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思想的白刃战，是中国历史中特有的篇章，而这部被作者称为“并非历史主义”的小说，却更加接近历史，也更加接近社会人性及特定的生存状态，值得每个后来人深思。

超级名家陆天明成名巨著！一场新旧思想的白刃战，入选中国小说50强，面世十年，再版三次，长销不衰！

本书以谭家花园人物命运为背景，把生活中的故事当作历史的一部分来着笔，娓娓道来，描绘中国历史上新旧思想的交锋。生活在谭家花园的谭姓男人为什么都不能活过五十二岁，到时都得一命呜呼？谭家花园的继承人谭宗三同黄克莹的恋爱故事又和老管家经易门有什么关系？谭家花园新旧力量通过谭宗三的豫丰公司和经易门为代表的守旧派之间的明争暗夺所为何来？……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四点。或者五点。上海县县署衙门里一片黑静。真正是鸟不叫，树不动。五进三门琉璃瓦。四十九盏铜铸莲花座球形玻璃罩煤油灯或者刚刚点上，或者刚刚熄灭。四十九株桶栽月桂和四十九顶一水红沈绣荷芰绿呢官轿或者刚刚安排停当，或者还在嘁嘁嚓嚓窸窸窣窣。知县大人叶廷眷的生身母亲叶老夫人从广州坐船到上海来做七十大寿，今朝一早到公馆路码头。叶大人要去接船。理该要去。当然要去。不能不去。不仅自己要去，还命多年体弱多病、向来足不出户的大太太随轿同行。一个时辰前，各位随行的师爷书吏差役在内务总管侄少爷的调派之下，在外院大方青砖铺就的大空场上整备停当，一律成雁行队列，垂手低头恭候两厢。队伍里当然还包括叶老夫人每次来上海定归要用，用起来觉得也还算顺手的那十几个贴身丫头梳头娘姨。此时此刻，她们一个个捧定了梳妆匣、烟灯、茶具、冰桶、痰桶，‘捧定了那只法国总领事白莱尼蒙马浪先生送的镀银彩绘搪瓷马桶，只等侄少爷一声令下，便鸣金开道，鱼贯而行。但没料想，等了又等，一等再等，侄少爷就是不下令，也不见叶大人书房里有任何动静。再这样等下去，只怕就要耽误今朝的大事了。但就是没有人敢上前去催问。那位侄少爷也只敢在叔父大人的书房门外逡巡再三，不敢去敲门。他知道此刻叔父大人仍在书房里。而且是独自一人。他也知道书房的门紧闭着。叔父大人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把使用多年早已油红暗亮了的藤榻里，依然大睁双眼，半挺上身，僵直了脖梗，直盯着那扇暗底里直通侧厅后花园的小边门，发呆。脸色青白。气息粗重。两手冰凉，且上下战栗。同时又喃喃呢呢地不知在嘀咕些什么。万般无奈，侄少爷只得商请账房主簿程敬吾程老先生前去探问。未料想敬吾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稍有造次，只是连连嗫嚅退避婉拒，真正让侄少爷身上的焦躁之汗一遍又一遍地把内衣和腰带统统溻透，急得他直想昏倒。

于是，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觉得，一定是出事了。

出什么事？

不知道。

所幸，这一时刻前后一共只持续了一个并不太长的片断。而后，书房门突然哐地一声响了。而后，大人他阴沉起脸，紧低着头，大步踏出房间，快速钻进那顶最大的官轿，赶往公馆路码头。而后，阖府上下便忙于祝寿。用上海本地话来说，就是“闹猛得一塌里糊涂”。史料载，老太太生辰的正日子是九月廿五。但从廿三日起，“衙门里已形热闹”，是日晚知宾；翌日预祝；廿五日正寿；廿六日谢客；廿七日才告圆满。前后一共热闹了五天。前来拜寿的人，除本地绅董、同僚熟友、本衙门师爷书吏隶役外，还有上海道沈秉成，制造局总理冯峻光，道员赵瑞芬、吴大廷，总兵蔡金章等。因叶大人做过两任南汇知县，南汇的官绅书差等来拜寿尽孝心的就有五十多人。五天中，共用“烧烤三席，燕席十席，鱼翅席二十一席，另送同乡二十席，中等鱼翅席五席，次等鱼翅席十三席，海参席十二席。用酒十八坛，用面上等的三百八十二碗，中等的四百零三碗，等外的二千零五十碗。共印请帖六百张，谢寿帖五百张，领谢帖四百张，另备八十页的梅红簿，作为送礼的登记簿”。甚至连“县监狱里的犯人也领到了赏面和赏肉”。老太太还逾格恩赐，另加了每桌一千文的中桌十席半赏给这些“天涯沦落人”。至于一班跟随杂役，送礼、叩喜的都有答赏，没吃上正式寿酒的，还有折吃可拿，每人至少一两千文……（详见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华书局印行的《旧账簿中所见六十年前的上海》，作者吴静山）。如此的喧嚣热闹，自然会让很多人忘了九月二十一日那天一清早所发生的那一点反常。但偏偏有这么四位始终不忘，不仅不忘，还一口咬定九月二十一日叶家的的确确出了大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事，绝对有关叶家生死荣辱。如此固执的四位是，侄少爷，程主簿，大太太，第四位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只说他是个陌生人，一个陌生的大男人。这男子跟叶家任何一个人都没来往过，但又跟叶家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此以后，这四位便心事重重，甚至可以说是度日如年。他们不敢在叶大人面前有所声张。因为叶廷眷本人后来好像一直有意在回避这档子事，再不提这档事，更没就那天的那一点“反常”向任何人做过任何一点解释。同时，这四位也不能跟其他人去说什么。因为叶家后来的确也没发生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比如，大人后来生过疝气，查旧账簿可知，为此支出过一千零八十文钱，买过一批瓣香庐药房的“疝气丸”。但后来肯定是治好了的。因为账簿上也就再没出现过同样的开支记录。再后来二太太病故。这当然是令人非常痛心的，更不能说是件“小事”。大人非常喜欢他的每一位太太。但大人先后娶过五房太太。五分之一的震痛五分之一的失落，总还不能说关乎“荣辱存亡”吧。特别要提到的是，大人在上海县任上满任后，不仅没像其他为官的那样遭遇了或隐退或候补、从此门可罗雀的尴尬伤心场面，反而升任道员，并荣加二品衔。据说这以后“他似还曾做过招商局总办，惜未得有确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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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文学三十年祭

二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痨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

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痨。死的时候才三十岁。

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能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饱含的全部伤感意味。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

又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

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的接近。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亲不一样。虽然，我也曾得过肺结核(是父亲传染给我的？说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个“旧时日肺痨病人”和“只属于一个大家族”那样的苍白软弱和绝望去处置自己的一生，去处置自己的文学梦。

大西北农场难以想象的艰苦贫瘠，不仅让人同样难以想象地彻底治好了我的肺结核，还给我心底铸进了西北汉子常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这种“倔强和愚拙”，农场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动放弃了种种充满另一类诱惑的人生选择，执着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着文学梦。

一九七三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这部作品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的一代》。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拣到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半本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又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我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在底层的十多年生活，面对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声音要发出。总是直觉到，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愿望，这直觉，这冲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又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与伦比的冲动和向往。至于这样喊出的“声音”是否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种“文学”，我不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我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  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开始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这对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大坎。当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人间，文学艺术创作将充满艺术个性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略过自我和艺术个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同样“谈何容易”啊！我们必须要像幼蛇蜕变那样，从紧紧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挣脱出来，必须先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恰恰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种最复杂又最完美的“东西”。是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是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里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的，以从容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学会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凭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感悟去创作。寻找一种完全属于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的创作风格，力图发出一种只有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才发得出的声音。迈出这沉重而又必需的一步，找回创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不蜕变便会被阉割。“是活着，还是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坚持着写下来，还是得归功于自己那个最原始的创作动机：要对这个世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同时也要归功于一种最本真的生命动因：视天下为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总结和必须加以纠正的。但是，我们幸运地从时代那儿获取了汇聚了又胶结了这样一种热源，把文学创作和民族命运、人民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样，就没有人能挡住一个男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都做过一些错事，但许多事情我们是在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驱使下去做的。错了，也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的灵魂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面对历史的。我始终坚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个性化，扩大到，以至于极端化到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萎软苍白，决定实现我自己创作的第二次回归——向现实回归，向大众回归的主要原因。它让我在整个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参与这场变革。即便这样的写作被一些先锋的“理论家”冷落过，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实现这二次回归的决心。这样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这几部作品，严肃，沉重，朴实，没有任何时尚元素和花哨的个性玩弄，却在大众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一版再版，印数已达几十万，至今还在不断的再版中，不仅被收到各种集子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由它们而拍成的电视剧，播出时，最高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九……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我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曾经被那些“理论权威”冷落，而是以我的文学感觉和文学本真的意义去衡量，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的突破。中国的文学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又要让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应该发挥的那点作用，就不能回避我们大众的阅渎接受程度。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我知道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将继续努力。我的《木凸》《黑雀群》《高纬度颤栗》，包括最近创作的《命运》，都属于在向这个目标靠拢的尝试之作。我在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一定要再向前跨那么一大步，使自己的创作真正接近这个目标……

这些年，我常常深夜扪心自问：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让我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真切地关注着，并全身心地融入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老之将至，老已降至，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一天比一天地衰老……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个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又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三十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都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了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大众，我母亲，我弟弟，我亲戚和非亲戚们……我们不曾放弃，也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