重要文章，我深受教育，也深受感动。耀邦伯伯和我父亲都是我党历史上有名的“红小鬼”，他们是老一辈革命家中的年轻者，是中国亿万革命青年大军中的领跑者。他们身上，凝聚着所有“红小鬼”父辈们的优良品质。他们革命的、战斗的一生，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缅怀和学习。

读文思人，触景生情。近一个时期以来，通过不断重温曾庆红同志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我回忆起了很多往事、很多父辈人物。我想起了耀邦伯伯与我父亲两位“红小鬼”父辈长达半个世纪的紧密交往，以及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战斗情谊：想起了耀邦伯伯的恩重如山，他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对处于逆境中的我父亲及我们全家的关心和救助，特别是他对我多达四五十次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我想起了我熟知的陈毅、谭震林、曾山、粟裕、叶飞、黄知真、钟期光及原上海市委老领导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许许多多父辈革命家，以及他们留在我记忆深处的诸多往事。我想起了巴金、周信芳、贺绿汀等父亲的老朋友，他们曾经与我父亲一起挨揪挨斗、受苦受难。我也想起了我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段特殊岁月……发生在三四十年前的那些往事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崇敬的父辈们也都相继逝去，而我对这一切，仍然记忆犹新。

从建国后到“文革”爆发前，我父亲先后任过苏南区党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全家生活的城市从无锡转到了上海。我作为家中的长子，尽管父母要求一直很严格，不许我们搞特殊化，但客观上仍属于“暖房里的花朵”，生活条件优越，未经大风大浪的磨练。记得我在上海读小学时，学校在华山路803号，而我家当时住在华山路922号，上学只需走上六七分钟的路程。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二三年级，我始终一帆风顺，真可谓不知愁为何物，遑论人间疾苦。但是，随着“文革”风暴扑面而来，父母被揪斗游街、“隔离审查”，我被从居住环境优越的康平路165号市委书记大院里“轰”出来，失去生活费来源……我，一下子从“天堂”坠入了“地狱”。

在“文革”之初的数年间，我从备受歧视的“黑帮子女”变成了“清理阶级运动”中的“反动学生”，进了“牛棚”接受劳动改造，整天埋头拉车送水、打扫男女厕所，由人变成了“牛”。在随后更猛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再次成为张春桥、王洪文一伙重点整治的对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嫌疑犯抓进了监狱，与杀人犯、盗窃犯、交通肇事犯、投机倒把犯等各种各样嫌疑犯关在一起。熬过了半年多的牢狱生活后，我又被押送到湖南汉寿县军垦农场劳动改造……  有的人经过生活的磨难，往往棱角磨钝了，变得世故圆滑，而我在与“四人帮”的交锋中，棱角越磨越锐，昔日养尊处优的“大少爷”习气也荡然无存。十年“文革”岁月中，是一身正气、不屈不挠的英雄父辈们用他们的一言一行教育了我，是“人间地狱”般的这段特殊经历锤炼了我。命途多舛与生活重压，培养了我不怕困苦、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塑造了我不怕压、不服输的倔强个性，使我强健了筋骨，磨练了毅力，增长了才干。我想，这是“文化大革命”带给我的一笔特殊而宝贵的财富，让我自拔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在祖国经济建设的大舞台上忘我工作了几十年，为实现耀邦伯伯当年倡导的“中兴伟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个人的“文革”岁月，只不过是历史茫茫沧海之一粟。但是，这段岁月却是我们党和国家所经历的非常特殊、非常困难的历史时期。我的个人经历，我的所见所闻，真实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波澜起伏、风云变幻。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这段历史整理出来，记述下来。我相信，我的忆述，是我对耀邦伯伯、父亲陈丕显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对于当代年轻一代来说，也可从中更加真切地触摸、感受那段蹉跎岁月，永远铭记那段历史，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十年“文革”转眼间已经过去30多年了。我与有的年轻人聊天时发现，“五一六通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月风暴”等这些在那个特定年代曾经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今天似乎已经变成了语焉不详的词汇。而讲起“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他们则感到困惑，甚至因其极度荒谬而难以置信。我衷心地希望，我的回忆能够对那些不甚了解这场浩劫的青少年朋友有所帮助，使他们再遇到大风大浪时，少一些单纯、多一些思辨，少一些惊诧、多一些党性，使他们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更加忠于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祖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远大目标而尽情挥洒自己的青春激情。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三四十年前发生的那段历史，就像一面镜子、一位良师，可以让我们当代为政者看到很多，悟到很多。尤其是我的那些父辈革命家们，他们在林彪、“四人帮”一伙丑恶势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铮铮铁骨和革命风范，已经在中共党史上树起了一座座伟岸的丰碑，堪称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所以，我也衷心地希望，我的这部回忆录能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一本好的参考读物！

我更愿意以此书，与那些有着和我相似经历的这一辈人以及所有对“文革”有着刻骨铭心记忆的亲历者们共勉。

因我本人见闻及水平所限，谬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最近，经中央领导批准，我担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没想到，近日又得知，经中央领导批准，我将担任中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副会长。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近距离的观察者，我一定会尽力做好中共文献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及中央文献出版社的领导，感谢庆红、德平、毛毛以及很多朋友，感谢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的领导，正是他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这本回忆录才得以正式出版。同时，还要向付出辛勤劳动的李宝华、付海波和张小光表示感谢！

《我的“文革”岁月》是我的第一本回忆录，今后还会有新的回忆录将陆续出版。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关心与指导！

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