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也许一路曲折,但很高兴你没有迷路。这本书是旅游图书吗?没错,但又不全是。纵观这趟历时一年的探索之旅,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本观念的游记。作者游历世界,希望凭一己之力解决这个时代的一些迫切问题:幸福生活需要哪些必要因素?为什么有些地方比其他地方幸福?地理如何造就我们?飞机为什么不能供应像样点的午餐?
这本书是励志图书吗?算是吧,但它并非庸俗的读物,也不是什么心灵鸡汤。这本书能带给你全新的阅读体验,你也许会反复咀嚼某些语句,也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启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往往有大智慧闪现。
这本书是新闻报道吗?并不全然。可以说它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变体。因此,在这本书中,作者像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寻找的是世界上不曾为人发现的幸福国度,那些正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的国家。说到地方,这也正是此书的中心:地方、地点、地理,它们如何塑造我们、定义我们。作者相信,换一个地方,也就换了一种人生。
将这本书作为你们幸福旅途的第一站。请系好安全带,一伺发令枪的轻烟冒出,便马上开始寻访幸福的旅行吧。也许路途会有颠簸,食物会不合胃口,但可以保证,沿途风景一定壮丽,你必定不虚此行。
教授向后一靠,乐于回答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时,费恩霍芬刚刚成年。他的大学同学个个吸食大麻,穿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大谈理想社会。费恩霍芬本人也吸食大麻,但从不把切·格瓦拉穿在身上。在他看来,东欧并非十全十美,更算不上是“理想社会”。为什么要以制度来评判一个社会呢?他想,为何不能将社会成员的幸福度作为评判标准?少年费恩霍芬的偶像不是切‘格瓦拉,而是十九世纪一名不善交际的英国律师,叫做杰里米.边沁。边沁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坚信社会的目的是达到“最多数群体的最大幸福”。如果有卖印有边沁头像的T恤,费恩霍芬一定乐得买一件穿穿。
费恩霍芬教授研究的领域是社会学。在当时,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非常狭窄,仅为病态型社会和功能失调型社会。心理学作为其孪生学说,研究的则是病态型心理。年轻气盛的费恩霍芬却反其道行之,研究起健康心理与幸福社会。一天,费恩霍芬怀着忐忑但坚定的心情敲开了导师家大门,礼貌地询问是否可以对幸福进行研究。他的导师,一位一板一眼、学术底蕴深厚的学者,却让他赶紧打消这个念头,闭上嘴,从此不要再提。诚然,将幸福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实在有碍学术的严肃性。
虽被导师责骂,费恩霍芬离开时,心中却兴奋异常。他摩拳擦掌,准备要干一番事业。而这位年轻的荷兰毕业生当时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全世界正孕育着一次学术突破,在社会学家们的努力下,一门新兴学科即将问世,也即是如今的幸福学。时值今日,费恩霍芬已经跻身于这一领域的最前沿阵地。幸福学研究者们每年出炉成百上千篇研究论文,开展幸福学研究会,还创办了幸福学期刊(由费恩霍芬主编)。加利福尼亚的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甚至开设了积极心理学的硕博点——积极心理学即是幸福学的别称。
然而,费恩霍芬的一些同事却沿袭了他导师当初的观点,认为研究幸福学实在愚不可及,纯粹是误入歧途。但他们却无法对费恩霍芬的光芒视而不见: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已是尽人皆知,为期刊和学术界广泛引用——这足以证明费恩霍芬在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诚然,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由来已久。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就曾致力于此。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伊壁鸠鲁等哲人也曾为研究这些永恒的问题而挥洒汗水:什么是理想的生活?愉悦和幸福是否有区别?何时才能发明出室内卫生间?
再后来,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研究有了追随者:一群来自遥远的北方、肤色苍白的男人。这些人总是花大量时间泡在咖啡馆里,思索生活中那些令人纠结的困惑。他们之中有康德、叔本华、米尔、尼采,以及之后的拉里·戴维。对于幸福,这些人也有自己的一家之见。
还有宗教。宗教自古以来便以指引人们走向幸福和极乐为最终目的。一切宗教都引导其追随者通过各种方式——恭顺,默想,祈祷,或是犹太教和天主教所倡导的负罪感,来追求现世或是来世的幸福。
这些思想都大有裨益,有的还能启迪心智,但都不是科学,只能算是人们的不同观点而已。因此,尽管各说各理,却也只是一家之言。如今,人们个个自顾不暇,更是无暇去管别人的想法。大家所尊敬和关注的,当数自然科学,其次是人文科学,而人们的最爱,当属权威的研究成果。深谙受众心理的新闻播音员总爱用五个字抓住听众的耳朵:“新研究表明”。有了这五个字,后面跟了什么内容其实无关紧要:新研究表明,红酒对身体有益/红酒伤身。新研究表明,家庭作业让大脑变得迟钝/聪明。人们尤其推崇那些能够为自己开脱的研究成果,如“新研究表明,桌面一团糟的人智商更高”,又如“新研究表明,每日适度自夸可以增寿”。
没错,要体现这门新兴的幸福学说的严肃性,就必须进行学术研究。不过,在研究开始之前,还得先为其冠名,套一个人流的术语。这可真是个难题:“幸福”一词太过浅显,太过流俗,无法担此大任。于是,社会学家们想出了个怪名:“主观满意度”。这个词不错,字数够多,外行也听不明白,还有个更加晦涩的缩写名:SWB。现在若想搜索幸福学的最新学术成果,必须在Google里输入“SWB”,输入“幸福”只会一无所获。此外,还有好几个谜语一般的术语:“积极情感”,指的是好心情; “消极情感”昵,猜也猜得到,当然是指坏心情了。
接下来,搜集数据。新学说需要数据支持。科学就是数字,数字越大越好,小数点越多越好。科学家们如何得到这些数据呢?当然是通过测算了。
行囊已经打好,食物和必需品都已备齐,冒险即将开始。一个夏日的傍晚,我硬拉上一脸不情愿的德鲁,一同踏上了探索新世界的征途,并盼望能在沿途寻到一些幸福。我坚信幸福就在前面拐弯的地方,关键是拐对弯。
启程不久,德鲁就坐立不安,求我立即掉转头回家。但我却抑制不住内心强烈的好奇,执意前行。前面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是危险,还是奇遇?我必须知道答案。今天我更加坚信,当初要不是巴尔的摩的镇警做出那个有欠考虑的决定,把两个走在主干道上的五岁幼童遣送回家,我也许早已到达心中向往的所在。
喜欢旅游的人,有的是后天养成的习惯,有的却是天性使然。每次想起五岁那年和德鲁那次出师未捷的远行,我心中总是郁结着一股忿忿之情。这股情绪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消散,但待我进人大学之后又死灰复燃,且改头换面,来势更加汹汹。我迫不及待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且最好是不用自己花钱,全由别人付账。可怎么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我没有生钱的手艺,正义感也不是很强,甚至脾气还有点阴郁。想来想去,我最后决定,做一名新闻记者。
于是我成为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一名驻外记者,去了伊拉克、阿富汗、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国度。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经历于我大有裨益。我不知不觉遵循了写作的第一定律:把自己的所闻所见一一记录下来。就这样,我拿着笔记本,挎着录音机,满世界转悠,记录下那些陷入绝望之中的可怜人的故事。我发现,苦难深重的国度,悲惨不幸的人民,往往能带来好的故事。他们的遭遇紧紧地牵动着人们的心弦,引人嗟叹。
但有时,这些故事也会让人心情低落。
我不禁暗自忖度,何不打破惯例,不再寻访那些民不聊生的多事之地,而是花上一年时间环游世界,探寻世人未曾发现的幸福国度——那些拥有若干公认的幸福要素的国度,如金钱、乐趣、信仰、家庭以及巧克力。地球之上,每天都有无数“假如”得到验证。假如生活在一个富得流油,不用交税的国家,你会幸福吗?假如生活在一个把失败视为一种选择的国家,你会幸福吗?假如生活在一个民主发达到每年投票七次的国家,你会幸福吗?假如生活在一个不让你做白日梦的国家,你会幸福吗?
我此次旅行的目的,便是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这一被认为是头脑发昏的尝试,其结果尽在你手中握着的这本书里。
我生于一九六三年,同一年诞生的还有笑脸图案——来自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美术设计师哈维·鲍尔于一九六三年发明了如今誉满全球的黄色咧嘴笑脸。起初鲍尔只想设计一个图案为一家保险公司的员工们打气,却不曾料想,打那以后,笑脸图案一跃成为没心没肺的典型美国式快乐的象征。
可是,鲍尔的神奇笑脸却从不曾博我开怀一笑。我从来就不是个乐天派,打小如此。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卡通人物是《小熊维尼》中的小驴屹耳。
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这样悲观的人并不少见。幸福,于这一时,于这一世,都只为神仙和寥寥几个幸运儿独享。如今,人们开始以为幸福已是唾手可得,到头来却发现这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因此,我和芸芸众生一样,都为一种特殊的现代病——“因为不幸福而不幸福”所折磨。这个词出自历史学家达林·麦克马洪之口,听着滑稽,却绝非玩笑。
也正因此,我与众人一样,努力与这一疾病抗争。励志类书籍我读一本爱一本,家里书架上的书已是堆积如山,摇摇欲坠,如同一座与“个人存在焦虑”奋战到底的纪念碑。这些书时刻提醒着我,幸福就在你的内心深处,若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只是挖掘的深度不够而已。 .
这些励志书中的道理无不言之凿凿,仿佛个个不证自明。其实真相只有一个:这些所谓道理都是一派胡言。幸福并非深藏心内,却是来自心外,而这内外之间的分界线也并不如所想的那么清晰。
已故英国哲人艾伦·沃茨在一场主题为东方哲学的精彩演讲中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当我画出一个圆,大多数人会说这只是个圈,还有人会说是盘子或是皮球,极少数人认为这是个洞。人们往往倾向于从内部属性,而不是外部环境来对事物下定义。但实际上,内外缺一不可——若没有‘外’,也就无所谓‘内’。”
换言之,我们身处何处,决定了我们是谁。
说到“何处”,不仅是指身处的环境,同时还涵盖了文化的大环境。文化是一片海,我们畅游其中。这片海无边无垠,浸淫万物,以至我们身处其中而不自知。其实,走出来,置身其外,比你想象的要重要得多。
说着说着,便不自觉将地理和幸福相提并论了。我们常说寻找幸福,寻找满足,就好像幸福和满足实际存在于这个世界,从地图上就能够找到一样。只要拿对地图,掌握正确的导航技术,便可到达。好比在加勒比岛游玩的人,脑中若是闪过“我在这里过得很幸福”的想法,就一定能理解我的意思。
而帘幕之后躲着的,就是那让人心向往之,却又若即若离的小愿望,叫做天堂。它时不时冒出来,挑逗我们蠢蠢欲动的心。柏拉图凭空想象出“万福之岛”大西洲。岛上洋溢着幸福与快乐,繁锦如鲜花,温暖似加勒比海的海浪。而十八世纪之后,人们开始相信,伊甸园这一《圣经》里描绘的天堂其实真实存在着。它就坐落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交汇处——在地图上便能找到——即是今天的伊拉克。多么讽刺。
为寻找幸福胜境,欧洲的探险者们做好了充分准备,甚至还学习了亚拉姆语一耶稣的语言。而我,当踏上寻找天堂的征途时,说的却不是亚拉姆语,而是另一门晦涩的语言——“幸福语”——这是新兴的幸福学说的传道者们口中的现代祷词。我不断温习诸如“积极情感效应”和“快乐适应性”之类的术语,随身携带的不是《圣经》,而是几本孤星旅行指南,以及一个坚定的信念:“人的目的地永远不会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新的视角。”正如亨利·米勒所言。
就这样,在迈阿密一个迷蒙的雾天里(在一些人眼里,大雾天就仿若天堂),我抓起行李,推开家门,踏上了幸福旅途。其实,就连我自己都认为这只是徒劳,并不比当年那个到处乱跑的五岁小孩高明多少。作家埃里克·贺佛尔说过:“追逐幸福便会失去幸福。”没关系。我本来就不幸福,再无可失之物。
地理与幸福之间的联系虚无缥缈,捉摸不定,本书却像一道耀眼的强光穿透层层浓雾,直达真理。
——作家Henry Alford
一本妙趣横生、引人入胜、见解独到的游记。作者韦纳是难得的好旅伴。甫读一二章,你已经喜欢上他;再读一章,这感觉愈演愈烈;待到旅行结束,你不禁盼着何日能与他再度同行。本书实在是一段难得的快乐之旅。
——《华盛顿邮报》
读完此书,就好像跟随韦纳这位迷人且博识的向导,进行了一场旋风式的环球之旅。当然,手中还握着一个不可或缺却常被忽视的指南针:幸福。
——《国家地理旅行者》
作者韦纳的旅行故事一一在冰岛品烂鲨鱼肉,在印度的静修所努力冥想一一给读者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出版商周刊》
作者韦纳采用新方法,探究何为幸福源泉一一这个困扰世人已久的难题,以及其深层原由,值得称道。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