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随想》、《四时读书乐》、《博斯普鲁斯海峡随想》、《埃及的“稀客”》、《翡冷翠、光电子与神经网络》、《香港学生的文化认同》、《求知的“美好新世界”》、《香港学生的文化认同》、《让昨天与明天相遇在今天》……本书是张信刚先生的随笔作品集。

本书精选了作者对香港定位、高等教育、中国文化发展以及世界文明进程等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所写的文章中的一部分，具体收录了：《九八随想》、《四时读书乐》、《博斯普鲁斯海峡随想》、《埃及的“稀客”》、《翡冷翠、光电子与神经网络》、《香港学生的文化认同》、《求知的“美好新世界”》文章。

心怀今古

 九八随想

 历史与文化之旅

 从活字版到万维网

 千禧年、千年虫与文化交流

 新世纪随想

 《英雄》、“天下”与“天下为公”

 从张骞通西域到“世界工厂” 

 四时读书乐

目及八荒

 塞纳河畔随想

 恒河流域随想

 尼罗河畔随想

 博斯普鲁斯海峡随想

 与法国有缘

 埃及的“稀客”

长铗有识

 论郑和下西洋时期的世界态势

 我的心灵之旅一由《吉巴巴历险记》到《我的名字叫红》

 了解伊斯兰教及社会发展

 从SARS看人生与社会

 翡冷翠、光电子与神经网络

 襄阳向洛阳

 香港学生的文化认同

短笛无腔

 风华正茂时，悠然见南山

 求知的“美好新世界”

 文化素质与创意工业

 从利玛窦到北京申奥

 如此古老，如此现代

 快乐与成就

 让昨天与明天相遇在今天

 八千里路云和月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这些交流的枢纽地就是前几天新闻焦点所在的西安。自汉朝以来，由西域及印度来华的高僧以及到西域求佛法的中国僧侣人数颇多。他们以及其弟子们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使佛教思想深入中国知识界。来华高僧中著名的有天竺人鸠摩罗什(Kumarajiva，344—413)。而中国僧侣出国取经最有成就的，则要推晋朝的法显与唐朝的玄奘。法显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由陆路远赴印度，在当地逗留了近八年后取海路回国。法显回国时是自今天的印度东岸出发，绕过苏门答腊岛东南面，再沿爪哇岛及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西面北上而回到中国东海。除了文化交流之外，法显的行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件大事。

约二百五十年后，玄奘于唐太宗时(公元627年)西行赴天竺取经研习印度语文及佛学十八年后，干公元645年由陆路回到长安，受到朝野人士的尊重，并开始大量翻译佛经。

唐朝的长安是通往中东和印度的必经之路，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及贸易中心。前来长安与中国通商交往的大小国家和地区多达三百个，而常住在长安的外国人也达数万之众。唐朝时的长安是万商云集的国际性大都会，有两大市场。东市以华商为主，西市则是胡商群集的地方，比东市还要繁荣。李白诗日：“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指的就是位于西市的酒家中的胡人女侍。长安繁华璀璨，是中华文化盛极一时，中国国力强大的明证。除了商人之外，还有许多因政治原因来中国的王公贵族子弟。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正是这种写照。日本与高丽的学者僧人来长安留学的也相当多，他们回国后把中国的文化与佛教介绍到本国去，促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明。

开放融合精神未曾衰竭

唐朝是一个开放而自信的社会，对域外文化及人士都不歧视，许多官吏将军都由外族人充任。综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强盛的大国，必然都是开放而自信的。唐时的中国正是如此。

那么，由汉唐以来发展出来的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特色呢？我看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中国文化兼容并蓄。前面说过，汉唐之间，中国文化自西域及印度吸收了大量的养分。举凡音乐、绘画、雕刻、建筑，都得到了充实。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佛教的传人。中国输入佛教后，经过消化，把中国固有的老庄哲学注入佛教，从而发展了中国式的佛教，形成了禅宗、天台宗、净土宗等。而佛教也就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要插一句。一般西方人常以宝塔作为中国建筑的象征。千百年来，多数中国人也以为多层宝塔是一种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事实上，在佛教自印度传入之前，中国是没有塔这个建筑形式的。甚至“塔”这个汉字，都是梵语的音译。由此可见，佛教及随之而来的古印度文化，已深深融入中国本土文化之中。然而，即使佛教在中国影响深远，它也不是一枝独秀，而是与儒家、道家等思想并存而争辉。这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及中东、北非的伊斯兰教文化的强烈排他性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兼容并包、开放融合的精神是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变迁而未曾衰竭死亡的原因。回顾世界历史，四大古代文明中能生存至今而仍然蓬勃发展的就只有中华文化而已。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一国两制”的构思能在中国提出来并初步得到实施，也是与中华文化中的这个特点分不开的。

中国文字具持久的凝聚力

第二，是人本主义及人文精神。中华文化就其主流而言，以人为中心，人为根本。《尚书》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中国虽然也有宗教、神学，但它们在中国没有取得无上权威的地位。与人本主义相配合的就是主张人的道德修养为上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强调人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高尚的人。所谓”吾日三省吾身”，“修身为齐家之本”，“克己复礼”，正是儒家人文精神的良好说明。陆九渊曾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也是这种价值观的诉求。提高个人内在道德修养与提倡中庸之道以增加社会的祥和与稳定，是儒家的一大贡献。它与西方文化以外在的教规来约束个人的行为，并以法律来维持社会的安定是十分不同的。我们现在要讲法治，但却不能不把中华文化中的这一特点视为现实的一部分。

第三，是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学的特色。在世界各语系中，汉语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汉语是单音字，而词则可以合几个字而成。与西方语言比，汉语的组织方式有很强的灵活性。为了音韵上的协调平稳与语气的顺畅，汉语在语法上及词汇的选择上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措施。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文学上的诗词歌赋就特别有节律与神韵，并受到国人的特别重视。唐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最瑰丽的一部分。清朝康熙年间所编辑的《全唐诗》，共收了四万九千首诗，作者超过二千二百人。自唐朝以降的任何中国读书人，没有不能背诵若干唐诗的。由于全中国两千年来使用相同的文字，享有共同的文学典籍，这就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方言又纷杂的中国有一个强大而可以持久的凝聚力。这个凝聚力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无形资源。任何国际政治家在制订对华政策时，都不应忽视这股力量。

克林顿首次访华，以西安为起点，实在非常恰当。作为一个历史与文化之旅，我希望他以及美国人民可以有机会认识中国辉煌的历史与中华文化的特点。

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接触，要从16世纪初算起。那时正当明朝中叶，中国的农村经济自给自足，城市经济也逐渐兴旺，文学艺术发展蓬勃，印刷、陶瓷及丝纺工艺无与伦比。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上，中国都比当时的欧洲要先进。虽然中国的郑和曾经率领庞大的舰队于1405年到1433年之间七次下西洋，到达了斯里兰卡、也门与非洲东岸等地，中国并未在海外设置殖民地，同时对欧洲也几乎一无所知。

但在地球另一面的欧洲却正在进行着一次深刻而巨大的变革，那就是源于佛罗伦萨与威尼斯等城邦的“文艺复兴”正逐渐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欧洲人开始摆脱神权与封建的桎梏，追求人的价值并进行科学探讨。

距今正好五百年前，即1498年，达·芬奇刚完成他的名画((最后的晚餐》。英国的培根、荷兰的伊拉斯谟和波兰的哥白尼在科学与哲学领域中各树一帜。P10-13

我出生于伪满时期的沈阳，启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济南，成长于蒋介石威权统治下的台湾，成家于民权运动高涨的美国加州湾区，立业于越战时期的美国纽约州。

1976年夏，举家迁往主办奥运的加拿大蒙特利尔，不久魁北克党人入主省政府，独立运动风起云涌。1984年，加州洛杉矶主办奥运，我再举家迁往该地就职于南加州大学。1990年，我以“知天命”之年，跟随内心的呼唤到香港工作，开始了回归旅程。

五岁时，父亲领着我上街，欢迎中国军队从日军手中接收济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国家与民族的观念。十岁时，父亲为我买了几套少年读物，包括民族英雄及世界名人传记，世界奇观等，令我眼界顿开。父亲是外科医生，但对地理、历史及民族学都有相当的认识，因此也启发了我在这几方面的兴趣。

二十三岁赴美留学时，由于家父母在东非古国埃塞俄比亚工作，我有机会游历亚、非、欧三洲，第一次见到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尼罗河，也使我对世界各大文明的兴衰，有了初步的体认。由于青年时代这一经历，我在日后三十年从事生物医学工程事业的生涯中，持续保持对人文社会的关注。

在香港任职十几年来，对香港定位、高等教育、中国文化发展以及世界文明进程等问题做了较多的探索，写了不少文字。现在选出三十篇，结集出版，作为个人心路历程的记载。以《尼罗河畔随想》为书名，是因为这篇文章包括了我的个人际遇、历史认知与教育理念，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联书店的李昕先生热心支持本书出版；徐国强先生仔细编辑并提出不少建议。我在此表示感谢。

付梓在即，有些惶恐，不知读者如何看待这些内容与体裁均很混杂的文字。但所能向读者申明的，就是这些文字全都是我自身经历与内心世界的忠实反映。

1989年秋，当我向退休后定居于美国加州的家父母禀告我准备到香港工作时，家父沉吟片刻后说：“你有机会为自己的同胞贡献所学，是好事。”这一鼓励十几年来给予我极大的力量。现在，我以虔敬之情，将本书献给先父在天之灵。

作者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