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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帝国长城寻踪(长城与华夏的悲欢离合)
分类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作者 唐小明
出版社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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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历史散文作品。作者以行走的的顺序,长城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长城周边的人物为中心,以自己的西部行走经历为素材,结合有关长城的知识典故,娓娓讲述了真实而神奇的长城故事。真情动人,而又耐人寻味。

内容推荐

中国的封建统治制度,若从秦朝算起,延续了两千多年,这种历史桎梏不可谓不坚固,也不可谓不长久。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历代中原王朝实行的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央封建集权统治,而对两河流域之外的少数民族则实行了分割、打击、压迫和归化的高压政策。正因为如此,在华夏的土地上,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中原传统农耕民族与西北游牧民族之间的民族恩怨、文化冲突、军事冲突也延续了两千多年,构成了颇为复杂的民族关系史,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而万里长城的修建与存在,无疑成为这种民族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文化载体。本书是一部历史散文作品。作者以行走的的顺序,长城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长城周边的人物为中心,以自己的西部行走经历为素材,结合有关长城的知识典故,娓娓讲述了真实而神奇的长城故事。

目录

第一章 帝国西墙

 但愿生入玉门关

 长河落日

 瀚海苍茫古戍楼

 大漠风影飘玉门

 大漠中的桥湾梦城

 

第二章 高台风烟

 长城长,山丹红

 天高云淡固原行

 分水岭上的长城

 秦直道怀古

 扼塞之首偏头关

 

第三章 彷徨路口

 梦魂萦绕走西口

 寂静的老牛湾

 广武,那二百九十四座坟茔

 赵雍,沙丘,灵丘

 土木堡,土木堡

 风云激荡古北口

 

第四章 垂泪青石砖

 大地艺术的绝唱

 司马台,峭壁危崖上的美学精品

 鬼斧神工的人间奇境

 寂寥陨落的—代将星

 

第五章 地域大历史

 长城古堞俯沧瀛

 辽西,冀北严疆的幻影

 另类长城——苗疆边墙

 

后记 长城边的中国——也算后记

试读章节

河西走廊有多长,长城就有多长。这是我在三年前准备远足西北长城之前,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我们知道河西残存的长城中,山丹的长城是保存得最完整的。三年过去,屈指算来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到山丹了。尽管是隆冬季节,冰雪覆盖了长城与大地,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摄氏度,但我的兴致却没有丝毫的减退。因为这个美丽的地名,是同火红的山丹花以及那道千年古墙联系在一起的,当然还与那里热情、淳朴、憨厚的西北汉子有关。

山丹在祁连山的中部。这里既有戈壁,也有绿洲;既有荒山,也有草原。祁连山的雪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青翠。水流不到的地方,比如它的戈壁,就是一片枯黄,不见任何生机,偶尔还能卷起漫天的沙尘。河西的绿洲并不是连成一片的,它只是由祁连的雪水点缀浇灌而成,这就是神奇的河西走廊。

汉朝之后,中国又陷入了长久的内乱,河西走廊再次变成西北诸游牧民族相互争夺的地域。直至隋朝期间,汉朝政权重新掌管河西,于是引出了隋炀帝西巡山丹,在焉支山召开“万国博览会”的历史事件。隋炀帝是继汉武帝之后,中原汉政权以自己的博大与兴盛又一次搅热了河西大地。大业五年(609年),爱好游山玩水的隋炀帝,三月从京城洛阳车驾出巡。六月亲临张掖登焉支山,诚心希望与各国首领的沟通进而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高昌王、伊吾吐设及西域27国使节盛装前来朝贺,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中原王朝天子西巡河西的活动,在整个张掖与山丹闹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暴君,但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别出心裁,使得西巡张掖奠定了自西汉之后丝绸之路空前繁荣的基础。

在山丹这块土地上,还安葬着两位传奇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与乔治·何克。生于新西兰的艾黎与生活在英国的何克早年分别从各自的家乡来到甘肃山丹。他们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进步事业,共同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专门招收山丹及河西农家子弟,培养农村实用人才。何克英年早逝,艾黎却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的事迹在河西广为流传。如今,艾黎与何克合葬于异国的山丹。在“艾黎与何克陵园”,感人的历史依旧在震撼每一个前来拜谒的慕名者。

自古以来,河西走廊被两条长城护卫着,一条汉长城,一条明长城。两道城墙相隔不远,远的有数里之多,近的只有咫尺之遥。由于历史的原因,明长城却总是躲在汉长城的身后。这是汉、明两大帝国悬殊的国力所造成的历史现象。直到今天,似乎没有多少人对汉朝时期的那道土墙怀有什么非议。毕竟它曾经给农耕族人带来长久的安定与祥和,给丝绸之路带来了满目的春风,也为汉民族带来自尊与傲慢。人们热衷于议论的,是一千多年后在汉长城身后建起的那条自我封闭的明长城。只是,今日的游人已经没有更多的心思来关注它的历史与政治上,人们更多的是醉心于城墙的气势与它的艺术。

在山丹丰城堡附近的一个山包上鸟瞰四周,山下一马平川的戈壁,几十里的明、汉长城比肩而立,穷尽视野也无法望到边际,既赏心悦目又极其壮观。神龙见首不见尾。在山丹,你无法知道这条根植在山丹土壤上的长城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312国道进入山丹起,这条古老的土墙一直与现代公路平行,随着车轮不断地向前滚动,长城也在不断地向前延伸。在国道行驶时无论你前进到何处,无论你的目光停留在何方,它都会给你以历史苍凉的启迪。

可是,在国道2641公里处(离兰州约500公里),公路毫不留情地把古长城拦腰撞开了一个缺口。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原本没有名字,但因为城墙被开了口子,人们就习惯地把它叫做“长城口”。年复一年,长城口竟然成了一个为人熟知的地名,在兰州向西开出的长途客车上,售票员也能约定俗成地售出长城口客票。

长城口逐渐成了一个现代驿站,成为南来北往过客零距离观赏长城的绝妙之处。那些坐满了海外游客、港台同胞的旅游大客车,尽管它在一马平川的312国道上放肆的狂奔,但当它们驶近长城口的时候,司机们照例都会停下来让车子喘口气,让客人下车松松筋骨。而更多的人则是蜂拥走近土墙,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目光,天南海北的方言,错综复杂的思维,奇形怪状的动作去揣摩长城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的先人绝对不曾料到,他们手中这件不经意的工程,在后世竟成了一件世界性的艺术珍品,成为世人解读中国历史的传世之作。

然而,在河西这块两千多里长的土地上,中华民族演绎的无数威武雄壮,欢乐忧伤的人间剧幕,并不是每一个在长城口短暂滞留过的游人都能品味到的。幸而在他们的前头还有内涵更深邃,内容更丰富的酒泉、嘉峪关、玉门关、阳关与敦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魅力非凡,沿着这条悠远的丝绸古道走下去,等待他们的,是一篇比一篇更加精彩绝伦、荡气回肠的中华民族英雄史诗。

落日时分,残阳照射在褐黄色的土墙上,黄色的卧龙那残缺的躯体呈现出一抹血红。沉静的旷野中鸣响着风笛一般的嘶叫,从古旧的土墙上那些像刀劈似的缺口中掠过,能让人在内心深处生成一阵阵的寒栗。我在凛冽的寒风中用颤抖的双手扶着相机,极力地拍下这些感人的景色。我无法预料,今天我把这段残存的土墙保留在胶片之上,当我明年、后年或者更久以后再重返旧地时,它们是否仍能安然地伫立在原地?

P47-49

序言

行走,是一种生活,一种“漂”的生活。为了体验与品味这种“漂”的真谛,自2001年的初秋开始,我有了行走长城的冲动。实践下来的结果是这种冲动一发而难以收拾,它甚至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取向。

2004年初夏,在历经了两年多次行走华北及东北的长城之后,我开始走进西部那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从那时起至这本书稿完成为止,我已经有八次这样的经历了。在此期间,我整个的身心充满了新奇与探索的热望。在陇右高原,在河西走廊,在祁连山麓,在戈壁大漠,在黄河悬壁,在腾格里沙漠,在贺兰山缺,在鄂尔多斯草原,在晋西北的丘陵,在所有长城延伸之处,我每天都被那里的历史、人文和现实的景物感动和震撼。它们像一部推进器,驱动我不断地寻找和感悟陌生的历史和新奇的现实生活;它们又像一部牵引车,牵动了我无尽的心绪、思维与激情。

如果不是因为行走长城,我也许这辈子也不会走到在古代边塞诗里才提到的玉门关、阳关、萧关、雁门关这样一些能让人铭心刻骨、释怀感慨的地方;如果不是迷恋长城,我不会在戈壁、大漠、河西走廊、黄土高原、黄河古道、燕山山脉这些人烟罕至的地方流连忘返、怡然自得。

盘古开天地的传说,中华数千年文明的摇篮、先秦遗风、汉唐古韵、丝路花雨、文化传奇、长城内外千百年来农耕与游牧、中原与塞外纷争不断的民族恩怨,都在这里尽显无疑。纵贯浩瀚的历史,你能发现它的博大精深;感觉到我们自己本身阅历的浅薄。面对着那些古道热肠的西北民众,我有时甚至觉得自己那一点点带有沿海城市莫名优越感的言行都显得有些委琐。

唐代诗人王维在其五律《使至塞上》中,面对西部荒芜浩渺的地域所叹出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绝句,形象地描绘了西部古往今来惨烈的自然景象。在以下的这本书稿中,我所要叙述的事件、人物以及发生这些人与事的地方,从时空的历史概念上来说,他(它)们如同长河落日一般,都已经庄严而又沉重地谢幕了。它们曾经有过像朝霞那样的绚丽多彩,又有过像晚霞那样的金碧辉煌!它们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并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篇章。但是,无论历史的话剧有多么精彩,它终归有平静下来的时候,再交由后人一幕一幕地创作下去。几百年几千年过去之后,当我们今天站在现实的高处,放眼回望时间的瀚海、历史的长河,同样可以感受到诗人王维向世人所描述的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壮丽而又凄婉的情景,体验出古人那种难以割舍的感世情怀。

书稿中的内容源自于我四年多来行走万里长城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长城,是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地域。熟悉,是因长城那如雷贯耳的名字,而陌生,是因为没有多少人熟知真实的长城历史和长城沿线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这五年多的行走经历,我也许与大多数人一样,对长城的历史与现状不会产生现在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在以下的这些文字中,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人们我所见到的长城和长城所包容的事情。

中国的封建统治制度,若从秦朝算起,延续了两千多年,这种历史桎梏不可谓不坚固,也不可谓不长久。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历代中原王朝实行的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央封建集权统治,而对两河流域之外的少数民族则实行了分割、打击、压迫和归化的高压政策。正因为如此,在华夏的土地上,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中原传统农耕民族与西北游牧民族之间的民族恩怨、文化冲突、军事冲突也延续了两千多年,构成了颇为复杂的民族关系史,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而万里长城的修建与存在,无疑成为这种民族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文化载体。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万里长城的历史存在?长城究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起过什么作用?我们的民族之争为什么会以筑墙的方式来展开对垒?历朝历代的筑城究竟会对我们民族的思维、民族的性格以及民族的生存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今天我每每面对长城悲怆苍凉的身影时所思考的问题。事实是,我内心的矛盾让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其主要原因,是我无法简单地将那条闪烁着民族建筑智慧和文化光芒的长城与那条渗透了中原封建王朝故步自封、闭关锁国愚蠢思维的长城截然分开。

曾有学者对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做过如下表述:作为文化古迹,长城是一项庞大的军事工程建筑物遗址;作为统治形态,它是秦皇暴政的物质孑遗;作为政治目的,它是中原汉人政权一厢情愿划定的一条南北分界线;作为战争结果,它等同中国的“马其顿防线”那样不堪一击;而作为文化象征,它则是中原王朝阻挡北方民族南下失败的物证。

我对上述的论述不敢完全苟同,却也颇有感触。迄今为止所有的民族战争历史表明,万里长城实质是中华民族内部两种文明对立冲突的战争产物,这个广义上的战争产物有时甚至充当了一个并不光彩的民族隔离和民族压迫角色(比如湘黔南方边墙)。因此,长城很难被笼统地、片面地说成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远没有到了要被冠以“民族脊梁”的程度。几千年以来,长城始终就是一条主要用于军事目的的漫长的城墙,长城只是中国古代民族战争的工具。如果从社会政治层面来评价,长城的形象更像是中原王朝的围城。而历代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对边疆少数民族是排斥和打击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以往这些民族对立和纷争的结果,失败者却往往又是刚愎自用的中原统治集团本身,比如蒙古人和女真人先后对整个中原帝国的占领与征服。纵观历史上发生在长城内外的民族战争,我们就很能理解为什么历代的长城版图会随着农牧两大民族博弈的展开以及农牧两种文化圈的此消彼长产生如此巨大和频繁的变迁,最后在夺取中原政权的游牧民族政权的眼中成为观赏性的摆设。

诚然,如果说长城的产生和存在仍有它内在的正面成果的话,那就是它的存在与民族关系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农、牧两大经济圈和文化圈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是一个长期互补、互为一体的民族关系问题。长城在政治上、军事上作为农、牧民族的分界线和隔离线,成为兵家黩武之地。但与此同时它又成了长城沿线各民族间经济活动的贸易市场和物资供求的集散地,许多关口甚至成了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这些并不表明长城的军事作用弱化,而是民族关系的大势所趋。两千多年来,抛除在长城南北和长城沿线所发生的民族恩怨和民族纷争,其实它的正面成果则是导致民族融合及民族的发展。中华民族最后能形成56个民族的大融合大团圆,长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条民族融合的纽带,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成长历程的物证。

在行走长城的过程中,我的这些矛盾心态是在不断地行走中渐渐地表露出来的。我并不隐瞒自己的困惑,正是这些困惑促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徘徊在长城沿线,去寻找,去思考。尽管这种行走很艰苦,并且孤独,但我依然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穷尽心思和精力去做一件自己喜欢和愿意做的事,是人生不可多得的可称之为惬意的事情。

我爱我的祖国和民族,这种爱,在我理解我的祖国和人民曾陷于水深火热的封建压迫状态下,曾处于被西方帝国列强侵略欺凌的状态下的时候,表现得尤为强烈。今天,我们的国家已逐渐强大起来,我们的民族已经不再受人欺侮,人们需要更加珍惜和热爱这种和平的年月。我也希望我们的民族内部不再有“围墙”的阻隔,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真正地、永远地从观念上和行为上冲出传统的“围城”。

事实是,围绕着长城南北的民族历史纷争话剧早已落幕,现实的话剧却依然在如火如荼的出演。在西北大漠,在黄土高原,在广袤的草原,远古神话的精髓还在搅动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华夏古老的民族正用自己世传的意志续写着民族奋斗与抗争的历史新篇章。中华民族在屡受重创之后重新崛起,创造了一个比“汉唐盛世”更加辉煌的新世纪。无论自然界与人世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人民含辛茹苦的毅力,勤劳勇敢的品行、任劳任怨而又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恒久不变。这就是创立了黄河文明、中原文明乃至于中华文明的不朽民族,他们扛起了我们的社会,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古老的西部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又像是一本我无法轻易读懂的经书。不可能指望几年走下来,我就能对它的人文和历史大话连篇地说三道四。曾经有一位资深的出版人对我说过,西北地域博大精深,遍地是财富,而西北人却是古道热肠,但是要读懂这两本“书”并不容易。言下之意,像我这样有着巨大南北意识反差的南方土著是很难深刻揣摩西北人心底里的那份质感、很难走进西北人的内心世界的。对此我没有异议,我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自己的意识软肋。但是,我向往、景仰传统与经典的西部,我也想用我的古道热肠去阐释它、赞美它。父母给了我一副血肉躯壳,生活则给予了我一种阳光的心态,我不会吝啬自己的思维和行为。

也许,若干年之后,当我们最终处于耄耋之年,对理想和信念的追逐停止下来;当我们回首几十年往事,我们不会因逝去的光阴与岁月而感到惋惜,也不至于因为觉得自己碌碌无为浅薄平庸而羞愧。生活是要延续的,延续就要奋斗。

古人云,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我不敢奢望在有生之年可以读多少书,但是可以走万里路,况且,谁能说行走就不是一种阅读?行走在万千色彩的自然界和历史遗迹当中,同样能够丰富人生,我深有体验,也会继续身体力行。我把此作为检验人生幸福指数的一个尺度,不亦乐乎。

后记

长城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长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同样,在长城两边世代生存的农民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构成了长城边的中国。

从祖国东北的山海关到西北的嘉峪关,从嘉峪关再到玉门关、阳关,我反复行走在长城两边的山山水水,田园乡村。我曾走过富庶的关东平原,也曾走过燕山山谷里的沟沟坎坎;走过贫瘠的陕、甘、宁、晋的黄土高原,也多次在河西走廊广袤的戈壁大漠流连忘返。五年间,在那无数的日日夜夜,连我自己也数不清楚,这万里旅途下来,我曾路过了多少各式各样的村庄,见过多少不同形象的农民,睡过多少次老乡的火炕,吃过多少不同口味儿的农家饭,受过多少老乡无私的接济。生活在长城两边勤劳简朴的农民给予我的帮助和关爱之无私,如同我的兄弟姐妹,如同我的父母。

历史地理学家们都共同认定的400毫米等雨线是我国国家地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说历代长城大体都是沿着400毫米等雨线而修筑也无可厚非。由此,长城作为我国传统社会中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的分界线的立论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千百年来,这条人与自然共同作用下的分界线并没有给生活在它两边的民众带来什么福祉。分界线是两种不同文明的临界点,临界点的两头是水火不容彼此相互不协调的民族社会,它的地理性质注定了这是一个民族矛盾的聚焦地,注定了与它相伴的是无休止的战争、掠夺、流离失所、荒芜与贫困。经年累月,分界线的两边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和民族心态,这里的民众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飘忽不定的地域,战争与动乱,造就了这片区域的长久贫困、荒僻与人心浮动。在这种状态之下,如何能够长期有效地经营一个和谐的社会与富足的家园?

但这种状态,在现今社会中,依然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从山海关以西沿着古长城行走,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今天的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现今的中央政府重新划定的各个省份,基本上属于传统的中原农耕区域,其北部的边界线,都与历史上的蒙古草原区域接壤。而古长城的遗迹,则素面朝天地遗留在这条当代行政划定的区域线上。换句话说,这些区域的边界线基本上是以古长城的走向为原始界桩的,这并不是巧合,而是中国社会历史的惯性使然。中原与草原,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两个历史地理范畴。

这两大区域的接合部地段,均处于我国国土的腹地,在这里,古老的传统与思维主宰了一切。除了历史上边界两边的战事,它们很少受到外来文明的侵扰和介入,当所有的历史动乱和战火都归于平息之后,传统的文明仍旧占据了上风。

尽管如此,它始终是一块我们不能忘却的土地。我们不能因为它的贫瘠与荒芜而漠视它,也不能由于它的遥远与闭塞而疏远它,它是我们的热土,是长城边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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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1 19:5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