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从纯个人视角描述匈牙利上世纪60年代至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书籍，通过自述的方式向读者呈现出这一历史时代匈牙利的巨大变革。该书的匈文版本在匈牙利连续数周高居图书排行榜的榜首，中文版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也是纪念中匈建交60周年的一项重要内容。

迈杰希·彼得，匈牙利前总理。他的经历本身就很有意思。可他自己认为，更有吸引力的是，他在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怎样加入到政治第一线的。为什么当左派和自由党阵营在寻找一个沉着的、政治观点不极端的人时总是找到他？他究竟为何总有点儿像局外人？在本书中，迈杰希·彼得整理了他的经历，并为许多个为什么寻找答案，同时也免不了对他们周围世界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事件、积累的经验进行深入思考。

中文版序

序言

第一章 我的根

第二章 在财政部的升迁

第三章 政治转轨错误难免

第四章 制度变化的迹象和制度变化的开始

第五章 在私营部门获得的一点教训

第六章 重返政坛

第七章 独特的总理候选人

第八章 竞选活动和社会党人政府的经济政策

第九章 权力的滋味和权力游戏

第十章 左派的前景

第十一章 睁开眼睛看世界

第十二章 雅典签字

第十三章 欧盟的未来

第十四章 继续向世界开放

第十五章 世界上有许多传统和模式 每个都值得学习

第十六章 一个模式的轮廓

附录一 迈杰希·彼得在匈牙利社会党总理提名大会上的讲话

附录二 迈杰希·彼得在国会宣誓前发表的讲话

附录三 迈杰希·彼得在雅典入盟条约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附录四 迈杰希·彼得在匈牙利加入欧盟的瞬间发表的讲话

附录五 迈杰希·彼得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辞职

附录六 迈杰希·彼得博士个人资料

我们的确讲得太快了，但别忘了我们要谈的问题是什么：一个具有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人怎样从起初的金融专家变成级别越来越高的国家官员，然后又变成改革者和改变制度的政治家？

与许多人相反，我不会说我从小时候起就准备当经济专家，绝对不是。我上的是裴多菲中学，当时这所学校颇有名气，坐落在战场路。一段时间后，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一门课。最重要的原因是——习惯上也是如此——我非常尊崇教授这门课的老师。他不仅讲述历史事件和年份，并就它们进行提问，而且他想教会我们历史的观察方法和思维方法，并引导我们去认识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一点儿也不机械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我当时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无疑是严峻的智力挑战。我必须付出努力，才能跟上他的思路，才能洞察历史进程的实质，我的确享受这个过程。我认识到，假如我要彻底了解这些进程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假如我想搞懂其经济上的动因，我就应该上经济大学。

上了大学后，对于毕业后做什么我还没有任何打算。时过境迁，应该说，上经济大学时我正赶上了好时光。我是20世纪60年代初上的大学，国内的经济科学正处于变化之中。1964—1966年，在学经济的大学生中，来自莫斯科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改良已经失败，在对经济政策的思维方式中已经开始为后来的改革做准备。当时还不能准确地知道，代替以前经济政策的将是什么。甚至连我们的老师也看不清楚，最终的结果将是什么，但这时有一种倾向开始表露出来，即应该保留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同时应该逐渐把经济改造成市场经济。

变化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受其影响，我所学的已经不是正统的经济学理论。另外，我的教授们都非常优秀，如纳吉·陶马什，他同鲁道什·拉斯洛一起首次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了匈牙利语。这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他靠这一成就——作为有义务为共产党进行辩论的理论专家——能够不断地接触世界上发表的最新经济文章。在学完基础课程后，我开始学习真正的经济学，这时纳吉教授已是在秘密状态下缓慢酝酿的1968年经济改革的精神之父之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是由非常优秀的教师授课的，如埃尔德什·蒂博尔和拜尔托蒂·拉斯洛。金融课程则由豪盖毛耶尔·伊什特万授课。

在改革的准备过程中，这些年他们的思想已经到了那样的阶段，即在匈牙利经济中应该给予某些市场成分独立性。举个例子，他们说出了价格的重要性有多大。教材的基础当然还是原封不动的计划经济，但从讲课中我已经领会到了真谛，即计划与计划经济不是一码事。我们学过，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也进行着有意识的计划，甚至每年的预算也真的与年度计划相符。我们也了解到，真正成功的大企业的运作有非常准确而详细的计划。在这些讲座和研讨课上，也提到了在发达国家时不时会出现确保数年发展前景的意愿。从荷兰或法国到日本，在部分非洲国家和从土耳其到印度的部分亚洲国家有三年、五年或更长远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不是所有金融方面的教师都是如此开放的思想者，但总体而言，我们比历届的毕业生学到了更现代的思维和理论知识。同时，我一直对理论感兴趣，而对实践经济学不是很感兴趣。这样，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想留在世界经济系。但在最后时刻系里却没有搞到进人指标，眼看我无处可去了。幸运的是，我和我的几个老师关系很好，多数人都喜欢我，在我遇到困难时，他们会帮助我。比如，金融系的多布罗维奇·伊万和世界经济系的希毛伊·米哈伊就认为我有发展前途，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他们认为有才华的年轻人默默无闻地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工作。多布罗维奇与时任财政部预算与经济司司长的福卢韦吉·拉约什交情不错，于是就问他的司里是否需要一个助手，福卢韦吉显然不想驳他的面子，这样我就被“请”进了财政部。  我拜访了福卢韦吉，他说：“好吧，我要你了，但你要先去匈牙利国家银行待几个月，积累一点实践经验。”我认为，他的如意算盘是，让我待在银行里，然后很快会忘掉财政部。他没有想到，我不是健忘的人！再说，几个月后就很清楚了，我在银行里没有太多事情要做。

我进入了经济司，司长是阿奇·拉约什，1956年前他曾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后来他觉察到自己受了排挤。我进入了一个氛围不错的社交圈子，我们谈得很投机，一起哈哈大笑。然而，说真的，这里一点儿也不需要我的工作。对于一个刚毕业的有正常思维的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新单位第一个月还算有趣，第二个月就开始让人坐立不安，第三个月就让人要发火。于是，我去找福卢韦吉，我粗暴地违反了交际规则，对他说：“您看，我一点儿也不是非要在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工作。我准备好了去别的地方。假如不需要我的话，你们就直说，但别把我变成在办公室里闲坐的失业者！”当然，我有点害怕得到这样的回答：“那你就走人吧！”但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想工作。好在我得到的不是这个回答。福卢韦吉也许喜欢上了我的态度和直率的风格，因为他立即提议我参加到当时正在进行的研究通货膨胀本质的大学教科书的材料收集工作中去。甚至他还请我执笔其中的一章。我终于有了一份自己喜欢做的工作！

我翻阅了我能找到的所有文献，包括一些西方的专著，我把许多在我们这里可以采用的思想写进了我的那一小章之中。结果，我写的章节没有获得当时经济权威的认可。我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通货膨胀不是不可能的，假如其原因存在，其影响迟早会显现出来。当时，官方的设想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的通货膨胀，而在资本主义腐朽世界里，通货膨胀是完全破产的组成部分。其他人不喜欢我写的这个材料，但福卢韦吉相当喜欢，而且真的带我去了部里的经济司。当然，只是后来才变明朗，我不是简单地闯入了实践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之中，这一步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

说真的，此后我在财政部所走的道路是枯燥的、单调的。我走完了官阶的每一个台阶，唯一不寻常之处就是我的升迁太快了。我做过职员、高级职员、科长、处长、副局长、局长、副部长，最后当了部长。我只是“省略”了国务秘书这个台阶。

我的生涯的这一阶段是由福卢韦吉·拉约什决定的。不管是他做预算司司长时，还是后来做部长时——他对我及与我相似的几个刚开始工作的专家——都不断进行鼓励。我们许多人都是在他的手下成长起来的。从他的角度来讲，在这件事情上也有相当成分的实践上的考虑。他已经在思考经济改革的问题了，在这方面他很容易获得那些刚毕业的经济专业的学生的支持，他们在大学就听说过新的经济思潮，对于其他思想更开放一些。那些已经在财政部度过一二十年并习惯了一种观点的人，很难让他们接受改革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得到了机会。我可以和一个非常有准备的集体一起工作，这本身也会促使我不要变成思想封闭、眼界狭窄的公务员。

在财政部的头两年，我在经济处度过。在财政部内部，这里正是经济改革的心脏跳动的地方。这期间，我有机会了解走在前列的捷克和波兰的经济学家的分析文章，如波兰的米哈尔·卡莱茨基和捷克的奥塔·希克等人的著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但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时候已经在开展一些工作，如计划建设金融市场，并重新开设股票交易所。而在我们这里，即使是像涅尔什·雷热(匈牙利1968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倡导者之一，被称为匈牙利“改革之父”。——译者注)那样视野宽阔的人以及他的同事也不可能有这种设想。

后来在1968年成功地启动了经济改革，从改革的准备阶段起，这不仅在改革方案真正的起草者中，也在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营造了愉快的气氛。当时，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这个改革——在实施的瞬间——就已经被判了死刑，原因有二。失败的专业上的原因根植于谁也没敢提出一个基本的问题：所有权怎么办？那时，思考这样的问题也属于禁忌：没有真正的所有者，就没有真正运转的市场经济。这个错误——我可以大胆地说——并非是由国内经济学家的“无知”造成的。苏联领导层向社会主义阵营所有成员国规定的僵硬的界限起了主要作用，甚至按照已经完全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进行思考的东德民主共和国的影响也是一种阻碍力量。

另一方面，匈牙利改革的死刑判决诞生之时，正是1968年8月华约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之时。每个人都明白，这一行动一方面显示了苏联领导人和政策的忍耐极限，另一方面通过清算杜布切克的改革，我国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伙伴。

捷克斯洛伐克的变化其实在许多方面都超出了匈牙利人的认识。与我们不同的是，我们国家只是作出了经济方面的决定，而他们则从政治层面出发，走得比匈牙利的改革要远一些。他们认识到，市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只建立商品市场是不够的，还要建立与之配套的劳动力市场，甚至于还要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在匈牙利，这些认识在改革中是没有得到认可的，因而匈牙利的改革是更加谨慎的、试探性的，不敢去逾越雷池。在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有过这样的意图：我们开始的经济改革，应为拓宽改革内容奠定基础，也就是说，这种改革迟早要迫使我们迈出引起政治变革的步伐，而这是建立更有效的、更有生机的社会所必需的。但在布拉格这些政治意图被证实是一堵墙，撞上了就会头破血流。事情只能到此为止！从这里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这是当时苏联的政策所不能容忍的。这样，随着1968年苏联的入侵，匈牙利的改革实际上也化为了泡影。

……

P21-25

众所周知，2002年我作为具有自由派思想的左派政治家赢得了选民的信任。自政治制度改变以来，不管是大选时期还是大选之后，我都是唯一一个尽管有思想上的义务，但却没有加入任何政党的重要人物。我是个无党派总理。

我这一辈子，不管怎样，总是走在仕途上。我是卡达尔时代晚期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而在民主时期，我是2002年国会选举残酷但却是客观的竞争的获胜者。不过，我依然是一介平民。我想，这也许是我成功的一个秘诀，但同时也是导致我失败的一个原因。

我早就知道，早晚要把过去60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写出来。也许从历史的角度看来也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在匈牙利战争年代出生的中产阶级的孩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怎样当上了财政部长和副总理，而在政治制度改变后又怎样当上了几家大银行的头号人物，最后在新时期又怎样当上了国家总理。

对于很多人来说，我的经历本身就很有意思。可我认为，更有吸引力的是，我在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怎样加入到政治第一线的。为什么当左派和自由党阵营在寻找一个沉着的、政治观点不极端的人时总是找到我？我究竟为何总有点儿像局外人？

于是，我开始在脑海里整理我的经历，并为许多个为什么寻找答案，同时也免不了对我们周围世界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事件、积累的经验进行深入思考。我与同伴和朋友们就这些事情进行了频繁的讨论。与一些人交谈时，我们更愿意重提旧事，而与其他一些人交谈时，我们则就最近发生的事情交换意见。慢慢地，一系列不受约束的谈话记录产生了。在这里，我阐述了我对狭义的和广义的世界的看法。有时，我们的谈话不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有的想法也许在30页之后才有续语。当人们在一起谈论世事时，不是在做事先准备好的演讲，人们的思绪是跳跃的。最终，形成了一本用第二人称“你”写成的关于公共事务的“私书”。

我要感谢那些和我一起“收集材料”的伙伴们，也要感谢构成我生命组成部分的所有人，我还要感谢那些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为我展开思路并向我提出许多问题的我的交谈伙伴们：费莱吉·陶马什、菲泽什·奥斯卡和古亚什·艾里卡。

本书要说的是，我是怎样看待过去的60年的。我不想给人以完全客观的表象。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但也有许多人不是这样。有人会对此感到惊叹，因为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世界。对许多人来说，也许这是一扇具有独特视角的窗户，我最羡慕就是他们，他们还在书写着自己的人生，而他们的人生充满各种可能性！

祝年轻的朋友们鸿运高照！

迈杰希·彼得博士

2006年1月9日于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