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公木坎坷的一生可以说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缩影。从《公木传》中嘹亮的军歌到违心的检讨，历史和人性一样沉重得让人窒息。

本书将有一段叙述到公木在特殊历史时期所遭逢的厄运，并叙述他自己及家人亲友因此而遭到的种种悲惨境遇。公木自身就像一部高深莫测的大书，需要科学而形象的诠释和训诂来“破译”种种人生之谜。

本书讲述一位老运动员从1938到1998年共60年的辛酸人生。

他并不是一位竞技场上的体育健将，而是一位瘦削的诗人。不过，在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之中，他可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运动健将”：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开始，他几乎一场不漏地卷入了每一次运动涡漩，并且每一次都作为被运动的一方而归入另册。所以1979年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在一篇被称为“轰动全场”的发言中，幽默而又无奈地自称为“一位老运动员”。这位“老运动员”的名字，是一个谜语。谜语的谜面是“松开秋千索”。您猜出来了吗？

楔子

第一章 走进延安

第二章 胡耀邦找来了

第三章 毛泽东和凯丰的请柬

第四章 被抢救的“旗帜”

第五章 和刘炽在十里盐湾过年

第六章 陕北民歌选

第七章 别延安

第八章 颂歌《东方红》

第九章 烽烟中的大学

第十章 分歧

第十一章 黯然离开

第十二章 鞍钢滚烫

第十三章 “死不瞑日”的梦

第十四章 修正主义大染缸

第十五章 白桦来了

第十六章 黑色的三八节

第十七章 胡风问题

第十八章 批判？宣传？

第十九章 早春天气

第二十章 内蒙说错话

第二十一章 一封匿名信

第二十二章 肃李又然的“反”

第二十三章 监视蔡其矫

第二十四章 与何其芳的争执

第二十五章 痛批刘绍棠

第二十六章 北京城里开大会

第二十七章 公木和公刘

第二十八章 星星诗祸

第二十九章 把流沙河“指点”成右派

第三十章 卧薪尝胆的笑话

第三十一章 祸从口出

第三十二章 郭小川打招呼

第三十三章 风向变了

第三十四章 座谈会上

第三十五章 解套儿的努力

第三十六章 东欧三月

第三十七章 帽子压来

第三十八章 掉进一个历史的玩笑

第三十九章 家里还有个右派

第四十章 寂寞长春

第四十一章 塑造

第四十二章 重上讲坛

第四十三章 小白楼一夜

第四十四章 满街红绿

第四十五章 铁帽山下

第四十六章 躲进《道德经》

第四十七章 一个“门坎儿”

第四十八章 老一辈诗人该归队了

第四十九章 向耀邦同志申请

第五十章 语惊作代会

第五十一章 永远新鲜的回忆

第五十二章 评奖风波及其他

第五十三章 双八百诗文书画室

第五十四章 《中流》副主编的质疑

第五十五章 怀疑毛泽东的一首诗

第五十六章 假如让我得重生

第五十七章 若非群玉山头见

第五十八章 原声回放——回眸20世纪

第五十九章 我们怎样怀念

第一章 走进延安

1938年8月，为了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方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正在晋绥前线跟随程子华部队打游击的公木和当时的妻子涤新等人一起西渡黄河，来到了延安。出发时，每人身上背了三匹小土布，供路上卖钱，换取食用之资。如无敌情，每天可走六七十华里，悠悠荡荡，计算着一段又一段的行程。

在延安，公木首先换上浅灰色的棉布单军装，扎上灰布裹腿，腰问系上一条军用腰带，唱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嘹亮歌曲，走进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他被编进瓦窑堡抗大第四期一大队四中队第四小队，他们一大队的政委，就是年轻的胡耀邦。大队长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上将苏振华。

这所学校此时刚刚成立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前身是1933年11月在瑞金由中央红军学校改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7年初在延安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毛泽东在抗大二期开学典礼上明确讲道：“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他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新社会，去打日本。”

公木他们这一期学员共5562人，绝大部分是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由于此时各地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比较多，抗大学员人数也急剧增加，因而除二、三、四、八队留在延安附近外，其他队均移往外地。何长工为队长的五队移庆阳，韦国清为队长的六队移洛川，徐德操为队长的七队移蟠龙，公木他们所在的一队移往瓦窑堡米粮山。瓦窑堡距延安90公里，子长县(原安定县)政府所在地。

尽管抗大学制只有6至8个月，但学的东西却是很丰富的。在编制和生活方面完全按照军队的方式，甚至比军队更艰苦些。白天8小时上课和训练，晚上两小时自修，主要学习内容是军事和政治。上课时也没有教室，不管盛夏和严冬，都在露天上课，地上竖块小黑板，每人坐个小板凳，一面听讲一面做笔记，敌机来轰炸就躲进窑洞，走了就出来继续上课。他们吃的是小米饭干豆角，水碗挂在腰里随时带着，所有用品如衣服书籍等放进枕套就是枕头，土坯台子用纸一糊就是桌子。他们每星期至少开一次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参加部队演习和拉练。公木在抗大学习了四个月，没有等到结业，就调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此时，他直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有预备期。

公木在“抗大”政治部工作，接替建国后曾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担任全校的时事政策教育工作。据作家朱子奇当年以公木为主人公撰写的一篇散文《老张来了》记述：公木经常背着黄挎包，带着地图、讲稿，有时还拿根打狼棍，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他爬山过河，满头大汗，快步如飞。热心给学生干部宣传党的时事政策，讲解国际形势。他知识丰富，语言生动，常引起听众的欢快笑声。他白天奔跑，晚上在寒冷的窗户都破了的窑洞里，在暗淡的一根灯芯的小油灯下，埋头写诗。有时，冷得发抖，就用一条旧毯子披在身上，呵呵气，暖暖手，再写，再写。有时他把同住一个窑洞的战友叫起来说：“来唱个歌！”他们就一起放声唱起来。窑洞外，大风沙呜呜吹打着，窑洞内热流滚动着……

抗战时的延安，是一个歌声起伏的天地。唱歌，早已远远超出了文化娱乐的范畴，被列为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大批音乐家带着火热的激情来到这里，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参加革命。这其中，就有一位来自朝鲜的作曲家——郑律成。  公木和郑律成1939年1月相识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著名的大鼓演唱家吕班领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找公木，一进窑洞就喊公木的绰号：“博士，给你介绍一位溅友，咱们抗大的音乐指导，小郑，郑律成。你们俩一个写诗，一个写曲儿，正好可以配成一对儿。”公木和郑律成当时虽然都有些腼腆，但两双有力的大手还是紧紧握到了一起。

郑律成面部棱角分明，有很强的雕塑感，肩膀甚宽，个儿适中。他轻声吟唱起自己刚刚作曲的《延安颂》：“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哦！延安，你这壮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心中奔腾！”这首歌引起公木的强烈共鸣。

那时，人们穿的是草鞋，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喝的是番瓜汤。可是，每个人心中对这里的一切一切都充满了热爱，洋溢着热血沸腾的激情，而这支歌正好抒发了人们心底的这种感情。

两人相识之后，有一天，郑律成来公木所在的窑洞串门，无意中翻看公木的笔记本时，发现了歪歪扭扭写着一篇短诗《子夜岗兵颂》，是公木在抗大学习时写自己夜间站岗放哨的一种感受。

P6-8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 “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文丛”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 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