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童年 由苦变甜
不幸岁月 天灾“倭"祸
我祖籍江苏淮安(淮阴)，出生宝应，家境贫寒，时乖命蹇，来到这个世界是民国20年，辛未羊年，即苦难的“九一八”事变的1931年。
呱呱落地运河边，时值故乡洪涝年。
国难当头“九一八”，家亡国破面临前。
1931年，是中华民族更深一层地丧权辱国的标志年。此前，自鸦片战争始，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1931年日本侵吞我东三省后，中华大部分地区则逐步成为殖民地。
这一年，也是我家乡宝应的“人死财毁”年。苏北发大水、闹洪荒。宝应县尤其严重。河湖泛滥，堤塌圩溃，城乡均成泽国，一片汪洋。在这次历史罕见的特大水患中，县境内的京杭大运河从黄埔到范水段的30公里间，缺口竟多达21处，两岸田庐淹没，人尸漂流，饿殍处处。据 宝应县志》记载，全境约有7000多人丧生。大灾之后有大疫。果然瘟疫流行，死亡又逾千人。
我就是此年此地出生的。遍野尸横村落废，灾年犹幸此身存。
斯时，我父范瑞涛是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在远离县城的宝应东乡“骨头沟”仅有的一座小学任教。父母生我时，他们都已是30岁的“大龄”了。晚婚得子，本属幸事。如此喜报，在当时的通讯极差、交通瘫痪的条件下，是无法送达身在重灾区的父亲的。而他晚获迟到的消息后，又因沿途路毁桥断，无法赶回县城内的家。
大灾之年，母亲没有奶水，婴儿挨饿，长得“皮包骨”。当妈的急得直是哭。亲友邻里一方面想方设法帮找奶妈，一方面安慰说：这孩子出生在春夏之交，是一只命中“有草吃’’的“羔羊”，以后会好的。有一位好心的叫“范二姐”的友人，她终于在一座未倒塌的危堤旁、一座未被完全淹没的村落里，找到了一位灾民奶妈。这位令我母亲长远记住的范二姐，与我家同姓不沾亲，既非本家，更非同室。她就是一位助人为乐的好心人。我父亲月薪几块大洋就用在奶妈费上了。如此，我总算在大灾之年活了下来。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总是过大年、放暑假，才能乘一整天的民船，再走几段土路，从里下河深处的水网地带“骨头沟”回城来。有时候，他也把我们母子接到东乡小学，住上一段时光。那些农村小学物质条件极度简陋，校舍设在年久失修的破庙里，冬不御风，夏不遮雨，同我们现在西北边远地区的办学条件都比不上。在我记事的时候，就得知：父亲在“骨头沟”小学干了几年后，又调到西乡开创银集镇小学，直到“七·七”事变后又两年。
说起银集所在的周围地区(今属金湖县辖——注)，当年人民的处境是“十年九涝即西乡，缺食少衣苦备尝”。一座初小仅两个教室，分为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我父亲任校长兼“高年级”的“多面手”教师，姓杨的老师则教低班。
据悉，上世纪30年代，我父亲还曾在宝应城内敦睦小学任过教，一度当过县教育局下属的县城体育场场长。
教师家的孩子识字、读书，都比一般百姓家的孩子为早。我4岁时，父母就教会我几百个“字块”。5岁时，父亲让我上私塾。约一年半期间，我先后读完、背熟《仨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初级《国文》读本一、二、三、四册，并且每天坚持写毛笔大、小字各一张——打下了书法的初期基础。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时，我年已6岁许。同年秋冬，中央军在对日作战中，继淞沪败北后，又丢掉了南京。在日寇开始南京大屠杀之际，苏北地区也岌岌可危了。大批江南的难民逃到宝应等地来，处境悲惨，形势严峻。看到沦陷区里逃出的这些难民，特别是其中担惊受怕的儿童，我幼小的心里顿时痛苦到极点。甚至，我似乎已经预感到这种不幸，下一步将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这时候，父亲把我们接到有河、湖阻隔的宝应西乡银集镇躲鬼子。在他所在的银集小学里，我被安插在二年级读书。这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而且坏消息不断传来：中央军节节败退，城镇连连失守。再加上湖荡中常有土匪出没。他们打家劫舍，动辄把人抓去，扣押人质，敲诈钱财。这些传闻令人不寒而栗！可怜的父亲和他的同事杨老师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办学教书和安排生活的。
我还记得，学生早晨到校、傍晚散学，都要整队，父亲总要作一番爱国主义的“训话”。他屡屡提到近代史上清季外交失败，列强侵华，使中华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他尤其向大家讲述日寇正在侵华战争中的现行罪行。父亲讲得激动时，往往声泪俱下。学生们聆听之余，小小的心灵上产生强烈的反应：在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我们的愿景是，大中华要富国强兵，团结奋斗，不受欺凌！
当年没有电灯，就连油灯也往往点不起。每在太阳落山后，尤逢没有月光时，眼前漆黑一片，真可谓“伸手不见五指”。在夜色苍茫中，父亲经常从卧室摸到隔壁的教室里，双脚踩上风琴，口唱爱国歌曲。这些歌曲包括《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苏武牧羊》等。其声调凄凉、低沉，时而悲壮、激烈。此情、此景、此感受，时过70年，我犹历历在目。
家邦危急避湖乡，小镇周边险异常。
满目疮痍遭劫难，琴音回荡夜茫茫。
1938年上半年，苏北地区形势有所缓和，出现了一段“偏安”局面。我和母亲从银集镇迁回宝应县城居住。父亲则仍留在西乡原处任教。同年秋，我进入宝应城北初级小学续读二年级，时年7岁。该小学创办于1908年，位于北门外大街中段的关帝庙内。应该说，这是我正式上学。此前两年，不管是读私塾还是在银集小学插班，只能算是学前教育。
人城北小学，我有一种新鲜感。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起点，印象特深。我把这所学校视为我若干母校中的最初母校。在这里，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包括有过年级中最佳学习成绩，获过全校一至四年级算术比赛的满分第一名，赢得丛校长和其他老师的一致好评。1998年，在我入学60年、亦即城北小学建校90大庆之际，母校负责人嘱我题写几句。P1-4
（一）阴睛苦乐伴人生，挑战机缘偕我行。
惨雨凄风亲历后，云蒸霞蔚渐形成。
阅尽荣枯与废兴，炎凉宠辱已难惊。
（二）和谐构建符人愿，敞启心扉述旧情。
伟人轶事记心窝，昔景回眸岁月蹉。
（三）下笔悠悠追既往，今朝百感似沧波。
历史尘封忆尚新，风云变幻酌重寻；
（四）迷离扑朔总留印，人世沧桑可问津。
中阿相交喻特殊，纷纭众说作评估：
有求必应多慷慨，百亿解囊天下无。
在作此《回忆录》启笔之际，我吟诵这5首自作的“七绝”诗句。它们在较大程度上，也许是作者身世、昔景、今境几十年的一个写照，同样是本书的基本框架和大纲。
进一步说，我这个跨越了两个世纪的七老八十的人，目睹了国家衰败到神州崛起的年龄段；遭受过旧社会的人生劫难，品尝了新社会的生活甘甜；有过傍徨期待、执著追求、梦想成真的记录，还有过周游列国、陆海行旅、涉足四洲的机遇；亲历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国际风云，更受到过领袖垂注和伟人关心。这些内容似都可以构成诗情画意。
当然，人世间、自然界、社会上、国内外，构成诗情画意的要素还有很多很多。例如：亲情、友情、爱情、离情、恩情，手足情、骨肉情、隔代情、忘年情、同窗情、师生情、桑梓情、送别，情、患难情——天灾人祸、马乱兵荒、人间忧伤、别绪离愁、喜颜悲泪、期盼憧憬、好运机遇、善缘幸福——风花雪月、玉树蟾宫、高楼广宇、江河大地、林海雪原、湖光塔影、危岩飞瀑、晨曦晚霞——小城故事、田园风光、边区国界、名胜古迹、荒丘古堡、万水千山、海角天涯、异域他邦——革命圣地、文化摇篮、盛世繁荣、美景良辰、雄心壮志、思国怀乡、知恩图报、重逢聚会、忆昔抚今——世界风物、外交风波、大国风度、领袖魅力、伟人情怀……
上述这些，笔者程度不等地几乎都曾经历过、拥有过、亲近过、感受过、目睹过、书写过、讲述过。为此，就把这个拙作定名为《往事如诗》。这4个字，不比“往事如烟”。因为“烟”，立刻会消逝；而“诗”，则可以回味。我写的若干往事，值得回味，其中有些甚至回味无穷，令人荡气回肠。再加上，我给《往事如诗》书中反映的不同阶段的相关部分，插入了百首诗词、百张图片，使之起到对本书的一个补充和烘托作用。
从20世纪30年代初出生到现在的21世纪伊始，我先后经历了国难当头、城陷家亡、抗战胜利、全国解放、改革开放、神州振兴的漫长岁月。这六个“排句”24个字，尤其后三句，是同我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可以说，没有这三句合成的大因素、大背景，便没有我后来的一切，《回忆录》也无从写起。 光阴如白驹之过隙，年华似逝水之东流。现在，我可以用轻松、惬意的心情，去回顾沧桑，追忆往事。
笔者是解放初期经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教育、选拔、培养出来的一名新中国的外交官。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外交生涯以来的40年间，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我从事这一生涯的大部分岁月，是同我国有过“特殊关系”的阿尔巴尼亚联系在一起的。笔者从留学到工作，从任职大使馆的普通一员到特命全权大使，五度常驻这个国家，总共达20年之久，亲身、直接经历了中阿关系的“春、夏、秋、冬”四个政治温期。
第二，正由于对阿关系在我国当年外交棋盘中所处的特殊性、重要性、长期性，因而我这名青年时期的阿尔巴尼亚语主要译员就有机会——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多年、多次地为伟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老一代领导人做翻译，受到开国主席和首任总理的巨大关心，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第三，我曾经在北大读过新闻专业，在地拉那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代撰过多篇通讯和消息稿，且多年来一直同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打交道，为它们写稿，接受它们采访，在已出版的拙作《阿尔巴尼亚通讯集》、《“山鹰之国”纪念诗文集》等书中，在许多中央和地方媒体的章、页和网上，都留下记录。
第四，读诗、写诗是我多年一贯、不可或缺的业余爱好，且这一习惯贯穿于我的外交生涯始终。大量的要事、趣闻、感受多能及时地用“五言七字”表达出来，从而达到“行万里路，作千首诗”的结果。作家郑恩波在他的《天涯处处有诗章》的文章中，对我评价说：“在水分、养料、阳光相同的田园里，丰收与甘甜只属于辛勤劳作的农夫！”我则用一首《七绝》引伸之：
平素心安手脑勤，晨昏听读惜分阴；
深宵不寐常翻卷，兴致来时好朗吟。
这四方面，构成我这本《回忆录》的主要内容和篇幅。
我的一位离休好友曾深有体会地对我说过：“退下来以后，如果生活安排得好，做一个有心人，眼前可能会再次出现‘柳暗花明’，笔下可能会有新作品、甚至更好的作品问世。”这位革命长兄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确实，功夫不负有心人。退休十余年来，我受到这位老友言行的不少启发，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合理地打发了日子，继续作出我像“准”上班似的锲而不舍的努力，逐渐养成了符合我的爱好、情趣的日常习惯和健身之道。其收效是明显的，可以归纳为四句话：生活内容丰富，健康状况良好，报告讲课不断，创作诗文不少。仅2006年1至8月间，我就为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台、凤凰卫视台各自的《见证历史》、《口述历史》、《回忆伟人》的栏目作过节目；在中央和国家的一些部门、单位，在江、浙、赣、沪等省，市的高校、地区作了20场报告或讲课，在中央和地方媒体发表了9篇长文。至于2007年，我就完成了这本约30万字的《往事如诗》书稿。
我的退休养生之道叫做一、二、三、四、五。即：
“一”是健康第一。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作为一名莘莘学子，早在北大校园内，就认真践行过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健康第一”口号，因为健康(或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就失去一切。现在，这掷地有声的四个大字，对于我等年岁“渐老”者来说，其内涵更加现实和必不可少。
“二”是二“动”——体动、脑动，缺一不可。阅读忙，每日书斋精神享。否则，痴呆病等症状也许不请自来。俗话说：病从口入，生命在于运动。我在“管好嘴”的同时，天天“迈开腿”，即日行一万步。
“三”是三个“平”字：平常心态，平民生活，平等待人。这“三平”对于各个年龄段的人，应该都较适用。尤其对于从负责岗位上退下来的老人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心态平常得失轻，平民生活享宁馨，
待人平等赢尊重，如此“三平”何不行？
“四”是四个动词——听听、写写、讲讲、走走。它们一年到头同我生活起居紧密相伴。我们的周边，特别在大、中城市和首都，生活节奏在变化，新事物层出不穷。为此应当经常去社区、机关、学校，听讲座，听报告，增长知识，丰富见闻。我们要甘当听众和学生。另一方面，我等有过不同经历的人，比较有条件将过去积累的经验、编就的资料、做成的专题写出来，讲出来，登出来，录出来，使用到需要的地方去。我应聘在好几个高校任兼职教授。比如上海交大、南京大学几次组织600人以上的场合，请我讲国际形势和专题。所谓到处走走，是指从简易的散步到广义的旅行，比如每天出去购物、访友，中、短程尽量迈步走；每年去外地或外国旅游观光等。
“五”是我平素已有并在进入老年后更注意坚持的“五不”：不抽烟，不酗酒，不吃辣，不动怒，不贪婪。“不吃辣”是我个人和家庭的习惯所致，对我们有用。其他几“不”，我体会，对自身的健康，对形成“家教”、传统，十分重要，利莫大焉！
综合而言，我在赞赏宋·王安石的“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句的同时，还用自作的四句话表述本人“花甲”后17年来的粗浅体会：老来别伤悲，或许有作为；退休安排好，“青春”又一回。
先写此三千字，权作为本“回忆录”《往事如诗》的一个开场白。
从20世纪30年代初出生到现在的21世纪伊始，笔者先后经历了国难当头、城陷家亡、抗战胜利、全国解放、改革开放、神州振兴的漫长岁月。
笔者从事这一生涯的大部分岁月，是同我国有过“特殊关系”的阿尔巴尼亚联系在一起的。从留学到工作，从任职大使馆的普通一员到特命全权大使，五度常驻这个国家，总共达20年之久，亲身、直接经历了中阿关系的“春、夏、秋、冬”四个政治温期。
由于对阿关系在我国当年外交棋盘中所处的特殊性、重要性、长期性，因而笔者这名青年时期的阿尔巴尼亚语主要译员就有机会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多年、多次地为伟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老一代领导人做翻译，受到开国主席和首任总理的巨大关心，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往事如诗》是一本重点讲述中阿特殊关系始末的回忆录。作者范承祚从1954年至1957年作为首批中国大学生的一员，在阿尔巴尼亚留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外交生涯中，大部分岁月是从事对阿外交工作，亲身经历了中阿关系“春夏秋冬”政治气温全过程。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范承祚曾多年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袖作翻译。国家领导对作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善意的批评如过往春风拂面，又如甘时露雨，令他刻骨铭心。范承祚把与他们接触中的亲见亲闻，亲身经历一一再现。本书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有关上述内容的照片资料，极具史料价值。
此外，出身于北大中文系的范承祚在此书的字里行间也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素养，他懂诗话史，素有“诗人外交官”之称的他用大量诗歌汇载了趣闻，以恳切的言词撼动人心，从容淡定的笔调回顾风云，人间沧桑，感情真挚热切而不失平和，使本书不仅仅是珍贵的历史记录，也可当作一本文学作品细细品读。
