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写于10多年之前的旧作。坦率地说，鉴于蔡元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在本书出版之前，已有高平叔、蔡尚思、周天度、唐振常、梁柱等诸位前辈在蔡元培研究方面做了筚路蓝缕之功，当年我在开始撰写此书时的心境是颇为踌躇，担心能否做到我在当年后记中所写的那样“避免雷同，实事求是，写出一点新意”。然而，终感欣慰的是，该书在撰毕、出版后，不但没有落入“抄袭”的窠臼，而且获得学界不同形式的好评和关注。在这本著作中，我在充分吸收学界前辈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反复、系统阅读蔡元培全集及相关资料，对不同时期蔡元培的文教活动和主张，以及他的政治立场、思想特色和性格特征等做了明确定位，力图写出蔡元培作为一位重要历史人枥的独特之处，在许多方面对蔡元培做了重新解读。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汉族，原籍浙江诸暨，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其74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少年时代恂恂学子

 一、故乡绍兴

 二、商贾之家

 三、十年私塾教育

 四、六年铸学斋

 五、入仕翰林院

辛亥时期书生革命

 一、甲午惊雷

 二、绍兴中西学堂总理

 三、执教南洋公学

 四、提倡女权

 五、投身政治

 六、走向革命

 七、留学德国

民国初年 捍卫共和

 一、返国报效

 二、力行教育改革

 三、拒绝与袁合作

 四、游学法国

五四时期学界领袖

 一、出任北大校长

 二、在新文化运动中

 三、“五四”爱国青年的保护者

 四、坚持走教育救国之路

 五、好人政府与不合作主义

党国元老功在科教

 一、在革命中误入歧途

 二、致力教育事业

 三、主持中央研究院

 四、坚持“五四”传统

晚年忧政民主抗日

 一、从迷途中觉醒

 二、保障民权

 三、力主抗日

 四、在最后的岁月里

结语：蔡元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附录一 蔡元培生平大事年表

附录二 参考书目

后记

1868年1月11日夜里11时左右，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笔飞弄内一幢坐北朝南的民宅里。

绍兴位于浙江的东北部，地处杭州湾钱塘江的南岸，宁（波）绍（兴）平原的西部，属于美丽富饶的浙北平原。它的西南面为丘陵地形，苍茫的会稽山连绵其间，山峦重叠，占去全县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三；著名的秦望山、香炉峰、禹陵，就在会稽山的西干山脉伸展而成的秦望山脉的北面。它的东北面是一块近700平方公里的大平原，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它是一处典型的江南水乡，有“水乡泽国”或“东方的威尼斯”之称。绍兴的自然景观曾令历代文人学士流连忘返，赞美不已。晋人称道它“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大书法家王羲之则写下“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千古佳句。

绍兴不但风景秀丽，而且历史悠久。在远古时代，绍兴被称为“古荒服之国”。但到了夏朝，大禹治平水土，便被划在“扬州之域”。绍兴的苗山（一作茅山）也改称“会稽山”，地名称“会稽”。至春秋战国时，绍兴为越国的国都，地名称“越地”，亦称“于越”。至汉代，置“会稽郡”。隋朝废郡邑制，改称“吴州”。唐朝又改称“越州”。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为金兵所迫，于1129年（建炎三年）从杭州渡钱塘江来到越州，驻跸州廨，越州第一次成为南宋的临时首都。两年后，也即公元1131年，宋高宗取“绍（承继）祚中兴”之意改换年号，以该年为绍兴元年，并仿“唐幸梁州故事，升州为府，冠以纪元”，把越州改为绍兴府，是为绍兴地名的由来。到元代，绍兴府的名称被废除，改称为“绍兴路”，并统辖山阴、会稽、余姚、上虞、嵊县、新昌、诸暨、萧山八县。明清两代，又恢复绍兴府。1912年民国元年废府改县，把山阴、会稽两县合并为绍兴县，并一直沿用至今。

历史上，绍兴素以“文物之邦”著称于世，从于越到晚清的两千多年历史中，产生过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春秋后期有著名的政治家越王勾践，他领导越国人民“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转弱为强，报仇雪耻，打败吴国，完成复国大业的故事，一直为越人引以自豪。在汉代，绍兴有杰出的水利专家马臻，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和不做统治者帮闲的有骨气的学者严子陵，以及被封建时代称为孝子的董黯和孝女曹娥。魏晋时期，随晋室南迁，绍兴更是成为文人学者的聚会之地，东晋著名文学家谢灵运、孔灵符和大书法家王羲之都曾在此生活。当年，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舍宅戒珠寺离蔡元培的住宅笔飞弄仅咫尺之遥。相传，王羲之住在蕺山脚下的戒珠寺养鹅写字，他的书法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劲头来时笔飞墨舞，毛笔常常飞到右面蔡元培家所在的那条巷里，于是，这里便取名笔飞弄。唐朝，绍兴又有著名诗人贺知章和画家孙位。宋代则有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明清两代，更是人才辈出，如书画家和诗人徐渭，画家陈洪绶，散文家张岱，理学家刘宗周，曲律学家王骥德，医学家张景岳，历史学家章学诚，书画家和篆刻艺术家赵之谦，画家任伯年，他们或生于斯，或长于斯。这些越中先贤人物，使绍兴这座古城有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P2-3

这是一本写于10多年之前的旧作。坦率地说，鉴于蔡元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在本书出版之前，已有高平叔、蔡尚思、周天度、唐振常、梁柱等诸位前辈在蔡元培研究方面做了筚路蓝缕之功，当年我在开始撰写此书时的心境是颇为踌躇，担心能否做到我在当年后记中所写的那样“避免雷同，实事求是，写出一点新意”。然而，终感欣慰的是，该书在撰毕、出版后，不但没有落入“抄袭”的窠臼，而且获得学界不同形式的好评和关注。在这本著作中，我在充分吸收学界前辈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反复、系统阅读蔡元培全集及相关资料，对不同时期蔡元培的文教活动和主张。以及他的政治立场、思想特色和性格特征等做了明确定位，力图写出蔡元培作为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独特之处，在许多方面对蔡元培做了重新解读。

10多年之后，重读旧作，我个人对蔡元培的总体认识和评价与我在10年前所写的著作中并没有太大变化，仍然觉得本书有它的特色，尽管在过去的10年里学术界继续出版了一些研究蔡元培的论著和资料。当然，旧作的内容和表述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例如，虽然旧作对蔡元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教活动和主张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但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来源尚有待做进一步探讨。但为尊重历史起见。同时也因时间和著作体例的限制，此次重印，对旧作未做大的改动，仅对三处文字做了增删：一、在第二章第四节“提倡女权”的结尾处添加300余字，以说明蔡元培的妇女解放思想与现代女权主义的标准尚有距离；二、在第四章第四节“坚持走教育救国之路”的结尾处添加200余字，对蔡元培的教育独立主张略加评论；三、对旧作“结语”中讨论蔡元培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地位时扬蔡抑李(石曾)、吴(稚晖)的那段文字做了修改。以使更为符合历史事实。

此外，关于蔡元培对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的态度，学界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派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录，认为蔡元培曾在“五四”当天阻止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学生运动，另一派认为蔡元培对“五四”学生运动持支持态度。我在旧作中根据当事人的回忆以及蔡元培本人的政治热情和回忆，倾向后一观点，并认为张国焘的回忆可能有误。对于我在旧作中的这一考辨，相关学者读后多有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关于蔡元培是否曾在“五四”当天出来阻止学生游行示威。确乎尚有待做进一步考证，但在没有提供更确凿的证据之前，鉴于当事人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这仍然是一个存疑的问题。并且，退一步来说，即使将来有资料证明张国焘的回忆属实。也不影响我在旧作中对于蔡元培在学生运动问题上所做的判断。我在旧作中明确指出，出=于=爱国主义思想，蔡元培对“五四”学生运动持同情和保护态度，但作为一名教育家，他大多数时候是反对学生运动的(除了清末时期之外)。在此需要进一步强调指出的是，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因为蔡元培在“五四”之后说过许多反对学生运动的言论(其实也有一些正面言论)而否定他对五四运动的支持态度，也不能因为他曾支持五四运动而笼统地说蔡元培是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反对学生沉溺政治运动和支持五四运动，都是蔡元培的真实表现；这一看似矛盾的态度，在蔡元培身上并不矛盾，盖由其爱国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使然。并且。申而论之，就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的蔡元培来说，他在其它政治问题上的立场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的蔡元培虽为国民党人，但在国内政治问题上他并不为党派之见所囿，更多是从一位爱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发言。五四前后蔡元培在对德宣战问题、护法运动和对待北洋政府上所采取的态度，以及他后来在国民党政府内参加蒋介石的反共清党活动和30年代从事保障民权运动，都是由他的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所决定。这便是我在旧作中对新文化运动之后蔡元培政治立场的一个基本定位。

旧作在“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得以重印，这首先要感谢红旗出版社社长蒋建农君和总编李凡君继承五四传统、宏扬学术的精神；同时，也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左玉河君的热心联络。当然，饮水思源，我对当年约稿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杨仁山先生和责任编辑潘邦顺君也表示衷心的感谢，潘君的认真和负责，我迄今记忆犹新，感佩不已；同时，对当年马勇先生为我提供《蔡元培全集》的慷慨也再次表示我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